“負能量恐懼癥”和“正能量貪婪癥”

“負能量恐懼癥”和“正能量貪婪癥”

作者/慧超

（一）

“黃牛，這也是可以說的嗎？”

作為當下年輕人自我馴服的一個旁證，一段原本應迅速泯滅于信息洪流中的對“離滬人員”的采訪，出其不意地在各社交媒體觸發了廣泛的傳播。

在短短幾十秒的問答過程中，接受采訪的大學生表現出了一種近乎于潛意識層面的“負面詞匯警惕性”，她在回答問題的過程中，有一句反問重復了兩次：

“這是可以說的嗎？”

而這位同學所避諱的兩個詞，一個是“搶票軟件”，一個是“黃牛”。

隨之，澎湃的記者以一句令人陌生的回答，完成了整段訪談的“升華”。

一定程度上，也正是這位記者的回答，在某個隱秘的角落，撬動了人們心中對這段采訪的轉發，她的回答是：

“可以說啊，新聞就是應該什么都報道，只要是真實的事情。”

可以想象，網絡上充滿了對這個年輕人過度自我審查的嘲諷。

確實，一個大學生，僅僅是談論“黃牛”這樣的詞匯，率先脫口而出的竟然是能不能談的疑問句，的確令人遺憾。

當然，我也能夠理解，一個尚未畢業的大學生，在面對記者的鏡頭時，內心肯定有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

這種“自我保護”意識，不僅僅來自于媒體報道整齊劃一的潛移默化，更多地，還在于普通人更為熟悉的愈加極化和撕裂的公共輿論氛圍。

“公共發言”從未像今天這般充滿危險和不確定性。

往往在一場激烈的爭論中，“對與錯”甚至都已經成為次要的目標，而首要的目標已經變成對“敵方”的人格攻訐與侮辱。

重要的不再是“我要證明我是對的”，重要的是大聲喊出：

你是傻??！

在很多人眼中，這短短的一段采訪，甚至成為了當下嗚咽的縮寫符。而這個大學生也自然地成為了一個群體的“代言人”，代表著當下年輕人面對公共輿論的“失語”和“自我馴化”。

這當然是一種過度解讀。不過，促成這種“過度解讀”的背后推動力，近些年確有加劇之勢。

那就是，越來越多的中文詞匯，在公共表達中，成了眾人心中“非必要不表述”中的一員。

（二）

作為對照，另一段同樣是來自于上海的采訪視頻，則諷刺地展現了另一組鏡像：

有記者在地鐵上，采訪了一位小區剛剛解封的阿姨，問她“現在是什么心情”？

阿姨回答說：

“今天特別高興！因為在家封了將近兩個月，自從我出世到現在，還沒受過這樣的日子。被關在家里啊，不能出去，天大的笑話。”

在視頻畫面中，當這位阿姨說到“自從我出世到現在”時，采訪記者手中的話筒，被一股未知力量推開。

到最后，采訪呈現出一副非常詭異的畫面，記者和被訪者四目相對，但話筒卻完全指向了另一旁的“透明人”。

兩相對比，或許我們還能解讀出，第一段視頻中那位小姑娘心中“保護意識”的某種外溢：

對話題邊界的確認，同樣表達了對采訪記者的某種“保護”，就是她并不想給那位作為“打工人”的記者，造成任何工作上的負面影響。

在技術手段如此發達的當下，如果一段話，“我”說出來卻并不會播放，還有可能讓你挨批，那不如沉默。

作為一個寫作者，我能感受到的一個明顯變化，是公眾對文章探討邊界的“主動收縮”。

以前有些文章被魔法擦除之后，總會有讀者朋友發來一串驚嘆的疑問：

“也沒寫啥啊，怎么就給刪掉了？”

這兩年則全然不同了。

一個在我看來再普通不過的話題，一件在我看來毫不犯忌的事，一篇在我看來極盡克制，甚至隱晦的文章，發出來之后，我的手機上就會不斷跳出來如復制粘貼般的一些話：

“坐等消失，倒計時……”

“這些問題是可以公開說的嗎？”

“超哥，我們還想繼續讀你的文章呢，注意點啊！”

我能明白大家心中那絲心照不宣的“脆弱性”，甚至在某個維度，我還能感受到讀者朋友們，對我這個寫作者所給予的脈脈暖意。

也確實，“負能量恐懼癥”，早已在人群中爆發。

很多你所珍視的東西，在另外一些人看來，不過就是動動手指的事情。

一張A4紙，一夜之間可以讓無數人失業，甚至讓一個行業隨風消散，何況是幾個既不創造就業，又不懂得說“漂亮話”的窮酸秀才？

在時代宏音高亢嘹亮的共振下，在系統不容置疑的指令面前，個人的夙愿、福祉和生命所系，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在另一面，我當然常常涌起一種劇烈的荒誕感。一如那句：

“黃牛，這也是可以說的嗎？”

（三）

對我而言，“正能量”是個語焉不詳的詞匯。

什么是“正能量”，什么是“負能量”？

坦白講，在我的思維認知中，更多時候和我感受到的公眾評價是相悖的。

譬如，疫情以來，媒體和輿論針對某地某城負面事件的曝光和討論，會被很多當地人極度排斥，是他們心中的“負能量”，甚至有“刻意抹黑”自己城市的陰謀味道。

“你們就看不見基層防疫人員的辛苦、努力和犧牲嗎？不要為黑而黑，能多看點正面報道嗎？你又為這座城市做了什么呢？”

譬如，一件悲慘的事故發生后，媒體前往采訪遭難的當事人或其家屬，也會被很多人認為是“負能量”，他們叫囂著：

“媒體能不能不要吃人血饅頭了？不要去打擾受害人為自己賺流量了！”

類似的討論和報道，是“負能量”還是“正能量”？

作為前記者，作為新聞系的學生，在我個人的認知中，這些討論和報道，絕大多數都是“正能量”。

我不想再贅言，大談媒體和輿論本就有監督和批評的“職責”。

我想說的是這些討論和報道，對公眾，對遭受不幸的個體，對社會中“沉默的大多數”的意義和價值。

我想說的是，人真的不是機器。一個人，不僅僅需要財富、階層和升職加薪所帶來的澎湃動力，一個人還需要來自情緒和心理的潤滑劑，幫助他平滑生命中那些尖銳刺痛的磨損。

讀那些災后報道，讀那些不幸個體的悲慘故事，我常常能夠感受到一種強烈的情緒，就是這些遭受不幸的個體和家屬——

他們有著強烈的將苦難訴說出來的欲望，有著強烈的將自己的委屈傾瀉出來的憋屈感，有著強烈的希望更多的人能夠記住這一切的妄念。

有時候，這種強烈的講述欲望，甚至沒有任何目的，他們僅僅只是想發泄出來，僅僅只是想將自己的遭遇講述出來。

他們不想“鬧”，更沒有心思去“黑”誰，他們只是希望有一個不會游移的話筒，能夠伸過來讓自己說說話。

在那一刻，僅僅是說出來，僅僅是喊出來，僅僅是哭出來，僅僅是發泄出來，就是一股巨大的“正能量”。

而作為圍觀者的我們，目睹他人所遭遇的不幸，自己心里也會被撕扯，被刺痛，這是普通人面對他人不幸，內心所自然涌動的狐兔之悲。

很自然地，這種群體內心深處的情感共鳴，人們希望可以被表達，被記錄下來。

就像疫情中的很多不幸故事，在某個語境下，它們是“別有用心”的抹黑和攻擊。

但對于“沉默的大多數”而言，這類報道，往往形成了一個恰到好處的公眾情緒出口，平滑和消弭了人們心中涌起的巨大憤怒和悲慟——以某些人慣有的大局觀來審視，恐怕沒有比這更“正能量”的事情了吧？

“一切向前看吧！熬過去就好了。”

我常常覺得，類似上面這種話，只有遍歷苦難后，又再一次重新站起來的人才有資格說，而即便如此，這份資格也僅僅適合“自言自語”。

一個未經風雨之人，是沒資格勸別人“一切向前看”的。

歲月靜好時，不要覺得他人刺耳的嚎叫是傳播“負能量”。

衣食無虞時，不要去嘲諷那些手停口停的同胞渴望出門的急迫。

愛一國一城時，重要的是先要直視那些不幸之人的眼睛，悲其所悲，痛其所痛，愛那每一個具體的人。

我總是說，站在岸上，指責嘲笑落水者的模樣狼狽，這不僅僅是冷漠，更是一種麻木的壞。

至于那些動輒詰問“你怎么不多寫寫正能量”的人，我想說的是，此地那么多媒體，每天制作海量的“正能量”暖心新聞，還喂不飽你嗎？

你們是有多貪婪啊？

這里是思維補丁，謝謝你的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