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被指控為精神病，他就是了嗎？

一個人在什么情況下，會百口莫辯，無法為自己有效辯護？

20世紀上半葉，許多因「優生運動」失去生育能力乃至生命的美國人，以及死于納粹「安樂死」行動下的不幸者，大概會告訴我們：

在被指控為精神病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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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精神病人？

20世紀初，美國日益高漲的優生運動，開始受到臨床醫生和研究人員的支持。

◎1929年，堪薩斯自由博覽會上，「更健康家庭」競賽的獲勝家庭站在優生學大樓外。

圖片來源：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由于精神病被視為一種可遺傳因素，可能將所謂劣等基因遺傳給下一代。因此，專業人士開始考慮，通過斷絕患者的生育能力來阻止不良遺傳基因的傳播。

于是，1907年到1937年之間，美國有32個州通過了《強制絕育法》，對診斷患有嚴重精神病的人實行絕育。

美國精神病醫生亨利·科頓（Henry Cotton）在尋找精神病根源時，更提出一種「病灶感染理論」。

這個理論認為，造成精神病的主要原因，是細菌感染產生的毒副作用轉移到了大腦。

所以，為了減少感染概率，防止轉移，他開始給病患拔牙、切除扁桃體、結腸甚至脾臟，常常造成病人的終身殘疾或死亡。

然而，他并未受到任何懲處，被診斷為精神病的人根本沒有任何社會資源和能力來控告他。

美國這一套「優生絕育」的方法，在20世紀30年代，又被納粹以更極端的方式執行。大約有30萬德國人因為被診斷為「智力低下」、「精神分裂癥」或「癲癇」而失去了生育能力。

此后，納粹變本加厲，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間，有20萬人以精神病人的名義，被納粹執行安樂死。這其中有真正的精神分裂癥者，有身體殘疾者，也有遭到納粹黨衛軍逮捕的反社會行為者、無業游民和所謂「劣等種族」人員。

◎1939年9月，希特勒簽署執行「安樂死」行動。

圖片來源：Wikipedia

后來，這項行動被證明是消滅社會異見者、猶太人等「劣等種族」及某些具有「精神缺陷」、不符合優生學理論人群的一個「試驗田」。

二戰結束后，納粹對精神病人的暴行傳回美國，以醫學界為首的各界無比震驚，他們不得不重新開始評估精神病學與精神病出現的原因。

可是，這一重估計劃似乎來得有些晚。

到50年代，美國所有精神病院中病人數量已超過50萬，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而且，即便精神診斷改良后，精神分析的「本我、自我、超我」理論逐漸與傳統醫學的「神經介質、多巴胺通路、NMDA受體」研究并行，一些被診斷為精神病的患者不用再開刀，而是接受心理輔導和藥物治療，但對于一個人是否真的患有精神病的評估，依舊難以做到準確。

這點，美國心理學家羅森漢（David Rosenhan）通過著名的「羅森漢實驗」進行了證明。

他于20世紀60、70年代，與其他7名正常人一同偽裝成精神疾病患者，在美國12家不同地區、不同資質的醫院進行實驗。最終結果是，他們幾乎都被診斷有精神病。

◎大衛·羅森漢（1929 - 2012），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因挑戰精神病學診斷有效性的「羅森漢實驗」而廣為人知。

圖片來源：Stanford University

這樣的情況，毫無疑問引起了社會對現代精神病診斷能力的普遍質疑。

既然這些精神正常的人都被診斷為精神病，那是否意味著以往也有許多類似的誤診情況？

精神病院里的患者真的都有精神病嗎？

連經受過專業訓練的醫護人員或精神分析師，都無法給出正確答案，那么究竟誰才能定義，誰是正常人，誰是精神病？

如果無法做到準確區分，那像納粹那樣通過亂扣精神病的帽子，來達到消滅某些人的情況，是否仍在不為人知的地方繼續進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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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越瘋人院

不過，關于「羅森漢實驗」，美國記者卡哈蘭（Susannah Cahalan）對相關資料進行收集后，發現羅森漢為了實驗結果，其實偽造了部分材料，有的志愿者甚至是虛構出來的。

◎2009年，卡哈蘭因突發的神經錯亂、幻視等癥狀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可是，精神診療不但沒有治好她的病，反而令癥狀越來越嚴重。之后，她被查出實際患有的是罕見的自身免疫性腦炎，而非精神疾病。這番不同尋常的經歷，讓她開始思考精神疾病的診斷標準，在深度研究了精神病史后，她撰寫了《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一書。

作者：[美]蘇珊娜·卡哈蘭

譯者：趙曉瑞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時間：2021

但同時，她也指出，雖然實驗過程有些問題，可經由各式各樣的歷史資料可以確證，羅森漢描述的現象是真實的，且一直在發生。她還引用了電影《飛越瘋人院》中的一句臺詞來表達自己的態度：

「但這是事實，即便它并沒有發生過。」

通過敘述者布羅姆登的講述，這句話在《飛越瘋人院》小說原著的開頭也有出現。

小說作者克西（Ken Kesey）想借此提醒讀者的是，文中正在進行的敘述并不完全可靠，它是從敘述者的主觀視角出發，經過了角色的過濾，特別是在這一角色是精神病院病人的情況下。因此，不要簡單地將其當作是一種真相。

然而，無論是出版于1963年的小說，還是1975年的同名改編影片，在當下探討和分析精神病時，仍是經常被拿來舉例的經典文本。因為，經由無數人閱讀和分析后，人們認為它們在很大程度反映出了現實情況與精神病人的困境。

主角墨菲作為一個正常人，為逃避監獄中的強制勞動，裝作精神異常，而被送進精神病院。入院后，他要求觀看棒球比賽的電視轉播，帶領病人們出海捕魚，挑戰了醫院各項管理制度，受到護士長的百般阻撓，令院方頭痛不已。

可在這一過程中，病人們的精神得到了振奮。醫院從一開始的死氣沉沉變得生機勃勃起來。

◎電影《飛越瘋人院》劇照。

圖片來源：豆瓣

雖然他們大多確與一般人理解的「正常」不同，或神思恍惚，或瘋瘋癲癲，或突然發病，但在看球和出海時，他們的喜悅是真實的。特別是在影片最后，高大的印第安人「酋長」，打碎窗戶，逃離醫院時，其他病人聽到動靜，也紛紛從床上爬起來，以各種方式為他歡呼。而這些，都在深刻地彰顯一點：

瘋癲的精神病人，與正常人在本質上或無不同，都是作為個體的人。

只是，由于人類理性的發展，人們以純粹理性的名義將非理性監禁起來，用「正常」來排斥「非正常」，用理智來排斥瘋癲，理性將非理性壓制得「沉默無言」。

法國哲學家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一書中，詳細論述了這一點。

◎法國批評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評價這本書：「這部著作是對知識的清洗和質疑。它把『自然』的一個片斷交還給歷史，改造了瘋癲，即把我們當作醫學現象的東西變成了一種文明現象。」

作者：[法]米歇爾·福柯

譯者：劉北成、楊遠嬰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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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癲與理性

17世紀，以笛卡爾為代表的哲學家開始對理性進行推崇和弘揚。他將瘋癲排除在思想之外，認為思想者絕不可能瘋癲。而伴隨著這種思潮，社會實踐中對將瘋癲具體化的，對瘋人的禁閉和排斥也開始得到增強。

在此之前，更久遠的年代中，精神問題當然也存在，人們也會對瘋癲者采取一些措施。但這些措施的意義，與笛卡爾之后有所不同。

在新石器時代，有一種「鉆環術」存在。那時的古人往往認為，人瘋了是由于體內潛藏著惡魔或者鬼一類的東西，只要在瘋癲者的顱骨上鉆個孔，釋放出惡鬼，就能完成治療，讓人恢復平靜。

古希臘時期，古希臘人認為，人之所以發瘋，是因為犯了錯導致眾神發怒或進行報復。這種看法后來也被猶太教和基督教所接受，于是失去信仰或自傲不凡，「上帝就會用瘋病來懲罰你」。

到文藝復興時，思想開始解放，人們對瘋癲的看法有巨大改變，其逐漸作為一種日常或美學現象而出現：

「人與瘋癲的爭執是一種戲劇性辯論，其中人所面對的是這個世界的各種神秘力量；瘋癲體驗被各種意象籠罩著：人類的原始墮落和上帝的意志，獸性及其各種變形，以及知識中的一切神奇秘密。」

換句話說，此時瘋癲者并不一定受人排斥，反而「在各個方面，瘋癲都使人著迷」，這主要是出于兩點原因：

第一，瘋癲與知識有關。

那時很多人認為，有知識和理智的人，所能掌握的大多是部分和片面的。而瘋子或愚者，卻可能擁有全方面的認知。

這點在當時的一些重要作品，比如《堂吉訶德》《哈姆雷特》中，都有所體現。其中的瘋癲者，往往以瘋狂的姿態來嘲弄人，卻是實際上的先知，能一語道出真相，撥開那些沉迷于故紙堆和無用爭論的知識者們看不破的迷霧。

第二，瘋癲與輕松愉快有關。

瘋癲使人「好動而快樂」，是「社會畫面上一個司空見慣的身影，從舊式的瘋人團體中，從他們的節日、聚會和交談中，人們領略到一種新鮮活潑的愉悅」。

但是，在笛卡爾代表的古典時代到來后，理性與秩序的建構，讓文藝復興中瘋癲相對自由的呼喊漸漸歸于沉寂。

◎勒內·笛卡爾（René Descartes，1596 - 1650），法國哲學家、數學家、科學家，被廣泛認為是現代哲學和代數幾何的創始人之一。

圖片來源：Wikipedia

1656年，巴黎設立了總醫院，專門用來關押精神與多數常人不同的瘋癲者和乞丐。

福柯認為這是笛卡爾的理性工具帶來的直接后果。這種自17世紀開始出現的制度，在瘋癲者的歷史上，是一個決定性時刻，它確定了后來者對瘋癲者的觀感和態度：

「在這里，秩序不再會隨便地遇到混亂，理性也不用試著在那些會躲避它或力圖拒絕它的人中間取得進展。在這里，理性通過一次預先為它安排好的對狂暴的瘋癲的勝利，實行著絕對的統治。......（瘋癲）在禁閉城堡中聽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

不過，這時的瘋癲者與精神病之間，還不能畫上等號。

古典時代的瘋癲很少與醫學相聯系，瘋人并非病人。這時的瘋癲更像是一種野獸的化身，是人類理性墮落到極點的產物，是人的罪惡的極端標志。

瘋人以自身的瘋癲，用非理性進行著一種徒勞無功的抗爭。

而正常的、具有理性的人，則如同觀看動物園的野獸一般，觀察著他們，并使用理性對「他們」和「我們」進行著監督和區分。

◎貝特倫皇家醫院（Bethlem Royal Hospital），是倫敦的一家精神病院，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瘋人院之一。其綽號「Bedlam」，意為騷動和混亂，代表了它在歷史中曾對瘋人采取的一系列暴力措施。圖為1739年的醫院圖景。

圖片來源：Wikipedia

在18世紀的啟蒙時期，瘋癲終于不再被視為罪惡，而是演化為我們今天熟知的精神病。

可這種概念上的變化，并未從根本上改變「他們」和「我們」的劃分。

理性的進一步發展，使其完善了古典時期那種使用禁閉的物質力量來與非理性進行較量，從而獲得勝利的方式，發展出了精神病院和看護制度：

「勝負已事先決定。使瘋人和有理性的人相遇的具體環境已預先確定了非理性的失敗。在19世紀的精神病院中沒有強制措施，并不意味著非理性獲得解放，而是意味著瘋癲早已被制服了。」

精神病院從監禁場所脫離出來，變成了一個單獨的空間。精神病學具有了真正獨立的地位。醫生作為科學的代言人，站在理性的制高點上，無論是從社會秩序還是道德上，都具有無上權威，被確定為非理性的精神病人，不具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瘋人進入精神病院后，得到的并非解放，而是完全的沉淪。

他們將永遠處于一種沉默與恥辱的狀態，成為永遠的他者，被文明的、具有理智的正常人以客體化的方式注視著。作為主體的人們不會去傾聽瘋人說什么，因為他們「不正常」，他們的話都是不可信的，是非理性的胡言亂語。

◎18世紀版畫家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的作品，主題是貝德拉姆精神病院的場景。

圖片來源：ABC

而這種定義「正常」和「非正常」的權力來源，正是由歷史中多數人認可而一步步形成的「秩序」。這種權力不是天然的，而是由多數人建構起來的，如復旦大學教授葛兆光所言：

「在現實的世界里，被我們稱為瘋子的這批人如果在人數上占絕對多數并擁有絕對權力的話，他們則會把我們這些所謂的理性的人說成是瘋子。」

多數人認可的秩序被建構作為最核心的社會需要，甚至是所謂的「文明」。因而所有順應秩序而組成社會的人，為了讓社會與秩序得以穩定地運行下去，就被賦予最大程度的權力，將那些可能破壞這種秩序的人進行監禁與隔離。

由此，我們得以理解，當代精神病的社會本質，實際上是一種所謂的「文明」對敵我的劃分方式。

人類的整個精神病史，則是一部多數人的理性史，是一部理性逐漸囚禁和排斥非理性的歷史。

我們當下所說的正常與精神病之間，原本并沒有一道深刻的鴻溝，但在通過權力進行不斷地建構和分化后，瘋癲逐漸顯現，然后被自然而然地放入了精神病院，好像它天然就在那里一樣。

但事實并非如此，它并不真正天然和超脫。

因此，當人們陶醉于理性，認為它為人類帶來了完全的進步時，我們也必須對理性「成問題的和可疑的方面」保持警醒。畢竟，就像福柯在《瘋癲與文明》結尾處的發問：

「當理性的人任性地按照理性的命令迫害瘋癲者時，究竟是誰在發瘋？」 ■

參考資料

[法]米歇爾·福柯. 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 劉北成、楊遠嬰（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2.

[美]蘇珊娜·卡哈蘭. 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一個心理學家的精神病院臥底報告. 趙曉瑞（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21.

葛兆光. 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5.

[英]保羅·韋恩林. 精神病學與納粹暴行. 陳曉崗（譯）. 國外醫學.精神病學分冊. 1993,(01).

李亞明. 20世紀的西方反精神病學運動. 自然科學史研究. 2008,(04).

汪祥勝. “精神病罪犯”的誕生與治理的轉型. 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0,31(02).

吳奇. 福柯的瘋癲史.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 2003,(05).

如果被誤診為精神病，拿什么自證正常？. 新京報書評周刊. 2021-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