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xué)女神蕭紅，是典型的“作女”？37年后，其弟妹們終于打破沉默

遠去的民國，可說是第二個春秋戰(zhàn)國。亂世英雄佳人多，不可抵御地，一撮撮地冒人才。連女作家都格外多，且格外生猛，中國5千年歷史從未這樣過。

而女作家中，蕭紅即便不是成就最高的那位，也是最天才的那個，魯迅就稱她是“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我上中學(xué)時，初讀《生死場》，被徹底震驚到了，只能用“驚才絕艷驚為天人”來形容。現(xiàn)如今，作為女同行的張愛玲，固然最是吃香，網(wǎng)上敢說一句不是都有無數(shù)“張粉”來掐架，可實話實說還是沒法比肩。我相信，一個人年紀(jì)越大，閱世衡文的能力愈強，就會自然更欣賞蕭紅的文字。

蕭紅的文字，路子很野，野到令人錯愕，野到世間獨有，令魯迅大師都倒吸一口冷氣，不知道說什么才好。但她那種渾然天成，那種蒼茫大氣，那種悲天憫人，那種鮮活熱烈，是真正的天才閃現(xiàn)，仿佛冥冥天定，襯托得“當(dāng)代最強競爭對手”張愛玲不免“小”起來。張愛玲的本質(zhì)是什么，在民國就是鴛鴦蝴蝶派的回光返照，擱如今又成了小資白領(lǐng)的心靈雞湯派——文青帆布包里人手一本，地鐵上或咖啡館里拿出來，手機照片一調(diào)試，格調(diào)就起來了。

1950年代流行楊朔，90年代余秋雨爆紅，現(xiàn)如今張愛玲翻身成為“文學(xué)圣母”，表面上又揚又棄，其實核心都是那個味，消閑甜點的味，暢銷書作家的味。20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幸有蕭紅，大才槃槃與眾不同。但她這樣的存在，也注定無法流行，許鞍華拍成電影也不行，書并未因此多賣出幾本。

這正是蕭紅為人為文的宿命：她始終是小眾的，生前不為人理解，死后百年也知音者稀。“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筆下所無的”蕭紅，注定是最天才的那一掛，也是最悲苦的那一個女人。蕭紅總是讓我想起“被嫌棄的松子的一生”。

論為人，蕭紅的人生確實夠奇葩。任何人看完她的生平大事記，不說難以理解了，只怕都會懷疑她是否精神錯亂。現(xiàn)代中國兩大才女，林徽因與蕭紅，一個落下“綠茶”口實，一個被罵成“作女”，都是太與眾不同之故。

老實說，雖然是蕭紅的文學(xué)粉絲，但我對蕭紅的情感世界也不是很能理解，至少不是全盤接受——我常亂想，如果現(xiàn)實中有蕭紅這么一位朋友，我一定會不忍眼睜睜看她沉淪，總要上前勸她幾句的，這是盡朋友之責(zé)。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我到底又是個俗不可耐之人，哪怕人家不領(lǐng)情，痛斥我“爹味十足”，也覺得有此必要。

1937年夏，蕭軍與蕭紅于上海最后的合影

我總覺得蕭紅有受虐體質(zhì)，不斷地自我毀滅，令人隔著紙頁都覺得痛心。因為，翻看蕭紅的材料，一個事實是明擺著的：按道理，她本可以活得好好的，為什么總要逼自己走向懸崖邊呢？基本上，蕭紅的痛苦，都是自找的。再熱烈的蕭紅擁躉，再極端的女權(quán)主義者，只怕都不愿意活成蕭紅的樣子，盡管口口聲聲說蕭紅是偶像。

似乎也因此，后人對于蕭紅的評價，歷來都是很兩極分化的：欣賞她的讀者，覺得她勇敢，覺得她太有個性，覺得她桀驁不馴，覺得她有才任性，覺得她徹底活出自我，高呼“簡直是個傳奇”；比較有道德感的人，則會認(rèn)為她不可理喻。認(rèn)為她的人生滿盤皆輸，處處獨孤求敗，事事自我作死，是錯把兇狠當(dāng)勇氣，把濫情錯當(dāng)博愛，是把不負(fù)責(zé)任等同女性解放。我身邊一位好友，就坦言很get她的書，可討厭她這種人。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呼蘭區(qū)蕭紅故居

其實，早在當(dāng)年，蕭紅的閨蜜私下就已經(jīng)對她非議多多了，含蓄評價她是“神經(jīng)質(zhì)的聰明人”。潛臺詞翻譯過來，就是有才聰慧，又莫名其妙神經(jīng)兮兮。蕭紅一生，是沒有什么真正可交心的女性朋友的。

幾乎人所皆知了，為尊者諱也沒必要，蕭紅的私生活，確實是一盤混亂，是不斷陷入N角戀的才子佳人，論“作”真是罕有人及。真的，蕭紅若活在當(dāng)下，不說拿個什么魯迅文學(xué)獎，估計網(wǎng)民首先就無法饒過她。

民國女文青的經(jīng)歷不是一般人能消受的，何況是這種頂級女文青。東北女人蕭紅，一生太凄涼太慘淡了，即便是罵她“no zuo no die”的人們，一旦惻隱之心涌上來，都會為她難過：只活了短短31歲，卻經(jīng)歷過那么多的艱難困苦與精神災(zāi)難。被父母遺棄，被愛人背叛，被朋友欺詐，被至愛家暴；流浪，受凍，吃不上飯，忍痛流產(chǎn)，甚至親手掐掉骨肉.......每走一步都是飛蛾撲火，置身懸崖之上。

與張愛玲相比，她不是太冷漠，恰是太多情，情感充沛到歇斯底里和心神迷亂。她深刻在骨子里的那種對美的癡心，對自由的求索，對愛的渴望與追求，以及求而不得、舍而不能、得而不惜，都是須臾不可離又不加節(jié)制的。更可怕的是，就是在這種生命最陰暗的空間、最凄慘的狀態(tài)下，她還持續(xù)寫出了《生死場》、《呼蘭河傳》、《小城三月》、《馬伯樂》等等那么多一流的作品，真是不容易啊～

我住所不遠處，武昌古城南的小金龍巷，是我天天路過的地方，那里曾經(jīng)是蕭紅蝸居武漢時的避難所。每次徘徊街道上，我都難以想象，當(dāng)年的蕭紅，是如何在城市大轟炸兼吃不上饅頭的苦狀下，在陋巷打著地鋪一筆一字寫出《呼蘭河傳》的。要我，廚房不存塊肉，桌上沒杯咖啡，都沒力氣打開電腦，找出網(wǎng)易這個APP。

可蕭紅31歲的短暫人生，又的確是一部東北地主家大小姐，頻頻作死的怪異記錄。數(shù)十年后，蕭紅的異母妹妹張秀琢晚年回憶，說姐姐“叛逆幾近天生”，這話可以最能解釋蕭紅“作女”之謎。

比如，她出身并不差，來自一個新式士紳+廳級干部+書香門第的家庭，家境比張愛玲那破落戶還好上不少，換如今妥妥“名媛”一枚；比如，按她自己說法，其父冷酷無情到近乎十惡不赦，“常常為著貪婪而失掉了人性”，令讀者情不自禁掬一把辛酸淚。可從近年新出的材料看，事實恐怕恰恰相反：在那個舊時代，如果不是溺愛與寵嬌，如何能培養(yǎng)出如此叛逆張狂的奇女子？

有案可查的是，其父張廷舉，新式學(xué)堂出身，“不沾煙酒，以讀書為樂事”。在其東北家鄉(xiāng)人眼中，是“純正的讀書人，文質(zhì)彬彬，待人謙和，處事圓通而開明”。蕭紅說其父不許她上中學(xué)，其實只是不同意她遠到哈爾濱讀，“擔(dān)心女兒卷入自由戀愛風(fēng)氣中”，是蕭紅的挑釁（繼母那時正懷孕待產(chǎn)）讓沖突不可收拾，且還是如愿到哈爾濱上學(xué)；她最后的失學(xué)，也不是來自家庭的阻止，而據(jù)孫陵《我熟識的三十年代作家》，是“與一位老師發(fā)生了曖昧關(guān)系，被學(xué)校開除了”......

從現(xiàn)有那些材料看，蕭紅寫父母，至少是不免妖魔化的，與一些親歷者和當(dāng)事人的說法對照看，不大符合事實與常情。她與父親決裂，并且在作品中不惜丑化，到底有多少是文學(xué)筆法？從這個事情上，也能透露出蕭紅的些許“精神分裂”之處：

其一，她寫文章，往往過度渲染；其二，她多數(shù)悲劇結(jié)局，都有“no zuo no die”的成分。同是民國悲劇性女作家，蕭紅與張愛玲性格中都帶有狠勁，但蕭紅又顯然缺乏張愛玲的冷靜與城府。

而且，捋一捋蕭紅的生平，人們會發(fā)現(xiàn)，她竟然錯綜復(fù)雜到如此錯亂不堪。除了認(rèn)識魯迅，似乎每一步都“巧妙”地走錯了。

先是因師生戀，被開除；再是為了指定婚約逃婚，與已有妻室的表哥陸哲舜生出婚外情；與之私奔后，又被遺棄，差點凍餒而死于北平街頭；再返回去，跟訂婚的“渣男”和好了；接著，她肚里帶著他的孩子，和落魄的文學(xué)青年蕭軍交往、結(jié)婚。

再往后，她又肚里帶著蕭軍的跟端木蕻良交往結(jié)婚;再之后，又與另一位出于同情或愛慕之心，在她人生終末期照顧她，直到香消云隕。至少單單從表面上，的確是很“作”的，仿佛每一步人生之路都故意走向絕境。而且，蕭紅有著不近人情的超脫感：如此所遇非人，但她所有文字中，沒有對這些人有過一次指責(zé)，盡管也沒有什么思念之意。

1981年蕭軍在蕭紅故居

為什么是這樣子的蕭紅？我自己心中有一個很簡單的答案，解讀起來也很俗。那就是身為女人的蕭紅，一生都懷有近乎完全背道而馳的“兩面性格”：一方面，她不顧一切地渴望自由與愛，自覺從小爹不疼娘不愛的她，一生所求不過一個愛字，為此不惜隕身糜骨；而另一方面，她的心境始終特別絕望，早已生無可戀，就有了破罐破摔的心態(tài)。這種兩面性，翻看她作品，也是若合符契的，那就是既生猛熱烈，同時又悲涼之霧遍被，對人事的絕望感滲透到了骨子里。

既“作”又“不明覺厲”，那就是蕭紅。說實話，如果她沒有此般人生經(jīng)歷，估計也無法寫出那樣絕妙深重的文字來。對于這樣的天才，這般百無禁忌的民國奇女子，我們其實更應(yīng)該多一點慈悲，多一些欣賞與理解。很多道學(xué)家的成見，非得搬去要求那個時代的人守節(jié)，不免強人所難。所謂偉大人物，往往多有驚世駭俗之舉，天下惟我等庸人才無咎無譽，何必多此一舉？

蕭紅手跡

想薛定諤想出波動力學(xué)原理之日，正摟著情婦在瑞士滑雪呢，作為一代大師來說，這算道德瑕疵吧？當(dāng)年，居里夫人帶著娃,與有婦之夫+自己學(xué)生保羅·朗之萬相愛，肉麻情書遭各大報紙轉(zhuǎn)載公示，整個歐洲都是吃瓜群眾，也沒耽誤她作為偉大女性，榮登中學(xué)課本作為人類楷模啊！與居里夫人比，與張愛玲淪為“落水文人”比，蕭紅算什么人格瑕疵呢？

1942年1月22日上午10點，蕭紅病逝于香江。去世前3天，她其實已經(jīng)說不出話來。那天夜里，已是凌晨時分，她拼盡全力做手勢要筆，然后在紙上寫下一句話，“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這是她留給世人的最后遺言。她昂然而無畏地度過了此生，臨終前回顧往昔，“問我良之安在”，只有造化弄人的不甘與嘆息。

只是，在我看來更加造化弄人的是：早在1934年9月，她寫《生死場》時，就預(yù)告出中國必勝的未來；卻永遠無法預(yù)料到，即便是在過世79年后，仍然逃脫不了那些正人君子之流，隨時隨地的道德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