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與情人在車上發生性關系后被殺害，還被灌農藥偽造殉情，兇手被判死緩并限制減刑

2024年7月16日晚，外出送貨歸來的馬充（化名）晚上回家后發現妻子遲遲沒有回家，多處尋找無果后他選擇報案。次日下午，馬充妻子劉燕（化名）的尸體被警方發現在同村另一名男子的越野車里。案發后，馬充才發現妻子和兇手長期存在著不正當關系。

近日，該案一審開庭宣判，被告人羅某某以故意殺人罪被法院判處死緩并限制減刑。馬充的代理律師告訴記者，目前尚不清楚被告人是否會選擇上訴，該一審判決尚未生效。

馬充的代理律師黃律師表示，日前法院宣判的時候專門開了一次庭，在庭上還進行了舉證質證的環節，然后當庭進行了宣判。“馬充對這個判決結果不滿意，我們將會向檢察院提出抗訴申請。”

黃律師說，“該案的被害人劉燕在與被告人羅某某發生過不正當關系一段時間后，劉燕實則是想跟羅某某斷絕往來，但羅某某拍劉燕裸照威脅她，還對其進行毆打。在這個情況下，劉燕和羅某某繼續發生關系實際上是被迫的。”

黃律師還稱，羅某某被公安機關抓獲做第一次筆錄的時候，他還謊稱自己和劉燕都喝了農藥準備殉情，“尸檢檢出被害人是機械性窒息死亡之后，羅某某才承認是他掐死的劉燕。并且被告人目前一分錢都沒有賠償。”

圖為作案車輛

據揚子晚報此前報道，該案于去年4月下旬在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開庭，法庭未當庭宣判。據記者獲取的檢方起訴書顯示，被告人羅某某與被害人劉燕同系瀏陽市同村村民，兩人自2021年起發展為婚外不正當男女關系。2024年3月，兩人開始產生情感糾紛。

2024年7月16日20時許，被告人羅某某駕駛越野車將被害人約出帶至瀏陽市某三岔路口處，與其發生性關系。而后劉燕提出要羅某某開車帶其到附近轉轉，羅某某拒絕并與其發生爭吵。羅某某爬到劉燕所坐的副駕駛位，將靠背放平，壓在其身上，雙手掐住其脖子持續約四、五分鐘。發現劉燕未死亡后，羅某某又用手繼續掐其脖子兩、三分鐘，并捂住其口鼻，直至其死亡。

隨后，羅某某駕車至村內準備將尸體放置在鐘家附近。在探路過程中，羅某某撿拾三瓶農藥，駕車至一廢棄礦場處，向劉燕嘴里灌農藥，企圖制造其自殺的假象，自己則喝下農藥欲自殺未果。

隨后，羅某某駕車載著劉燕尸體前往長沙縣的一處公墓。2024年7月17日上午，羅某某購買農藥返回公墓，再次喝農藥自殺未果，其又購買繩子和美工刀，準備下午上吊自殺。當日13時許，民警在該公墓處將羅某某抓獲，并當場從其車輛副駕駛位發現劉燕尸體。當日羅某某被送往瀏陽市中醫院治療。經鑒定，被害人劉燕符合機械性窒息死亡。

延伸閱讀

近日，在倫敦薩瑟克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23歲的前女獄警伊莎貝爾·戴爾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以及密謀向監獄輸送A級毒品的罪名，被判處三年半監禁。這位曾經身穿制服、手握監獄鑰匙的執法者，卻與自己看管的重刑囚犯發生性關系并被圍獵成為共謀，最終鋃鐺入獄。

近年來，英國監獄系統中因“不當關系”而被解雇和起訴的監獄官員人數急劇上升。英國司法部的數據揭示，這種違規行為已不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種蔓延至整個懲教系統的文化病灶。此次，戴爾的案件則再次引爆了英國輿論對監獄系統“桃色潰爛”的審視。

美女獄警墜入情網

女獄警戴爾的墜落軌跡荒誕又觸目驚心。2021年9月，年僅19歲的戴爾進入薩里郡的科爾丁利監獄工作，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誰料短短幾個月后，職場新人戴爾便和自己管理的男囚犯建立起了“戀愛”關系。她的“白馬王子”是街頭幫派分子、34歲的沙希德·沙里夫。他因暴力搶劫珠寶店被判處12年10個月監禁，是妥妥的重刑犯，當時僅服刑到第3年。

英國媒體截圖

警方在調查中發現了二人大量互訴衷腸的情書和短信，在戴爾的脖子上，甚至文著沙里夫的街頭綽號。在她床頭掛著的一張經過PS處理的“合影”上，竟赫然標注著他們“訂婚”的日期——2022年5月17日。調查指出，二人的特殊關系在監獄內幾乎“不是秘密”。

法庭記錄還揭露了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細節：色欲熏心的兩人甚至在監獄的禮拜室里發生了性行為，還安排另外兩名囚犯在門口把風。

這種對神靈與法律雙重褻瀆的行為，僅僅是戴爾犯罪之路的開始。2022年下半年，沙里夫被轉到肯特郡謝佩島上的斯韋爾賽德監獄服刑，而戴爾不僅沒有斬斷情絲，甚至隱瞞自己的獄警身份，在短短兩個月中先后六次前往監獄探視自己的“男友”，有時甚至是和沙里夫的家人同去。

而這段看似少女越軌的情感關系，實際上既不單純，也不癡情。為了維持這段與囚犯的“愛情”，同時追求暴利，戴爾與沙里夫及其獄外同伙莉莉亞·薩利斯密謀，將A4紙和信封浸泡在液態合成大麻素（俗稱“Spice”）中，干燥后偽裝成普通信件寄入監獄，沙里夫再在監獄內販毒。財色雙收的沙里夫聲稱這門生意每周能帶來3000英鎊的收益。

而戴爾的“感情生活”在鐵窗之內還有另一條線索。法庭獲悉，除了沙里夫，她與另一名囚犯康納·馬尼也保持著親密關系，并曾向他泄露監獄安保搜查的敏感信息，告訴他“別擔心，安保并不嚴”。

雖然戴爾的辯護律師聲稱年輕的戴爾“不適應”監獄環境，表示她的犯罪行為受到了精神健康問題的影響，包括抑郁癥、焦慮癥、情緒不穩定型人格障礙和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但法官克里斯托弗·赫希爾在宣判時言辭犀利地指出，戴爾是一個“極其狡猾、不誠實且善于操縱”的年輕女性，甚至懷疑她“加入監獄系統的初衷就是與囚犯發生關系并以此牟利”。

隱秘的“獵鴨”文化

戴爾案撕開了英國監獄系統遮羞布的一角，但她絕非個案。在她身后，是一長串類似的名單：在旺茲沃思監獄被拍下不雅視頻的獄警琳達·阿布魯，以及在柯克漢姆監獄與大毒梟發展關系的前典獄長凱莉·佩格等人。

據英國媒體披露的數據，因與囚犯發生不正當關系而被調查的監獄工作人員數量近年來呈爆炸式增長。僅在2024年，因涉嫌與囚犯有染而被調查的案件就從2020年的51起激增至144起。而在號稱“全英最大超級監獄”的伯溫監獄（HMP Berwyn），竟曾有18名女獄警因與囚犯發生不正當關系而被解職或調查。這一連串數字的背后，不僅是個人道德的淪喪，更是一場關于英國懲教制度系統性崩塌的危機。

戴爾案撕開了英國監獄系統遮羞布的一角

以往，媒體習慣將這些案件歸結為女性的“戀愛腦”或心理學上的“壞男孩癖”，即一種對犯罪分子產生性迷戀的心理狀態。然而，深入法庭卷宗和專家證詞就會發現，這些所謂“愛情”往往只是一場精心設計的心理圍獵，即監獄術語中的“心理調教”。

在罪犯的亞文化中，這種針對獄警的操控被稱為“獵鴨”（Downing a Duck）。經驗豐富的囚犯會像頂級獵手一樣，敏銳地嗅出工作人員的弱點。他們尋找的目標通常具有特定特征：年輕、缺乏經驗、生活不如意或表現出過度的同情心。這一過程通常從看似無害的聊天開始，犯人會贊美獄警，稱贊她們“與眾不同”“是唯一把犯人當人看的人”。這種情感供給對于那些在工作中常受挫折、在生活中缺乏關注的年輕女性來說，具有極強的殺傷力。

隨后，犯人們就會請求一些微不足道的違規行為，比如帶一塊巧克力或寄一封未經審查的信。一旦獄警答應，防線便被突破。當微小的違規積累成“把柄”，關系就會發生質變，犯人便開始利用這些把柄進行勒索，迫使獄警進行更嚴重的犯罪活動，反正“你已經違規了，要不要我給典獄長打電話舉報”？

此時，恐懼就成為主導驅動力。為了保住工作，獄警被迫服從，從而在犯罪泥潭中越陷越深。這完全符合“獵鴨”理論的核心：蟻穴是逐漸累積的，直到它足以摧毀看似強大的高墻。

“政治正確”下的羊入狼群

如果說單一案件還可以解釋為個體的道德淪喪，那么如此高頻的丑聞爆發，則暴露了英國懲教制度深層的結構性病灶。

首先是招聘門檻的無底線降低。自2010年保守黨的財政緊縮政策實施以來，英國監獄系統流失了大量經驗豐富的資深獄警。為了填補巨大的人力缺口，司法部不得不降低門檻，甚至在招聘流程上大開綠燈。英國監獄官員協會（POA）就曾痛斥目前的招聘程序“根本不合規”，許多候選人僅僅通過視頻面試就被錄用，在正式上崗前甚至從未踏足過真實的監獄環境。

這種“云招聘”無法考察應聘者面對高壓環境的真實心理素質和應變能力。其結果就是大量年僅20歲出頭、毫無社會閱歷的年輕人被推上了監管一線。專家警告稱，將這些“手里拿著鑰匙的青少年”送進關押著職業罪犯的重刑監獄，無異于將羔羊送入狼群。他們不像資深獄警那樣，通過多年和囚犯打交道而掌握了“獄務技能”，也不懂得如何在保持權威的同時與犯人周旋，極易在心理攻防戰中敗下陣來。

英國女獄警阿莉莎·貝茨曾與一名囚犯發生關系，并向他發送裸照

其次，集中爆發的丑聞也宣告了英國近年來監獄改革實驗的失敗。以耗資2.5億英鎊建設的伯溫監獄為例，這種超大型監獄設計理念本身就存在巨大缺陷。這種規模龐大、如同現代物流倉庫的監獄容納超過2000名犯人。雖然硬件設施看似現代化，但巨大的空間和極低的人員配比導致了管理的真空。在長長的走廊和巨大的監區中，年輕又缺乏人手的獄警很難對犯人實施有效的動態監管。

更糟糕的是，為了體現“改造”而非“懲罰”的理念，這類監獄往往采用柔性管理語言，如稱牢房為“房間”，犯人為“先生”，這種模糊的界限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執法的嚴肅性，讓缺乏經驗的獄警更容易混淆職業邊界。再加上資深員工流失導致的“傳幫帶”文化斷裂，新人教新人，盲人騎瞎馬，最終導致了監管防線的全面失守。

此外，就業問題和性別動態的轉變也不容忽視。為了解決本土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英國監獄系統近年來招聘了大量年輕且擁有大學學位的雇員。同時，為了彰顯懲教系統的“多元化”和性別平等，在男性監獄中工作的女性獄警比例也不斷增加。批評者指出，僅因為“政治正確”就將年僅20歲出頭的歷史系或心理學系剛畢業的女生直接置于高風險的男性重刑犯監區本身就荒謬至極。男性囚犯針對女性工作人員的特定“獵鴨”策略，即利用寂寞中的贊美營造虛假的浪漫關系，已成為懲教系統腐敗的最有效的作案手法。

女獄警戴爾將以另一種身份回歸鐵窗內，但她留下的考問不會隨之消失。英國監獄系統的潰爛，也絕非簡單的“性丑聞”所能概括。它是長期資金不足、盲目追求規模化、招聘標準降級以及對員工心理支持匱乏的共同惡果。當監獄的“看門人”變成了“同謀者”，執法的邊界被情欲和利益輕易跨越，所謂司法正義和“人性化管理”也成了一紙空文。要重建這道物理和心理的“高墻”，需要的恐怕不僅僅是更嚴厲的判決，更是對整個懲教體系從招聘、培訓到管理模式的徹底反思與重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