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某研究所的估算更夸張,認為真實數量接近1100萬棟,到2033年可能有超過30%的日本住宅會空置。13.8%的空置率在發達國家中遙遙領先。
這900萬棟里,有385萬棟屬于既不租也不賣,甚至難以出售的狀態,徹底被人遺棄。
2018年至2023年,空置房總數增加了51萬棟,其中新增的遺棄房屋占37萬棟,比例達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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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不是簡單的“住不完”,而是地緣政治、經濟結構與人類學問題交織的危機。
從人口流動角度看,人口不斷被大城市吸走,而東京就是最大的“抽水機”。
二戰后,日本在美國的保護傘下專心發展經濟,走外向型金融資本驅動的道路,這必然導致資源向國際接軌的地區極度傾斜。
全日本真正意義上的國際中心城市只有東京。如今,占日本國土面積3.6%的東京都市圈住著3700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30%。
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集中了全國80%以上的金融、教育及其他各類機構,人口接近7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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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后日本經濟起飛時期,所有人都認為房地產是最穩妥的投資。
政府也出臺大量針對住宅用地的激勵政策。當時的年輕人和我們二十多年前一樣,深信土地和房屋會不斷升值。市區太貴就去郊區買,郊區買不起就去山區買,反正有錢就買。
但九十年代經濟泡沫破裂后,房價暴跌。到現在,當時買房的人開始老去,甚至離世,他們的后代全都去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謀生。那些郊區和山區的房屋就此賣不出、租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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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日本只有53%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14年這一比例達到93%,在人類歷史上都極為罕見,中國改革開放時農民工進城的比例都沒這么夸張。
2009年日本總人口達到頂峰后,每年以20萬的速度減少,新生兒連續八年下降。大城市仍在繼續吸納人口,農村空心化則越來越嚴重。
安倍晉三時期還大力強化東京單極化,東京人口持續流入,其他地方則日漸衰敗。
從地緣政治角度看,這些房屋空置的背后,是日本的“限界集落”現象——65歲以上老人占比超過50%、社區功能瀕臨廢棄的村落。這些村落只剩下老人,房屋一間間閑置。
日本交通省統計,全日本有幾萬個這樣的限界集落,分布在東北、四國、九州內陸山區及“中國地區”(此處非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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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角度來看,這些房屋無人拆除、無人接手。日本房屋質量雖好,但稅法規定:木質住宅建成22年后,賬面價值歸零;鋼筋混凝土結構的住宅壽命長一些,為47年。
整個制度設計并不鼓勵老屋繼續使用,背后有政策推手。
1981年,日本大幅修改建筑法,要求新建房屋需能抵御7級地震。二戰后經濟騰飛時,為滿足爆炸性住房需求,房屋建設較為簡陋,只要能住人就行,百年前的房屋基本不達標。
日本還有一條特別的法律:有建筑的土地每年只需交4萬日元資產稅,一旦拆除房屋,資產稅就飆升到24萬日元,翻了6倍。
所以很多人寧愿讓房屋自然腐爛也不拆除。拆房本身并不貴,折算成人民幣幾萬元就能搞定,找工程隊用挖掘機一天就能拆一條街,但沒人買的情況下,拆房毫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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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律規定,繼承人若不想繼承遺產,可向法院申請放棄繼承,什么都不要。
這一制度原本是為保護繼承人不背負父母債務,但現在留下的房屋租不出、賣不掉、拆不起,每年還要交幾萬元稅費,繼承人干脆選擇放棄。
日本中介有數據顯示,一間廢屋會拉低半徑50米內的地價和房價,若多間廢屋相隔分布,會導致整個社區陷入衰敗的惡性循環。過去五年,這個問題已令日本經濟損失超過3.9萬億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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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既念舊又迷信,明治維新后依然保留著傳統觀念。
房屋若死過人,哪怕是病死的親人,也會被認為“不潔”,不僅可能撞鬼,還會影響運勢,“新”才是王道。哪怕新屋旁邊是糞場,只要是新的就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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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田機場旁邊的佐原地區保留著江戶時代的街景,多為木屋,是東京周邊著名的旅游小景點。但因空置木屋太多,當地市長在電視臺抱怨,稱嚴重影響旅游景觀。
目前日本還有一線希望:一些在大城市發展不順的年輕人或有想法的人,去郊區、山區翻新爛屋開辦養老院,但這只是點狀嘗試,能否規模化復制仍是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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