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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距離《覺醒年代》成為現象級歷史題材劇,已過去了五年,這期間,導演張永新一直沒有新的作品播出,直到今年4月,以抗日戰爭為故事背景的《八千里路云和月》開播。
這部劇講述了將軍與廚子命運錯位的故事。國民黨旅長張云魁一心報國,卻因高層指揮不當、軍隊內部腐化而蒙冤;廚子孟萬福,只想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卻被國民黨抓去充軍,受張云魁“臨終”托付遠赴南京報喪。不料張云魁奇跡生還,但戰爭年代信息不暢,誤會叢生——張云魁和妻子都誤以為對方喪生,孟萬福的未婚妻韓小月誤以為孟萬福戰死。廚子與將軍從此陰差陽錯地以對方之名繼續投身抗日事業。張云魁加入游擊隊,成為共產黨的一員,和小月攜手抗敵;而孟萬福則照料起張云魁一家老小,活成了“張云魁”。
由于一如往常沒有啟用話題度大的所謂“流量”演員,劇集開播時聲量并不高,然而,隨著劇情推進,這部劇憑借雙線敘事和拉大場域的抗戰視角逐漸發酵。此外,圍繞劇中情感線的討論也頗為熱烈,大結局播出后,網上出現了對四人情感關系錯位的不同看法。
近日,觀察者網新潮觀魚欄目獨家對話《八千里路云和月》導演張永新。針對觀眾關心的選角思路、張家“宅斗”是否用力過猛、男主角戲份比重、女性角色力量,以及與于和偉三搭等問題,張永新一一作出回應。
張永新強調這是一部群像戲,戲份多少并非判斷“戲眼”的標準。他不愿用“被迫”形容孟萬福的成長,而是將其解讀為個體在時代洪流中的淬煉與重塑,每一個看似身不由己的選擇,最終沉淀為自發的信仰和行動。
“今天的觀眾,特別是年輕觀眾,我認為他們對歷史的認知非常犀利。作為創作者,我們不能有糊弄的想法,創作者要有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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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新潮觀魚 嚴珊珊】
“劇本輾轉到了我手里,正好我一直想拍抗戰故事”
新潮觀魚:張導您好,很高興與您交流。《覺醒年代》的成功讓大家覺得您很會拍革命歷史題材,我們很好奇,這部以抗戰為故事背景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是題材先行的“命題作文”,還是自發的創作?片名會讓人想到岳飛的詞和1947年的同名抗戰電影,這其中有關聯嗎?
張永新:我可以負責任地說,這部劇絕對不是“任務劇”,而是編劇老師自發原創的劇本。他們多年前有了這個想法,然后落實了劇本,但陰差陽錯一直沒拍成,后來這個劇本輾轉到了我手里,我很感興趣。
因為我特別渴望能在這個階段拍一部講述抗日戰爭故事的劇,我想看看那段歷史能帶給今天的人們什么樣的感受。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一拍即合。大家都希望能在那樣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里,找到一個能寫家國、寫熱血、寫青春、寫成長的故事,去叩問這些命題、去講述我們民族高貴的精氣神的凝聚。
劇名是編劇老師的功勞,其實籌備階段它一度叫《廚子與將軍》,后來改成了《八千里路云和月》。白楊老師主演的那部經典電影我們都看過,我記得還有同名的電視紀錄片和電視劇。不過,歸根結底這句詞出自岳飛的《滿江紅·寫懷》,我們沒有往“重名”那方面想,主要是因為這八個字能準確地形容我們這部劇所建構的戲劇空間——無論是物理和時間上的大跨度,還是那個時代的整體狀況——與我們的創作訴求高度一致。
當初我們和編劇老師討論這部戲真正的骨架和“戲眼”是什么,在漫長的抗戰歷程中,我們故事選擇了1937年8月淞滬會戰開始,到1945年抗戰勝利,歷經九個中秋節,沒有一個是在平順中度過的。中秋節是我們中國人特別看重的節日,但那九年里的每次團圓背后,總是裹挾著硝煙和風雨,夾雜人生的大起大伏,大悲大喜,構成了極其強烈的戲劇沖突,這種沖突是我們做一部好劇的基礎。片尾曲的《九個月亮》就是一個意象,用來指代九個中秋節。
新潮觀魚:很多觀眾表示,《八千里路云和月》沒有只盯著英雄將領,而是從國家興亡“伙夫”有責的切口展現了全景式抗戰故事,我們看到孟萬福從幻想“事不關己”到領悟“覆巢之下無完卵”,這種轉變并非一蹴而就,過程中幾次想逃跑,您是否想展現普通人面對戰爭的“被迫成長”?
張永新:首先,我以為一個人的成長沒有“被迫”之說,無論你想不想,生命的歷程都必須往前走,這是歷史的長河在我們短暫的生命中所形成的觀照。
我們為什么有一條線是用孟萬福的視角來講故事?因為他是當時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中的普通一員。作為一個飽受欺凌的底層小人物,他的起點不高,信奉的生存哲學是如何讓“小我”活得自如。但是命運的吊詭就在于,他卷入了時代的洪流中,他上了戰場,也完成了對旅長的承諾,甚至后來肩負起了照顧旅長家人的責任,一次又一次的“選擇”,其實就是他內心自發的成長,讓他完成了從“小我”到“大我”的轉變。
孟萬福這個角色的生命弧光非常長,也非常耀眼,我們想讓此類角色的轉變呈現一個自然的過程。因為一個人價值觀、理解力和判斷力的成長不是一蹴而就的,還需要一些突發事件的刺激,尤其是絕境,最能考驗一個人真正的三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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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時代的洪流所淬煉、解構和重新建構出來的,恰恰是各色人等在所處時代中最真實的狀態。像孟萬福,他最終成長為一個共產主義戰士,但這個過程也有反復,我們就想按照這種最真實的邏輯來塑造人物。假如我們用生活的經緯來看他,他有血有肉,有很多優點,也有性格瑕疵,很復雜,他身上體現了那個時代很多普通人的感受——當戰爭危險離我還很遠的時候,如何安放“小我”,當時代的推手將我推至十字路口時,又該何去何從?
這個命題不僅是孟萬福一個人面對,張云旗、李淑媛這些跟他同時代的人,都在面臨抉擇。隨著劇情的推展,你會看到有人高唱《滿江紅》,滿嘴仁義道德,但當大廈將傾,還是做出了精致利己的選擇。那些沉渣,只是極小的一部分,真正的主流是眾志成城的四萬萬五千萬人,無數個孟萬福、丁玉嬌、張云魁、張汝賢、田家泰、韓小月,才構成了這個民族的主體。
時代的大潮滾滾向前,泥沙俱下,那些不堪的東西最終會被時代沖刷掉,蕩滌出我們這個民族真正的精神。這也是我們這個民族浴火重生、涅槃重生的必經之路。
我們這部劇想盡可能把場域開得大一些,讓觀眾看到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如何做選擇。路在腳下,往哪走全看你的雙腳,有人走向光明,有人走向沉淪,有人走向黑暗,甚至有人走向背叛,各色人等才構成真正的大千世界。
“這是一部群像戲,選角時我們深思熟慮”
新潮觀魚:孟萬福這個角色前后期的對比引發了很多討論,有觀眾認為這部劇的“戲眼”落在了孟萬福身上,您怎么看這種討論?
張永新:首先感謝觀眾朋友們細致的觀察,但我想強調,這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群像戲,也就是說,戲份大小、出場時長,未必是判斷一部劇“戲眼”的唯一標準。
這部劇里的角色各自在成長,嚴格來說,是雙線敘事——一個是戰爭區域的硝煙板塊,另一個是后方的煙火板塊,相當于一枚硬幣的兩面。后方何嘗不是戰場,煙火中何嘗沒有硝煙?這是一種鏡像關系,就像劇中兩個人要互換名字,張云魁躲藏時期隱姓埋名,用勤務兵“孔二包”的名字來生存;而“孔二包”是孟萬福前期的一個“分身”,隨著劇情展開,他也一度被迫扮演“張云魁”,并最終把自己活成了張云魁。在那樣一個亂世中,這是光怪陸離、陰差陽錯的命運抉擇。
劇中的人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王陽飾演的張云魁,從奔赴戰場,到蒙冤,再到努力洗冤,最后成長為新四軍指戰員,隨著戲劇勾連,這個角色的人生路徑逐漸清晰,展現了一個人在精神層面經歷淬煉后的蛻變。他雖然沒有孟萬福的勢利、機巧,但他也有笨拙和執拗的一面,需要一步步破除內心深處的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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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張汝賢這個角色,我們看到了老太爺的大義,看到他作為最后一波仕人堅守的文人精神,傲岸、有風骨,但同時我們也調侃了他身上所謂的“迂腐”和“食古不化”,特別是在和萬福的沖突中所暴露的“抱殘守缺”,這是一體兩面的,恰恰是一個真實的人的精神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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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萬福這種 “茍活派”, 他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他的人生哲學是“只要能活,可以跪萬物”,可是他骨子里又信奉“膝蓋只能跪天跪地跪爹娘”。那我們就要考量他的“跪”到底是什么層面上的“跪”。從生理意義上講,雙膝一彎膝頭著地,就是跪;但在特殊環境下,為了內心深處更大的目標,必須要和敵人周旋,那就是另外一個意義上的“不跪”,這是一種辯證的關系。
我一再強調這部劇是群像戲,王陽、萬茜、黃澄澄、于和偉、畢彥君、王和老師,每個人都在努力塑造角色,都是非常優秀的演員。合作中我最真切的體會就是,他們都是一群用生命去演戲的人,作為導演,我非常敬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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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觀魚:在這部劇里,我們看到了演員黃澄澄這樣觀眾不太熟悉但特別“貼”角色的演員,在偏好流量的當下影視市場,當初劇組怎么有魄力定下來他演孟萬福的?
張永新:這部劇所有選角,都是由我們導演團隊、制片部門和平臺一起商討決定的。我認為我們有一套比較科學的篩選體系,每個角色都有備選,大家一起推薦適合這個角色的1號2號3號4號演員,然后我們再去看他們以往的作品和表演片段,有時候甚至會看完全集。
每個演員的表演能力如何,在他們之前的作品里是留有痕跡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討論、做論證,某些角色還會開會商議,直至確定最合適的選角。
我和黃澄澄老師是第一次合作,他作為青年演員,表演質量非常高,塑造過很多鮮活的角色,我能看出來他身上的潛質,包括他的爆發力,那種靈活的勁兒,尤其是他對底層小人物有獨特的理解。看到觀眾朋友們認可他的塑造,我們作為主創也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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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觀魚:有部分觀眾覺得張家所謂“宅斗”的劇情,萬福的一些表現是不是“用力過猛”,您怎么看?
張永新:我也注意到了,有些網友是這么判斷的,對此我們持一種開放、虛心的態度。一部劇出來后,觀眾朋友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見仁見智,各種評判我們都接受。
我想強調的是,在上海因為房子問題產生的爭斗,我們要做的不是“宅斗”,而是換了一個環境的戰場,這個戰場更聚焦,矛盾沖突極其尖銳。目的是要用這種高密度、強化的戲劇沖突,來塑造丁玉嬌、孟萬福他們在另一個“戰場”上的博弈。
尤其像丁玉嬌這種角色,從一個養尊處優的少夫人,到真正感知到生活的艱難和殘酷,甚至發現射向你的暗箭竟然來自親人,人性中“惡”的那一面在戰亂的裹挾中露出了猙獰的面目,這里面還夾雜著親情,會讓一個內心深處不設防的人手足無措。
丁玉嬌在這種被傷害被侵害的過程中一點點成長,我認為這里寫得很真實,因為她要經過一番天人交戰,一方面和惡親戚做斗爭,另一方面又和孟萬福之間因為某些具體的事產生分歧,這里面還有他倆階層上的差異。在這種既合作又斗爭,最后一起往前走的過程中,我們能看到人底色里最溫暖的東西,也會鞭撻那些最丑惡的東西。
我們通過上海弄堂里的一棟房子,聚焦了社會萬花筒里的一個子單元,而這一切都是因為日本人的侵略、因為戰亂導致的外界壓迫,在這樣的環境中,每個人在利益面前何去何從。這個群像場域描繪了這些人各自的生存態勢,以及他們命運走向的必然。
新潮觀魚:劇中有段情節引發了熱議,萬福罵忍氣吞聲的丁玉嬌和舍命救自己的張云魁都是“大傻子”,丁玉嬌氣急之下打了萬福三巴掌,后來在丁玉嬌崩潰時萬福把這巴掌還回去了,可以分享下這組情節的設計嗎?
張永新:我們在藝術創作里特意做了這種勾連和設定,有點像“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的處理方式,這種信息上的閉環和鏡像關系,是承載敘事的一個手段。一些道具,像萬福給小月的發簪,玉嬌的蠶豆,小月給萬福的“云遮月”荷包,都有戲劇閉環,這都裹挾著人物命運起伏,會讓觀眾唏噓不已。
這三巴掌,就是兩個各自無助的人在那一刻的對撞。玉嬌為什么會突然暴起打人?那是她內心深處絕望的外放——到上海尋夫,沒尋到,太爺和劉嫂也失蹤了,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卻活得像寄人籬下,磨難重重,讓她這個養尊處優的大家閨秀心理徹底失衡了。那時候她心中最大的不解是什么?她可能對自己的存在都產生了懷疑。恰恰在這個階段,孟萬福用他那套人生哲學做了一番表達,他著急于丁玉嬌這一類人的“體面”,已經影響到了“生存”,他跟丁玉嬌形成了極大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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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細看丁玉嬌的反應和狀態,那三巴掌打完以后其實她內心有懊惱和懊悔,但也沒有能當場給萬福道歉,只是用手反復擦桌子。后來等她和萬福達成共識的時候,她對萬福說要不然你打我三巴掌“還回來”,其實是一種變相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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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大喜的戲不宜多,我們去咀嚼苦難,不是要消費苦難”
新潮觀魚:從《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覺醒年代》到《八千里路云和月》,您很擅長塑造男性群像,同時也會打造有力量的女性角色,這部劇有關丁玉嬌和韓小月這兩個角色的討論很多,與演員合作的感受如何?
張永新:演丁玉嬌的萬茜老師和演韓小月的王和老師,我都是頭一回跟她們合作,我覺得她們都很好地完成了角色塑造。
丁玉嬌這個角色從表演上來說,難度非常大,所經受的這種大悲大喜、大榮大辱、跌宕起伏,命運震蕩的速度是最大的,表演難度很大。我認為萬茜奉獻了非常精準、非常高級的表演,把這個角色塑造得感人肺腑,在我看來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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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和是剛剛大學畢業的年輕演員,她身上這種青春朝氣,甚至帶一些稚氣的狀態,恰恰吻合小月的人生軌跡,有一種青春無處不在的力量感。她哪怕不演,站在鏡頭內,也會帶給觀眾一種聯想。這就是演員在塑造角色時非常好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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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觀魚:現在很多觀眾都喜歡看輕松下飯的劇,抗戰劇難免會有一些情緒特別強烈、讓人不太忍心看的鏡頭。我看花絮里您提到這種戲“不宜多”,您會有意控制這類鏡頭的比重嗎?
張永新:會。比如丁玉嬌雨中怒吼那段,那是她人生產生質變的一場戲,她被壓到最低谷后絕地重生的關鍵節點,這種戲的表演張力極大,對演員考驗非常大。我在片場強調“不宜反復拍”,因為這個過程極其消耗演員的體力和心力。演完一場戲以后,你會發現演員都不說話了,他們默默地坐在片場,要緩一會兒。但是從敘事的角度來說,為了發揮戲劇強沖突的作用,這種戲又回避不了。所以我想強調的是,在那樣一個亂世當中,我們去咀嚼苦難,不是要消費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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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觀魚:這部劇的戰爭場面也比較克制,每當有傷亡出現時,就會響起悲壯的嗩吶配上清澈積極的童聲,看劇時會產生一種復雜的情感體驗,您是否希望通過童聲“消解”觀眾的揪心?
張永新:在我們中華文化譜系里,當孩子都唱起戰歌,意味著所有人都卷入了戰爭,到了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是最后一戰。換個角度來理解,戰爭本該發生在誰和誰之間?當戰爭把母親、孩子都逼到瀕死絕境時,意味著什么?對于那些在戰場上浴血奮戰的將士們來說,聽到孩子用這么純粹和干凈的聲音唱起戰歌時,他們心里是什么感受?
這個點,恰恰是我們想表達的東西。我認為童聲唱戰歌內在的精神肌理,就是咱們中國人骨子里那種不畏強權、不畏暴政、不畏懼敵人的精神,我們不畏侵略,或者憤而抗擊,這種氣節深植于中華民族精神文化當中。正如國歌里所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被逼到絕境時,我們這個民族絕不會低頭,這是中華民族最寶貴的精氣神。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沒有,在劇里,有個不到一分鐘的畫面——抗戰初期,一群孩子唱著《義勇軍進行曲》發抗日救亡傳單。小隊伍里領頭者是一位老師,那是一個年長者,也是文化工作者、教育工作者,這首歌是老師教給孩子們的。這樣一種薪火相傳,浸潤在我們所有中國人的心脈與血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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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首歌放進劇里,一方面是因為《義勇軍進行曲》本身準確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精氣神,另一方面,當這首歌由一群孩子唱出來時,你不禁會思考,孩子們當時未必全然理解歌詞的含義,更不知道短短十幾年后,這首《風云兒女》的主題曲會成為新中國的國歌。
孩子們唱著《義勇軍進行曲》,只是那個時代的一個表征,但如果我們從今天回望那段歷史,會發現,正是在這樣平平常常的狀態下孕育出了中華民族的底色。短短十幾年后,這首歌就傳唱大江南北、響遍神州大地,成為新中國的國歌。我希望通過這一細節,展現歷史帶給我們的撫今追昔的獨特魅力。
“于和偉、張桐都是老朋友了,這次的角色也很適合他們”
新潮觀魚:觀眾在《八百里路云和月》看到了不少《覺醒年代》老熟人,包括于和偉和張桐老師,這次合作您的感受如何?
張永新:我和于和偉老師和張桐老師都是好朋友,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看到這部劇有合適的角色,設定符合他們的性格和表演狀態,就邀請他們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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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場花絮中的導演張永新(右)和于和偉 視頻截圖
和偉老師扮演的田家泰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作為一個民族實業家,有著和萬福完全不一樣的生存態勢,某種意義上他們也可以互為鏡像關系。他身上有著孟萬福的困惑,也有張云魁的困惑,他可以說也是張云魁的另外一個折射。
張桐老師扮演的謝語峰是一個新四軍的指揮員,他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那種精氣神,和張云魁形成了一個事實上的參照與對比,這是編劇老師在一度創作里打下的底子,這個故事是大環套小環的關系。我們從一開始就形成了這個概念,就是強化對比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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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觀魚:我看畫面也用了很多對比,比如白家宅被戰火摧毀時,鏡頭給了血濺落在棉花上的特寫,紅與白的對撞很有沖擊感。聽說劇組花了好幾個月種棉花,這是您在開拍前就想好的鏡頭語言嗎?
張永新:對,這是在劇本論證過程中產生的想法,圍讀的時候我們設定了用白家宅和柳鎮來側寫淞滬會戰,一開始倒是沒想過要種,想試著找找哪個地方有棉花田。
過完年我們才開機,那時候全國有棉花地的地方比較少,我們也想過要不要去新疆或者海南取景,但是算來算去成本都太高了,操作起來不現實,索性退而求其次,自己種。一開始我們想得很好,規劃要種多少畝,但是后來條件限制,規模種得不大。劇組很呵護這塊棉花地,整天提心吊膽,就怕它被破壞了或者蔫了,還請了專人去維護。
為什么在棉花地打?這是淞滬會戰的一個特點,長三角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棉花種植的重要區域,棉花也是我們無數中國人賴以生存的東西,棉花地都成了戰場,說明已經退無可退了。鏡頭里,潔白的棉花和猩紅猙獰的鮮血一碰撞,觀眾從視覺和心理上,會感受到戰爭的殘酷,以及戰爭對我們生活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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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劇中張云魁所說,我們沒辦法再往后退了,因為身后站的是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妻子,我們的孩子,我們往哪退,苦難就會降臨到哪里。所以他們退無可退,才會形成這種決戰的態勢。當時祖國不也是這樣嗎?我們退無可退,輸不起了,再輸那就是完全意義上的“亡國”。
新潮觀魚:我們看到您的作品基本上都響應了“劇本中心制”的號召,文本非常扎實,不是靠“人帶劇”,《覺醒年代》之后時隔五年我們才看到這部《八千里路云和月》,是因為一直在挑劇本嗎?面對現在越來越敏銳的年輕觀眾,您在拍歷史題材時會不會有一些特別的考量?
張永新:這五年,我們也是不斷在看劇本,接觸不同的項目。對我來說,關鍵是一部作品真正的原動力在哪里?一度創作對于一部劇到底意味著什么?一切都要服務于講好故事,講好中國人的故事,堅持人民史觀。
比如說抗戰題材,一定要想清楚這個故事如何能傳達出抗戰時期中國人的精氣神,這是靈魂,不會說想著去選用一些什么樣的演員,靠他們引起大家的關注。最終觀眾看的還是故事講得好與不好,演員演得好與不好,這是衡量一部劇的標準。一部作品有沒有深度,有沒有溫度,要看故事。
今天的觀眾,特別是年輕觀眾,我認為他們對歷史的認知非常犀利。作為創作者,我們不能有糊弄的想法,不能想著隨便講個故事,短平快拍完就行了。特別是做這種歷史相關的題材,創作者要有敬畏之心,面對抗戰這個時期,沒有任何人有權利去調侃它或把玩它,我們要始終保持對歷史的敬畏,對先輩先烈付出和犧牲的敬畏。
所以我們全劇組,從編劇老師到服化道攝影各職能部門,包括演員們,大家付出了很多心血,點點滴滴我都看在眼里。每個人都非常尊重自己的職業,非常尊重這段歷史,只有這個狀態才有可能拍出一部好作品。
新潮觀魚:您近年來深耕歷史題材電視劇,這是不是您接下來一段時間的創作重點?可以和我們透露下《偉大的長征》的進度嗎?
張永新:我不排斥任何一個題材,只要是好作品,我總希望能參與其中。但對于歷史故事,我本人確實有天然的喜好,無論是近代史還是古代史,都是我們國家影視創作的一個富礦,中國歷史里有太多好故事可以講。所以題材上我不會給自己設限,任何題材只要寫得好,劇就可以好,但是這個寫得好很難。
電視劇《偉大的長征》已經殺青,我正在做這部劇的后期工作,開播時間目前還不清楚,要看我們的生產進度,希望能夠盡早和觀眾朋友們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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