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與暗黑人格者共處？

“上岸第一劍，先斬意中人。”

第一次聽到這句話，是在學校辦公樓的樓梯間里。兩個學生邊走邊聊，語氣輕松，像在討論周末去哪兒玩。我愣了好幾秒。這句話能成為流行梗，不只因為新鮮，更是因為它說破了一個我們早已默認卻始終不愿深想的規則：為了那個被許諾為“岸”的目標，愛情是可以犧牲的，關系是可以切割的，人是可以被工具化的。更可悲的是，我們對這一切已經不憤怒了，我們把某種冷酷內化成了日常。

當今社會，似乎人人都想“上岸”。但問題是，當每個人都拼命往同一個岸上游的時候，海里的生存法則就變了。你不再是同行者，你是我的競爭對手；我不想害你，但也沒義務拉你一把；如果必要的話，踩你一腳、把你按下去，也是正當防衛。這套邏輯，我們太熟悉了。而很少有人追問：是誰把這套邏輯立成了規則？為什么“贏家通吃”成了默認設置？為什么那些最擅長踩著別人往上走的人，常常被贊美為“有狼性”“夠果斷”“能成大事”？

《有毒的人》這本書，給了一個讓我沉默良久的答案。

那些說不清哪里不對的人

這本書的作者利安娜·坦恩·布林克是一位人格與社會心理學家。她的研究對象跨度之大，頗為罕見：從監獄里的性犯罪者，到華爾街的對沖基金經理。起初，她以為自己在研究兩種截然不同的物種，但漸漸地，她意識到這兩群人之間的差異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大。書中呈現了一個核心發現：精神病態特質是連續分布的，并非簡單的“有”或“無”。那些在心理量表上得分極高的重刑犯，與在曼哈頓寫字樓里辱虐下屬的CEO（首席執行官），其實共享同一套行為模式——情感冷漠、精于操控、無視規則。區別只在于，一個越過了法律的紅線，一個沒有。作者將這一發現命名為“精神病態的膽固醇理論”——正如膽固醇存在于每個人的血液中，暗黑人格特質也是廣泛分布的連續譜系，只有當它的“濃度”過高時，才會對周圍的人造成傷害。大多數人得分很低，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大約10%-20%——得分顯著偏高。而精神病態只是“黑暗四聯征”中的一個，它與自戀、馬基雅維利主義、施虐癖共享同一個“黑暗核心”：冷酷無情、善于操控、把他人當作工具。得分偏高的人，未必會犯下驚天罪行，他們可能是你身邊那個總搶功勞的同事，那個分手后仍糾纏不休的前任，那個在各種群里拉幫結派、孤立異己的人。

讀到此處，我忍不住問自己：作為中國讀者，我們真的需要這樣一本“識別壞人手冊”嗎？從小到大，我們被教導的是“嚴于律己，寬以待人”。遇到難相處的人，第一反應是反思自己是不是太敏感；在職場里被穿小鞋，我們安慰自己“領導也是為你好”；在感情中遭遇冷暴力，我們替對方開脫“是最近壓力太大了”。我們的文化有時會把惡意稀釋成“一時沖動”“性格不合”“一場誤會”，在這樣的語境里，善良是一種美德，也可能是一種詛咒。它讓我們在被傷害時，忙著替施害者找理由；在應該轉身離開時，選擇再給對方一次機會。它讓那些“有毒之人”在我們的生活里暢行無阻。

正因如此，這本書不是寫給那些極端案例的，而是寫給被這樣的人困住卻始終說不清哪里不對勁的人的。它以扎實的數據和研究，提供了一套經過科學檢驗的工具：如何識別隱藏在日常中的暗黑人格者？如果不幸已經與之綁定，是該留下，還是離開？如果暫時無法離開，又該如何把傷害降到最低？它甚至還將目光轉向我們自己——當我們憤怒、疲憊、匿名、置身群體對立時，是否也會成為臨時的“情境性精神病態者”？又該如何在識別惡意的同時，守住內心的善意？

是誰交出了權力？

讀完這本書，我意識到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我們真正需要警惕的，或許不是那10%的“有毒之人”，而是那套讓他們如魚得水的游戲規則。書中有兩個觀點，我反復讀了很多遍。

第一個觀點是：暗黑人格的“收益”極小且短暫，而代價——經濟的、情感的、道德的、社會的——卻由所有人承擔。這其實是個有點反直覺的判斷，因為我們太習慣相信“壞人會贏”了。你看那個搶功的同事升職了，那個玩弄感情的戀人從未被懲罰，那個滿口謊言的政治家高票連任。證據就在眼前，怎么能說他們沒有收益？作者并沒有否認這些人短期內可能獲利，她追問的是：然后呢？她追蹤了101位對沖基金經理十年的業績，發現精神病態特質得分越高的人，長期投資回報反而越低。她分析了美國參議員的立法效率，發現那些最擅長操縱、支配同僚的“狠角色”，反而更難推動法案通過。她查閱了數十項研究，發現那些靠冷酷無情爬上高位的人，最終往往留下一個離心離德、人才流失的爛攤子。

所以，“贏”是暫時的，代價是長期的。更可悲的是，這些代價并不只由肇事者承擔。那個被職場霸凌逼到離職的員工，不會收到老板的任何賠償；那個被折磨多年、對親密關系失去信任的女孩，不會收到前任的道歉；那個被民粹煽動得四分五裂的社會，也別想等來政客們的半分歉意。

收益私有化，成本社會化——這是暗黑人格者最精妙的算計。但這里有一個更關鍵的問題：這筆賬，憑什么由我們來付？書中的第二個觀點給出了答案：暗黑人格者之所以能造成巨大破壞，不是因為他們本身有多強大，而是因為多數人主動或被動地交出了權力。

這讓我想起這些年觀察到的很多現象。比如“內卷”。我們一邊痛恨它，一邊又不敢退出。為什么？因為害怕落后，害怕被那個單一的標準拋棄。我們親手把評判自己的權力，交給了那個只認分數的系統。比如“上岸崇拜”。我們把考研、考公、考編當作人生的唯一正解，年復一年往那幾根樹枝上擠，哪怕明知大多數人注定要掉下去。我們親手把定義“好生活”的權力，交給了那個制造焦慮的社會時鐘。再比如“有毒職場”。那個開會時打斷所有人、把下屬功勞據為己有的領導，他是怎么上位的？是誰在年終考核里給他打高分？是誰在他羞辱同事時裝作沒聽見？是誰在他把團隊帶崩之后，還給他升職加薪？那些真正掌握權力的人，本可以說“不”，但他們沒有。而那些和他朝夕相處的同事呢？書里提到一個叫特里西婭的藥劑師，她被暗黑人格者折磨了整整一年，終于鼓起勇氣向公司投訴，人力資源部門讓她記錄證據，她記了，然后呢？沒有然后。其他同事因為害怕報復，沒有人愿意為她做證。特里西婭不是一個人，而我們是那一個個“其他同事”。

不是我們有意作惡。是我們以為“忍一忍就過去了”，相信“他自己會改變的”，覺得“光靠一個人的力量做不了什么”。我們甚至對那些行事魯莽、言語出格的領導者產生一種扭曲的好感，只因他們看起來“真性情”“敢說敢做”“不拘一格”。每一次沉默，每一次縱容，每一次對這種“娛樂性”的默許和圍觀，都是在把自己手里的那份權力，一點一點交出去。當然，這不是想苛責誰，而只是想提醒：有時候，那些我們以為“適應環境”的、精明的、理性的選擇，恰恰會固化一個我們并不期待的世界，并把我們困在其中。在權力交出去之后，“壞人”不會消失。他們只是安安穩穩地留在原地，繼續他們的游戲。

從“抵抗”轉向“耐受”

這本書給我的最大安慰是：它沒有把希望寄托在“消滅壞人”上。因為壞人消滅不完。即使把那10%的人都關進監獄，明天還會有新的人長成那10%。這不是宿命論，這是統計規律。只要那套“贏家通吃、零和博弈、冷漠即強大”的文化還在，它就會源源不斷地制造出適應這套文化的人。

既然無法根除，我們該怎么辦？作者提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思路：從“抵抗”轉向“耐受”。她講了一個北美家雀的故事。20世紀90年代，一種致命的細菌感染開始在雀鳥中傳播。研究者本以為鳥兒會進化出更強的免疫力——這是經典的“軍備競賽”路徑：病菌變強，宿主變強，病菌再變強，循環往復，永無止境。但雀鳥選擇了另一條路：它們進化出了對細菌的耐受性——帶菌，但不發病；共存，但不致命。這不是投降，這是另一種智慧。承認我們無法生活在一個沒有惡意的世界，并不意味著我們只能任其宰割。我們可以建立清晰的邊界，讓越界者承擔后果；我們可以重構激勵方式，讓善良不再被懲罰；我們可以把獎勵投向那些合作、負責任的人，哪怕他們不那么“強勢”；我們可以在逼仄的環境里，給自己和身邊的人留一點喘息的空間。

這正是這本書最核心的主張之一：與其把全部力氣花在識別和防范“有毒之人”上，不如去改變那些催生毒性的土壤。這意味著，我們要讓組織的規則足夠清晰透明，讓善于鉆空子的人無機可乘；讓合作與共情成為領導力的核心評價標準，而不是嘴上說著重視團隊、私下獎勵那些踩著同事上位的“狼性人才”；還意味著，我們要讓孩子從小有機會練習自己做決定，而不是被修剪成只會服從和競爭的考試機器；我們要重新思考“成功”的定義，讓善良、仁愛和誠實成為核心品質，將操縱、欺騙和虐待逐出獎賞清單……這些都不是宏大的革命，它們是每一次“不一笑了之”、每一次“我愿意做證”、每一次“我覺得這樣不對”的微小累積。無數普通人在無數個瞬間決定不再配合，就這樣，曾經看似堅不可摧的東西，也可以一點點被撬動。

這種“不再配合”，正是我們與暗黑人格者共處的方式：不是你死我活的對抗，但也絕不縱容；是學會把傷害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圍內，不天真也不絕望——既不輕信“全世界都是好人”，也不哀嘆“這個世界不會好了”；是在識別毒性的同時，保留被觸動的能力；是在設立邊界的同時，依然愿意為那些值得的人打開門。

這個答案也許不夠爽，也不夠解氣，但它可能是真的。

我們無法生活在一個沒有惡意的世界里，但可以選擇不讓惡意定義我們是誰。就像那個被反復追問的“岸”，也許真正的岸，從來不是所有人都往上爬、擠滿了踩踏者的孤島。真正的岸，是在海里也能自由呼吸的能力，是在暗流中敢向同伴伸出手的篤信，是在認清人性幽暗之后依然愿意為微光停留的勇氣。

本文為《有毒的人：識別并應對你身邊的暗黑人格者》一書的推薦序，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

《有毒的人：識別并應對你身邊的暗黑人格者》，【加】利安娜·坦恩·布林克/著 王利娟/譯，中信出版集團，2026年4月版

來源：王芳（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