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部委員訪談 | 弘毅進取 深耕中國文化研究與傳播——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馮時

從解讀6500年前的西水坡星圖到破譯龍山時代的古老陶文，從創建中國天文考古學學科體系到提出中華文明的“三要三本”理論，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馮時的研究始終貫穿著一個核心追求：立足中國本土，用中國自己的概念和材料構建學說。在他看來，做學問不僅是探求真理，更是與先賢對話、接續未曾中斷的文明薪火。

2023年11月，在山西鹽池考察時的馮時。 受訪者/供圖

在堅守中不斷尋求突破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50年來，您始終扎根先秦史、古文字與天文考古領域，堅守這份學術事業的初心與動力是什么？

馮時：《詩》云：“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這是古人崇尚的做事態度。步入學術之路也就意味著遵道而行，不能半途而廢。古人說皓首窮經，其實對于中國文化來說，窮盡畢生追求恐怕也難窺其端，又豈可心生機巧、精神外耗呢？

我對古文字的興趣產生于青少年時期，并一直伴隨之后的學術研究。利用古文字材料解決商周年代和歷史問題，進而創建天文考古學，這些工作愈發使我認識到古文字學作為學術基礎的重要性，而古天文學則是認識中國文化的鑰匙。因此，可以說古文字學與古天文學均為智慧之學，必須堅守。當然，懂得學而后知不足，弘毅進取就是必然選擇。

新石器時代到三代的數千年時間正是中國文化形成的關鍵時期，作為中國文化的核心知識與思想都已創建完成，其宇宙觀之博大、思想之深邃，使人心向往之，也帶給人探索的沖動。一個問題解決了，又會有新的問題出現，讀圣賢書，即想見其為人。因此，與其說我在堅守，不如說我受到了中國文化的深深感召。

《中國社會科學報》：一路走來，哪些關鍵節點對您的治學道路影響最為深遠？

馮時：學術研究確實需要機遇，但更需要慎思積累。新史料的發現會提出新的學術問題，拓展新的學術領域，不能置之不理。對待舊史料也不能盲目，哪些問題有價值，哪些問題缺乏意義，需要明辨。有意義的問題，即使再難也要攻克，問題難度的高低決定著其學術價值的高低。

20世紀80年代初，我逐漸認識到如果商代歷法問題不能解決，商史和殷商制度就無從落實，而解決殷商年代的直接史料就是甲骨文。因此，利用甲骨文資料研究殷商歷法和年代應是重建商代歷史的關鍵。基于這種思考，我完成了《殷歷歲首研究》和《殷歷月首研究》，這不僅為我之后的商周年代學研究奠定了基礎，而且在我的學術之路筑就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87年，在我致力于殷歷研究的同時，河南濮陽西水坡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蚌塑龍虎遺存。西水坡遺存不僅使我認識到它與上古天文學的關系，考證出目前所見最古老的天文星圖，而且使得通過考古學研究重建上古的天文學和宇宙觀體系成為可能，于是我撰寫了《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的天文學研究》等文。

6500年前天文遺存的揭示，使我形成了天文實為中華文明之源的認識，確立了創建中國天文考古學學科體系的志向。經過十年努力，于1998年完成學術專著《中國天文考古學》。這項研究塑造了我以宇宙觀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的新視角和新方法，從而有能力解決諸如昆侖文化等一系列中華文明的核心問題。

山東鄒平丁公龍山文化遺址11字陶文的公布，震動了中外學術界。學者就其文字進行多角度釋讀，但沒有結果，原因就在于識讀的方法未能擺脫漢字一統的束縛，因為丁公陶文并不是漢字，所以通過作為漢字祖先的商代甲骨文的比較研究也就失去了意義。我利用古彝文與丁公陶文對讀，完整釋讀出丁公陶文實為彝（夷）族百解祭的卜辭，完成了《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解讀》一文。在此研究基礎上，我又綜合考察了夷夏兩域文字與考古遺存，最終建立了中國文字起源的夷夏兩源理論。這些研究表明，上古時代的東夷文化實際上就是今日生活在西南地區以彝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的古代文化，從而為中華文明自古以來即形成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提供了文字學與考古學的確鑿證據。

天文作為中華文明之源，上古文化并非華夏一統，而是呈現為夷夏東西交勝的局面，這些基本認識都是基于對直接史料的考證得出的結論，徹底顛覆了以往對于中國上古文化乃至中華文明的傳統認知，這意味著必須重新思考中華文明起源的問題，其中至關重要的就是對己身文明理論的重建。雖然我對中華文明理論的建構從撰著《中國天文考古學》時就已開始，但系統論述這個理論問題則是在《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與制度》和《文明論》中，最終提出了中華文明的“三要三本”理論。

這些研究的基礎其實就是古文字學，古稱為“小學”。小學不僅是中國傳統學術的基礎，更是經世致用的根本。要使小學不“小”，必須盡力拓展研究視野，既要通貫各類出土文獻，還必須與其他相關學科相結合。我對六書理論的重建，對上古歷史與制度的研究，均基于這一思考。

馮時先生建構中華文明理論的三部著作——《中國天文考古學》《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與制度》《文明論》，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于2017年5月、2018年10月、2025年10月出版。

用中國概念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前，中國天文考古學、古文字學研究面臨哪些機遇與挑戰？這兩個學科的未來發展方向是什么？

馮時：人類社會的歷史并非只是物質文化的歷史，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的歷史，忽略了對知識與思想的探索，歷史就不完整。而天文考古學則是以重建上古宇宙觀為目的的學問，對于客觀認識以精神文明為核心特征的中華文明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機遇伴隨觀念而生，沒有觀念，就認識不到考古學在解決上古宇宙觀方面的作用，即使材料擺在眼前，也會視若無睹，機遇將失之交臂。事實上，考古學研究正在反復證明一個事實：我們必須破除考古學的某種局限。器以載道，如果只將器作為研究的終極目標，看不到器所承載的知識和思想，考古學不可能真正實現重建古史的目的。

今人習慣于以社會觀思考問題，這是淺層認識。而中國先賢則普遍以宇宙觀認識世界，重視天、地、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假如我們不能重新樹立宇宙觀的認識方法，以今度古，對古人的行為就無法理解，這是今天考古學研究面臨的最大挑戰。以狹隘的社會觀認識博大的宇宙觀，不啻于盲人摸象。只有當我們建立起宇宙觀的認識方式，實現以考古學重建古史的目的才有可能。當然，天文考古學研究必須以真實可靠的考古資料為基礎，不能忽略考古學與文獻學研究而徒逞想象，否則結論就難以令人信服。

古文字研究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它首先要與考古學相結合，不僅分期斷代要考慮地層和伴出物，而且研究同樣需要結合考古遺存。盡管古文字研究必須以正確識讀文字為前提，但識字不是這一學科的最終目的。古文字資料作為史料，其真正價值是發揮直接史料的作用重建古史。需要關注的問題還有，由于中國的上古文化呈現夷夏東西，那么對于中國文字起源的研究就不再是漢字起源的研究，而應包括中國先民所創造的漢字與非漢字的起源研究。而對甲骨學和金文學而言，更需要深入其文字史料的核心，就甲骨文、金文所反映的商周歷史及制度問題展開研究，不能僅滿足于表層的梳理歸納，否則古文字史料將失去應有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研究中實現了考古學、古文字學、天文學、文獻學的跨學科融合。在您看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如何實現跨學科交叉融合，以推動理論創新、方法創新？

馮時：科學的發展趨勢是將學科越分越細，弊害就是割裂了學科之間的聯系，使人陷入支離破碎的思維誤區，缺乏對事物整體性的把握。正是由于這種弊端愈發凸顯，人們才意識到跨學科研究的必要性。既然我們提倡跨學科研究，那又何必先去拆分本屬一體的學科呢？為改變學科劃分過細的現狀，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只能是培養出具有綜合研究能力的人才。跨學科研究并不是簡單地將不同領域的研究者組織起來了事，至少這不是一種理想的方式。同一位研究者綜合多學科知識的思考，與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各自獨立的思考，得出的結論是完全不同的。人文科學的跨學科研究要求研究者必須有能力打通學科壁壘，將不同的知識盡量整合到一個大腦中才可能產生靈感，作出有深度的分析。

中國傳統學術本不分科，一部《尚書》既是史學著作，也是哲學著作，更是文學著作。劉歆作《七略》，只是圖書的分類，并不是學科的分類。學科邊界的淡化對于把握事物的整體性非常重要，如此才有利于揭示客觀規律，這種跨學科的綜合研究本就是中國學術的特點。今天過度提倡學科劃分，與綜合不分的中國學術傳統背道而馳。事實上，并沒有完全獨立的人文科學研究，固守一學是做不好學問的。難道研究《天問》可以不懂古代的天文學和宇宙觀嗎？顯然不行，我們不可能只負責對《天問》遣詞用字的分析，而將對內容的解釋權交給天文學家，這不是跨學科研究。很明顯，只有在頭腦中完成對多學科知識的整合化生，才可能實現理論和方法的創新，而這一問題的本質取決于研究者能否實現自我完善。

《中國社會科學報》：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如何立足本土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馮時：研究中國學問，首先要用中國自己的概念思考問題，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邏輯。但長期以來，西方文化的影響強勁，以至于今天能夠自覺做到以中國概念思考問題實屬不易。我們倡導構建中國自主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然而話語體系的根本卻是概念體系。如果概念不是中國的，話語肯定不會是中國的，學術體系與學科體系也不可能是中國的。學術概念的模糊將直接導致學術方向的模糊，概念不明，學術就無以探源、無以別流、無以繼承，更無以創新。事實證明，不從群學正名，中國就沒有社會學；不從三才正名，中國就沒有哲學；不從貨殖食貨正名，中國就沒有經濟學；不從帝祖正名，中國就沒有宗教學；不從刑德正名，中國就沒有法學；甚至不從格致正名，中國就沒有科學。不能通過正名重建自主知識體系，中國就面臨自古無學的窘境，因為幾乎所有的現代學科都是舶來品，以西學標準看待中國學術，與八千年中華文明歷史的事實完全不符。因此，立足本土構建自主知識體系，對于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不僅重要，也非常緊迫。

我曾強調，中華文明之所以沒有中斷，原因就是我們的文字沒有中斷。文字并不是簡單的交流工具，而是承載知識與思想的載體，文字沒有中斷也就意味著文化沒有中斷、文明沒有中斷。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是事關中國文化存亡的大問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首先要從端正對文字的態度開始，也就是從正名開始。

漢字形、音、義三位一體，傳統以六書學習漢字，才能真正學懂漢字。舉個例子，對于“人”的理解古今概念別如天淵。《禮記》說“仁者，人也”，《易傳》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說文解字》以人為“天地之性最貴者”。可見古人定義的人是有道德屬性的，是有靈性的。考古材料顯示，對于將人與禽獸相區別這樣一個根本問題，或者說如何成就文明的人，中國先賢的思考至少在距今七千年前就已經完成了。這方面的例子還有很多。概念的偏失直接影響學術研究。只有構建中國自主的概念體系，重建己身文明的思想傳統，才可能構建自主知識體系，也才能形成中國自己的哲學社會科學。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何將天文考古學、古文字學知識轉化為公眾易懂的內容，讓更多人了解中華文明本源？

馮時：傳播文化是一項嚴肅的工作。傳承與傳播中國文化，首先要有弘毅的精神，不能不求甚解，否則記丑而博、出言無狀。古人說，“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于我們而言，正業當然是學術研究，做好研究是傳播的基礎；而退息之學則在于將知識回饋大眾。民眾對中國文化的追求如饑似渴，他們就會被真正的文化所感染。傳播的前提是扎實的學術研究，世上沒有講不明白的知識。孟子說：“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這是文化傳播的根本。如何將學術化繁為簡、化難為易，關鍵取決于能否澄思深鑒。

當然，傳播文化既要以解決民眾的切身需要為念，又不能隨波逐流，要在文明的高度傳播文化。一說起天文，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星占；一說到古文字，人們想到的或許是如何考釋文字，這于大眾傳播意義不大。古天文學與古文字學是中國文化的智慧之學。中國的自主概念認為，智的本義是識字，而慧的本義則源于觀天。識字多了，概念就會清楚，固然可以生智；然而只知識字，死讀書也不行，還要格物，要觀察天文地理和自然萬物，這樣才可能生慧。

2025年12月31日，在由中國歷史研究院主辦的《文明論》讀書分享會上，馮時詳細闡述了其寫作初衷與核心觀點。本報記者 朱高磊/攝

以學部委員工作室育人才續文脈

《中國社會科學報》：成立學部委員工作室，是我院健全學部制度、發揮學部委員學術領軍作用的重大舉措，您的工作室建設目標是什么？

馮時：學部委員工作室制度的設立，是我院為強化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擴大學術影響的重大舉措，特別是在當下科技流行的時代，更可以在糾正重技輕文的錯誤思潮方面發揮作用。我曾經提出八千年中華文明造就了兩大科學，即自然與技術科學以及人文社會科學。天下之事無外乎道術而已，人文社會科學即明道之學，也是塑造健全民族意識之學，更是完善人格之學，是人類社會最具價值的學問。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文化的軟實力甚至比硬實力還具有意義。尤其是在當下的AI時代，人文社會科學更彰顯了應有的價值。事實上，一味追求AI的智能提升是片面的，從社會倫理的角度講，塑造AI的所謂“人格”更顯重要，哲學社會科學在這方面將大有作為。

具體到我的工作室建設，首先是做好研究。如何通過工作室的研究項目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甚至形成天文考古學的中國學派，是工作的重點。其次，還要投入精力培養人才，使薪火相傳。學術的發展無不是以人立學，人存則學舉，人亡則學息。同時，還要做好文化的傳播普及，這是學者的使命。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期，工作室在科研方面有哪些計劃？

馮時：2025年我的新書《文明論》出版，產生了廣泛影響，這是工作室成立后的一項重要學術成果。接下來的研究，包括正在撰寫的《帝丘——六千年前的文明社會》和《我們的文明》，都是運用天文考古學方法重建中華文明信史的研究實踐。《帝丘——六千年前的文明社會》是對河南濮陽西水坡原始宗教遺存的全面研究，我對這個遺存的思考已近40年，有了完整認識才敢著手全面研究。寫作過程中，我常被先賢充滿智慧的文明創造所折服。能夠通過研究與先賢對話，本身就是一種幸運。而《我們的文明》則是繼《文明論》之后全面重建中華文明信史的著作，通過對考古資料及文獻史料的考索，為中華文明八千年的歷史提供實證。此外，我還完成了一些單篇論文，如《中華文明八千年的考古實踐》《昆侖續考——考古所見昆侖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等。

《中國社會科學報》：工作室對于青年人才培養有怎樣的考慮？未來將通過哪些舉措實現“以工作室建設帶動人才培養，以人才成長支撐工作室發展”的良性循環？

馮時：人才培養是百年大計。人才，首先要有良好的品德；其次，要有堅韌的毅力；再次，必須視野開闊、興趣廣泛，博通與專精結合；最后，要打好堅實的學術基礎，特別是小學與文獻學基礎。要淡泊名利，如此才有可能成長為擔當學術大任的真學人。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才不是培養出來的，而是自己努力進取的結果。夏鼐先生認為培養人才如鴨子浮水，浮過去就是人才。這句話的關鍵就是強調自己的主觀努力。人才天生就具有某種特質，揠苗助長培養不出人才，在困境中反而可能造就真正的人才。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提到的人才，包括他自己，都是經歷磨難之后才成就的。當然，我并不是提倡大家多吃苦，工作室要盡力保障研究的便利、解決研究的困難，但讀書本身就是一件清苦的事情。在今天高科技的時代，讀書不能變成查書，要戒除機心、下笨功夫。同時，工作室還會不定期組織學術沙龍，就具體問題研討詰辯。古人主張窮而后工，但更強調境不為累。在艱困的條件下成就學問，固然是一種考驗；在優渥的環境中做好學問，又何嘗不是一種考驗？冷板凳坐得穩并不困難，而熱板凳要真能坐住卻也不容易，其易生浮躁，非得約束自己的急功近利之心不可。良好的學術環境有助于成就君子之學，但也并不是不可能打造出禽犢之學。因此，對于后學的培養，前面所說的幾點最為重要。至于能力的大小則因人而異，學術基礎牢固、毅力堅定，就會自覺進取，不為名利所誘，最終才可能知類通達。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提到治學之道要摒棄門戶之見，避免畫地為牢，這種治學理念如何融入工作室的日常建設和學術研究中，引導團隊形成開放包容的學術氛圍？

馮時：我曾引用清代學者章學誠的觀點闡釋過一些思考，學不可以無師承，但不可以有門戶。門戶之見是致命的，從漢代經今古文學之爭到漢學宋學之爭，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摧毀了人們客觀判斷是非的能力。鄭玄之所以成就其學，關鍵在于能夠破除今古文經的門戶，擇善而從。固守門戶，只能畫地為牢，難成大學問。蘇東坡說過：“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只有打破門戶之見、破除學科壁壘，才可能博觀、采各家之長，豐富自己的學識。學術研究唯以求真為念、以是非為則，因此，必須有開放的學術氛圍。這種觀念從年輕時就要深植于心。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王春燕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陳靜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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