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宋朝人的讀書心得：朝經暮史，晝子夜集

文|陳保琳

至哉之樂，終日在書案

宋朝建立后，確立了以文治天下的祖訓，科舉納才選仕，給予文人較高的政治地位和優厚待遇，激發了人們的讀書熱情。

宋代文人有文曰：“某平生有三愿：一愿識盡世間好人，二愿讀盡世間好書，三愿看盡世間好山水。”歐陽修也曾感嘆，“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詩人黃庭堅更是指出讀書的重要性：“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于胸中，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

尤袤為南宋常州無錫人，官至禮部尚書，他不僅仕途顯達，且家富藏書，精通版本，嗜好金石碑刻，在無錫建有藏書樓“遂初堂”。尤袤博覽群書且記憶力超群，每日公務結束后便閉門謝客，堅持手抄古籍。南宋歷史學家李燾對尤袤的讀書樂趣曾有過生動記載：“延之于書靡不觀，觀書靡不記。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一日，謂子曰：吾所抄書，今若干卷，將匯而目之。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朋友，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

宋人勤奮讀書，更講究方式方法。歐陽修提倡“枕上、廁上、馬上”的“三上讀書法”。蘇軾總結出各個擊破的“八面受敵法”：“每一書皆作數過盡之”“每次作一意求之”，不分散精力“八面出擊”，而是集中優勢兵力，一次只攻克一個方面，實現各個擊破，最終達到對全書內容的全面、精深掌握。還有朱熹主張的“口到、眼到、心到”的“三到讀書法”等，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宋人還發明了“日課”讀書法，廣為時人接受。南宋理學家、文學家呂祖謙說過：“為學之本，莫先讀書；讀書之法，須令日有課程。”南宋學者倪思說：“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

南宋進士鄭耕老根據“九經”字數安排日課內容：“今取《六經》及《論語》《孟子》《孝經》，以字計之……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九十字。且以中材為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資稍鈍，中材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茍能熟讀而溫習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

宋人還根據不同生活情境安排相適宜的閱讀內容。南宋學者王應麟《困學紀聞》載：“(邵)康節先生勸學曰：二十歲之后，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夜集。”歐陽修《歸田錄》也載：“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

大詩人蘇軾被貶黃州時，仍然堅持讀書日課。即便朋友來訪，也要堅持完成日課再待客。據《道山清話》載：蘇軾在雪堂每天都要讀諸子百家，前人詩文無所不讀，他特別喜歡杜牧的《阿房宮賦》《過華清宮》，每讀完一遍便嗟嘆不已，到深夜也不能入睡；他甚至把《過華清宮》等詩作抄了三四十本。

貪道義而非貪利祿

宋代學術氛圍濃厚，眾多學者包括朱熹、程顥、程頤等講學授徒，著書立說，他們的思想和學說在社會上廣泛傳播，吸引大量學子前來學習和探討。

讀書人研讀儒家經典，對社會有著強烈的人文關懷意識，他們往往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和責任心。北宋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曾揮筆寫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慷慨豪歌。范仲淹對讀書癡迷不休，盡管他幼時家境貧寒，依然堅持讀書，據宋魏泰《東軒筆錄》記載：“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畫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齏數十莖，酢汁半盂，入少鹽，暖而啖之。”這個記載是說，少年范仲淹生活十分清苦，每日用兩升小米煮粥，隔夜粥凝固后用刀一切為四，早晚各吃兩塊，再切一些腌菜佐食。生活如此清苦，但范仲淹依然堅持讀書學習，最終成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學家。對于范仲淹的情懷，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高度贊揚他：“公少有大節，其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北宋思想家、教育家張載認為：“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為人。”就是說，要通過讀書學習，提高道德修養，去除氣質之惡，復歸天地之性，堂堂正正做人，由此他提出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曠世名論。

居何以待，案上書千卷

宋代讀書熱的興起，帶動了印刷術的重大突破，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提高了書籍的印刷效率，降低了成本，使書籍得以大量印刷發行。據史料記載，宋代印刷書籍的數量遠遠超過前代。

當時書籍出版交流傳播更快更豐富，私人藏書甚是盛行，出現大批藏書家。特別是士大夫官僚階層的收入穩定且較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那時的文人士大夫“尤嗜讀書，所得祿賜，多以購書”。

宋代的藏書家不僅自己讀書、藏書，他們也愿意使一家之藏為眾人所用。官至龍圖閣直學士的宋敏求是宋仁宗時期的大藏書家，他家中的藏書竟達三萬卷，在當時堪稱之最，前來他家求書的人絡繹不絕。他不僅經常與其他藏書家互通有無、共享資源，還樂于把自己的藏書向大眾開放，借書與人讀，所以當時喜歡讀書的人們不僅到他家里借書，很多人更在其居住的春明坊周圍賃屋建宅，“以便于借置故也”，致使春明坊地價房價大漲，高于他處，出現了“讀書房”的奇特景象。

宋哲宗時期的丞相蘇頌，是一位博學多才的天文學家與科學家，同時也是一位藏書家。他別出心裁，以書宴客，不僅可以借閱，還可以無償抄走。他寫了一首《客來》詩：“有客過我門，開顏喜相見。貧居何以待，案上書千卷。高論到古人，終日自忘倦。非同豪富家，絲竹留飲宴。”當時的丹徒尉葉夢得就是他家的常客，從中借抄，獲書甚多，對其后來人生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所以葉夢得每與士大夫言此之幸，則對蘇頌感激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