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娛“瘋媽媽”，比安嘉和更可怕？

劉敏濤現(xiàn)在成“鬼媽媽”的代名詞了。

在剛剛收官的懸疑劇《隱身的名字》里，因為演了一個偏執(zhí)的媽媽被網(wǎng)友形容是不亞于安嘉和的存在。

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影視劇都喜歡插一個偏執(zhí)、控制欲強的母親，以至于這些媽媽都成恐怖代名詞了。

瘋媽媽成恐怖代名詞

說實話，劉敏濤演的這個角色確實蠻恐怖的。

女兒的房間被她裝上了玻璃墻，以陪伴之名注視著她的一舉一動。

她也不允許女兒有朋友，希望她只能依賴自己。

有次放學女兒和朋友去了其他地方，沒有按正常時間回家，于是她勒令女兒向自己道歉。

但因為女兒在道歉的時候沒有喊自己媽媽，所以她的情緒開始失控。

摔盤子、拍桌子、五官猙獰、身體顫抖，只能用“恐怖”兩個字形容。

《隱秘的角落》也是這樣，讓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劉琳演的周春紅和兒子朱朝陽 的戲份。

她把朱朝陽視為自己全部的驕傲，朱朝陽被送到醫(yī)院，周春紅歇斯底里。

既害怕，又生氣，更覺得自己被兒子背叛了。

更不用提她逼他睡前喝牛奶那個經(jīng)典名場面了。

《漂白》的洪霞也是“癲媽”。

控制欲極強，經(jīng)常情緒崩潰，與女兒有沖突就直接扇巴掌。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和《煙火人家》里，陳小藝和徐帆也是“窒息媽媽”。

?干預女兒的生活節(jié)奏，更干預女兒的精神狀態(tài)，一口一個“為你好”，但凡爭辯一句，她們就委屈巴巴地說“媽為了你命都能不要”。

就是因為這類母親太多了，所以但凡出現(xiàn)了像《好東西》里那種正常的、陽光的母親，大家才會集體喊媽。

為什么總盯著瘋媽媽？

“瘋媽媽”能流行，是因為現(xiàn)在的母女/母子之間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心理代溝。

母親這代人（50-70后）成長于集體主義的環(huán)境，強調(diào)的是犧牲精神，她們也就自然而然地認為“我的價值 = 我為家庭的付出”。

孩子的成功就是自己的成功，這就導致她們的自我邊界很模糊，因而愛也是“侵入式”的。

但是她們的孩子成長于市場經(jīng)濟、個人主義和心理學普及的時代，他們認為“幸福 = 尊重 + 邊界”。

母親那代人表達愛的方式恰恰是子女這代人最痛恨的。母親覺得“我是為你好”才入侵子女的生活時，但子女只會覺得這是情感綁架和自我感動。

所以，母親的“瘋”，本質(zhì)上是她唯一會用的語言（犧牲與控制）失效后的崩潰。

她不理解為什么自己的付出換來的不是感恩，而是嫌棄。如果她本人沒有自我覺醒，沒有嘗試理解，那這種困惑和絕望就會表現(xiàn)為失控的歇斯底里。

另外一點就是中年女性本身的困境了。

中年女性，尤其是回歸家庭的那一批，是價值感最容易崩塌的群體。

首先在職場上，大部分已經(jīng)退居二線或者退休了，社會價值感銳減。

婚姻里，激情早就褪去，丈夫要么是沉默的上班族，要么是另一個需要照顧的兒子，情感支持幾乎為零。

所以，孩子就成為她最后的價值錨點，一旦孩子試圖獨立的時候，她就會產(chǎn)生一種自己即將被“廢棄”的感覺。

這種困境讓她們會通過不斷介入子女的生活、表達痛苦，來確認自己還重要。

本質(zhì)上，這其實是社會的困境。

社會沒有為這些中老年女性提供機會和心理支持，于是，她們唯一能抓住的，只有那個曾經(jīng)完全依賴自己、現(xiàn)在卻想逃跑的孩子。

替罪羊機制的升級也讓批判“瘋媽媽”成為安全的情緒出口。

當代社會積累了很多集體焦慮，直接批判社會風險太高，也很難故事化；批判父親的話會觸及父權(quán)制核心，但他們除了渣男又想不出來別的，于是，“瘋媽媽”就成了完美的容器。

安全、具體、情感沖擊力強，還能完美嫁接“原生家庭熱”帶來的流量。

而且，通過批判“瘋媽媽”，觀眾也完成了一種“弒母”的象征性儀式。

通過否定那個壓抑、控制、令人窒息的母親，與舊時代割裂，由此確認自己作為獨立的現(xiàn)代個體的存在。

從揭示問題變成量產(chǎn)恐怖

不否認現(xiàn)實中的確有不少這樣偏執(zhí)、控制欲強的母親，但上面也說了，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個母親變得偏執(zhí)、控制，這是匱乏的婚姻、缺席的丈夫、無支撐的育兒、自我價值喪失、社會孤立等一系列結(jié)構(gòu)性問題的長期累積造成的結(jié)果。

但在很多影視劇里，這個結(jié)果被提取出來，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天生的恐怖人格。

就像《隱身的名字》，沒有交代葛文君的過往，沒有解釋她為什么會形成這種性格，觀眾只知道她瘋，卻不知道瘋的原因。

“病態(tài)的結(jié)果”被當成“病態(tài)的根源”來呈現(xiàn)，結(jié)構(gòu)性困境降維成了個人恐怖片。

這就會進一步加劇我們對現(xiàn)實中母親的污名化。

很多中年女性都在經(jīng)歷類似的焦慮和失控，她們需要的不是被指責，而是被理解、被提供出口。

但是當熒幕上都是這樣的母親形象時，現(xiàn)實中的子女會更容易照葫蘆畫瓢地給自己的媽媽貼上這種標簽，而不會去問為什么會這樣，堵死了談話的空間。

反復觀看這種符號化的形象，更會讓觀眾形成一種認知捷徑：

中年母親 = 麻煩、不可理喻、需要遠離。

這更強化了對更年期女性、家庭主婦、空巢母親的偏見，但誰又沒有年輕過呢？

更嚴重的是，背后的深層困境被忽略了。

當所有人的憤怒都指向“瘋媽媽”時，丈夫/父親不用面對任何審視，“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家庭模式不用被反思，缺乏關懷的社會系統(tǒng)不用被問責。

“瘋媽媽”本來應該是反思社會和家庭的切入點，現(xiàn)在卻成了遮蔽所有問題的一堵墻。

我們太習慣消費痛苦，而不是理解痛苦；太熱衷于尋找壞人，而不是修復系統(tǒng)。

“瘋媽媽”能成為一個隨處可見的恐怖符號，不僅僅是因為她真實存在，更是因為我們現(xiàn)在不敢塑造那個讓她變“瘋”的更大的東西。

于是，我們把她推向前臺，給她貼上標簽，然后對著她扔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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