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毓賢｜引得叢刊和與洪業(yè)的《春秋左傳》情結

艾朗諾可說是洪業(yè)最后的學生，他1970年代在哈佛讀博士時，獲得導師同意，論文以“《春秋左傳》的敘事法”為題，以便請教住在附近學問淵博、德高望重的洪老先生，我也因而常有機會和他接觸。我覺得他集中西新舊文化于一身，非常有趣，而且有個多彩多姿的人生，又對學術很有貢獻，我便向他提議讓我錄他的回憶。他妻子早已去世，女兒不在身邊，或許也樂得有個談天說地的人。于是我兩年多幾乎每星期天下午都帶了錄音機到他家，在他寬敞的廚房里，邊和他一起喝茶吃叉燒包，邊聽他講往事。1980年末他逝世后，我把資料梳理好，傳給他的學生和故舊修正，回憶錄很順利地在哈佛出版了。后來中文版《洪業(yè)傳》除添了些非加入冗長解釋就難以表述的段落，敘事基本上仍根據(jù)洪業(yè)的口述。然而菲律賓出生、長居美國的我，對他所談的很多人和事并不清楚，老實說沒全聽進去。半世紀來我到過中國多趟，書也看多了，學識算有長進，發(fā)現(xiàn)他生命中不少本以為毫不相干的事，是有關聯(lián)的。

筆者在洪業(yè)廚房錄他講往事，1978年于麻省康橋。

最近重讀洪業(yè)剛創(chuàng)辦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時發(fā)表的一篇報告，對他為何要替中國古籍編索引有新的領悟。報告是1930年在中國政治及社會科學學會（Chinese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上用英語宣讀的，聽眾大概是歐美留學歸國學人及在北平教書的外籍人士（譯本見《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25年11月3日）。他提及他十一年之前就想替中文書編索引，讓我恍然大悟：十一年之前是1919年，洪業(yè)不正在哥倫比亞大學寫碩士論文嗎？原來“引得”這念頭是他做論文的苦悶中萌發(fā)的。

洪業(yè)自幼讀四書五經(jīng)，父親在山東做官時，他已是個少年，才第一次上新式學堂，投考山東師范附屬中學三年級，居然榜上第一。該校食宿費全免，做班長還有四兩銀子津貼，這對家境拮據(jù)的他壓力非常大，感到非要在學校出類拔萃不可。他的中文課老師每周從《左傳》中挑出一個題目要學生在課堂上作文，限一小時內(nèi)交卷；洪業(yè)每天就在家里從《左傳》中自選一個題目習作，往往選中老師所出的題目，約二十分鐘便把文作好，昂首闊步走出教室。 他在哥大碩士論文選擇寫“《春秋左傳》對中國史學思想的影響”，原以為可駕輕就熟，卻在圖書館看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發(fā)現(xiàn)許多關于《左傳》的著作以前聞之未聞。他感慨地告訴我，當時“在學術的境界里， 我完全沒有資格做專家，既未登堂，更談不上入室，我像個井底之蛙”。

相信洪業(yè)那時萌生替古籍編索引這念頭，和他同時在隸屬哥大的協(xié)和神學院攻讀神學士有關。洪業(yè)本來是預備做牧師的，歐美傳統(tǒng)的神學訓練《圣經(jīng)》須讀原文，因基督教的教義之爭往往圍繞著譯本是否忠于原文。《舊約圣經(jīng)》主要用古希伯來文寫，《新約圣經(jīng)》則是用古希臘文寫的，學生都學會嫻熟地運用各種索引隨時參考原文。面對那么多關于《春秋左傳》的新資料，他必定苦于中國古籍沒有“索引”這種學術工具。

洪業(yè)獲取神學學位后，覺得教會有太多無謂的紛爭，決定不做牧師，立志只做個“有為、有守、有趣的人” 。他講一口優(yōu)雅風趣的英文，見多識廣，被一家演說局盯上了，重金聘他在美國巡回演說。燕京大學正為建筑海淀新校舍籌款，也聘他協(xié)助副校長魯斯（Henry Winters Luce）在美國籌款。他對我說，他到美國各大城小鎮(zhèn)，有空必走訪當?shù)貓D書館，翻閱工具書；他特地拜訪了《讀者文摘期刊指南》，了解其營運方式；他還到國會圖書館考察該處中文書如何編目。可見為中文書編索引，是他立志“有為”的項目之一。

1923年籌款大功告成后，洪業(yè)回國到燕京任歷史教授，很得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賞識，翌年升為歷史系主任，1925年便成“文理科科長”，也就是教務長。當時位于北京城內(nèi)盔甲廠的燕京大學，由華北數(shù)所不同宗派的基督教會聯(lián)合組成，有三個學院：宗教學院、女院，以及亦稱“男院”的文理學院。圖書館里的中文書幾乎只有四書五經(jīng)，英文書幾乎只有《圣經(jīng)》評注，且只有宗教學院有研究生。在中國成長的司徒雷登卻蓄意要把它打造成一所培育中國精英的學府。他們兩人日后雖然因種種原因疏遠了，但那時洪業(yè)是司徒雷登十分倚重的人。

左起：燕京大學文理科科長洪業(yè)、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校長司徒雷登、校長特別助理劉廷芳、女院院長愛麗絲·弗雷姆（Alice Frame），約1927年攝于北京城里盔甲廠。

燕京大學數(shù)年內(nèi)一躍成為全國知名學府，很大程度歸功于霍爾遺產(chǎn)的資助。霍爾（Charles Martin Hall）一家人都畢業(yè)于崇尚種族平等的歐柏林（Oberlin）學院，父親是牧師，姐姐曾到山西布道，霍爾本身則愛好科學、音樂和大自然。他發(fā)明用電分解鋁土礦石致富后，捐贈了數(shù)筆款給母校辟地作植物園，建筑大禮堂，訂制大風琴，亦捐款扶持美國南方黑人教育。他一生未婚，1914年去世時沒有子嗣， 遺囑指定三分之二捐給美國教育機構，三分之一捐給“亞洲或東歐巴爾干半島英美人辦的教育機構”，而他所創(chuàng)辦的美國鋁業(yè)公司總裁戴維斯（Arthur Vining Davis）是遺產(chǎn)執(zhí)行人。燕京副校長魯斯1921年曾從霍爾遺產(chǎn)中募得五萬美元，安排司徒雷登和同為牧師兒子的戴維斯共餐，希望他說服戴維斯捐更多的錢給燕京。司徒雷登事后告訴洪業(yè)說：咖啡和甜點上桌時，戴維斯才問他為什么要錢，要多少錢，司徒雷登急得滿頭大汗，隨口說一百萬美元，戴維斯馬上說好，令他十分后悔沒多要。

從上面這件事看得出司徒雷登贏得了戴維斯的絕對信任，也看得出戴維斯巴不得趕快把遺產(chǎn)分發(fā)完。試想：鋁比鐵輕多了，又不生銹，突然那么便宜，可做汽車零件、輪船船艙、門窗、鍋子、鏟子，以至于廚房鋁紙，前景不可限量，公司卻屢次被政府以壟斷市場起訴。戴維斯不但須照顧客戶，監(jiān)督研發(fā)與生產(chǎn)，又要跟政府打官司，還須應付各式慈善機構向他要錢。他曾向人抱怨，自己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連睡眠的時間都沒有。霍爾去世十年后的1924年，戴維斯已把遺產(chǎn)分給三十多所教育機構，包括山西的銘賢學校等，須分發(fā)到國外那一筆仍剩一千四百多萬。替哈佛大學募款的商學院院長聽說有這一筆錢，向戴維斯打聽能不能分得一杯羹，最大的問題自然是哈佛并不是“亞洲或東歐巴爾干半島的教育機構”。戴維斯建議他和司徒雷登商量，擬個讓哈佛和燕京都受益且合乎霍爾遺產(chǎn)條例的方案。雙方協(xié)商的結果是成立一個獨立的非牟利法人機構，由九位托事（三位代表哈佛，三位代表燕京，三位獨立）管理，戴維斯把遺產(chǎn)余額全移交給新設立的“哈佛燕京學社”。而洪業(yè)自始便參與該學社的策劃。

哈佛燕京學社1928年成立后，洪業(yè)和燕京哲學系教授博晨光（Lucius Porter），以及長居北京的梵文泰斗鋼和泰（Alexander von Sta?l-Holstein）同到美國協(xié)助哈佛展開學社業(yè)務。洪業(yè)在哈佛圖書館發(fā)現(xiàn)澳大利亞人Th. Ritter V. Oppolzer 的《蝕經(jīng)》（Canon der Finsternise, Denksehr. der Akad. des Wissenchaften, 1887) ，欣喜若狂，因該書推算出公元前1208年至公元2161年的八千個日蝕與五千兩百個月蝕，可藉以核實《春秋》里所記載的日蝕是否準確。他第二年便趁在康橋之便，說服哈燕學社的九位托事?lián)芸钭屗谘嗑┙M織引得編纂處。我猜想洪業(yè)一旦得知可獲取霍爾遺產(chǎn)余額后，即開始思索如何利用該資源實現(xiàn)他多年替中國古籍做索引的夢想，1930年回國馬上付諸行動。

《春秋經(jīng)傳引得序》是洪業(yè)1937年寫的，第二段說：“業(yè)幼時習此經(jīng)傳而苦之。三十年來，又輒為諸家論說所眩，左右進退，靡所適從。今引得編纂處既編有標校經(jīng)傳全文，展卷而異同畢見；又復纂成引得，翻檢而字句無遺；用遂重整舊業(yè)，冀償宿愿。”三十年前洪業(yè)十四歲，正是他在課堂上和《春秋左傳》結緣的那一年。

然而，洪業(yè)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發(fā)現(xiàn)《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事，多年一直困擾著我。他在國內(nèi)也用過圖書館，父親是個有學問的人，朋友間不乏飽學之士，何以要到美國才見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那兩百卷的書，又何以1919年便現(xiàn)身于紐約市的哥大？

這次重讀1930年那篇報告，才注意到洪業(yè)提示聽眾中國古籍普及是個晚近的現(xiàn)象：“中國雖以發(fā)明印刷術為傲，但從西方引進新印刷技術，尤其是引進石印后，古籍才從奢侈品變成普通人買得起的物品。有生意頭腦的出版商大量復制了許多以前是珍貴或稀罕的書。舉個例子，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四部叢刊》搜羅的書籍，是上一代富有藏書家需一輩子功夫才能湊齊的，現(xiàn)在中上人家就能購一套，阮囊羞澀的書生則可到圖書館借閱。”據(jù)網(wǎng)上維基百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除七部寫本以及武英殿刻本外，只有1796年的浙江刻本及1868年的廣東刻本，相當稀貴（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代以活字排印，收入《萬有文庫》，這是后話）。洪業(yè)家在福建，一度住山東，均屬清帝國邊緣地帶，而他父親只是個七品的縣令，不是達官貴人，與數(shù)百卷的該書無緣，不足為怪。

那么，哥大那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又是哪兒來的？如果洪業(yè)那時不在哥大讀碩士，而在別的美國大學，也會見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嗎？

2010 年出版的《東學西漸 ：北美東亞圖書館 1868-2008》（Collecting Asia: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North America, 1868-2008）為我解答了這疑問。該書由美國與加拿大二十五所最大的東亞圖書館的館長或其代表執(zhí)筆，介紹各館中、日、韓文的收藏是如何形成的，披露許多前塵往事。原來哥大圖書館當年的中文典藏在美國大學中是相當獨特的，洪業(yè)要是在別的美國大學讀碩士，大概不會見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哥大圖書館的中文館藏有段相當離奇的歷史。 校方1901年收到一位匿名校友獻出十萬美元設立“丁龍漢學教授講座”，不久又收到這位名為丁龍的一萬兩千美元捐贈，接著那位匿名校友再捐十萬美元，并在致校方的信上披露他名為霍勒斯·沃波爾·卡彭蒂埃（Horace Walpole Carpentier），丁龍是他的家仆。他說長久以來，西方人認為他們有責任對亞洲人宣傳基督教，然而亞洲人也有許多地方值得西方人學習，譬如他們勤勞、堅韌，以及平和的態(tài)度、對家庭和故鄉(xiāng)的熱愛，而且亞洲也有悠久的文化及典雅的文學。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mào)易已相當可觀，將來只會愈發(fā)增長，哥大必須起步促進中美間的了解。1901年是八國聯(lián)軍侵華的第二年，遠在紐約的卡彭蒂埃和丁龍有此一舉，是富有時代意義的。哥大當時沒有中文書籍，校長向駐華公使求援，李鴻章逝世前四天，代表尚未從西安回鑾的慈禧太后捐贈一套《古今圖書集成》，這是哥大第一批中文書籍。李鴻章代表清廷和八國聯(lián)軍議和簽署《辛丑條約》不久即病危，居然思及贈書給哥大，也許是唐紹儀的主意。我們知道李鴻章辦洋務最倚重唐紹儀，而唐紹儀是清廷早年送往美國留學的一百二十個男童之一，被強令回國時正在哥大念書，只好退學，必定相當不舍，現(xiàn)聽說哥大要設立中國文化講座，自然非常高興，樂得盡點心力。

結果哥大聘了德人夏德（Friedrich Hirth）當丁龍漢學教授。夏德在德國獲哲學博士后，在中國各地海關任事三十多年，工余研讀漢文，涉獵甚廣，有多種德文與英文著作。他替哥大的中文收藏奠定了很好的基礎，1918年才回德國退休。胡適在哥大上過夏德的課，并于1915年10月1日的日記上對哥大藏的《古今圖書集成》有相當詳細的描述。他顯然是第一次見到這套一萬多卷的中國百科全書，大為贊賞，還寫到夏德告訴他，這不是雍正原版，是總理衙門仿印的；原版因銅字不全，用其他字假借，所以這一版反而比原版好。

據(jù)網(wǎng)上信息：《古今圖書集成》主要是供皇室參閱的，1729年用銅字活排了六十五部，分藏于皇帝常去的地方并賜予大臣。英商美查歐內(nèi)斯特·梅杰（Ernest Major）1884年成立上海圖書集成書局，為牟利花了四年用鉛字排印了一千五百部，脫頁錯字甚多。十年后總理衙門令同文書局據(jù)雍正原版石印一百部，把缺誤修補了，并多了二十四卷考證，所以確實比原版好。我們自胡適日記中得知夏德對中國書籍有相當?shù)蔫b別力，那么哥大圖書館也具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不足奇了。無怪乎清末翰林陳煥章到哥大讀博士，有足夠資料完成《孔子與其門人的經(jīng)濟理論》（The Economics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該書1911年在紐約出版，引起西方學界廣泛的注意。胡適1917年在哥大的博士論文寫《先秦名學史》，洪業(yè)1919年在哥大的碩士論文寫《春秋左傳》，馮友蘭1924年在哥大的博士論文寫《人生哲學之比較研究》，都不缺書用。

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1930年成立后，最初揀《說苑》《白虎通》《儀禮》等篇幅較短的書編引得，傳給專家評論，以便依他們的建議改善。最終處理了《春秋經(jīng)傳》《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概括了中國遠古到公元250年的歷史，又出版了二十四史的藝文志（書目）和食貨志（經(jīng)濟）的引得。十三經(jīng)中獨無《尚書》；顧頡剛的《尚書通檢》另出版，因他不喜歡“引得”這兩個字，亦不喜歡洪業(yè)的“中國庋擷檢字法”，但仍用引得編纂處的人，由引得編纂處刊印。先秦諸子中則有《論語》《孟子》《莊子》《墨子》《荀子》的引得；又有《佛藏子目引得》和《道藏子目引得》收佛老書目；另有《世說新語》《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水經(jīng)注》《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等的引得。中國古代讀書人有名、有字、有號，同名同姓的人很多，編纂處工作中苦于檢索不易，遂出版《歷代同姓名錄引得》和《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著者引得》等；引得中有十五種是關乎人名、字號、傳記的，有了這些綜合引得和前四史的人名引得，可說把自古至清末所有名見經(jīng)傳的人幾乎都囊括了。

日軍1937年7月轟炸北平西郊軍營時，炮聲隆隆，烽火連天，洪家燕南園54號的房子整日震顫著，玻璃窗不斷破裂，洪業(yè)卻全神貫注寫《春秋經(jīng)傳引得序》，梳理《春秋》《公羊》《谷梁》和《左傳》的關系，追溯其版本源流，并證實《春秋》是當時的史錄，不是如有些學者推斷是后漢偽造的；因《春秋》提到的三十七個日蝕中， 有三十個可根據(jù)《蝕經(jīng)》印證，其他七個若改年月日其中一項也可獲得印證，可見《春秋》傳抄時或有誤，但記錄的事情是史實。劉子健認為此序比洪業(yè)榮膺法國儒蓮獎的《禮記引得序》更精彩（《洪業(yè)先生：少為人知的史家和教育家》，《歷史月刊》第17期，1989年6月，78頁）。

引得編纂處人員不過十人左右， 頭兩年經(jīng)費為六千美元，后來美國經(jīng)濟萎縮，經(jīng)費被削減至四千美元，總括來說有二十年歷史，但因中國內(nèi)憂外患，只有頭十年在理想環(huán)境下進行。華北1937年失守后，燕京大學掛上美國國旗，日軍尚不敢侵犯。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fā)美日開戰(zhàn)，日軍把洪業(yè)、鄧之誠、趙紫宸、陸志偉、張東蓀、劉豁軒等教授押入牢里，把燕京校園改用為傷軍療養(yǎng)院。引得編纂處副主任聶崇岐帶領部分人馬遷至輔仁大學，在中法漢學研究所的名義下，完成了《戰(zhàn)國策通檢》《山海經(jīng)通檢》《呂氏春秋通檢》《春秋繁露通檢》《淮南子通檢》《論衡通檢》《文心雕龍通檢》《大金國志通檢》《契丹國志通檢》等重要索引。輔仁大學是隸屬梵蒂岡的，而梵蒂岡在二戰(zhàn)期間中立，日軍不便干擾。

替書籍編索引在中國并不是一個完全新的概念，洪業(yè)在他1932年的《引得說》上指出清代的《佩文韻府》《史姓韻編》《經(jīng)籍纂詁》《駢字類編》等都具有索引的功用，而章學誠兩百多年之前在《校讎通義》中便提出應該把古籍中的人名、地名、官階、書目一一仿效《佩文韻府》按韻編排，注明原書出處及篇第，但一直都沒有人做（12 頁）。馬學良2021年出版的《哈佛燕京學社漢學引得叢刊研究》則追溯到三國的《皇覽》，以及明代的《洪武正韻玉鍵》和《兩漢書姓名錄》，并指出林語堂1917年在《科學》上發(fā)表的《創(chuàng)設漢字索引制議》一文是最初從日本引進“索引”這詞的（37頁）。然而有做索引的念頭是一回事，真正做起來又是另一回事，這龐大的學術工程不但需要一位有魄力的嚴謹學者，愿意投入數(shù)年甚至數(shù)十年的功夫，組織一個團隊埋頭苦干，還需要雄厚的財力支撐。

歷史真是偶然和必然的碰撞。回想當年若不是丁龍這忠厚的廣東仆人贏得他美國雇主的敬佩，哥倫比亞大學就不會于1901年成立漢學講座。哥大若沒有聘到對中國古籍有相當識別力的德國學者夏德做教授，洪業(yè)1917年在哥大做碩士論文時，就不會見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從而令他發(fā)奮博覽群書，發(fā)表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春秋左傳》著作，同時意識到若要掌握那些浩如煙海的資料，須先替相關古籍編索引。事情又那么巧，哈佛燕京學社成立時洪業(yè)恰好在場，得以利用其資源實現(xiàn)他多年的夙愿，澤被數(shù)代中外學者，改變了中國學術的軌跡。

洪業(yè)在我心中的印象沒有隨時間流逝而變得模糊，反而因?qū)λ斫庾兩疃逦＝甑乱崦绹晃滩┕蓬＃∟icolas Berggruen）創(chuàng)辦的博古睿研究所和北大哲學系建立了合作關系，北大授權該所修復燕南園54號作其中國中心，以促進國際學術交流。博古睿的中國團隊發(fā)現(xiàn)該樓原來主人居然是終其身致力于國際學術交流的洪業(yè)，為此段歷史與修復過程拍攝了一部有趣的紀錄片，并邀我和朗諾參加去年三月的掛牌典禮。

侯仁之、張瑋瑛、陳毓賢、艾朗諾，1995年于北大燕南園。

朗諾和我1980年第一次到中國時曾訪燕南園54號，因洪業(yè)托我們看看他故居后院心愛的藤花是否尚在。藤花已被砍，樓內(nèi)住了數(shù)戶人家，我們在門前拍了張照片帶給他看。那一趟恰巧朗諾的老師方志彤把藏書捐給北大，朗諾搬運有功，周培源校長夫人在臨湖軒請吃晚飯，席上有圖書館副館長梁啟超的女兒梁思莊、馮友蘭的侄女中文系馮鐘蕓教授等。臨別時梁思莊悄悄對我們說，北大圖書館很缺1960年至1980年間的社會科學書籍，不過贈書最好先寄書單給她。第二趟訪燕南園54號是1995年，為洽談《洪業(yè)傳》出版事宜到北大，在洪業(yè)學生侯仁之教授與其夫人張瑋瑛陪同下到了洪業(yè)故居，樓內(nèi)仍住了數(shù)戶人家，在門前又合拍了張照片，攝影人是該書編輯張弘泓。那時我感覺是把洪老先生的靈柩帶回了故鄉(xiāng)。2024年3月北京之行我們不但有機會和張弘泓重聚，還見到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洪業(yè)傳》的編輯孫祎萌、洪業(yè)英文著作《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的中譯者曾祥波教授，并在北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辦的講座上，結識多年搜集洪業(yè)舊書的吳景鍵教授，與數(shù)位整理北大校史的學者。這一次終于有機會踏入燕南園54號，在新辟的展覽室看著老照片，感觸良多。多少當年大家爭得你死我活的事端已被時光淘盡，所謂“水落石出”，潮退后一座座曾被淹沒的巖石屹立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