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次高考未如愿，81歲工作量不輸年輕人，葛劍雄談人生、學術、傳承、奉獻

圖中右3為葛劍雄，復旦大學供圖

81歲的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葛劍雄日前為復旦大學大一全體新生上了一堂特別的課。兩個多小時講述，用八個字概括就是“人生、學術、傳承、奉獻”。他談到自己的導師、歷史地理學科主要奠基人譚其驤先生這一代學人為人、為學的精神，談到他自己在數(shù)十年學術生涯中的感悟，給當下年輕人以啟迪。

人生：揚長避短，順應大勢并為機遇做準備

這么多年來，我逐漸認識到，決定一個人人生的主要因素，首先是個人天賦。天才并非人人都是，但天賦人人都有，只是各不相同。一個人如果能用好自己的天賦，揚長避短，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其次是歷史的機遇。歷史的發(fā)展大勢，并非個人所能改變，但卻是影響個人發(fā)展的重要因素。第三則是個人的努力，這是我們每個人自己可以決定的因素。在歷史的大趨勢之中，會有很多小的機遇，如果你沒有努力，那么當這些機遇來臨時，就只能無能為力地選擇放棄。

我個人在這方面深有體會。

高中時我就已明確目標：考北京大學的古典文獻專業(yè)。為此，我做了全面的準備，而且自認為把握比較大。但是，高二下學期體檢，我被告知患有肺結(jié)核，并且還在活動期。休學一年半復學后，在第二次高考體檢中身體又不合格，這對當時的我打擊巨大。老師們都勸我先工作，今后在職報考大學。

思前想后，我接受了上海的師資培訓。1965年8月，我成為一名中學教師，一邊教書，一邊繼續(xù)為考大學做準備。但是，第二年文革就開始了。直到1977年高考恢復，我第一時間報名。誰料，我超齡了。

原本以為我這輩子讀大學無望。結(jié)果，半年后國家開始招收研究生。當時全國各領域百廢待興，研究生招生年齡放寬到40歲，并且不限制學歷。

終于，我以歷史系90多名考生中排名第一的初試成績，考上了復旦大學。

如果我事先沒有任何準備，是不可能抓住這個機遇的。因為，文革十年中，我從未放棄過學習。有人會說：“如果研究生不招生，你不是白學了嗎？”當然不是，首先，我學到的知識都是我自己的，其次，學習的過程于我而言，本身就是很大的收獲。

我分享這個經(jīng)歷，是想告訴大家，一個人要認清時代的大趨勢，順應歷史發(fā)展潮流；另一方面，在時代的大勢中，我們也應該為各種可能的機遇做好準備。

我人生中另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是1983年我和周振鶴先生都很僥幸地成為全國第一批文科博士。之所以說僥幸，一方面是因為機遇，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們有充分的準備。

當時全國已經(jīng)有了首批18位理科博士，各高校都在競爭第一批文科博士。復旦大學當時認為，我和周振鶴條件比較好，而且我們讀博士第一年就完成了博士論文。于是，學校向教育部申請，希望我們提前畢業(yè)。教育部要求我們必須通過多門課的考試，并且修讀完成兩門外語。所有考試包括英語我們都全部過關。但是第二外語怎么辦？幸好我和周振鶴在碩士期間，既修了英文，也修了日文，并且都參加考試并有成績記錄。最終教育部同意我們用碩士日語的成績代替博士第二外語，批準了答辯申請。

如果我和周振鶴事先沒有多學一門外語，也許全國第一批文科博士就輪不到我們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提前多做準備，如果有條件的話，還要多做一點準備，否則，機會來了還是會錯失。

同時，對于每一個來臨的機遇，都要盡量做好每一件事。現(xiàn)在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圖書館館長崗位已經(jīng)兩年，同時仍然繼續(xù)指導我在復旦大學的研究生，并且完成各項科研任務，同時還擔任《國家歷史地圖集》的執(zhí)行主編。

去年我出了4本書，發(fā)表了5篇論文，在報刊上發(fā)表了20多篇文章，還做了幾十條視頻。我參加了各種論壇、學術會議10多次，做講座等公益活動70多次，還參加了三次國際會議和在突尼斯舉行的書展。去年我坐了120次飛機，飛行里程20多萬公里，到了三大洲、五個國家。

這是一個80歲的人的工作量。這難道是臨時具備的嗎？并不是，靠的是我長期保持這樣的工作節(jié)奏，保持這樣的精力和體力。我自己確定的目標是，正常地工作到80歲，輕松地工作到85歲。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完成了第一個目標，我今年已經(jīng)81歲了，所以我現(xiàn)在調(diào)整目標，要正常地工作到85歲。

我現(xiàn)在聽說年輕人中有人議論“躺平”。千萬不要躺平。如果我20歲就躺平，還會有今天嗎？

總結(jié)我的人生，那就是一個人首先要充分發(fā)揮自己的天賦，揚長避短。當然在不得已的時候，或者國家需要的時候，作出調(diào)整，這是應該的、也是正常的。其次就是要隨時為可能出現(xiàn)的機遇做好準備，并且抓住機遇。總之，一個人只要有能力，就應該盡最大的努力來體現(xiàn)自己的人生價值。

學術：創(chuàng)新的前提是要有平等的學術爭論

我1978年考上譚其驤先生的研究生時，并不了解什么是學術，甚至連歷史地理是一門什么樣的學科也不了解。僅僅是對歷史和地理有興趣。但是在譚先生的教導之下，我很快就明白，做學術就必須要創(chuàng)新。在這一點上，譚先生那一代學人也給我們后輩樹立了很好的榜樣。

譚先生曾經(jīng)為復旦學報寫過一篇文章，記述一件舊事，令人印象深刻。譚先生的老師是顧頡剛，他在研究生二年級時旁聽一門顧先生的課。在課堂上，他發(fā)現(xiàn)顧先生有一個結(jié)論是錯誤的，于是下課后和顧先生說了。沒想到顧先生說：“很好，你回去把這個寫下來。”譚先生就回去又查了有關資料，整理成一封信交給顧先生。

不到兩天，顧先生就回復了他一封幾千字的信。對他提出的意見，一部分予以肯定，一部分則堅持他原來的看法。譚先生收到這封信后，學術熱情被激發(fā)。他又重新去查找資料，認為顧先生在答復中認為自己正確的地方，仍然是錯的，他又給顧先生寫了第二封信。顧先生再次回了一封很長的信，逐條指出問題，與他討論，再次肯定了他的一部分觀點，但在某些方面，顧先生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

事情并沒有就此結(jié)束，后來顧先生把他們來往的幾封信全部印出來，作為這門課的補充教材發(fā)給同學，并說明以后每次開這門課，這份教材中都會附上這幾封信。

這些大先生們就是以這樣一種態(tài)度來對待學術爭論，老師和學生在學術上完全平等。顧頡剛先生最后還寫了一個按語，說“真出乎爭，真理是要通過爭論來辨明的，我們就是要這樣永遠地爭論下去”。

這也使我明白：我們的學術必須要創(chuàng)新，而創(chuàng)新的前提，就是要有學術爭論，要允許不同意見，要看到前人的成績，也要看到前人的不足，包括看到自己老師的不足。正是受了譚先生這種影響，我們在學術上，面對自己的老師也好，或者什么門派也好，往往也不太有顧慮。當然我們也會大膽地承擔責任。

后來，我在研究中國移民史過程中，發(fā)現(xiàn)譚先生當年發(fā)表在《燕京學報》上的一篇文章《晉永嘉喪亂后之民族遷徙》中有一個錯誤。這是他的成名作，也被認為是這個領域的經(jīng)典之作。論文發(fā)表于1934年，這個錯誤其實是當時研究范式和研究水平下必然會產(chǎn)生的疏漏。但譚先生堅持認為這篇論文的不準確之處必須說清楚，在他臨終前尚未全部寫完的最后一篇論文中，他專門把這件事寫進去，并且表示這是原來論文中的一個重大疏漏。

1986年春天，我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有一次，學校邀請一位知名漢學家來作關于中國古代人口的學術報告。我對他報告中很多內(nèi)容都有不同看法，因此就問他結(jié)論的根據(jù)是什么。誰知道他非常傲慢地說：“我做研究從來不用你們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

當時我想，你用的地圖明明是參考譚先生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怎么能這么說？但他的話的確給了我很大的刺激。因為當時無論中文或英文，都沒有具有影響力的中國歷史人口研究成果。所以我從美國回來后就定下目標：我們一定要拿出一部能夠代表中國研究水準、達到世界一流、并且得到大家公認的中國人口史研究成果。

后來我在1991年出版了《中國人口發(fā)展史》并獲得首屆郭沫若史學獎。這本書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了英文版和日文版，今年將要出德文版和法文版。在此基礎上，我與同事又于2002年出版了六卷本的《中國人口史》。我們不敢說這是最高水平，但至少到目前為止，國內(nèi)外還沒有被超越。同樣，我們的《中國移民史》也在國家社科基金剛設立時，就獲得資助，并且在最近被列入國家外譯出版工程，英文版將由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

當然，要達到世界一流，并不是我們自己說一流就是一流。比如，我們從事歷史地理研究，如果研究方法只能用于研究中國歷史地理，那就不能叫世界水平，我們的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必須同樣適用于世界，這樣才能談得上世界水平。

也正是因此，我們史地所在2001年開始研制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tǒng)。這一成果至今都被國際學術同行認為是世界上最先進的一流系統(tǒng)。因為我們的軟件是國際通用的，可以不斷更新，依靠中國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史料，我們的數(shù)據(jù)可以涵蓋2000年、甚至3000年，覆蓋的空間可以有數(shù)百萬甚至上千萬平方千米。但歐美研制的同類系統(tǒng)最多只有二三百年的數(shù)據(jù)，覆蓋的空間范圍也小得多。

所以我認為，做學術研究就是要以世界一流的最高標準，最大限度確定我們的目標，堅持不懈地做。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在學術上取得先進的地位。

傳承：傳承的不僅是學問，更是學術精神

歷史地理學界公認有三位奠基人：我的老師譚其驤先生，北京大學侯仁之先生以及陜西師范大學史念海先生。他們又有一個共同的老師，就是顧頡剛先生。

三位先生年紀相仿，也各有特點。史先生偏重于歷史方面，譚先生和侯先生都與地理學科密切相關，所以他們兩位都在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都是在地學部。談到傳承，歷史地理學科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不僅要傳承，還要發(fā)揚光大，還要取得新的進步，并且超越前人。

記得在參加學校“211工程”項目答辯時，我提出，我們歷史地理學科要在原有基礎上比較全面地發(fā)展，并且把歷史地理學科的基本理論和學科架構(gòu)完善起來，同時還要創(chuàng)新發(fā)展。當時就有一位教授嚴厲地質(zhì)問我：“難道你們想超過譚先生嗎？”我當時的回答是：“的確是這樣。我們個人很難超越譚先生，但是作為我們這個群體，我們就是要超越。不超越，怎么進步呢？”

而且譚先生是一再鼓勵我們超越他。他經(jīng)常跟我們這些學生說：“在歷史地理方面，我要超越錢大昕、王國維，你們應該超越我，否則學術怎么進步？”

但是，我們的超越不是只靠我們個人。老實說，譚先生是這個學科的創(chuàng)建人，而我們到了30多歲才考上研究生，不論是天賦條件還是積累都無法和譚先生比，所以單靠我們個人很難超越，但是，我們這個群體一定要以超越譚先生這一輩學人為目標。所以，“傳承”不是固守著老師的成就，不敢再往前走，或者覺得我們絕不可以超越老師。

我們史地所在過去幾十年中一直在超越自己，現(xiàn)在被公認是全國范圍內(nèi)總體水平最高的歷史地理研究機構(gòu)。

而且，傳承也不僅僅是傳承學問。就我個人而言，譚先生傳給我的也不僅是他的學問，還有他的人品，他對國家奉獻的精神，一生不斷追求真理的精神。所以我認為，我自己也有責任、有義務把譚先生的學術思想、品格，以及他這種追求真理的優(yōu)秀品德傳承下來。

1991年10月9日，譚先生特地把我叫到他家，向我交代了他的后事。也許他已經(jīng)有所預感了，他說：“我看到現(xiàn)在青年教師無論在學術上還是生活上都這么困難，感到很不安。我能做的事情不多，希望你能幫我把這件事情做成。”他交給我2萬元，希望我?guī)退\作一下，想辦法把它擴大成為一個基金。當時2萬元不是一個小數(shù)字。后來我才知道，他身后留給子女的存款也不過10萬元左右。

可惜這個基金要真正辦成、要擴大，很不容易。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在譚先生去世后用這個基金設立了“譚其驤禹貢青年獎”，用它獎勵四十歲以下的年輕學者，包括研究生。這個獎項已經(jīng)成為歷史地理學界一個重要的獎項，每兩年評一次。現(xiàn)在很多歷史地理學界的教授、學術帶頭人都得過這個獎。

這幾年我一直在努力，現(xiàn)在終于可以說，我有把握在2031年，也就是譚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時候，建成這個基金，使它能夠永續(xù)運作。

同時，要傳承學問、傳承譚先生的精神品格靠什么呢？靠人！

當年譚先生不拘一格地錄取我們。我當時只有高中學歷，周振鶴先生雖然上過大學，但學的是采礦專業(yè)。譚先生告訴我們，招研究生不能只看他已經(jīng)有的知識。招研究生的主要標準用我們行話講，必須頭腦清楚，也就是邏輯思維能力強，這才是最主要的。而且譚先生認為，制度必須遵守，但是不能什么事情都照現(xiàn)成的規(guī)章，必要的情況下應該不拘一格、突破常規(guī)。

所以我自己在招收研究生時也是這樣。我有三名學生都是“百篇優(yōu)秀博士論文”的獲得者，但這些研究生當初差一點就失去了這個機會。

其中一位研究生是山東一所學校畢業(yè)的。這所學校當時以學歷造假出名。教育部下達通知，錄取自這所學校的學生必須全部退學。我事后了解到，我這名學生根本沒有上滿四年本科，學校給他造了一個完整的本科學歷。但是我認為，這是學校的責任，我們需要鑒別的是這名學生是否具備讀研的能力。我認為他在我們研究所三年非常刻苦，而且已經(jīng)具備很好的基礎，所以我照樣招收他為博士生。當時他選的研究課題是做歷史上傳染病的地理分布。于是我提出，要做這個課題，他就必須掌握基本的醫(yī)學知識，我只能幫助他從史料上把關，他必須到醫(yī)學院去跟本科生一起完整地修完三門課：傳染病學、流行病學、病理學。他做到了。

論文答辯時，我專門邀請復旦大學公共衛(wèi)生學院院長為他的論文進行醫(yī)學專業(yè)把關并擔任答辯委員會主任。院長看完后認為在醫(yī)學方面沒有問題。這名學生的論文被評為“全國百篇優(yōu)秀博士論文”。他現(xiàn)在早已是一所學校的歷史系主任，也是本領域享譽國際的著名學者了。

所以我認為，學術傳承還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如何培養(yǎng)下一代學人，這樣不僅可以一直保持傳統(tǒng)，而且通過創(chuàng)新，使我們這個學科始終站在前列，始終處在高峰。

奉獻：任何時候都應該和我們國家站在一起

我們做學問、進行科學研究，或者我們教學生，僅僅是為了我們自己嗎？當然不是。很重要的一點是把我們的成果奉獻給社會，奉獻給國家，奉獻給我們這個時代。

在這方面，譚先生給我們樹了一個很好的榜樣。我在讀研究生時有幸被安排做譚先生的助手，跟隨他十幾年，直到他去世。在這期間，我對他的人生也有了更深入、具體的了解。

譚先生一輩子追求真理，一輩子奉獻國家。

1926年，他在上海大學讀書時就參加了共青團。1927年上海工人武裝第三次起義時，他被分配傳遞消息。但是4月12日蔣介石發(fā)動反革命政變，上海大學被封，譚先生和同學流落在外并被關進了龍華監(jiān)獄，幸而敵人沒有找到證據(jù)，譚先生的哥哥想辦法把他保釋出獄。

出來以后，他千方百計尋找組織，實在找不到，很是失望，從此后他就轉(zhuǎn)入學術道路。直到72歲他正式入黨成為一名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我曾經(jīng)問他：當時你難道不怕嗎？譚先生說：“一點都不害怕，當時根本沒想過害怕。要是找到了組織，那就繼續(xù)革命。”

我為他整理論文時發(fā)現(xiàn)，他有幾年根本沒有寫過一篇論文。我好奇地問他那幾年在干什么。譚先生告訴我，在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根本沒有時間做個人的研究。特別是在文革期間，他白天接受批判、作檢討，有時還要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晚上經(jīng)常通宵達旦地做這項工作。終于在1988年出全的8冊《中國歷史地圖集》，至今仍是全世界最準確、最權威、最詳細的中國歷史地圖集。

1982年，國家又啟動編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這項工作非常艱難，因為種種原因，到譚先生去世時，第一冊還沒有出版。1991年10月，譚先生找我交代完他的后事，沒幾天就突然倒下了，直到1992年去世，一直說不出一句話，也寫不出一個字。但他不止一次拉著我的手，口中有所表示。當時，我就問他是不是還牽掛這部地圖，他點了點頭。所以，我?guī)状卧谒媲案嬖V他：“你放心，這部地圖我們一定會把它編好。”在他臨終前一天，我去看他，他不斷地喘著粗氣，已經(jīng)不能說話了，但我明白他所牽掛的事情。于是我對著他的耳朵，大聲地告訴他：“請你放心，地圖的事情，不管怎樣，我們都會把它做好。”譚先生去世后，《國家歷史地圖集》第一冊已在2005年出版，第二、第三冊的編纂出版工作還在進行。我受命擔任這兩冊的執(zhí)行主編，一定要完成譚先生的囑托。

譚先生這一輩子把他全部的精力、全部的成果都奉獻給了國家，都為社會服務，這就是我們應該繼承的光榮傳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