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追債:被折疊的富豪與未完結的賬單
2026年的深圳,春天來得有些遲疑。四月中旬,一場連綿的陰雨把這座城市的玻璃幕墻洗得發冷。在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那棟灰色的大樓里,空氣比外面還要凝重幾分。
許家印站在被告席上的時候,并沒有像外界想象中那樣崩潰或者咆哮。這位曾經在中國地產界翻云覆雨的首富,頭發白了不少,但也梳得一絲不茍。當審判長問他對指控有無最后陳述時,他停頓了大概三秒,只說了四個字:“認罪悔罪。”
這四個字像是一塊石頭扔進了深井,沒激起太大的水聲,卻沉得很深。八項罪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違法發放貸款、職務侵占……每一個詞條背后,都是一座爛尾的樓盤,或者是無數個家庭半生的積蓄。
但這篇文章不聊許家印的罪與罰,我們要把鏡頭往旁邊挪一挪,對準另外一群人。他們曾經站在恒大這艘巨輪的甲板上,手里端著香檳,看著財富的潮水涌來。現在,潮水退了,不僅露出了礁石,還露出了一張張巨額的催款單。
就在許家印認罪的同一周,深圳的另一端,一場關于“退錢”的拉鋸戰已經持續了十七個月。
前恒大總裁夏海鈞,被稱為“打工皇帝”的男人,收到了一份司法追繳文書。文書上的數字很刺眼:約1.6億元人民幣。
前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那個總是在宏觀經濟論壇上揮斥方遒的學者,也收到了一張單子:731萬元。
收款方不是恒大公司的賬戶,因為那時的恒大已經是一具空殼。錢要打進深圳公安指定的一個公證賬戶。
這不是HR發的離職結算郵件,也不是老板在飯桌上的勸退暗示。這是一張蓋著紅章的法律文書。上面甚至還很“客氣”地寫了一句“是否退回請個人根據案件涉及風險自行判斷”,但只要在這個圈子里混過的人都讀得懂潛臺詞:如果不退,下一步就不是喝茶聊天,而是手銬和審訊椅。
一、 打工皇帝的“黃金五年”
要理解這1.6億是怎么來的,得把時間撥回到2017年。
那是恒大最高光的時刻,也是中國房地產最后的狂歡。許家印登頂首富寶座,恒大的觸角伸向了金融、健康、汽車、文旅,仿佛只要印上“恒大”兩個字的東西,就能變成黃金。
夏海鈞就是在這個時候被推到了舞臺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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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恒大內部,夏海鈞的地位僅次于許家印。他不僅是總裁,還是執行董事,手里握著幾乎所有的經營實權。許家印負責在大戰略上畫圈,夏海鈞負責把圈填滿,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杠桿。
2017年,夏海鈞的年薪是2.7億元。這是什么概念?平均每天醒來,他的賬戶里就多了74萬。那一年,A股上市公司董事長的平均薪酬也就幾十萬出頭。
這錢拿得燙手嗎?在當時看來,這是對他能力的獎賞。夏海鈞是個狠角色,他主導了恒大的多輪戰略擴張,尤其是在三四線城市的棚改貨幣化浪潮中,恒大像一臺不知疲倦的推土機,橫掃土地市場。
從2017年到2021年,這五年是夏海鈞的“黃金五年”。他在恒大領取的薪酬總額達到了10.72億元。
這10個億,是由工資、獎金、期權和績效薪酬堆砌起來的。而支撐這些獎金的基礎,是恒大那張漂亮得不像話的財務報表。
后來證監會的調查揭開了這張報表的遮羞布:2019年,恒大虛增收入2139.89億元,占了當期營收的一半還多;2020年更離譜,虛增收入3501.57億元,占比高達78.54%。
兩年時間,憑空捏造了5600多億的收入,虛增利潤920億。
夏海鈞簽字領取的那些巨額獎金,本質上是建立在這堆空氣之上的。就像是一個魔術師,從帽子里變出了兔子,然后因為變得精彩,觀眾給了他巨額打賞。最后大家發現,兔子是畫上去的。
現在,法律說:既然兔子是畫的,那打賞的錢就得吐出來。
按照規定,需要退繳的比例是15%。算下來,夏海鈞要退1.6億。
但這1.6億對他來說,可能只是九牛一毛。早在恒大暴雷之前,夏海鈞就已經在全球配置資產。2024年6月,香港法院批準了清盤人的請求,凍結了他價值約600億港元的資產。
這600億里,包括他在香港柏傲山的一套豪宅。2019年買入的時候花了1.6億港元,后來想賣,掛牌價降到了8200萬,還是沒賣出去。因為法院的凍結令像一張無形的網,把這套房子死死困住。
2025年1月,香港上訴法庭駁回了他的上訴,維持凍結。夏海鈞沒有現身法庭,他的律師在庭上爭辯了很久,但法律的鐵面無私在這一刻體現得淋漓盡致。
二、 經濟學家的“千萬年薪”
相比于夏海鈞這種在江湖里摸爬滾打幾十年的“老江湖”,任澤平的故事顯得更有戲劇性,也更像是一出黑色幽默劇。
他是著名的經濟學家,曾經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帶著“網紅經濟學家”的光環加入恒大,年薪1500萬。
恒大請他來,不是為了真的搞學術研究,而是為了兩個字:背書。
在那個恒大急需向外界證明自己“大而不倒”的年代,任澤平的頭銜和言論,是許家印非常看重的裝飾品。任澤平確實也很賣力,他多次公開喊話“中國未來十年房價還要翻倍”,“現在不買恒大的房子就后悔了”。
這些話在當時聽起來是專業的判斷,現在聽起來更像是促銷廣告詞。
任澤平在恒大干了三年三個月,累計拿走了4875萬元。按照15%的比例,他需要退回73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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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當退繳通知剛出來的時候,任澤平發過一份聲明,語氣挺硬。他說自己從未參與過恒大財富的理財產品銷售,也不負責具體的融資業務,言下之意是:我只是個搞研究的,賣理財爆雷跟我有什么關系?
但法律的邏輯很簡單,也很冷酷:你在那個時間段,擔任了高管,領取了基于虛假業績計算的高額薪酬,你就得退。
不管你是負責銷售的,還是負責喊口號的,只要你分了蛋糕,蛋糕塌了,你就得把吃進去的吐出來。
任澤平的731萬,相對于夏海鈞的1.6億,看起來是個小數目。但對于普通人來說,這依然是幾輩子都賺不到的錢。而且,這731萬不僅是錢,更是一種象征——即使你是所謂的“精英”、“專家”,在法律的清算面前,沒有豁免權。
三、 8億元的退繳名單
夏海鈞和任澤平只是冰露出水面的兩個尖角。水面之下,是一個龐大的退繳群體。
這份名單涵蓋了2017年至2021年期間,恒大集團總部、各地區公司領導班子,以及所有項目公司的負責人。
這不是一刀切,而是有精確的劃分。
如果你是一個項目經理,你在虛假的工程進度單上簽了字,幫著公司提前確認了收入,那么基于這筆虛假收入發給你的獎金,你得退。
如果你是一個地區公司的董事長,你為了沖業績,默許甚至鼓勵下屬虛構銷售合同,那你不僅要退獎金,還要退一部分工資。
但如果你只是一個前臺文員,或者是一個沒有簽字權的普通銷售員,哪怕你天天加班到深夜,哪怕你也買了恒大理財虧了錢,你不在這次追繳的名單里。
這就是法律講究的“權責對等”。誰手里有權,誰簽了字造假,誰就要負責。
據內部人士透露,僅高管層面的退繳總額,估計在8億元左右。
這8個億,怎么追?
過程比想象中要繁瑣得多。從2024年11月底開始,一直到2026年4月,整整十七個月,專門的工作組就在干這一件事:核對。
每一筆錢的來源,發放的時間,對應的業績依據,甚至是當時的簽字審批單,都要翻出來。
“這不是簡單的算術題,”一位參與了退繳工作的律師說,“這是在重構歷史。恒大的財務體系太混亂了,很多獎金是以各種名目發的,有的叫‘特別貢獻獎’,有的叫‘預發績效’,你要把它定性為‘基于虛假業績的不當得利’,需要完整的證據鏈。”
有的高管很配合,錢打進去,這事算了結。
有的高管在觀望,甚至在轉移資產。但他們很快發現,這條路走不通。因為這不僅是民事糾紛,這是刑事案件的追贓挽損。
四、 錢去哪了?
很多人會問:退這8個億,有什么用?
恒大的債務窟窿是3500億港元,凍結資產大概550億,債權人排隊等著還錢。這8個億扔進去,連個水花都砸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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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8個億的意義,不在于“填坑”,而在于“立規”。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商業世界里流行一種潛規則:公司倒閉了,老板和高管們早就通過分紅、薪酬、關聯交易把錢洗干凈了,留下一地雞毛給銀行和供應商。
“康美藥業”案是一個轉折點。2021年,那家虛增300億貨幣資金的公司被判賠償,幾個獨立董事被判承擔數億的連帶責任。那是第一次,人們意識到,掛個名也是要賠得傾家蕩產的。
恒大的這次退繳,是康美案的升級版。它不僅針對獨立董事,更針對核心經營層。它傳遞了一個非常清晰的信號:你在任期間造的假,不管你是主動的還是默許的,只要你拿了錢,法律就有辦法讓你吐出來。
這在國際上也不是新鮮事。2001年美國安然公司破產,CEO杰弗里·斯基林被判24年監禁,他的股票期權被全部追回,豪車豪宅被拍賣抵債。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當泡沫破裂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清算責任人。
許家印和妻子丁玉梅,在2009年到2022年之間,通過分紅拿走了超過500億元。這500億,才是真正的大頭。但因為涉及到復雜的離岸信托和跨境資產轉移,追回的難度極大。
相比之下,夏海鈞和任澤平的錢,還在境內,或者在香港這種法治高度透明的地方,追回的成功率要高得多。
五、 尾聲:未完結的賬單
2026年3月18日,恒大地產被正式宣告破產。
這家曾經的世界500強,在法律意義上,已經死了。
但圍繞著它的故事還沒結束。
在深圳的某個小區里,一個買了恒大期房的業主,看著手機里彈出的新聞——“夏海鈞退繳1.6億”,他苦笑了一下,關掉了頁面。他的房子還爛在那里,沒有復工的跡象。
在北京的一間寫字樓里,一個剛接到退繳通知的前恒大地區總,看著賬戶里的余額,那是他這輩子攢下的家底。他在猶豫,是主動退,爭取寬大處理,還是再扛一扛?
在香港的法庭上,清盤人還在和夏海鈞的律師團扯皮,每一項資產的解凍都需要經過漫長的訴訟。
許家印說了“認罪悔罪”,但這只是他個人的法律程序走完了第一步。
那8個億的退繳,也只是漫長債務重組中的一小步。
這就是商業歷史最殘酷的一面:所有的狂歡,最后都要買單。
以前,買單的人是銀行,是供應商,是購房者。
現在,輪到分蛋糕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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