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洋｜懷念老穆——一位心系中國的德國古典學家

著名古典學家穆啟樂（Fritz-Heiner Mutschler）教授近日因病逝世，享年80歲。這位德國學者一生穿梭于古典學與漢學之間，致力于古希臘羅馬與中國古代文明的比較研究。他曾在東北師范大學、北京大學任教，培養了中國改革開放后一代又一代世界古代文明研究人才，被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接納為首位外籍榮譽會員。

在同仁們的記憶中，“老穆”不僅是一位嚴謹的學者，更是一位心系中國的摯友。澎湃新聞將陸續刊發黃洋、張巍、王忠孝、冼若冰等中國學者的紀念文章，從不同側面追憶這位以平等之心推動中西對話、以熱忱之情扶持后輩成長的杰出學者。穆啟樂教授的學術遺產與人文精神，將長久照亮跨文明研究的道路。

德國古典學家穆啟樂（Fritz-Heiner Mutschler）(1946年1月4日-2026年4月13日）

忽然從朋友圈里傳來老穆去世的消息，我們一家人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上個月他還和我通話，說期待我們一家夏天的造訪。老穆指的是德國古典學家穆啟樂（Fritz-Heiner Mutschler），國內熟悉他的同行都親切地稱他老穆，他也常常這么介紹自己。他是最關心中國古典學發展、并為之傾力做出貢獻的國際學者，他的夫人、赫梯學家漢娜（Hanna Roszkowska-Mutschler）也是如此（她培養了我國第一代赫梯學專家李政和劉健）。同時他們也是和中國同行最相處無間、最能和中國人打成一片的國際學者。他自己常說，中國是他和夫人的第二故鄉，他們因為中國結緣，并且結為伴侶。后來他更寫道，漢娜是“來自中國的最珍貴禮物”。

穆啟樂1946年出生于海德堡，在海德堡大學和柏林自由大學學習古典語文學和日耳曼語文學，1973年獲得博士學位，之后在海德堡大學任教，1978-1979年在匹茲堡大學做博士后研究，1982年通過教授資格考試，1986-1987年任海德堡大學東方學與古典學學院副院長。1988年，穆啟樂作為教育部資助的外國專家來林志純先生創辦的東北師范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任教，直至1992年。在此期間，他和同時來所里任教的波蘭赫梯學家漢娜相識相戀，結為夫婦。這是中國古典學和世界古代文明研究初創的時期，他們參與培養了改革開放以后的第一代中國古典學和世界古代文明研究人才，也和我國世界古代史前輩學者林志純、劉家和和王敦書諸先生切磋學問，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后來老穆向我多次談到和諸位先生的交往，表達對他們學識、學養和獻身學術事業的欽佩之情。

在中國任教期間，老穆夫婦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開始系統學習中文。1993年，穆啟樂受聘擔任德累斯頓工業大學古典語文學（拉丁語文學）教授，直至2011年退休。他曾經擔任語言文學學院副院長、院長，于2003至2009年任德國古典語文學者協會理事，并曾任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客座教授、挪威學術院高等研究中心研究員。在此期間，他一直關心中國的古典學發展和人才培養，并且他的研究興趣開始轉向西方古典傳統和中國古典傳統的比較研究，尤其是中西史學傳統的比較研究。從1997年在德國世界史期刊Saeculum上發表長文《古代希臘羅馬和中國古代史學的比較觀察》開始，他發表了一系列中西古代史學比較研究的文章。后來這些文章結集為《古代希臘羅馬和古代中國史學：比較視野下的探究》，用中文出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2003年，老穆獲得德國大眾基金會的支持，在著名史家呂森擔任所長的埃森高等人文研究所任駐訪研究員，主持大型研究項目“‘帝國’與‘世界’：古代帝國史學話語中‘自我’與‘他者’的建構”。他確定項目主要研究內容為羅馬帝國和中國古代帝國與世界觀念的比較，為此他邀請了漢學家閔道安（Achim Mittag）和他合作主持研究。在組建項目團隊時，他決定基本研究團隊除了西方的古典學家和漢學家之外，還應該包括中國的中國史學者和古典學學者。因此他邀請了我、我的同事張榮華老師和南開大學的葉民老師參加項目組。這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安排。西方學者牽頭的中西比較研究，典型的做法是以西方學者為主，甚至是清一色的西方學者唱戲。這種取向往往不脫西方中心主義俗套，本質上是將中國客體化，是一種冰冷的、漠不關心的研究路向。老穆的做法則將中國學者和西方學者完全平等看待，力圖促成雙方學者的共同研究，體現出對中國的真正關心。老穆的這一做法對我深有觸動，促我反省。傳統上歐美的不少古典學家對古代希臘文明抱有濃厚的研究興趣，甚至滿懷深情，卻對現代希臘社會和希臘人態度冷漠，甚至鄙視，這是一種將希臘客體化的路向。我本人也存在類似問題，對古代希臘文明深懷興趣，但的確也比較忽視現代希臘，不注重和希臘學者的交流。我意識到，我們不應該將古代希臘文明和現代希臘人完全分割開來，畢竟，古代希臘文明首先是他們的遺產。從此我改變了自己的態度，盡量主動和希臘學者交流，并努力了解現代希臘社會。

當然，老穆的做法也包含了提攜和扶持中國年輕學者的意圖。我本人的主要興趣是古希臘史，對羅馬史并無多少研究。他邀請我參加課題組，扶持之意十分明顯。老穆在2004年先后兩次邀請我們赴埃森參與課題討論，其中一次是在夏天做駐訪研究。期間他和閔道安領著我們研讀《史記》有關部分，我才吃驚地意識到，他的中文已有相當的功底。這期間他安排我跟他合作，負責研究和撰寫羅馬早期的帝國和世界觀念，我具體負責波利比烏斯《通史》中所反映出的羅馬人的帝國與世界觀念。項目組后來又邀請一眾中西方名學者加盟，包括我系朱維錚老師。2008年課題成果以《構想帝國：中國和羅馬之比較》為名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中文版《構想帝國：古代中國和古羅馬比較研究》由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出版），老穆在他和我合寫的論文署名時，把我的名字署在前面，充分說明了提攜之意。實際上這篇文章他撰寫了一大半的篇幅，并且是他修改成形的。

左：《構想帝國：中國和羅馬之比較》書影。右：《構想帝國：古代中國和古羅馬比較研究》書影。

由于老穆為中國的古典學及世界古代史研究所作出的突出貢獻，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于2007年接受他為榮譽會員，這也是該學會歷史上第一名外籍榮譽會員。

在參與羅馬和中國比較研究的項目過程中，我和老穆變得熟悉起來。我發現他極具幽默感，易于溝通，不時蹦出地道的漢語俚語。很快，和外國學者來往交流時通常存在的那種文化隔閡和距離感都消失了。這之后我和他一直保持著聯系。2010年，他的弟子和同事為慶祝他即將到來的65歲生日，決定編輯慶祝文集，我撰寫了短文《認知游牧的他者：希羅多德筆下的斯基泰人和司馬遷筆下的匈奴人小注》，文章并沒有多少創見，主要是想向他在中西古史與史學比較研究領域的開拓表達敬意。

也就是在這一年，北京大學決定建立西方古典學研究中心，我向當時的歷史學系主任牛大勇教授建議，聘請即將退休的老穆來北大全職工作，解釋說老穆也許不是國際上最知名的古典學家，但卻是最懂中國的古典學和學術、最能適應國內需要的古典學家。這個建議獲得大勇主任、歷史學系和北大校方的支持。2011年，老穆就任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我得以和他短暫共事。他很快融入歷史學系和西方古典學中心，獲得大家認可，并全心投入到西方古典學的教學當中，深受學生愛戴。那個時期北大西方古典學的發展，離不開老穆的貢獻。雖然已近古稀之年，他和漢娜仍然聘請家教，堅持學習漢語，為的是進一步了解中國文化。2014年，老穆在北大組織“荷馬史詩”和《詩經》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實現了他的一個夢想。在他看來，“荷馬史詩”和《詩經》是中西兩個偉大文明“根基性的文本”，對他們進行比較是極具學術意義的。但在學界，這樣的比較卻是從未嘗試過的，可以說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這固然是因為這兩個文本的題材、體裁和風格都迥異，更因為學者們固守自己的傳統和領地。正因為老穆在他的研究和學術生涯這一雙重意義上穿梭于兩個文化傳統之間，他能夠跳出傳統古典學的藩籬，構想出如此具有創新的比較研究主題。我以為，其創新不僅僅在于出人意料的比較，更在于把《詩經》提高到同“荷馬史詩”一樣的地位，把它看成是中國文化的“根基性文本”，進一步凸現了其重要意義。和往常一樣，老穆邀請多名古代中國和希臘研究領域的中國學者參加，使這項研究成為中西學者的共同研究。2018年，這個國際會議的研究成果以英文正式出版，為老穆的這個夢想畫上圓滿句號。

2016年，老穆從北大榮休，和漢娜回到德累斯頓。之后他仍然頻繁參與中國學者組織的學術活動和研究項目，多次訪問中國。他也一如既往地關心中國和中國的古典學。每隔一段時間，他都會和我通話，相互問候之余，主要是向我了解國內古典學的新動向，以及他所熟知的學者的情況。國內古典學領域的學者中，上至耄耋、下至青年，他多有熟悉者，也和很多人成了朋友。30多年里，他一直是中國的古典學學生和學者在德國的最大支持，他的家也成了我們的據點。不少中國學生和學者都在他位于德累斯頓風景秀麗的山坡上的家中留宿過。我本人也先后兩次留宿于此，一次甚至是帶著全家人。

疫情之后，我即決定要帶家人去德累斯頓看望他和漢娜，不料因簽證等原因推遲。等到終于定下行程，買好機票的時候，他卻在距我們三年之約的整整三個月前，離我們而去了。一連幾天，我都不愿相信，腦子里縈繞著去德累斯頓和他們親切見面、歡快交談的情景。如今我們卻只能去憑吊這位我敬佩也最親近的古典學家。我和我的家人會永遠懷念這位像家人一樣、也待我們似家人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