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余響：聆聽1940年代黔西村塾的《四書》習讀

經典作品是一些產生某種特殊影響的書，它們要么本身以難忘的方式給我們的想象力打下印記，要么喬裝成個人或集體的無意識隱藏在深層記憶中。

——伊塔洛·卡爾維諾：《為什么讀經典》

引言 廢止讀經之后

1912年1月19日，設立伊始的中華民國教育部頒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其中規定“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隨同頒發的《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之中，初等小學校、高等小學校、中學校及師范學校皆無“讀經”一科之設（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605-610頁）。至此，傳統視為諸學之源、四部之首，清末學制系統中演為讀經、講經課程以及“經學科大學”擬分門研習的儒家“經”書，在國家層面的教育規制中正式失去其名目與地位。這在中國經學史、教育史及課程史上，可謂一種重要的轉折。對于與之關涉的中國教育“現代轉型”議題，學界探論頗多。至其趨勢，常由幾個層面的變革話語交互助成：制度層面，革廢科舉，漸以新式學堂取代傳統私塾及書院，學堂學位取代科舉功名；知識層面，廢止讀經，分科知識取代經學教育，其載體也由傳統教本更換為新式教科書；方法層面，更加注重講授與實用，弱化記誦與抄寫；文體層面，則是現代白話取代傳統文言。誠然，這些都是此種轉型的“主體”與“主線”所在。

不過，真實的歷史遠非如此“整齊”。此類宏觀趨勢和宏大敘事背后，尚有許多被遮蔽了的豐富而多維的面貌。教育部政令頒布之前，“讀經”與“廢經”雙方本身經歷過激烈的“攻防戰”；是否重新恢復“讀經”，也曾在民初教育與文化界引致爭論（瞿駿：《花落春仍在——20世紀前期中國的困境與新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12-21頁）。還應留意，教育部政令規范所及者，主要是正式設立的新式學校。民國時期的私塾雖然已非教育主流，但仍有延續。直至1935-1936年間，全國尚有私塾11萬余所、塾師11萬余人、塾生180萬余人；傳統塾師作為一個“社會階層”，要到新中國成立之后才告消失（蔣純焦：《一個階層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師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所引數據見264-265頁）。同樣不可忽視的是，以中國地域之廣、各地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差異之大，加之受到時局影響，又需考慮發自“中心”的政令與潮流，其在空間視野下的“射程”與“速率”究竟如何。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更加斑斕而真實的“轉型”圖景。

作為一項微觀敘事的探究嘗試，本文藉由一份1940年代前后貴州西部村塾所習《四書》教本，融合經典文本、歷史輿圖、地方史志、家族譜牒，以及口述訪談、實地考察所得資料，嘗試將其“回嵌”至歷史與文化的時空語境之中，輔以歷史與現實交織互動的視角進行考察。循此微觀案例，觀照其中的人物及其活動、情感與記憶，以及書之為“物”（教本）與書之載“道”（經典）的特征，管窺后科舉及后五四時代中國鄉村教育與社會之一斑，以及經典、歷史與文化之間的交織互動。

一、時空與人物

本文嘗試“重訪”的歷史時段，主要為1940年代，其間部分正值全面抗戰異常艱辛、最終走向勝利的階段。彼時，上距帝制終結、國民政府宣布廢止讀經，已有30年；距離提倡“民主”與“科學”、宣稱“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也有20年；1922年“新學制”頒行已過20年，而且歷經幾次修訂，“六三三制”得以確立。在課程與教學領域，經過歐美教育學界思想的影響，以及留美歸國學人的倡行，諸如“兒童中心”、“從做中學”的理念，以及設計教學法、道爾頓制、文納特卡制、葛雷制等“新教育”改革實驗，業已試行，收效不一。所有這些，似乎都與經典中心、教師主導、注重記誦的傳統教育大異其趣。

不過，時值轉型階段，傳統與現代兩種不同的教育模式，確也近乎“平行”地曾經存在于同一歷史時空。本文敘事的空間背景，是地處中國西南內陸的貴州省西部鄉村。貴州作為抗戰時期的大后方，曾遭日軍飛機轟炸，省城貴陽受損尤為嚴重；日軍更曾于1944年年底入侵黔南，遭遇軍民奮起抗擊（貴州通史編輯部編：《貴州通史》，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233-235頁）。所幸黔西地區在抗戰時期未罹戰火，多數民眾生活雖然難稱富足，不過尚能安身。此間氣候四季分明，但又夏無酷暑，冬不嚴寒；地形以山地與丘陵為主，農產作物以水稻、玉米、小麥、大豆、油菜籽及茶葉為主（黔西縣志編寫委員會編：《黔西縣志》，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317-321頁）。顧名思義，“黔西”位于貴州西部，縣城距離省城貴陽約有120公里。

本文敘事的具體地點位于當日林泉鄉與洪水鄉之間，在黔西縣城西北，距離縣城約有20公里。此處借助1943年版《黔西縣新劃行政區域圖》（引自臺北“中研院”地圖數位典藏整合查詢系統：https://map.rchss.sinica.edu.tw/，2026年4月9日），定位本文敘事的地理空間。依據該圖“附記”信息，彼時黔西縣面積共2444平方公里、人口數為225599，全縣劃分為28鄉（鎮）、316保、3483甲。右圖再將所涉區域局部放大，以便呈現其中的關鍵地名，并以紅色星形標示附近所設國民學校；其中“雷相孔”今作“雷響孔”，“風香樹”今作“風箱樹”，其余蔡家槽、石板寨等地名，至今依舊。地圖是被反復“折疊”的文本，靈動的山川、鮮活的人物、綿延的歷史，全都藏身于那些虛實相交的線條之間。

圖1 1943年版歷史地圖坐標中本文敘事的空間位置

筆者得有機會閱讀的《四書》教本，系黔西長堰雷響孔蔡氏家藏，亦即1930-1940年代族中子弟習讀共用。蔡之得姓，源遠流長。其先本為姬姓，周武王翦商，封其弟（文王第五子）叔度于蔡，遂以國為姓。“叔度公”乃為得姓始祖，其陵園位于今日河南上蔡城西（江澤民親題“蔡氏始祖叔度公陵園）。后世流播全國，枝繁葉茂。其中進入江西的蔡斌一支，傳十七世至于德齊，德齊公生三子，幼子萬潮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由江西進入貴州，是為蔡氏入黔始祖。萬潮起初習為銀匠，以藝謀生；入黔后改名“漢石”，后遇劉姓招贅留婚，乃在貴州定居，并于嘉靖十八年遷入安德里夾臥（今黔西市金蘭鎮），萬潮公時年25歲。迄于康熙初年，清廷實行改土歸流，而有“吳王（三桂）剿水西”之事，導致此地人口銳減，本身需要自外“移填”，萬潮公五世孫輩乃得正式撥分田地，安居生產（參考貴州蔡氏宗譜編纂委員會編：《蔡氏宗譜》，家族自印本，2010年）。回溯緣起，即是大約500年前，一位青年離開故土2000余里，只身來到彼時尚屬邊僻“煙瘴之地”的貴州，扎根生存，開枝散葉，家族歷史于是又添許多支脈。

黔西古稱“水西”，以其位于烏江之西而名。此邑舊有“八景”：東山夕照、印山浮玉、龍潭夜月、石牛夜飲、源水三漲、渭濱魚竇、一澗轟雷、西橋斷雪。“源水三漲”是指此潭一日漲水三次的奇觀，乾隆朝及嘉慶朝所修《黔西州志》皆載：“三漲水，在城西永豐里。有異人經之，則一日三漲”（黃家服、段志洪主編：《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第50冊，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129頁）。作為一種規律出現的自然景象，其實不必“異人經之”，長堰蔡氏部分族人亦謂少時皆曾得見龍潭漲水之景。筆者另在貴州遵義、安順、余慶、荔波等地方志之中，也檢得類似潭水每日“三漲三消”的記載。或因貴州屬于典型喀斯特地貌區，地下暗河、溶洞、落水洞等分布廣泛，而在此類半封閉地下河道系統之中形成類似“虹吸管”結構，地下水不斷循環蓄積和排放，形成“消漲”景觀。源水三漲在清代多有文人士夫題詠，近代已更名為“蔡家龍潭”，至今沿用。源水三漲-蔡家龍潭古今樣貌對照參見圖2（左圖引自嘉慶《黔西州志》，右圖為蔡澤坤先生提供）。今日黔西洪水、長堰一帶，另有蔡家河、蔡家槽、蔡家坡等地名。家族姓氏得以冠諸地方山川，可見萬潮公后裔曾經在此興旺發達，這也是直至民國時期家族尚能延師教課弟子《四書》的重要背景條件。

圖2 水西八景之源水三漲-蔡家龍潭古今樣貌

筆者所見《四書》教本，即為萬潮公第十三世孫輩少時所習。綜合考察該書各冊信息，得見當日曾習此書之學子四人：蔡祖元、蔡祖明、蔡祖文、蔡祖遠。其中，祖元、祖明為同胞兄弟。祖元1932年出生，1941年進學，今年（2026年）94歲；祖明1934年出生，1942年進學，今年92歲。這兩位老人皆健在，筆者得于2026年2月14日拜訪請益。對于祖文、祖遠二人，筆者起初并無線索，曾推測是否元-遠、文-明音近，而為祖元、祖明之另名。其后訪談蔡祖明老人之子蔡澤禮先生、媳羅芳菊女士，乃知其詳。祖文、祖遠系同胞兄弟，但其祖輩原本并不姓蔡，而是姓陳，只因陳氏誤傷蔡氏之子而致其早夭，因此除了賠償銀錢，更令陳氏出一子給蔡氏“頂替”為子，作為“抱子”改姓蔡氏，而生祖文、祖遠兄弟，一體載入蔡氏宗譜（譜名與此不同）。由此細節，可知宗族延續及宗譜修纂，其背后實有諸多紛繁之處；又見當日鄉間紛爭處置，在今日熟知的司法范疇之外，尚有不同調解方式，或可供治社會史及法制史者參考。

以上縷敘時間、空間、人物及其家族，不僅因為這些即是歷史敘事中至為關鍵的基本要素，也是藉此提示微觀書寫所應觀照并可通向的宏觀圖景。譬如采集者偶得一葉，除了可以仔細察其顏色、味道、形狀與脈絡，還可嘗試探求這片樹葉來自何樹、此樹生長于何種環境、又是何人所載，乃至誰曾在此樹下走過、歡笑或哭泣。如此進入和書寫歷史，更能得見其中鮮活的人生，而不止為過時的陳跡。

二、典籍與文本

依照卷端題名，所見教本全稱《大字四書增補圈點旁訓》，未署撰著者；簡稱《四書旁訓》，題于封面，兼書各冊首篇篇名。教本經過多人遞相傳用，書封損壞，因此所見亦非書冊原封，而是多以習字用畢之紙重新裝訂，再于封面題寫書名、卷篇及學子姓名。書內部分紙張、文字偶見托裱、修補，乃至發霉、蟲蛀痕跡，可證歲月磨蝕的歷程。書冊使用普通皮紙印成（當地專門稱為“白紙”，或以構皮樹為原料制成），部分頁面開幅尚有參差，刻工難稱精良。彼時此地所謂讀《四書》者，即是讀此《四書旁訓》，未曾涉及朱熹《四書集注》等其他版本。當然，戰時后方鄉村能夠購讀此種典籍（購自黔西縣城之書店），已屬不易。筆者所見亦僅《四書旁訓》之部分零本，分為五冊裝訂，書影拍如圖3。

圖3 黔西蔡氏家藏《四書旁訓》零本書影

至于行格款式，此書為白口，四周單邊，單黑魚尾；半葉版框高23厘米、寬12.5厘米，半葉七行，每行大字十八、十九、二十字不等，體近歐楷；正文大字旁因應需要，隨時以小字添注，字數無定，此其書名“旁訓”之所由來；版分上下兩個部分，書頭一端約留2厘米高度，以小字附刻“人物備考”，旁注及備考多見俗字；版心上刻書名簡稱“四書旁訓”，中刻“上論”“下論”或“上孟”“下孟”字樣，下刻頁碼。篇內經文各章皆另起一行，且以太極圖標記，以期醒目。從文獻學和版本學的角度而言，此書難被歸入“善本”之列，而且書冊已不完整，更有破損漫漶之處。不過，若從教育史及閱讀史的角度去看，則其蘊含著特殊的價值：它定格了在特定轉型背景之下，傳統儒家核心經典被實際習讀的真實狀態；而且其中留下了豐富的文字與記注符號，以及其他附加文本，值得留心。最為難得的是，筆者得有機會與八十年前習讀此書的兩位老人及其后代交談，并且親訪他們生活的環境，因而得有一手資料和在地體驗。現將這套教本的實際留存內容，匯為表1。

表1、黔西蔡氏家藏《四書旁訓》零本內容匯總

以此觀之，筆者所見蔡氏家藏《四書旁訓》零本，《大學》《中庸》皆闕。《論語》尚存八篇，約當今本《論語》二十篇之四成；《孟子》尚存七卷，約當全本十四卷之一半。循此試推，這套教本的原版足本，或為《大學》《中庸》各訂1冊，《論語》5冊，《孟子》5冊。蔡祖明老人亦謂這套書原本共12冊。僅在“孔夫子”舊書網上，各種版式的“四書旁訓”零冊在售信息就多至200余條（2026年4月5日檢索），可見曾為流通較廣的民間教本。“旁訓”為傳統注經常見體式之一，除了《四書旁訓》，《五經》及他種典籍亦有“旁訓”，流通頗廣，共同構成一個具有階梯次第的經學“教材體系”。

由于不同的閱讀實踐與經歷，主體對于同一作品卷冊篇章的物理形制及內容結構的認識，也會存在差異。蔡祖明老人在談話中，多次提及《論語》《孟子》的學習順序是：《學而》-《述而》-《先進》-“由知”-上《孟》-下《孟》。筆者起初不解此種排序邏輯，以篇名而言，其中跳脫和遺漏較多。其后細觀其書，乃知其記憶及稱說習慣，并非是依據今日習見的全書訂為一冊，依序逐篇稱說。他們印象深刻是《論語》分冊裝訂的首篇之名，比如《學而》《述而》《先進》等，正是題寫在分冊封面上的篇名。而且他的憶述用語中幾乎不用“論語”二字，而是代以這類分冊首篇之名。《論語》中無“由知”之篇，其所言或許是指“由，誨汝知之乎？”一章。對于《孟子》，則以上、下兩部整體區分，亦即版心所刻的“上孟”與“下孟”。現場訪談翻至《盡心》一篇時，蔡祖明老人即說：“讀到《盡心》，下《孟》就結束了”，足見當日記憶之深、期盼之切！誠然，在1940年代的貴州鄉村，能夠讀畢《四書》者，已是稀有難得。

教本隨文出注，比如針對《先進篇》首章“子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進”旁注“前輩”，“野人”旁注“鄉野之[人]”，“后進”旁注“后輩”，“君子”旁注“賢士大夫”，“如”字旁注“設若”；并于“君子也”之后添一“節”字，意在為本章分節。次章“子曰：‘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之后分節，并直接接上“四科十哲”的內容。此種章節處理方式，異于何晏《論語集解》（此本“德行”之前別有“子曰”二字，意即此處另起一章），同于邢昺《論語注疏》及朱熹《論語集注》。“四科十哲”之說既很重要，歷來歧見亦多，頗有認為“從于陳蔡”及“四科十哲”分屬兩章，義不相蒙者。《旁訓》本章“從”字添注“跟隨”，教本“陳蔡”之間未點斷（疑將句心讀點誤植于上一“于”字之后），旁注“二國名”。又于書頭“人物備考”一欄，再附注釋：“陳，虞帝舜之后也。昔舜為庶人，堯妻之二女，居于媯汭，后因為姓。蔡，姬姓。文王第五子曰叔度，武王克殷，封于蔡。”此處注文所述，正是“蔡”之封國與得姓來源，當日蔡氏子弟讀至此章，念及先祖，或會心生景慕歟！

如上所述，今日《四書旁訓》流通在售者尚有不少，其中版本也不盡一致。如圖4左部，為“孔夫子舊書網”在售另一版本之同篇內頁（2026年4月5日檢索），其書注明校刻者姓名。而且其版式、“旁訓”及“人物備考”內容，皆與蔡氏家藏本不同。蓋因此類書物，屬于民間流通，并非官刻定式，取其因地制宜，刊刻發售。

圖4 兩種《四書旁訓》內頁及其內封粘附傳單與商標

此種教本之中，其“文本”亦有性質與層次之分殊：既有大字《四書》正文，也有小字“旁訓”及“備考”等注釋文字。除此之外，因為此本曾被多人輾轉習讀，還會累積其他“附加文本”和表意符號。圖4右二所示，即為特殊一例。此頁為該冊內封，上面除了寫著“睢”“輟”（硃筆常為塾師所書范字），以及“潤”“閏”“進”“拾”“蔡祖■文”“山”“由”“知”等字，當為學生自書姓名及習字所留，“由知”或許即是前引蔡祖明老人所謂《論語》“篇章”之名。尤有意思的是，內封粘附了一張傳布基督“福音”的單張，內容選自《舊約圣經·詩篇》第103章第2-4節，并且注明印制機構為鄰省的“長沙廣發印書房”。此外，內封上端還有藍底白字之商標（放大特寫詳見圖4右一）。長形紙片之上，自上而下印有DIAMOND DRILLED EYED、雌雄一對家雞圖案，以及Registered Trademark、頭號、BETWEENS No.5字樣。細查可知，此乃一種精制5號縫衣針，為彼時生活用品之一。此種微觀細物，也如實呈現了近代以降機制“洋針”取代傳統制針的結果（王斌：《中國傳統制針興衰初探——兼及社會背景考察》，《中國科技史雜志》2011年第1期，38-48頁）。

因此，在這幾頁特別的紙張之上，儒家經典與基督《圣經》并置，文字義理與商業標識同在，折射出彼時此土人們的思想與生活之一斑。當然，僅憑此頁并不能作出使用此書者曾經皈信基督的結論，蔡祖明老人也表示對于此份單張已無印象。唯可知曉的是，以英文標識的繡針商標和印自長沙的“福音”傳單，都曾在戰時流通至貴州西部鄉村，并且一起出現在少年習讀的儒家經典教本之上。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曾謂：“經典作品是這樣一些書，它們帶著先前解釋的氣息走向我們，背后拖著它們經過文化或多種文化（或只是多種語言和風俗）時留下的足跡。”（伊塔洛·卡爾維諾著，黃燦然、李桂蜜譯：《為什么讀經典》，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年，第4頁）筆者得以寓目的這份《四書》教本，正是這樣一類文本，可為書籍史和閱讀史研究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三、村塾與師生

依據縣志所載，民國時期黔西的私塾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塾師在家或租房設館授業的‘門館’；二是一村一寨或村寨聯合延請塾師設館授業的‘延館’；三是一姓利用宗祠和宗族公產延請塾師設館授業的‘族館’。還有一種由紳商、大族巨戶專為自己的子弟而設的‘專館’，屬于‘延館’一類。”塾師多為一館一師。在黔西解放前夕，全縣尚有大小私塾300余所，學生5000余人（黔西縣志編寫委員會編：《黔西縣志》，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16頁）。此處也能印證開篇所述，私塾在初等教育領域的退場，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有漸進的“異步”過程。1930-1940年代蔡氏子弟曾經就讀的私塾，兼有上述幾類私塾的特征。

此類教讀傳統蒙書及儒家經典的私塾，黔西鄉間通常稱作“老學”；訪談得知當日黔西縣城才設有“公校”，所教內容與此不同。不過，細查1943年版《黔西縣新劃行政區域圖》（詳見圖1），可知附近的磨洞槽、苦桃井其實皆設有國民學校，但無中心學校。綜合筆者對蔡祖元、蔡祖明兩位老人，以及祖明老人之子澤禮、澤義兩位長輩的訪談，得知當日此處曾有幾位塾師：劉先生（習稱劉五爺）、黃先生、何先生（何興一）、彭先生（據稱其兄長曾考取武舉），皆無科舉功名。先生多在自己家中設館收徒，生徒約計十數人，地點皆在雷響孔附近。此外尚有一處學塾，設于雷響孔與楓香樹之間的李應明家中（地點詳參圖1），此地今名“小關口”。李應明當時擔任“保長”，延師設館，以自家堂屋作為課室，亦收蔡氏族中子弟人等前去進學。因為生在保長之家，而且家中請有教書先生，因此李氏女兒亦得讀書，這在當日鄉間甚為稀有。塾生之一蔡祖明，日后即娶李應明之女。李氏為保長而多田地，蔡氏亦為地方殷實之家，此亦當日鄉間婚姻“門當戶對”之一例。

所存五冊《四書旁訓》零本之上，不同地方見書姓名多次，計有四人：蔡祖文、蔡祖元、蔡祖明、蔡祖遠，四人之間的關系上文已詳。私塾學生進學年齡不同，據稱祖文進學時已近婚娶之年。幾個姓名字跡之上，也有添涂、覆蓋痕跡（詳見圖5），足見這套書籍曾在兄弟之間輾轉傳習。由此，又能理解這套書分為十余冊裝訂的原因：在條件有限而難以人手一套的情況下，分裝多冊更加便于進度不同的子弟各執一冊誦讀，而且降低一次丟失或損毀太多內容的風險。

圖5 《四書旁訓》書頁所見蔡氏子弟姓名總匯

傳統俗諺謂：“家有三斗糧，不當孩子王”，提示舊日塾師的社會與經濟地位不盡人意。這在新式教育成為主體和主流的時代，更加顯著。先行研究也已揭示，1930年代的小學教師薪俸，較之塾師束脩收入普遍高出不少（蔣純焦：《一個階層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師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264-267頁）。1940年代蔡氏子弟入讀私塾，也并不交貨幣形式的脩金，而是由學生平攤供應先生全年飲食生活所需的油鹽、大米、茶葉乃至旱煙、白酒等物品。訪談之中，筆者更曾得聞塾師盜走東家財物、悄然去館的案例。學生進學，需要自備筆墨書本。而且由于村塾條件普遍較為簡陋，學生通常需要自帶板凳，到館學習，等到十月初一學年結束，各自再帶回家。

村塾通常二月開春開學，中間沒有周末及暑期放假，但逢端午、中元等節令放假，一直讀到農歷十月初一“放大學”，是為“一學”。此處鄉間所稱某人“讀過幾學書”，計量單位即源于此。塾中學生年歲不同，讀書進度不一，先生多數采取“個別教學”的方式。至于所習內容，蔡祖明老人記得的是先讀“人之書[初]”（即《三字經》）、“天生物”、《百家姓》，以及一些“雜字”（識字蒙書），然后才是《四書》。《四書》讀畢，進入《五經》。此種蒙書-四書-五經的進階習讀順序，為宋代以降漸次形成，影響深遠（杜成憲：《中國課程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13-225、270-292頁）。《五經》之中，通常先讀《詩經》，以其篇幅相對較短而且富于韻律，易于記誦。蔡祖元老人就曾讀至《詩經》，是為當日近支同輩中讀書最深者。

當然，以上所述主要是為理想的“規范日常”。如果重回現場，一位塾師面對一群精力旺盛的孩童，其喧囂嬉鬧只怕也是塾中常態。在兩位老人的憶述中，也偶爾涉及此類場景，并謂“那時候的老師蠻球得很”，學生不聽話會用棕葉桿、竹片子來打；即便是在讀書，也是“各人讀各人的，你讀這本，我讀那本”。其實，無論是作為傳統“教育真實寫照”的“村童鬧學圖”（張禮永：《“村童鬧學圖”究竟反映了什么？——兼談圖像、謠諺、小說及傳記材料在教育史研究中的運用》，《教育史研究》2020年第2期，108-129頁），還是魯迅筆下的《三味書屋》，其中都有描摹塾生調皮乃至“頑劣”的場景，可謂讀書聲、叫嚷聲、嬉笑聲、呵責聲，聲聲入耳……此處拓展補引清人所繪“鬧學圖”一副，略可直觀感受其中情境。

圖6 清·錢慧安《百子圖冊之鬧學》（天津市博物館藏）

四、讀書與習字

黔西方言常以“讀書”代指上學，意謂上學的主要目的正在于讀書。而對傳統私塾而言，“讀書”則有出聲誦讀的“具體”含義。蔡祖明老人的子孫輩亦稱，曾常聽見老人唱讀當年所讀舊書。筆者在訪談過程之中，翻開教本至《述而》《盡心》等篇章，雖然兩位老人視力已很模糊，但總體尚能讀出部分文句——這是他們大約80年前所讀之書，足見記憶較為深刻。

當然，在讀出文句之外，對于文義則幾不能解。其中不乏年歲久遠而有遺忘的原因，不過更為關鍵的是，其實當年私塾先生也幾乎不解釋書中意思，主要還是教讀和背誦。對此，祖元老人指出，如果得到老師的解釋，兩學（兩年）就可以讀得差不多了；祖明老人則認為，教書先生有些“狠點”（[學問]厲害一些），也有些“不狠”，其實先生自己也未必能清楚解釋，尤其是每頁上端的小字“人物備考”部分，他的印象中老師從未講解過。筆者在現場嘗試稍作分解，老人才說：“原來是這樣，哪個曉得！”

因此，當日村塾教讀的基本方法和流程，是先生根據學生的“能力”，定下每日讀書任務，通常為半頁至一兩頁。學生需要“讀得背得”，次日再教新課；不讀的時候，也要“念著”，作為鞏固。具體教讀時，先生用紅筆，為學生點斷白文，邊教邊點，所見教本整體遵循“語絕為句、句心為讀”的原則，這是沿自古代文章批點的一種“大傳統”（吳承學：《評點之興──論文學評點的起源和南宋的詩文評點》，《吳承學自選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24年，55-76頁）；教本部分地方，句末亦用空心圓圈。韓愈《師說》所謂“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即說此事。“傳道解惑”固然重要，不過當日沒有其他可以參考、請教的“知識來源”，能先“習其句讀”已甚可貴。此即當日學生“讀書生活”的日常體驗，因此兩位老人見到書上的紅筆圈點，就能指出這是當日先生所加，表示“到哪里算是一句”。除了表示句讀的符號，對于部分文字另有紅色圓弧或方角勾畫的意涵，祖明老人端詳了一陣，仍能記起：這應該是提示該字存在不同讀法。驗諸圖7右部，“信而好古”之“好”字、“默而識之”之“識”字，皆有此種符號標記，意在提示此處“好”字讀為去聲，作動詞解；“識”字讀如“志”音，旁訓“記也”。

此外，此書內頁另見少數夾簽，部分還有英文“MARK”字樣，并有簽注字跡，因為采取個別施教，此應是塾師用以標記并證明學生讀書進度的符號。否則，即便是先生自己，也未必能記清每個學生具體的讀書進度，此與現代學校整齊劃一的教學進度迥然不同。圖7中部上端所見“劉”字，或為上文提及的塾師“劉五爺”所簽。這些文字與符號，如實記錄了當日私塾師生個別教學的痕跡；但以方言誦讀的朗朗書聲，則已消失在青山綠水之間。

圖7 《四書旁訓》內頁所見教讀記注文字符號

讀書之外，習字也是私塾之中的重要功課，通常每人每天練習大字一篇、小字若干。大字字旁，兼習小字，一則加深印象，再則節約紙張。因為這套教本曾被兄弟多人傳習，原裝書封損毀，部分改用習字用紙作為封面重新裝訂。由此，筆者得見部分習作，可供補充分析。從字體來看，所習參照標準主要為歐楷，中楷、小楷皆有。從內容來看，主要為傳統詩文、聯語、碑帖等。如習“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唐·張祜《宮詞·故國三千里》）；某年夏月蔡祖遠習字：“雙雙瓦雀行書案，點點楊花入硯池。閒坐小讀《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時”（宋·葉采《暮春即事》）；蔡祖明又曾習《九成宮醴泉銘》開篇部分，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至于所見習書最多的內容，是為圖8所示之詩。

圖8 《四書旁訓》書封所見習字功課局部

此詩及其背后的故事甚為趣妙，版本較多，內容與文字稍有差異。詩中句句說水，而不著一“水”字。其典型版本之一，是謂夫婦二人釀酒，摻水售賣。一日，客來沽酒，夫問妻曰：“天一生來竟若何？”天一生水，典出《周易》經注。因有客在場，不便直言，故以此暗語問妻，意在知曉酒中是否已摻好水。妻亦以暗語答曰：“甕中壬癸已造作”，傳統以五方、五行配十個天干，北方壬癸屬水，因此意即缸中添水已經完成。孰知客亦解夫婦暗語，而不直接道破，因言：“有錢不買金生麗”（此處作“有錢不進沽酒市”，“沽”字《說文》亦釋為水名），“金生麗水、玉出昆岡”早見于《千字文》，傳誦甚廣，顧客以此表達不滿：有錢也不買摻水之酒，轉身欲走。夫婦之一乃言：“前面青山綠更多！”此句更為淺顯易懂——青山綠水，隱一“水”字而已。

《四書旁訓》零本書封之上，祖明先生三次習書此詩。筆者曾將此紙、此詩展于老人之前，他仍能識得是自己所書；不過對于詩中意涵，已不能解。或是當日私塾先生也未曾如此明解，或是年歲久遠，記憶模糊，未能詳知。重回1940年代，眼前這位年逾鮐背的長者，也不過是髫齡幼學。此類詩作之受歡迎，可能存在多種原因。首先，其中甚具故事感和趣味性，而且傳統釀酒及摻水其中，也是貼近生活的經驗，容易引起孩童學習興味。其次，詩中貫串《周易》《千字文》及五行、干支等典籍與學問，有助于積累知識；而且，掌握此類典故與詩作，還能在親朋相聚之時講出，也是傳統鄉間很受稱表的“有價值的知識”。最后，在虛構謔笑之外，此事或許也在傳遞一種價值：摻水經營固然不對，作為消費者還需具有常識、能解暗語，否則更易上當受騙，總之皆是“切于民生日用”的學識。

習字功課之上，另有塾師硃筆勾畫批注，只有“合規格的字”，先生才會用紅筆加圈。圖8最右又見紅筆書寫“夏│日│炎─炎─”四字，旁邊添注符號當是提示四字之平仄（老人已不記得此種符號之意涵）。直至今日，孩童練習軟筆書法的典型場景，仍是老師先寫范字，學生臨寫，而后老師加以勾圈批正。當師者用飽蘸朱墨的毛筆，在學生習作上圈點勾畫，雖然時空懸隔，其中寄寓的書寫筆法、教學方法甚為相似。這即是一種歲月凝成的傳統、活態實踐的文化。

結語 經典、歷史與文化

1940年代，上距國民政府宣布學校廢止讀經已有三十年。本文觀照所及的鄉間人士，無論是塾師、學生，還是他們的家人、鄉里，都不曾參與過“權勢中心”有關“讀經”與“廢經”的宏大爭論，甚至多不知悉外間已然轟轟烈烈的“民主”與“科學”號召。這些居于“中心”的前臺話語，主要屬于政治與文化精英。鄉間沒有名師鴻儒、豐功偉業，甚至在縣志舉述的較有影響的地方塾師名單之中，蔡氏子弟所從就學者也是“榜上無名”。當日外間新式教育如火如荼，而鄉間村塾所謂“讀書”，主要即是習讀傳統蒙學及儒家經典。這也是在后科舉和后五四時代，鄉間的人們對于“什么知識最有價值”的一種非典型的集體回應。所謂中國教育與社會的“現代轉型”，既非一蹴而就，更非均質展開。經典的退場，也因此而有不同的節奏與方式。而且，即便人們對于經典的具體文句未必能準確記住，甚至未曾有機會習讀經典者，也都深受其中諸如崇文重教、慎重追遠的“觀念系統”浸染，化為一種生活方式，經典因此常會“喬裝成個人或集體的無意識隱藏在深層記憶中”（伊塔洛·卡爾維諾著，黃燦然、李桂蜜譯：《為什么讀經典》，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年，第3頁）。

另一方面，彼時亦是抗戰艱苦相持之時以及劇變發生之前。政權鼎革之后，蔡氏子弟未竟的《四書》《五經》習讀隨之結束，因為“新社會已經不讀這種書了”。而且，由于蔡氏及其姻親李氏在民國時期的家貲田產數量，曾分別被劃為“富農”及“地主”，受到批斗和沖擊；不僅田產析分，甚至還因為“家庭成分”問題，一度影響子弟進學讀書，形勢恰與此前形成鮮明對照。在疾風驟雨地要破除“四舊”的特殊年代，《四書旁訓》這類文本中的知識不僅顯得缺少“實用價值”，而且還會因為曾經閱讀、懷藏此書而將自身置于不利境地。不過正如卡爾維諾所謂：“一部經典作品是這樣一部作品，哪怕與它格格不入的現在占統治地位，它也堅持至少成為一種背景噪音”（伊塔洛·卡爾維諾著，黃燦然、李桂蜜譯：《為什么讀經典》，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年，第9頁）。蔡氏族人將此書與“毛主席四本《選集》”一起，藏夾于黑漆書板之中，因此幸得部分留存。訪談過程之中，蔡氏后人即使已不能完全讀解其中內容，但都認為此書很有價值，與對待其他后出之書的態度完全不同。

傳統《四書》，皆系孔門之學。孔子周游，曾過蔡國。當其困厄于陳、蔡之間，自然不會想到，兩千多年之后此國留衍外省的族裔，還在延請師儒，習讀其言行思想之語錄；1940年代入讀村塾的蔡氏子弟，也難料及此后世事之變幻，以及八十多年后曾經習讀的書冊還會現于眼前，重新翻閱和回味。交談之時，蔡祖明老人在讀小學的曾孫依明亦來，筆者選指《論語》部分章節，他也稍能閱讀，而有四代同觀一書的情景。此外，筆者曾將此教本帶至課堂，作為《論語》補充版本之一為研究生稍作介紹，使得這份文本又完成了從西部村塾到東部大學的時空穿行。此種稀有難得的“文字因緣”，或許還會以“不可思議”的方式繼續傳遞。穿越時空，塵封的只是紙頁，凝結的乃是經典，流動的又是文化。

這則留有溫度的微觀教育生活史，一端系著個體生命及其家族，另一端則通向深沉的歷史背景和悠遠的文化傳統，從中也能看到二十世紀中國巨變的一種縮影；而且一再提示我們：“常人的日常并非總是自在自為，也并非總是不值探究”（李林：《凝視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理路與寫作案例》，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151頁）。如果稍微提升一格，為此項微觀的教育史和閱讀史凝練一個稍具普遍意義的主題，或可以說，在經典、教育與文化跨越時空的連接之中，這為今人理解“何以中國”提供了較為具象的微觀實證。經由漢字獨特的音義系統及豐富的典籍留存，今天的中國人仍能通過閱讀典冊，直接與數千年前的古人“對話”，甚為難得。“人類是唯一意識到自己的過去并對它感興趣的動物”（J·W·湯普森著，謝德風譯：《歷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1頁），對于歷史的探尋和體察，能夠讓人類在血緣和文化的雙重意義上知所從來、知所歸往。

致謝：衷心感謝蔡祖元、蔡祖明兩位老人回溯分享他們往日的村塾讀書經歷，蔡澤禮先生、羅方菊女士、蔡澤義先生，以及蔡尚軍先生、蔡尚平先生補敘父祖輩生活經歷及家族往事，蔡澤坤先生和蔡尚芝女士惠示家藏《四書旁訓》零本、《蔡氏宗譜》以及蔡家龍潭照片等資料，辨正古今地名。文中所引圖片除了筆者自攝者，部分引自他書及網絡，皆已注出，并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