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自由市場坑慘工人，福利被砍工作被搶，如今只能選特朗普？

美國人正在應對經濟與政治的不平等，這種深刻的裂痕正威脅著“美國夢”的核心。數以百萬計的工薪階層面臨著兩難抉擇：是交房租還是買雜貨，是給車加油還是維持家里的照明。

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近一半的美國租客目前將超過30%的收入僅用于住房，這一比例創下歷史新高。在剔除通貨膨脹因素后，美國普通工人的平均時薪購買力與1978年時幾乎持平。此外，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科技創新也正對勞動力市場帶來顛覆性的威脅。

在此背景下，最富有的階層正在積累對美國社會超乎尋常的影響力。以全球首富埃隆·馬斯克為例，他已經積累了超過8000億美元的財富。

外界認為，馬斯克因在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競選連任中發揮的作用而獲得了“造王者”的稱號，并向華盛頓發起了挑戰。馬斯克所在的這個規模雖小卻極具權勢的經濟階層，其生活方式是普通美國人難以企及甚至無法想象的。亞馬遜創始人杰夫·貝索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為了舉辦婚禮，幾乎租下了意大利威尼斯的大部分區域。

對比十分鮮明：富人們在與世隔絕的豪宅中維持著奢華的生活，而數以百萬計辛勤工作的美國人卻失去了高薪工作和生計，分析人士指出，這使民主制度面臨風險。這種現象并非首次出現，而是歷史的重演——確切地說，是“鍍金時代”的重演。

第一次鍍金時代大約從1870年持續到1914年，同樣是一個科技與經濟飛速發展的時期。在此期間，電力、內燃機和電話等重大發明相繼問世。這一時期也見證了富人奢靡生活的興起，以及嚴重的經濟與政治不平等。

主導那個時代的“強盜大亨”們并不認為競爭是維持經濟運轉的正確方式。這些商業領袖自認是注定要創造更美好社會的卓越人物。在他們看來，壟斷代表著進步，工業壟斷是不可阻擋的趨勢，正如約翰·洛克菲勒所言，這是“上帝的法則”。

拋開宗教信仰不談，客觀的經濟規律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社會的形成機制。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是如何步入這“第二次鍍金時代”的？原因又是什么？

答案要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說起。當時，美國遭遇了兩次重大的石油危機，伴隨而來的是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這些狀況對自大蕭條以來一直占據主導地位的經濟思維構成了挑戰。為了尋求變革，羅納德·里根總統進行了激進的政策轉向，采取自由市場政策以激發工作、投資和創新的積極性。

里根聲稱高額的累進稅制“不符合美國精神”，隨后降低了個人和企業稅率，并著手廢除監管規定、削減聯邦預算。在接下來的50年里，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都在不斷取消監管。在部分學者和立場傾向性法官的支持下，政府律師逐漸削弱了反壟斷法的效力，賦予了企業極大的行動自由。這種自由市場政策最終演變為“華盛頓共識”，被全球許多國家所采納。

這一理念在比爾·克林頓總統執政期間達到了頂峰，體現為福利制度的瓦解。1996年通過的《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和解法案》用“貧困家庭臨時援助計劃”取代了原有的“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計劃”，不僅設定了福利上限，還強制規定了工作要求和援助時限。

第三個因素是數字革命，其標志是蘋果公司于1976年發布的首款個人電腦。要理解它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可以回顧一下前數字時代標準的制造技術。1913年，亨利·福特發明了移動裝配線，初衷是為了降低早期汽車制造中雇傭熟練工人的高昂成本。

這一發明將生產過程分解為簡單的重復性任務，使得非熟練工人能夠將T型車的裝配時間從12個多小時縮短至90多分鐘。這一變革促成了一個無需大學學歷也能獲得豐厚薪水的藍領中產階級的崛起。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計算機和機器人技術卻產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它們消滅了重復性工作，摧毀了數百萬非熟練工人的生計，這部分人群約占美國勞動力的60%。其后果是極其嚴重的。隨著收入急劇下降，無數家庭面臨毀滅性打擊，吸毒成癮和自殺率不斷攀升。

市場權力的不斷集中和美國經濟的壟斷化，進一步惡化了失業問題。與第一次鍍金時代組建托拉斯屬于非法行為不同，現代資本主義利用科技，通過合法手段構建了龐大的市場權力。

雖然創新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但創新者也獲得了專利或商業機密的保護，從而能夠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銷售產品。在缺乏監管的市場中，創新者通過多種策略來擴大這種初始優勢：發布定期更新，收購潛在競爭對手或其技術。例如，谷歌在2004年至2019年間收購了200多家公司。

此外，他們還打壓競爭對手，并在單一的專有系統下建立互聯互通的產品生態系統。這些策略設置了極高的壁壘，使得新的競爭者很難進入市場。當市場權力變得根深蒂固時，潛在的競爭對手往往更傾向于被收購，而不是與之抗衡。在缺乏競爭的情況下，市場權力便以壟斷 或寡頭壟斷的形式長期存在。

在數字時代，成熟的創新企業還獲得了額外的結構性優勢：平臺隨著規模的擴大變得更加高效，從而大幅降低生產成本。競爭對手如果在初期沒有達到同等的龐大規模，根本無法與之匹敵。在極少數情況下，即使挑戰者成功取代了現任巨頭，其結果也不過是一個新的壟斷者取代了舊的壟斷者——壟斷的本質依然存在。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盡管硅谷頻繁將“顛覆”掛在嘴邊，但真正的技術競爭卻極為罕見。要形成實質性的競爭，挑戰者必須發明出既新穎又優于現有產品的東西，這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

許多新技術的開發者要么是計劃被收購的年輕創新者，要么是已經控制現有技術并試圖鞏固其壟斷地位的行業巨頭。其結果是，技術壟斷往往不受挑戰，使得市場權力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個永久特征。

在當今的現代經濟中，一家掌握技術市場權力的公司，可以在所有需要該技術提供產品或服務的市場中獲取利潤。這類企業將價格設定在生產成本之上，其生產和銷售的商品與服務數量遠低于競爭市場的水平。

當這種行為變得普遍時，就會削減對勞動力和資本的需求，在壓低工人收入的同時推高壟斷利潤。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為資本剝削勞動力不同，分析人士指出，在技術驅動的經濟中，技術同時剝削了勞動力和資本。

這些壟斷利潤的規模令人咋舌。據估算，在1980年至2019年間，美國證券交易所的壟斷資本收益總計達到25.1萬億美元，超過了2019年美國交易所交易的所有股票總價值的50%。而這些財富絕大部分流向了極小部分人群。

從創新中獲利最多的，通常是創新者本人、一小群財務顧問，以及在公司上市前以極低價格獲取股份的風險投資人。當一項創新取得成功，公司的股票公開交易后，其價值便會飆升，這個小群體也隨之一夜暴富。這是一個人能夠在有生之年積累巨額財富的唯一機制，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美國會擁有超過900名億萬富翁。

外界認為，“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的興起、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總統，以及美國民主制度的衰退，正是這些力量共同作用的頂點。在“讓美國再次偉大”聯盟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是沒有大學學歷的工人階層，他們中的許多人感到被美國的民主制度和經濟環境所背叛。為了建立一個能夠獲勝的政治聯盟，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那些幾十年來生計被毀的人們所積累的怨恨。

任何民主制度要具備合法性，公民就必須信任其機構并重視公共服務。科技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推動了市場權力的急劇膨脹，進而導致了經濟不平等，最終演變為政治不平等。

結果，許多選民轉向了特朗普那種反建制、甚至帶有威權色彩的論調，以及他關于降低生活成本的承諾。特朗普曾承諾要降低物價。然而分析人士指出，他實際上推高了成本，同時還擴大了財政赤字。美國的億萬富翁們卻從中獲益匪淺。

因此，民主的衰退被視為市場權力不斷擴張的必然結果。隨著政治不平等的加劇，民主機構未能有效服務于公共利益，而像特朗普這樣、在外界看來帶有專制色彩的政治人物便乘虛而入。從這個角度來看，威權主義的威脅并非“第二次鍍金時代”的系統漏洞，而是其不斷自我強化的固有特征。

與第一次鍍金時代非法的托拉斯不同，第二次鍍金時代的技術壟斷在很大程度上是合法的。現行反壟斷法的初衷是確保競爭者能夠自由進入任何行業，其理論基礎是：開放準入將促進競爭，進而削弱市場權力。但在實際操作中，企業完全可以在不觸犯任何法律的情況下主導整個行業。

以蘋果公司為例。2021年，蘋果智能手機在全球智能手機銷量中僅占15%。蘋果在智能手機市場并沒有法律意義上的壟斷權，任何人都可以進入該領域。蘋果所擁有的是其核心技術，它阻止他人使用這些技術，這或許是可以理解的。

要想奪取蘋果的市場份額，競爭對手必須研發出在質量或價格上被消費者認為更勝一籌的智能手機。這聽起來很公平，對吧？但事實證明，這極其困難。蘋果的優勢如此穩固，以至于其15%的銷量份額在2021年占據了全球智能手機總收入的約44%——這一利潤空間反映出其深厚且持久的市場權力。

這個例子充分說明了，為什么那些曾成功約束福特、卡內基和洛克菲勒的監管工具，在面對微軟、谷歌或臉書母公司時卻束手無策。現行的法律體系急需重構。

其他人似乎更專注于構建經濟和政治權力，而不是為公共利益做貢獻。風險投資家馬克·安德森發表的《技術樂觀主義宣言》很好地捕捉到了這種轉變。

在該宣言中，安德森構想了這樣一個未來：不斷進步的技術將創造出一臺“技術資本機器”，以接近于零的成本生產一切；而在這樣的世界里，技術專家不僅是富有的企業家，更是理所應當的掌權者和社會秩序的管理者。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帶來的顛覆速度是史無前例的。過去需要幾十年才會顯現的技術替代效應，現在將被壓縮到短短幾年內完成。目前，沒有任何政府的應對措施能夠及時、有效地處理這一局面。

1901年，美國直面了第一次鍍金時代那些崇尚權力的寡頭們。當時的社會以改革作為回應——首先是在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治下，隨后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新政”。那個時代最終以累進所得稅制、聯邦儲備系統的建立以及“新政”政策的推行而告終，這些舉措為美國恢復了長達一個世紀的民主穩定。

為了再次恢復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幾項關鍵的改革勢在必行。在政治層面，必須消除金錢對政治的干預，廢除總統選舉中的選舉人團制度，并取消總統在任期間免受起訴的絕對豁免權。

在經濟層面，改革必須立足于兩大原則。首先，必須遏制市場權力的無序擴張。這可以通過重構專利制度、對企業并購施加限制、對企業壟斷利潤征收更高的稅收，以及提高最高邊際個人所得稅率來實現。

必須確保更公平地分享科技發展帶來的紅利。為人工智能建立護欄，鼓勵那些輔助人類勞動而非替代人類的創新；提升服務業崗位的技能要求，以提高其生產力和薪酬水平。

此外，通過聯邦法律強制規定，若任何工人的工作因受公共支持的法案而消失，政府有義務恢復其盈利能力，這些措施都有助于實現這一目標。類似政策已經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德國和日本成功落地，并有效幫助這些國家穩定了其民主制度。

“第二次鍍金時代”是近40年來各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它的延續并非不可避免。正如第一次鍍金時代一樣，具有改革意識的公共政策完全可以扭轉這一趨勢。我們曾經做到過，現在依然能夠再次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