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東北竹類地名的文化地理解讀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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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透過昭通竹類地名的文化地理分析，以小見大，深入挖掘竹文化內(nèi)涵，總結歷史經(jīng)驗，不僅有助于現(xiàn)代竹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堅定“以竹代塑”的信念，對環(huán)境保護、文化建設、旅居康養(yǎng)，亦有借鑒意義。【方法】該研究以昭通2次地名普查資料為基礎，數(shù)據(jù)源自“中國·國家地名信息庫”，結合歷史文獻及案例分析，對與竹資源利用相關的地名全面梳理，分類闡釋，深入解讀。【結果】數(shù)千年來，昭通各族人民在烏蒙山區(qū)這片竹類資源極為豐富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積淀了眾多的竹類地名：帶“竹”字的地名380余個，70余處“筍”字地名，以及200余個含“箐”字的地名。圍繞竹類資源的開發(fā)利用，又衍生出了數(shù)以千計的生產(chǎn)活動和相關的地名集群，蘊含著極為深厚的竹文化內(nèi)容。【結論】昭通先民對竹類資源的開發(fā)利用歷程，就是區(qū)域人地關系歷史的精彩縮影，竹類地名反映了生態(tài)環(huán)境、自然物種與社會生活和人類文明之間的多重關系，彰顯了充滿智慧和創(chuàng)意的工匠精神。

關鍵詞：昭通地名；竹資源；竹產(chǎn)業(yè)；工匠精神；竹文化

昭通市地處云貴川三省交界之區(qū)，位于云南省東北部，習稱“滇東北”；下轄昭陽區(qū)（市政府駐地）、魯?shù)椤⑶杉摇㈡?zhèn)雄、彝良、威信、鹽津、大關、永善、綏江、水富（縣級市）九縣一區(qū)一市；2024年末戶籍人口637.5萬，有彝、回、苗、壯、白、布依、哈尼、土家等45個少數(shù)民族；市域面積2.3萬km2，海拔最高點4044.85m，最低267.57m，高差達3777.28m，平均海拔1699.17m（云南省第一次全國地理國情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2018）。

昭通境內(nèi)的烏蒙山脈素有“云貴高原屋脊”之稱，垂直差異遠大于水平變化的立體氣候孕育了品類豐富的竹資源。已知原生竹類15屬78種，竹屬數(shù)占世界17.0%，占全國和云南38.5%，竹種數(shù)占世界4.4%，全國8.6%和云南的19%。昭通國土面積僅占全國0.24%，云南5.8%，竹類種屬資源的富集程度，在中國乃至世界都少見。2024年，昭通竹林面積超過45萬hm2，種植面積最大的是筇竹（Chimonobambusa tumidissinoda）和方竹（C. quadrangularis）。大關、鹽津、鎮(zhèn)雄3縣，先后被中國林學會授予“中國筇竹之鄉(xiāng)”“中國方竹之鄉(xiāng)”“中國赤水源方竹之鄉(xiāng)”榮譽稱號。

數(shù)千年來，昭通各族人民在烏蒙山區(qū)這片竹類資源極為豐富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積淀了眾多的竹類地名。初步統(tǒng)計，今日昭通大地上仍有帶“竹”字的地名380余個，70余處“筍”字地名。此外，還有200余個帶“箐”字的地名，也是昭通竹林景觀的方言記錄，如大竹箐、小竹箐、箐林、箐口、箐溝、長箐、橫箐、火燒箐、大黑箐等。《辭海》釋“箐”為“竹名”，也指“竹木叢生的山谷”。《中國地名通名集解》亦指出：“箐”為“山間的大竹林，主要分布于我國西南地區(qū)”（吳郁芬等，1993）。圍繞著竹類資源的開發(fā)利用，又衍生出了數(shù)以千計的生產(chǎn)活動和相關的地名集群，隱含著極為深厚的竹文化內(nèi)容。昭通竹類的主要群落類型有筇竹林、方竹林、水竹（Phyllostachys heteroclada）林、毛竹（Ph. edulis）林等，在地名中都有著相應的記錄。全市筇竹地名不下50余處。彝良海子坪有742.5hm2全國僅存的天然毛竹林（鄭進烜等，2007），屬烏蒙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qū)。水竹地名29處，如：水竹鄉(xiāng)、水竹壩、水竹埂、水竹林、水竹坪等。箭竹（Fargesia spathacea）地名有：箭竹塘、箭竹溝、箭竹堡、箭桿山等。鹽津“方竹林”，即因出產(chǎn)方竹得名，2022年該縣方竹面積近6萬hm2。鎮(zhèn)雄方竹資源于乾隆年間曾因大量采筍而“蹂躪將盡”（昭通舊志匯編編輯委員會，2006），近年鎮(zhèn)雄方竹產(chǎn)業(yè)勢頭發(fā)展良好，2022年全縣竹林面積突破6萬hm2，方竹近5.3萬hm2。

目前，國內(nèi)關于竹類地名的專題性研究，僅見為數(shù)不多的幾篇論文。李睿（2000）探討了中國竹地名的分布及結構特征，發(fā)現(xiàn)“以竹命名的地名所處的范圍，與竹林的天然分布范圍十分吻合”。而郝詩雨等（2017）通過竹地名的類型細分與空間分布的量化分析，進一步證實了各省區(qū)竹地名數(shù)量與其天然或人工竹林面積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然而，這些研究均未涉及竹產(chǎn)業(yè)及相關的衍生地名，對竹文化地名所蘊含的人地關系挖掘亦顯不足。

隨著中國政府與國際竹藤組織共同發(fā)起“以竹代塑”倡議，對“竹科學”與“竹文化”的創(chuàng)新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名作為區(qū)域文化的特殊載體，其中特色鮮明，飽含鄉(xiāng)土氣息的竹類地名更是具有獨特價值的第一手材料，既是研究區(qū)域地理、歷史文化的指示器，也是了解民俗宗教、風土人情的生動教材，亦有助于加深對環(huán)境變遷、生態(tài)演化的認知。該研究以昭通2次地名普查資料為基礎，數(shù)據(jù)源自“中國·國家地名信息庫”，結合歷史文獻及案例分析，對與竹資源利用相關的地名進行全面梳理、分類闡釋、深入解讀。透過昭通竹類地名的文化地理分析，以小見大，深入挖掘竹文化內(nèi)涵，總結歷史經(jīng)驗，不僅有助于現(xiàn)代竹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堅定“以竹代塑”的理念，對環(huán)境保護、文化建設、旅居康養(yǎng)，亦有借鑒意義。

1 竹材資源的利用與交通地名

漢代張騫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境內(nèi)）見到筇竹杖和蜀布等，“問之，云賈人市之身毒國（印度）”。這些貨物都是通過秦漢時期就已開通的民間商道銷售的，即后來的“南方絲綢之路”，昭通正是這條古老國際通道上的1個重要節(jié)點。筇竹為中國特有，昭通則是其最主要的原生地，民間俗稱羅漢竹。今日，昭通境內(nèi)還有50余處相關地名。如：羅漢、羅漢林、羅漢山、羅漢水、羅漢坡、羅漢溝、羅漢壩、羅漢坪、羅漢關、羅漢村、羅漢林梁子、羅漢林埡口、羅漢林海子等。

《太平御覽》引《廣志》云：“笻竹出南廣”（李昉等，2008）；《輿地紀勝》謂：“筇竹生馬湖江岸”（王象之，1992）。《大元混一方輿勝覽》記：“烏蒙府出產(chǎn)筇竹”（劉應李，2003）。《乾隆鎮(zhèn)雄州志》載：“筇竹，土人呼羅漢竹。跨山亙谷，密匝回環(huán)數(shù)百里”（昭通舊志匯編編輯委員會，2006）。這些記載，與今日昭通筇竹地名分布完全吻合。漢晉時期的南廣郡包含今鎮(zhèn)雄、鹽津、彝良、威信等地，該區(qū)域至今仍有30余處羅漢竹地名；元明時期的烏蒙府轄區(qū)為今昭陽區(qū)、魯?shù)椤⒋箨P等地，尚存20處羅漢竹地名；馬湖江岸有永善、綏江、水富，還有3處羅漢竹地名。2022年大關竹林總面積超過6.7萬hm2，其中筇竹林面積4.5萬hm2，占世界筇竹面積的70%以上。

元狩元年（前122年），張騫向漢武帝報告了他在大夏時見到筇竹杖的信息，受到高度重視。《漢書·張騫傳》云：“及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武帝不僅四處遣使探路，還加大了開發(fā)西南夷的力度，最終打通了“南夷道”，在昭通境內(nèi)設置了郡縣。大漢開疆拓土的偉業(yè)，與小小筇竹杖的商貿(mào)線索交錯展開，演繹了一段精彩紛呈的傳奇故事。

有人認為張騫所見筇竹杖是蜀地所產(chǎn)，但據(jù)陸游《老學庵筆記》載：“筇竹杖蜀中無之，乃出徼外蠻峒，蠻人持之至瀘、敘間賣之，一支才四五錢”。所謂“徼外蠻”，即生息于昭通境內(nèi)的蠻僚族群。其實，戰(zhàn)國末至漢武帝時期，昭通部分境域?qū)偈窨せ蚴苁窨けO(jiān)管，亦可視為蜀地。漢代，昭通所屬之犍為郡仍與蜀郡、廣漢合稱“三蜀”。

宋代詩人黃庶《筇竹杖》贊曰：“生來節(jié)便高，故有扶危力”。《竹譜》還記載了昭通境內(nèi)另有適合作杖的優(yōu)質(zhì)竹材：“桃枝出朱提郡，曹爽所用者也”。《桂海虞衡志》云：“桃枝竹多生石上，葉如小棕櫚，人以大者為杖”。

竹類資源在人類交通史上有著不容忽視的地位。深山峽谷，索橋飛渡；急流險灘，竹筏破浪。不僅江河水運中的撐篙、纖繩常由竹材供給，陸上交通的滑竿、背簍、挑擔、拄杖亦與竹子相伴。從魯?shù)椤八髯由稀保óa(chǎn)銷繩索）、大關“吊橋”、永善“溜上”、鎮(zhèn)雄“筏竹壩”“渡船壩”、魯?shù)椤绊f家渡”、鹽津“半邊渡”“林家渡”等地名中，依稀可見先民跨越江河險阻的身影。

竹索即用竹篾編成的纜索，常用于牽挽舟船，或架設索橋、浮橋。索橋起源于中國西南山區(qū)（李約瑟，2003），亦稱繩橋、懸橋、吊橋，古稱“筰”或“笮”。《太平寰宇記》云：“凡音笮者，即土夷人于大水之上制藤為橋，謂之笮”（樂史，2007）。《漢書·地理志》謂：“繩水出徼外，東至僰道入江”。金沙江古稱“繩水”，因江面上有索橋或溜索而得名。

昭通早期索橋均為竹索或藤橋，《讀史方輿紀》載，明代牛欄江下游：“江闊水急，夷人用藤索橫江，貫以木筒，過者縛于筒上，用游索往來相牽以渡，謂之索橋”。乾隆年間昭通牛欄江上仍有藤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2001）。大關黃葛鐵鎖橋，古為竹索橋，道光十八年（1838年）改建鐵索橋。高山峽谷中，索橋雖然驚險，實際并不可怕，相對而言，浮橋、舟渡的風險更大。同治二年（1863年），石達開率部架浮橋搶渡金沙江，導致了嚴重傷亡，“浮橋有三處，······均用篾纜牽過金沙江對岸，上鋪木板。······過者僅及其半而浮橋遂斷，人馬溺死江中者不知凡幾”（昭通舊志匯編編輯委員會，2006）。今日昭通還有10個“吊橋”地名。民國時期綏江板栗坪上河口，仍在使用竹料造橋，因水流湍急，時毀時修（昭通舊志匯編編輯委員會，2006）。大關“金竹橋”、威信“斑竹橋”，雖非竹材搭建，卻因橋邊有金竹（Ph. sulphurea）、斑竹（Ph. reticulata‘Lacrima-deae’）而得名。

溜索在昭通地名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巧家“關溜”、魯?shù)椤皸罴伊铩薄㈡?zhèn)雄“擺溜灣子”、大關“沱溜灣”等。魯?shù)椤肮倭铩保匆虍數(shù)?位官員曾在此修建溜索而得名。20世紀40年代，著名學者徐旭生從宜賓至昭通途中，還見到橫江上有多處索橋，并做了生動記錄（政協(xié)昭通市委員會，2019）：

水聲洶涌，間有獨索橋。大索下有一繩，以若干竹環(huán)系于大索上，以備手攀。下懸一竹方筐，可坐。是日未見過者。又有于大索下懸一小舟以備渡者。······見有過獨索橋者。停滑竿觀之。第一人猿攀大索，并帶細繩過彼岸，此細繩即以若干竹環(huán)套于大索上者。第二人第三人將所負系于細繩上，第一人從彼岸緩拉，未幾即到。

永善“溜筒江”，位于金沙江邊，以溜索橫渡而得名。張泓《滇南新語》謂：“兩岸險逼，無隙可施鐵索，土人乃作溜渡，俗名曰溜筒江”。懸繩飛渡，既充滿智慧，也需要勇氣。

據(jù)《昭通地區(qū)志》統(tǒng)計，1990年全區(qū)還在使用的溜索（鋼纜）、溜船（小木船系于溜索上攀索過渡）尚有28處，很多溜索進入21世紀仍在使用。直到2017年底，“溜索改橋”工程已陸續(xù)建成，包括云南在內(nèi)的西部七省，結束了1168個建制村（約4000個自然村），近326.7萬人僅靠溜索出行的歷史，徹底改變了溜索地區(qū)群眾的出行方式（姚金瑩，2021）。千百年來，積淀于昭通大地的索橋、溜索、渡口地名，將永遠銘記著先民們堅忍不拔的開拓精神！

2 竹林景觀的地名記憶

竹類是昭通優(yōu)勢植物，作為重要的衣食之源，一直受到老百姓的珍視。竹林作為1種土地利用類型，與人類的生產(chǎn)、生活息息相關，昭通境內(nèi)光叫“竹林”的地方就有29處。還有100余個帶“竹林”的地名，如：大竹林、小竹林、長竹林、竹林灣、竹林沖、竹林壩、竹林坪等。

特別是看到唐家竹林、孔家竹林、馬家竹林、趙家竹林、徐家竹林、田家斑竹林等，帶有姓氏的竹林，可知許多竹林并非全是野生的，也有人工栽培和管護的，綏江“自竹山”提供了確證，村居周圍自種竹子較多，故名。鎮(zhèn)雄“秧氹”，老百姓在此挖嫩竹栽種；“海竹秧”“竹秧坪子”都與竹子移栽有關。華竹寨、竹莊溝、竹林邊、竹林頭等，均以村寨為參照命名。

元代《云南志略》記載了昭通境內(nèi)土僚蠻的竹棚：“所收稻谷，懸于竹棚之下，日旋搗而食”（李京，1986）。《新唐書·南平僚傳》描述僚人竹樓為：“人樓居，梯而上，名曰干闌”。宋代學者周去非《嶺外代答》記南方竹鄉(xiāng)少數(shù)民族房屋：“上設茅屋，下豢牛棚。棚上編竹為棧”。僚人原居嶺南，漢晉時期沿珠江上溯進入昭通境內(nèi)，生息于南廣河、橫江流域。《太平寰宇記》載：“南廣溪洞內(nèi)，并是諸僚”。今日，昭通地名中仍有上百個“棚子”，如：牛棚、羊棚、蕎棚、秧棚、車棚、香棚子、花棚子、煙棚子、新棚子、老棚子等。

竹籬茅舍的景觀，在昭通地名中也有著真切的記錄。鎮(zhèn)雄“竹林”，就是因為住戶周邊翠竹成林而得名。魯?shù)椤爸駡@子”，因當?shù)厝藨舳嘤弥駯艡趪藞@，以防禽獸，故名。彝良“蘆茅寨”，因蘆茅竹較多得名。康熙年間，陳聶恒《邊州聞見錄》載其途徑彝良核桃坪所見：“茅屋數(shù)楹，編竹籬以御鹿豕”（謝本書，2011）。竹棚茅屋，就地取材，昭通不乏“茅草”地名，如茅坡、茅草、芭茅河、黃茅埂、絲茅坪、白毛草地等，故有不少“草房”地名，如鎮(zhèn)雄“草房”、威信“草房寨”、鹽津“草房頭”、魯?shù)椤懊┡镒印钡取?/p>

彝良“大竹”，據(jù)說是明朝年間，當?shù)剞r(nóng)民大量種植竹子，以備成林后建房和采筍而得名。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昭通地區(qū)土特名產(chǎn)志》記載，金沙江、關河和白水江流域一帶的農(nóng)民尤其喜歡種竹，鹽津廟壩鄉(xiāng)7600多戶農(nóng)家，有5600多戶栽有竹叢，許多人家都在綠竹掩映之中。該縣“花竹坪”，因斑竹較多，俗稱花竹，故名。竹子粗大者可以作甑子，細小者可以作笤帚，恰好彝良“掃把山”，就是人們在此砍竹子做掃把出售而得名；巧家“掃把林”亦然。昭通竹類資源僅從地名中就能統(tǒng)計出二三十種：

羅漢林（筇竹）、方竹林、水竹壩、楠竹林、荊竹坪、石竹箐、刺竹坪、茨竹坪、華竹寨、樺竹、滑竹坡、箭竹塘、海竹秧、金竹坪、綠竹埂、黃竹林、黑竹林、苦竹、甜竹、冷竹、花竹、花斑溝（花斑竹）、白甲崗（白甲竹）、竹菜溪、矮竹坪、石竹箐。

元代學者胡三省《資治通鑒》（司馬光，1956）注云：“蜀人謂篁竹之間為箐，謂林為叢箐”。箐字從竹，亦可表示竹林幽深之色，如“老黑箐”“小黑箐”等。昭通地名中，“箐”作為竹林混生的山谷景觀，其中既有竹子，也有樹木野草，如：小竹箐梁子、樟木箐、杉松箐、桂花箐、化桃箐、蕁麻箐、白蒿箐；還有動物：猴子箐、野雞箐、白鹿箐、螞蟥箐、老鼠箐、野豬箐、貓貓箐（虎狼出沒）等。這些竹木茂盛之地，還有諸家聚落分布：杜家箐、高家箐、何家箐、夏家箐、苗家箐（苗族所居）。甚至這些山箐中的農(nóng)作物也留在了地名中：包谷箐、麥子箐、蘇子箐、木瓜箐等。

“朝與竹相對，暮與竹相親”，竹子作為最常見的庭院植物之一，營造了宜居可人的景致與環(huán)境。清代學者李漁說：“種樹欲其成蔭，非十年不可，······惟竹不然，移入庭中，即成高樹。”昭通苗族村寨前后有參天大樹，或千桿翠竹，被視為神樹和神竹，精心呵護，虔誠敬祀，不許亂砍濫伐（程恩光，2008）。彝族中的“青彝”支系，傳說其祖先是從“金竹”中誕生的，世代堅持編織竹器為業(yè)，在遷徙中，哪里有竹，就到哪里安家（何耀華，1981）。

《乾隆鎮(zhèn)雄州志》載：“海竹，空中，為咂酒桿”。《恩安縣志稿》謂：“昭通苗族宴會，以咂竿酒為敬”。翼王石達開率軍進駐威信麟鳳壩，與當?shù)厥考澾凭蒲詺g，留下了“翼王坪”這一紀念地名，還有廣為流傳的即席賦詩（云南省威信縣志編纂委員會，1999）：萬顆明珠一甕收，孤家到此也低頭；五龍擎托乾坤柱，吸得黃河水倒流。

生動有趣的竹林景觀地名，銘刻著先民們開發(fā)資源、建設家園、改造環(huán)境的成敗得失，記錄了蕓蕓眾生樂天知命的生活勇氣和熱愛鄉(xiāng)土的真摯感情！

3 蔚然大觀的竹制品與工匠地名

竹子獨特的材質(zhì)，具有其他植物難以替代的功能。勞動人民利用其天然的中空性，發(fā)明了筧槽引水、筒車提水的技術，就地取材，經(jīng)濟適用，極大地緩解了山區(qū)環(huán)境中的引水、灌溉的難題。在昭通地名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記，如彝良“高筧槽”“檢槽”，大關“筧槽灣”，巧家“筧槽溝”，魯?shù)椤㈡?zhèn)雄都有叫“高筧槽”的地名，因架設竹管或木槽引水，離地面較高而得名。“竹筧”亦稱連筒，王禎《農(nóng)書·農(nóng)器圖譜》言：“連筒，以竹通水也。凡所居相離水泉頗遠，不便汲用，乃取大竹，內(nèi)通其節(jié)，令本末相續(xù)，連延不斷，擱之平地，或架越澗谷，引水而至”（王禎，1981）。

北宋梅堯臣《水車》詩云：“既如車輪轉(zhuǎn)，又若川虹飲”。《讀史方輿紀要》卷70四川興文縣“水車河”條載：“居人以竹為輪，高二三丈，斜列以筒，汲水而上，可溉田疇，號曰‘筒車’”（顧祖禹，2005）。鎮(zhèn)雄縣就有處叫“大水車”的地名，另有“車子壩”，用水車灌田；“同車”（筒車），曾用龍骨車在河邊抽水種田；“同車河”其實是以筒車在河里抽水；“銅車河”，用筒車提灌，后音變?yōu)殂~車河。鹽津“車子灣”，地處山灣，曾架有水車。綏江“筒車壩”，昔人用筒車提水灌溉。“天車坡”，以水車抽水溉田，故名天車（即田車）。“水能利物，輪乃曲成”，水利是山區(qū)墾殖的重要保障，這些地名中記載的連筒、水車景觀，充分體現(xiàn)山區(qū)農(nóng)民因地制宜的生態(tài)智慧和開拓精神，宋人趙蕃有詩贊曰：“兩岸多為激水輪，創(chuàng)由人力用如神。山田枯旱湖田澇，惟此豐兇歲歲均。”

王禎《農(nóng)書》對筒車的制作和使用也有詳細說明。鎮(zhèn)雄恰有1個“車匠溝”（制作水車的匠人居此）的地名，記錄了水車技藝的傳承。除車匠外，昭通地名中還有鐵匠、篾匠等眾多工匠：鐵匠寨、篾匠溪、木匠溝、車匠灣、解匠河溝、桶匠溝、上皮匠街、銀匠巖、氈匠營、石匠房、鏵匠灣子、機匠灣子（織布機）、香匠溝。

這些令人難忘的百工技藝及其背后的工匠精神，豐富了昭通地名的歷史底蘊和文化價值。有趣的是，在鎮(zhèn)雄“山匠”（獵人）這一地名中，還把掌握捕獵技術的獵人也視為匠人，真實而生動地記錄了歷史歲月中，昭通先民曾經(jīng)的生活方式和謀生技藝。

昭通民眾生產(chǎn)、生活中的竹產(chǎn)品，舉目所見者，難以勝數(shù)，如：竹筍、竹樓、竹竿、竹席、竹簾、竹籬笆、竹背簍、竹斗笠、竹筷子、竹碗籮、竹扇子、竹床椅、竹書架、竹茶具等。過去，芒部還有叫“裹”的機構，專門負責竹制品生產(chǎn)。直到今天，當?shù)厝杂小肮住北郴j之稱。鹽津大黎山盛產(chǎn)水竹，清代運輸京銅之竹簍，多用當?shù)刂癫木幵臁Ｃ駠鴷r期，綿紙、篾席、竹椅子等為大關縣特產(chǎn)。鹽津工匠制作墊席、箱、籠、篾、扇等物，細密精制。烙花工，其奇者，以一方竹上烙山水人物、翎羽花草，靡不備肖，生動有致（楊宇明等，2019）。

民國《大關志稿》載，當?shù)啬澄挥行娜艘娝拇ㄉ藤Z所販玩具等多用篾絲織成，欲仿其形制改用藤編，歷試3年仍未得要領，遂向當?shù)刂窆そ橙藢W習，技藝精進，以所制碗盒、藤簸參加滇省會展，獲優(yōu)獎。另有某君“善竹工，能以薄篾竹織枕席，尤能精制團扇，以篾絲織出山水人物花鳥或多種文字，民國初年獲巴拿馬競賽優(yōu)秀獎”（昭通舊志匯編編輯委員會，2006）。鹽津普洱竹簾曾在全國評比中名列第四；巧家某位藝人用篾絲精制竹帳，重不過200g，玲瓏剔透，巧奪天工（昭通地區(qū)行政公署地方志辦公室，1993）。不少竹編制品，既是日用器物，又是藝術品，如綏江之竹編畫，頗具工藝美術品位，提籃、食盒、竹帽、竹筐、花瓶、竹扇等，也精美實用。

昭陽區(qū)“篾鎖街”“搖籃村”“籃子沖”，鎮(zhèn)雄“斗笠寨”，彝良“斗笠山”等地名，記錄了竹制品的生產(chǎn)和交易。巧家“干彝村”“剛彝村”，據(jù)說都是指彝族篾匠居住之地。在昭通眾多的形象地名中，還有撮箕、筲箕、簸箕、篩子、籮篼、背簍、籃子、扁擔、刷子等農(nóng)具：折扇街、椅子山、石籠箱、籃子沖、雞罩爐、柜子洞、撮箕口、簸羅寨、簸箕巖大梁子、筲箕洼、篩子坪、包篼坪梁子、烘籠寨、水簾洞、燈籠山、刷把灘、扁擔石。

彝良、永善、大關、鹽津、威信等縣，還有直接叫扇子、碗籮、撮箕、燈籠、簸箕、筲箕、鍋圈、雞籠的地名。全市帶“撮箕”的地名有19個，“簸箕”20個，“筲箕”21個。

水富“篾匠溪”，反映了竹器制造專業(yè)分工的史實。竹器制作工序有：選竹、除枝、去節(jié)、破竹、分篾、刮青、制絲、編織。這些都離不開刀鋸，昭通地名中有近30余個帶“刀”“鋸”的地名，對此作了生動的詮釋：彎刀卡、刀口灣、刀砍巖、白刀嶺、剝刀梁、筆刀嶺、薄刀嶺、關刀田、解鋸、鋸燈槽、剪刀洞、剪刀灣、司刀圈。

鹽津“竹根坡”，因竹林被大量砍伐，只剩竹根而得名；永善“竹箭溝”，曾有茂密水竹，砍伐后留茬，俗稱簽，故名竹簽溝，后音變?yōu)橹窦郎稀?/p>

常言道“磨刀不誤砍柴工”。鎮(zhèn)雄、水富居然有兩處叫“磨刀”的地名。彝良、威信、巧家地名中都有“磨刀石”，另有10余處磨刀溪、磨刀溝、磨刀埂、磨刀石梁子。昭通江河中的磨刀石，晉代就已聲名遠揚，《華陽國志·蜀志》載：“崩容江出好磨石”。所謂“崩容江”，即貫穿昭通境內(nèi)的橫江。

4 竹筍產(chǎn)業(yè)衍生的地名集群

昭通竹類資源豐富，地域分布廣泛，既有春筍、秋筍，也有冬筍。綏江白甲竹，春、秋打筍，并可造紙；還有一年四季都能生筍的月季竹。因此留下了眾多的竹筍地名，如：竹筍、筍子、筍子溝、筍子坪、打筍壩、筍子棚、高筍壩、一筍壩、筍子老林高山、冬筍塘、黑筍溝、筍廠、筍葉廠、各筍溝（竹筍種類較多）。

僰道（包括昭通水富、鹽津一帶）苦筍早在宋代就已被《方輿勝覽》列為特產(chǎn)。黃庭堅《苦筍賦》云：“僰道苦筍，冠冕兩川”。《乾隆鎮(zhèn)雄州志》載，每年筍出之際，“遠商四集，構棚倩工挖煮，負鬻黔蜀”。民國《鹽津縣志》記當?shù)伢讨窆S生產(chǎn)：“綿亙約六十里之地俱產(chǎn)之······每年春筍生時，近山居民負蓑戴笠，深入林箐，掘筍剝籜，簍負歸家，貯存釜中，加水煮沸，令少熟取起，抗干復熏以硫黃，方久藏不腐”。該書還記各鄉(xiāng)亦產(chǎn)竹蓀（昭通舊志匯編編輯委員會，2006）。僅鎮(zhèn)雄一縣就留下了一二十處加工竹筍的地名，如筍廠坪、新廠、夾竹廠、冉家廠、冬筍塘、筍子棚、老廠等。地名中，采筍、煮筍的用具也一應俱全，挖筍的有鋤頭溝、一鋤地等。竹筍加工的炊具地名更是多姿多彩：鐵鍋寨、羅鍋田、大鍋洞、砂鍋廠、土鍋房、甑子溪、甑子巖、鍋底寨、小鍋圈、大鍋圈巖、支鍋山、三鍋莊、鍋鏟灣、灶孔灣、石灶孔、火盆底、火鉗坳。

昭通帶“鍋”字的地名多達120余個，遍布全市各縣區(qū)。老鍋廠、下鍋廠、上鍋廠、頂鍋廠等，“鍋廠”地名40余處。洗鍋用的“刷把”（刷把灘）也可在地名中找到。甚至加工竹筍的工棚發(fā)生火災的事件，也被鎮(zhèn)雄“火燒棚”這一地名記錄下來。腌制竹筍的壇罐、木桶、石缸、瓢盆之類的地名也極為豐富：罐子窯、壇罐廠、壇罐窯、壇子口、缸子坪、石缸壩、木桶溝、扁桶山、桶桶廠、盆窩、金盆灣、玉盤、大石盤、瓢廠、挖瓢沖、瓢兒塆。

全市帶“碗”字的地名多達上百個，僅“碗廠”就有27個。所謂“飯碗”其實就是生計問題，竹子關乎老百姓的“飯碗”。從地名中還可以看出，過去昭通制造碗具的工藝和材質(zhì)，既有陶瓷，也有竹木，如鹽津有兩處“車碗溪”，都是因為過去在此用竹木生產(chǎn)碗具而得名的；彝良“車棚”生產(chǎn)竹木碗、盆。

竹林作為完整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其間還有豐富的飛禽、走獸、昆蟲、菌類和其他植物。如野兔潛匿林區(qū)，新筍出土常被其嚙食，野兔的出沒及危害亦為筍農(nóng)所關注，故有兔耳坪子、兔兒灣、兔二（兒）山等地名。采集、捕獵曾是農(nóng)民生計的重要補充，老百姓對竹林中的動植物也非常熟悉和關注，留下了許多地名：竹牛坪（1種吃竹的蟲）、蜂巖溝、花蛇溝、老蛇窩等。鎮(zhèn)雄不僅有“竹雞山”，還衍生出上、下竹雞山。彝良“彩鳥”，各種色彩絢麗的鳥類棲息于竹林中。常在竹林中采集的食物也有記錄，如“折耳根坪子”“折耳根埡口”以及“菌子山”“菌子場”等。竹海林莽，難見天日，進山打筍，容易迷路。為此，地名中記錄了兩種解決辦法：“敲梆坪”，打筍迷路時，敲梆聯(lián)絡或呼救；“磬鈴口”，打筍時，為防迷路，常在竹林邊掛上磬鈴，以聲響確定方位。這些深藏于地名中的勞動智慧和生活勇氣，令人驚嘆。

竹子與稻、麥同科，有的籽實也可食用，雖然竹子開花較為罕見，但在昭通地名中仍然留下了幾處珍貴的記錄。大關“勒米壩”，即因窮人曾在此采集竹米以度饑荒而得名，“勒”即采集之意；鎮(zhèn)雄“瓜竹溝”，亦因竹子開花得名“花竹溝”，后諧音為瓜竹溝。竹子開花、結實，數(shù)十年才發(fā)生1次，往往是整林齊發(fā)，繁實累累，綿延幾十里乃至百里，之后盡皆枯死（王利華，2013）。康熙年間，官員陳聶恒經(jīng)過彝良時，正逢筇竹開花大片枯死的年景：“槁死道旁者以萬萬計”。他發(fā)現(xiàn)“分水嶺而上為筇竹，下為水竹，無一桿夾雜”（謝本書，2011）。在災荒頻發(fā)的饑饉歲月中，竹米為災民帶來一縷生機，故在鄉(xiāng)土地名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昔日，老百姓在深山箐林中采集竹筍，時常遭受猛獸威脅。昭通地名對虎豹、熊羆、豺狼、野狗、野豬等出沒之地，也有著詳實記錄。如：老虎山、老虎洞、豹子溝、豹子坪、熊窩、熊路、熊叫、老熊塆子、野熊塆、熊榨梁子（安榨板捕熊）、花狼溝、野狗塆、野豬凼、野豬塝、野豬塘、野豬溝、野豬窩梁子等。其中，熊和野豬的地名各有30余處。1頭野豬一夜間可將數(shù)十畝竹筍及嫩竹全部食光（陳嶸，1984）。老百姓常視其為破壞竹筍之禍首，必欲除之而后快，由此產(chǎn)生了許多捕獵地名，如：打豬溝、勒豬壩（下套）、小榨坪（設榨板）、抬榨坪、關豬洞（設機關捕捉）等。野豬喜洗澡，常棲息于山泉、水凼邊，鎮(zhèn)雄“諸宗海”，即因野豬常在此洗澡，鬃毛掉落水中，人稱“豬鬃海”，后諧音而得名。民國《昭通志稿》載：“虎為鎮(zhèn)山之王。北鄉(xiāng)老林、王家山間有之；豹，捕食牛羊等；狼，俗呼野狗，性兇殘，四山有之；豺與狼同類異種，形如犬，黃褐色，性尤殘，四山皆有，荒年尤多。野豬，較大而性殘烈；狗熊，形類狗而烈，四山皆有之。”

水富“黑虎山”“老虎灣”、鹽津“老虎溝”、彝良“大虎寨”，皆因曾有老虎而得名。彝良“野物埡口”、鎮(zhèn)雄“野物大地”集中反映了人們對野生動物出沒的關注。威信的“約伴溝”，傳說虎豹較多，過往需結伴而行；“小鬧”，深山老林野豬較多，需結伴喧鬧而過才安全。過去，面對野生動物的威脅，昭通先民常用弓弩箭矢等捕獵工具應對。民國《昭通志稿》謂：“箭竹，質(zhì)極堅韌，又稱矛竹”。乾隆《東川府志》載：“用六七尺長竹子，一頭削極細，約二尺許，如線帚，桐油煎過，使用刀箭不能入，刺物甚利，用以獵獸”（梁曉強，2006）。昭通苗族“善制弩箭，除毒蛇，制猛獸”（昭通舊志匯編編輯委員會，2006）。歷史上，野生猛獸對民眾的危害，《昭通地區(qū)志》的記載（昭通地區(qū)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7），令人震驚，殷鑒不遠：1957年，昭通縣野獸肆虐，吃掉小孩19人、馬38匹、豬26頭，縣兵役局組織打獸隊59個，731人，獵獲野獸近萬只，打獸隊傷亡22人。

人們在深山密林、江河溪澗中打筍、漁獵，除了毒蛇猛獸外，蜂蠆、螞蟥、螞蟻、蜈蚣、蜘蛛、毒蜂等也會造成傷害，在地名中也有反映。如：毛蜂洞、牛角蜂灣子、毛拉山（毛蟲）、雷公山（蜈蚣）、蜘蛛灣、螞蟻子溝、螞蟥溝、螞蟥坪、螞蟥坡、螞蟥箐等。

古代捕魚撈蝦用的竹筏、漁籠、釣竿等，都取材于竹林。昭通江河溪澗中的魚蝦，見諸地名者如：鲇魚洞、花漁洞、小魚溝、鯉魚灘、魚鰍寨、漁江溪、鯉魚奔灘、蝦子溪等，以“魚”打頭的地名多達100余個。歷史上，昭通魚類資源極為豐富，《華陽國志》甚至有“江多魚害”的記載（任乃強，2007）。過去人們常在河邊用石頭圍壩，將魚攔于壩中，用撮箕或背籮打撈，產(chǎn)生了“魚壩”“魚壩村”等地名。鹽津“打魚壩”“漁船坡”，昭陽區(qū)“打魚村”，永善“撮魚壩”，彝良“漁棚子”，以及大關十景地名“吊橋漁火”，皆為漁業(yè)生產(chǎn)的地名記憶。由昭陽區(qū)的“魚餌山”（山形似魚餌），亦可知釣魚活動的普及性。透過這些生動的地名故事，可以更加真切地理解人類活動與資源環(huán)境的復雜關系。

美國學者房龍說：“人類的歷史是饑餓者尋找食物的記錄。”昭通先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開發(fā)竹類資源賴以為生，不避千難萬險，想盡千方百計，歷經(jīng)千辛萬苦。昭通大地上，數(shù)以千計的竹類生產(chǎn)活動地名，凝聚了萬民百姓對生產(chǎn)、生活的感悟，對區(qū)域地理環(huán)境的深切認知。

5 竹紙生產(chǎn)與文教地名

竹帛簡牘，青史綿綿，竹子與中國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尚書·多士》謂：“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論衡·量知》曰：“截竹為筒，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王充，1974）。運籌帷幄也與竹子難分難解，中國數(shù)學史上極為重要的“算籌”，最常見的制作材料乃是竹子。竹籌也曾在昭通少數(shù)民族中流行，境內(nèi)的烏蠻到敘州貿(mào)易，常于寺院之中群聚賭博，“折竹為籌，以記勝負”（陸游，1997）。竹資源的開發(fā)利用，除關乎衣、食、住、行外，還對書畫藝術、詩詞歌賦、文體娛樂、民族風情、宗教信仰等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造紙術的發(fā)明對中國文化的傳承意義非凡，尤其是以嫩竹為原料的竹紙更是獨具一格，為底蘊深厚的中華書畫藝術增添了無窮魅力。民國《昭通縣志稿》謂：“昭屬北二區(qū)，山多叢竹，近山居民取以造紙，供應不窮，約有造紙者十數(shù)家，出產(chǎn)頗豐”。民國《鹽津縣志》載，該縣“有造紙工廠四五十家，每人一月可舀草紙二百余捆”。今天昭通境內(nèi)仍留有69處“紙廠”地名。如：紙廠塆、紙廠坪、紙廠坡、上紙廠、興隆紙廠、梅家紙廠、徐家紙廠、聶家紙廠等。名“紙廠”者30個，“紙廠溝”20個。《綏江縣縣志》說：“境內(nèi)竹山最廣，除制器、建屋、采筍外概用以造紙，故造紙業(yè)甚為發(fā)達。全縣紙廠約二百余家，平均每家二槽，每槽可出紙萬刀”（昭通舊志匯編編輯委員會，2006）。《清續(xù)文獻通考》云：“紙廠普通稱‘紙槽′，分布極廣。······原料為竹、樹、皮、藁、葦、草、舊紙等。竹紙產(chǎn)于南方”。

紙廠俗稱“紙槽”，彝良、威信、鎮(zhèn)雄都有叫“紙槽”“紙槽溝”的地名，巧家“槽房”因建有紙槽得名。民國《鹽津縣志》載，造紙的“辦料”方法為：“冬春之間，伐取嫩竹，劈為竹片，篾扎成捆泡之池中，每百斤加石灰五十斤”。該縣“箭竹塘”，即因村內(nèi)多箭竹，曾建水塘備料造紙而得名。古語云“搗竹為紙，伐木為舟”，建池塘，設紙槽、制造竹紙，多選近水傍溪之地，不僅便于竹材漚制、竹麻漂洗，且大量原料需搗爛，水碓便成為首選。如威信“水碓溝”“水碓塝”，水富“水碓溪”，鹽津、綏江都有“水碓梁子”等。水碓見于漢代，用作糧食加工，傳入西南亦為舂米之用，隨著造紙技術的發(fā)展，又大量用于搗制紙漿。“豈惟搗香粳，兼之造竹紙”，水碓在造紙中的廣泛應用，充分體現(xiàn)了先民與時俱進的勞動智慧。

與造紙相應的還有“竹麻”地名，如鎮(zhèn)雄“竹麻灣”，當?shù)鼐用裨弥窭w維制作竹麻；威信“竹麻”，鹽津“竹麻林”，都是指用嫩茨竹制作竹麻。慈竹（Bambusa emeiensis）“篾皮可為繩，甚固，又可為麻”（楊柳，2022）。先民在開發(fā)利用竹子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嫩竹的纖維素含量遠高于老竹，故用于制麻、造紙。《邊州聞見錄》記錄了康熙年間，川南和昭通的竹麻生產(chǎn)：“秋冬以慈竹為之······熟之以絞索捆履，呼竹 麻。及春，老不復用”（謝本書，2011）。竹纖維的利用首創(chuàng)于中國，故國外有“中國纖維”之譽。麻竹 （Dendrocalamus latiflorus）當?shù)赜址Q“甜竹”，其纖維可織繩、造履，是我國南方栽培最廣的竹種之一。彝良“甜竹林”，即因早年人們在此種植甜竹而得名。鹽津也有甜竹塆、甜竹坳等地名。

山竹和水竹“稈細，可為筆管”，竹葉亦可以供書寫。昭通境內(nèi)，凡帶“筆”字的地名，幾乎都與用竹管制造的毛筆密切相關。如：文筆、筆山、文筆山、文筆河、筆花山、筆架山等。昭通帶“墨”字的地名有“翰墨池”“墨翰鄉(xiāng)”，還有“硯池山”，昭通地名中文房四寶一應俱全，不僅有“文字”內(nèi)容，還有“書卷氣”：一字溝、八字山、八字墻、十字嶺、十字路、十字街、大十字、大字塘；書房、書房灣、花書壩、萬卷書、月潭書院、書樓、老學堂、崇文路、啟文街、文閣、文廟。

鎮(zhèn)雄赤水河中有一瀑布，巖石層層堆疊如書卷，故名“萬卷書”。大關石門關清代字庫塔，反映了民間敬惜字紙的習俗。威信“背書壩”，相傳此地有戶人家，渴望兒子考中秀才，將其關在屋內(nèi)背書而得名。

清代永善副官村（今綏江）舉人凌光斗《檜溪》詩云：“兒童知誦讀，燈火映柴扉”（昭通舊志匯編編輯委員會，2006）。勤學苦讀，少不了燈火照明。竹子也可用于照明，燭竹“土人采以代燭”，油竹“水浸，曬干為燎，可代燭”。《邊州聞見錄》還記載了昭通先民用竹片摩擦取火的方法（謝本書，2011）：山民無取火具，破大竹插地，以兩片橫夾之，置枯葉或竹屑其中，用力上下，煙焰勃然，名“扯火”。

鎮(zhèn)雄恰好有一處叫“扯火坪”的地名。鋸竹取火是1項古老的技術，《淮南子·說林訓》云：“槁竹有火，弗鉆不燋”。明代學者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二說：“竹火易取，常用無毒”。“竹火”是勞動人民利用竹林資源過程中取得的顯著成就，是對竹材特性深化認識的產(chǎn)物，具有深遠的影響。

竹紙與竹材制成的燈籠，在昭通鄉(xiāng)土地名中也是一道亮麗的風景：燈籠山、燈籠包、掛燈寨、掛燈坪等。燈籠的妙用，還書寫了一段昭通戰(zhàn)爭史上的傳奇。雍正六年（1728年），烏蒙叛亂，懷遠將軍率兵進剿，至大關柵子門，卻久攻不下，最終以竹燈籠掛于羊角之上，趁夜驅(qū)趕上山，誘使敵方將滾木礌石投放殆盡，得以破此要塞。當?shù)貛r壁上還留有“懷遠將軍劉崑于雍正六年正月十六夜破此關”的摩崖石刻。

6 結論與啟示

昭通先民對竹類資源的開發(fā)利用歷程，就是區(qū)域人地關系歷史的精彩縮影，竹類地名反映了生態(tài)環(huán)境、自然物種與社會生活和人類文明之間的多重關系，彰顯了充滿智慧和創(chuàng)意的工匠精神。豐富多彩的竹類地名也是研究人地關系地域系統(tǒng)的寶貴史料，昭通竹類地名生動地記錄了區(qū)域竹產(chǎn)業(yè)的開發(fā)歷程，深入解讀這一文化遺產(chǎn)，從中汲取深刻的經(jīng)驗和教訓，為題中應有之意。

昭通歷史上的采筍活動，曾受到眾多野生動物的侵擾與傷害。今日，這一問題隨著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改善，野豬、黑熊等種群數(shù)量的增多，在竹筍生產(chǎn)及相關的文旅活動中又日漸凸顯，需要高度重視和積極應對。鑒古知今，人與動物如何才能和諧相處，也是1個須長期關注的課題。

竹子堪稱世上生長、更新最快的植物，作為使用歷史悠久的可降解天然材料，被公認為塑料的重要替代品。推行“以竹代塑”，不僅要加強科技創(chuàng)新，也要弘揚和傳承竹文化的優(yōu)秀傳統(tǒng)，以文化的力量凝聚更廣泛的群眾基礎，創(chuàng)造更廣闊的應用前景。從昭通竹類地名中，亦可感知竹子獨特的生態(tài)功能和審美價值，筇竹、方竹，風骨稟異；毛竹風姿優(yōu)雅，韻味悠長，堪稱綠美昭通的亮麗名片。

修竹留風，幽篁清雅。昭通竹類地名，見證了古人的匠心獨運與巧奪天工。他們不僅創(chuàng)造了經(jīng)濟適用的竹器、賞心悅目的竹藝，還構筑了竹林茅舍的田園詩畫。中華竹文化，以其因地制宜、自然和諧的生活實踐，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大道至簡的藝術境界，為我們推進生態(tài)文明建設，發(fā)展綠色低碳產(chǎn)業(yè)，共筑宜居宜業(yè)和美鄉(xiāng)村，提供了綿延不絕的力量和智慧。

作者：傅奠基 劉燕 唐智

來源：《竹子學報》2026年第1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楊 琪

校對：耿 曈

審訂：鄭雨晴

責編：宋柄燃

（由于版面內(nèi)容有限，文章注釋內(nèi)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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