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無論是斡旋中東和平，還是與羅馬主教激辯“正義戰爭”理論，萬斯近來的身影似乎無處不在。對J·D·萬斯而言，這是一個異常忙碌的春天。這位缺乏外交歷練的副總統被委以重任，參與對伊朗的戰時談判。
在與教宗方濟各的教義爭端中，他充當了政府的喉舌；他還領導白宮進行了背水一戰般的努力，試圖挽救如今已被趕下臺的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對于一個試圖在“后特朗普時代”接過“讓美國再次偉大”大旗的人來說，這個春天顯然算不上吉利。
《大西洋月刊》的伊德里斯·卡倫指出，盡管萬斯在一年多前就職時被視為“滿腹經綸”，但他及其觀點在特朗普政府內部正變得“越來越無足輕重”。雖然影響力衰退或許是副總統的“宿命”——永遠在聚光燈下，卻鮮少被真正傾聽，但萬斯日益萎縮的政治版圖，與外界曾預期他將扮演的“后特朗普時代的特朗普主義者”角色相比，無疑是“一次巨大的落差”。
《金融時報》的愛德華·盧斯坦言，副總統這份工作本就“不是為了討喜而設計的”。作為特朗普的二把手，萬斯面臨著“特有的煎熬”。
在支持那些“經常一夜之間180度大轉彎”的政策時，萬斯顯得“左支右絀”，這使他“不再是特朗普理所當然的接班人”。即便他能“在特朗普主義的政治版圖中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在當今的共和黨內，也根本不存在所謂的“萬斯基本盤”。
《時尚先生》的查爾斯·皮爾斯評論道，在過去的幾周里，萬斯為了替歐爾班站臺，將其“匱乏的個人魅力暴露無遺”，試圖敦促選民“投身于一場嚴肅的歐爾班復興計劃”，隨后他又匆匆趕去“搞砸伊朗和平談判”。
在特朗普針對德黑蘭的戰爭中，萬斯試圖“左右逢源”，以維持其“所謂的2028年競爭力”；部分“精英政治媒體”正摩拳擦掌，準備將他包裝成“下一個徒有其表的理性共和黨人”。
Zeteo新聞網的阿薩溫·蘇布桑認為，盡管未來尚未可知，但“很難想象這位副總統的處境還能變得更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特朗普“將萬斯逼到了這個地步”。
《國家評論》的諾亞·羅斯曼指出，萬斯或許將歐爾班的極端民族主義視為一種“意識形態層面的執念，而非務實的政治考量”，但他最近為歐爾班發起的“十字軍東征”很難讓人“看到任何政治上的好處”。“相反，其負面影響正變得越來越難以忽視。”
《紐約時報》的達納·米爾班克表示，萬斯每次為了特朗普委曲求全，“得到的回報卻越來越少”。不僅他的“政治前途”開始“暗淡”，他的“靈魂也成了一項不斷貶值的政治資產”。
《經濟學人》分析稱，在許多方面，萬斯已將自己“塑造成‘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的首席意識形態專家”，然而這場運動除了“一個人的本能、沖動和榮耀”之外，根本“不存在任何意識形態”。
《大西洋月刊》的湯姆·尼科爾斯指出，萬斯試圖通過攻擊教宗方濟各的“專業領域”來“挑戰”對方，這凸顯了其“傲慢的致命原罪”。
要形容像萬斯這樣的人挑戰梵蒂岡的“意愿”，“用拉丁語已經不夠了，得用意第緒語里的一個詞：肆無忌憚”。彭博社的尼亞-馬利卡·亨德森認為，萬斯一方面奉勸教宗方濟各“安分守己”。
另一方面卻“利用其強大的政治地位傳播他自己版本的福音”，這種做法或許會成為“壓垮這位長袖善舞的政治變色龍的最后一個矛盾”。
盡管如此，在2028年大選到來之前，萬斯可能依然占據著有利地形。《紐約時報》的西奧多·施萊弗和謝恩·戈德馬赫指出，他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財務主席這份“不同尋常的第二職業”。
恰恰是任何雄心勃勃的總統競選人夢寐以求的。雖然他確實“為黨做了一些貢獻”，但通過“拉攏”共和黨內“最富有、最具影響力的金主”，萬斯也“為自己謀得了不少好處”，盡管他的團隊“極力避免讓外界覺得他們在謀劃2026年中期選舉之后的事情”。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的加布·卡明斯基報道稱，今年3月，萬斯成為“羅克布里奇網絡”閉門春季峰會上的核心焦點。這是一個“隱秘的捐款人團體”，由萬斯在2019年“擔任私人投資者期間”參與創立。
盡管他在會上的發言主要聚焦于2026年，但籠罩在會議上空的一個更大疑問是：他是否已經為2028年做好了布局。考慮到該網絡在“讓美國再次偉大”聯盟中的觸角，萬斯似乎“已準備好站在共和黨各方利益的十字路口”。正如一位與會者對媒體透露的那樣，各方勢力“都希望J·D成為那個欽定接班人”。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