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褪色的記憶：一個少年十九年的復仇之路

這是一個讓我覺得最震撼人心的案件，筆者當時看到這個案件，眼睛會不由自主的濕潤。央視《今日說法》欄目曾以《深埋19年的罪惡》深度報道過這個案件。

記憶可以有多重？

對趙永勇而言，是十九年。

七歲那年，他目睹母親被殘殺，弟弟被拖走，自己像貨物一樣被賣掉。在那個連自己的名字都開始模糊的年紀，他做了一個瘋狂的決定：不忘。

他害怕遺忘會赦免罪惡，會讓母親的眼睛永遠無法閉合。于是，他將童年的血色午后，強行鍛造成一座無法磨滅的記憶宮殿。兇手的痣、門環的銹、匕首的光、泥土下的編織袋……每一個細節，都是他用少年、青年整整十九年時光，反復鐫刻的墓志銘。

這不是一個關于遺忘的故事，恰是關于一個人如何以血肉之軀，對抗時間對罪惡的沖刷。他用記憶作刀，以時間為砥，最終，親手將惡魔送回了地獄。

閱讀本文，你將看到的不僅是一樁陳年命案的昭雪，更是一個靈魂，如何在徹底的毀滅中，完成最堅韌的重生。

1

1994年夏，四川東北部開江縣永興鎮，一個典型的川東小鎮。

七月的陽光潑灑在青瓦木墻的老街上，空氣中彌漫著花椒、辣椒和熟菜籽油混合的獨特香氣。這天逢場（趕集日），四里八鄉的農民挑著擔子、背著背簍涌向鎮中心。街邊的攤位擺得滿滿當當：新鮮蔬菜還帶著露水，活雞活鴨在竹籠里撲騰，鐵匠鋪傳來叮叮當當的打鐵聲，裁縫店的老板娘踩著縫紉機，針腳細密。

上午十點，肖學琴左手牽著七歲的趙永勇，右手拉著五歲的趙永寬，母子三人走進了這片喧囂。肖學琴那年三十四歲，是個典型的川東農村婦女，圓臉，皮膚被農活曬成小麥色，笑起來眼角有細密的皺紋。今天她特意換了件洗得發白的碎花襯衫——那是她最好的一件衣服，準備賣了糧給兩個孩子扯布做新衣裳。

“勇娃子，寬寬，跟緊點，莫要亂跑。”肖學琴緊了緊握著兩個孩子的手。她的四川話柔軟綿長，帶著母親特有的溫和。

趙永勇用力點頭。他穿著父親舊衣服改的短袖，洗得發白但干凈整齊。弟弟永寬則緊緊拽著母親的衣角，眼睛好奇地四處張望。在兩個孩子心中，這天本該是美好的一天——媽媽答應趕完集要買麻糖，還可能吃一碗鎮上特有的豌豆涼粉。

走過石拱橋時，肖學琴停下腳步，擦了擦額頭的汗。橋下是蜿蜒的永興河，幾個光屁股的娃娃正在河里撲騰。她低頭看看自己腳上那雙向鄰居王嬸借的白色塑料涼鞋——她自己的布鞋破了洞，舍不得穿著趕集。涼鞋有些大，走起路來會發出輕微的“啪嗒”聲。

“媽，我想吃麻糖。”永寬仰起臉，眼睛亮晶晶的。

“要得，賣了米就買。”肖學琴摸摸小兒子的頭，又看向大兒子，“勇娃子想要啥子？”

趙永勇想了想：“我想要本子，畫畫。”這孩子從小就愛涂涂畫畫，家里的墻壁、地上，到處是他的“作品”。

“好，都買。”肖學琴笑著，眼神溫柔。她肩上扛著二十斤新米，準備賣給糧站換錢。丈夫趙代富在廣東建筑工地打工，要年底才能回來。一個女人帶兩個孩子，日子過得緊，但她從不在孩子面前嘆氣。

變故發生在午后兩點。太陽最毒的時候，趕集的人漸漸散去。肖學琴已經賣完了米，給兩個孩子各買了一個麻糖，正盤算著去布店扯幾尺藍布——勇勇長得快，褲腳都短了。

走到老街中段時，臨街一間不起眼的門面房里探出半個身子。那是個四十來歲的男人，平頭，臉很黑，穿一件皺巴巴的灰色汗衫。他朝肖學琴招手，臉上堆著笑：“肖家嫂子，進來坐一哈嘛，有點事想麻煩你。”

肖學琴認得這人，他叫蒲際建，在鎮上做點小生意，平時碰面會點個頭。她猶豫了一下，但四川人“不落人面子”的性子讓她不好拒絕。她彎下腰對兩個孩子說：“勇娃子，帶好弟弟，就在這門口等媽媽，莫亂跑，我進去說句話就出來。”

趙永勇懂事地點頭，拉著弟弟在門前的青石臺階上坐下。他記得那臺階很涼，上面有深深淺淺的凹坑。門是兩扇對開的木門，漆已經斑駁，上面貼著褪色的門神。門檻很高，弟弟永寬要費力才能跨過去。

肖學琴走進去，布簾在她身后落下。趙永勇后來無數次在噩夢中回憶這個瞬間——如果當時他拉住了媽媽，如果當時他察覺到了什么，如果……

但七歲的孩子什么都不知道。他舔著麻糖，看街對面賣竹編的老爺爺編簸箕。永寬靠在他身上，快睡著了。

時間一點點過去。街上的人越來越少，賣竹編的老爺爺收攤了，隔壁鐵匠鋪傳來關門的聲音。太陽斜斜地照過來，把兄弟倆的影子拉得很長。

“哥哥，媽媽咋個還不出來？”永寬揉著眼睛問。

“快了。”趙永勇說，但其實他心里也開始發慌。他站起來，扒著門縫往里看。堂屋里很暗，什么都看不清。他記得媽媽穿的是碎花襯衫，但里面沒有碎花的顏色。

他又坐回去，數地上的螞蟻。一只，兩只，三只……數到第十七只時，里面傳來一聲悶響，像是凳子倒地的聲音。

然后是一聲短促的、被捂住嘴的驚叫。

是媽媽的聲音！

趙永勇“騰”地站起來，心臟狂跳。永寬也嚇醒了，緊緊抓住哥哥的手。

接著，里面傳來掙扎的聲音，身體撞擊木板的聲音，還有壓低了的、兇狠的男人的咒罵。有什么重物被拖拽，在地上摩擦。

“媽媽！”趙永勇大喊一聲，用盡全力去推那扇木門。門從里面閂上了。他急得用拳頭砸門：“媽媽！媽媽！”

里面的聲音突然停了。死一般的寂靜，比剛才的嘈雜更可怕。

然后，布簾被猛地掀開。一張猙獰的臉探出來——正是剛才那個叫蒲際建的男人，但此刻他臉上一點笑意都沒有，只有兇光。他身后還站著兩個男人，都光著膀子，身上有汗。

“小雜種，喊啥子喊！”蒲際建一把抓住趙永勇的衣領，把他拎進門。永寬嚇得大哭，也被另一個男人捂住嘴拖了進去。

布簾重新落下，隔絕了外面世界最后的光亮。

堂屋很暗，只有一扇小窗透進些微光。趙永勇被扔在地上，他掙扎著爬起來，不顧一切地往里屋沖——剛才媽媽就是往里屋去的。

然后，他看到了。

那是一間更暗的屋子，地上躺著一個人，正是媽媽肖學琴。但媽媽一動不動，三個人圍著她。一個人用膝蓋死死頂住媽媽的背，另一個人——趙永勇后來在無數個夜晚反復描摹這個人的樣子：三角眼，嘴角有顆黑痣——手里拿著一支粗大的、閃著寒光的針管，正高高舉起，狠狠扎向媽媽的后腦！

針管扎進去，拔出來，又扎進去。每一次都帶出暗紅的血。

還有一個人，手里握著一把刀，不是菜刀，是那種小匕首，正一刀一刀刺向媽媽的背。每刺一下，媽媽的身體就抽搐一下。

血。到處都是血。媽媽那件碎花襯衫已經被血浸透，看不出原來的花色。血從她身下漫開，在泥土地上洇成一片深色的、粘稠的湖泊。

趙永勇的世界在那一刻靜止了。所有的聲音都消失了，所有的顏色都褪去了，只剩下那片刺眼的紅。他張著嘴，卻發不出任何聲音。時間被拉得很長很長，長到他能看清針管扎進頭皮時帶起的幾縷頭發，能看清匕首拔出時刀刃上的反光，能看清媽媽最后看向他的眼睛——那雙總是帶著笑意的眼睛，此刻睜得很大很大，里面盛滿了驚恐、痛苦，還有……還有一絲他當時看不懂、后來才明白的東西。

那是歉疚。一個母親在生命最后時刻，對無法保護自己孩子的、深深的歉疚。

“媽……”這聲呼喊終于沖破喉嚨，嘶啞得不像一個孩子的聲音。

屋里的三個人同時轉過頭。拿針管的那個——后來知道叫廖定杰——眼里閃過一絲慌亂，但很快被狠厲取代。蒲際建最先反應過來，撲過來一把捂住趙永勇的嘴，另一只手勒住他的脖子。趙永勇拼命掙扎，雙腳亂蹬，踢倒了墻邊的瓦罐，碎裂聲在死寂的屋子里格外刺耳。

永寬已經被嚇傻了，呆呆地站著，連哭都忘了。

“把這兩個小雜種關起！”蒲際建低吼。那個拿刀的男人——后來知道叫龔元——過來幫忙，兩人像拖麻袋一樣把趙永勇往更深處拖。勇勇的指甲在泥地上摳出深深的痕跡，他扭過頭，最后看了一眼媽媽。

媽媽的眼睛還睜著，看著天花板。血從她的嘴角流出來，一滴，一滴，落在地上，和她身下那片血泊匯合。

“媽——！！！”

布簾再次落下，徹底隔絕了那間血腥的屋子。趙永勇和弟弟被拖進一個更加黑暗的地方——那是一個地下室，只有一扇巴掌大的小窗在高高的墻壁上，透進一絲微弱的光。霉味、灰塵味、還有某種說不出的腐臭味撲面而來。

木門“哐當”一聲關上，然后是鐵鏈鎖門的聲音。世界陷入徹底的黑暗。

永寬這時才“哇”地哭出來，撲進哥哥懷里，渾身發抖。趙永勇緊緊抱著弟弟，自己的牙齒也在打顫。但他沒哭，一滴眼淚都沒有。七歲的孩子還無法理解死亡的確切含義，但他知道，媽媽沒有了。那個會摸他的頭、會給他做麻婆豆腐、會在他生病時整夜守著的媽媽，沒有了。

黑暗像有實質的潮水，從四面八方涌來，淹沒他們。不知過了多久，也許一小時，也許兩小時，外面傳來動靜。是鏟土的聲音，還有壓低的說話聲：

“埋深點……”

“這兩個娃兒咋個辦？”

“一起做了？”

“你瘋啦！兩個男娃，能賣錢！弄到福建去，那邊缺男娃兒。”

“大的有七歲了吧？記事了，不好賣。”

“總有辦法……”

聲音漸漸低下去。趙永勇抱緊弟弟，小小的身體因恐懼而僵硬。他聽懂了“賣錢”，但不完全懂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那些人是壞人，殺了媽媽，現在還要對他們做壞事。

地下室里沒有光，沒有聲音，只有兄弟倆壓抑的啜泣。饑餓和口渴像兩只爪子，揪著他們的胃和喉嚨。趙永勇摸索著墻壁，是潮濕的土墻，長著滑膩的苔蘚。地上堆著些雜物，他踢到一個陶罐，空的。

“哥哥，我餓……”永寬小聲說，聲音已經哭啞了。

“不怕，哥哥在。”趙永勇說，其實他自己也怕得要死。但他記得媽媽說過：“勇娃子是哥哥，要保護好弟弟。”

夜深了，地下室冷得像冰窖。兄弟倆蜷縮在角落里，靠彼此的體溫取暖。趙永勇睜大眼睛，但什么也看不見。黑暗像一塊厚厚的布，蒙住了他的眼睛，但他腦海里反復播放著白天看到的畫面：針管舉起，扎下；匕首舉起，刺下；媽媽的眼睛，那片血泊……

他不敢睡，一閉眼就是那些畫面。但孩子的身體終究熬不住，后半夜，他還是迷迷糊糊睡著了。夢里，媽媽穿著那件碎花襯衫，在灶前做飯，回頭對他笑：“勇娃子，吃飯了。”他跑過去，媽媽卻突然變成了一灘血，那灘血越來越大，要把他吞沒……

“啊！”他驚醒，渾身冷汗。

天亮了，那一小扇高窗透進灰白的光，能看清地下室的輪廓。大約五六平米，堆著破爛家具和農具，墻角有蜘蛛網。門是厚重的木門，上面有道縫隙。

趙永勇爬到門邊，從縫隙往外看。外面是間堆放雜物的屋子，沒有人。他推了推門，紋絲不動。

“有人嗎？放我們出去！”他用力拍門，手掌拍得通紅。

沒有回應。

又過了不知多久，門下的縫隙突然塞進兩個饅頭，還有兩碗水。饅頭是冷的，硬的，水是渾濁的。趙永勇餓極了，抓過來就啃，又喂弟弟吃。永寬咬了一口就吐出來：“好難吃……”

“吃，不吃要餓死。”趙永勇說，聲音里有種超越年齡的冷靜。他把饅頭掰成小塊，泡在水里，哄著弟弟吃下去。

這一天，又有人從門縫塞進食物，然后很快離開。趙永勇試圖和他們說話，但沒人理他。他意識到，他們被關起來了，像豬圈里的豬，等著被賣掉。

這個認知讓一股寒意從腳底竄到頭頂。他想起媽媽，想起媽媽最后看他的眼神。不能讓這些人得逞。要逃出去，要告訴爸爸，要給媽媽報仇。

逃出去的念頭一旦升起，就再也壓不下去。他開始仔細觀察這間地下室。墻是土墻，挖不動。門是實木的，很厚。唯一的出口是那扇小窗，但太高，他夠不著。

第三天，機會來了。送飯的人粗心，門沒鎖死，只是虛掩著。趙永勇輕輕一推，門開了條縫。他的心狂跳起來，示意弟弟別出聲。他從縫隙擠出去，外面果然是那間雜物間，堆著柴火和舊家具。雜物間有道門，通往后院。

后院不大，有一堵兩米高的土墻。墻頭插著碎玻璃。趙永勇搬來一個破凳子，踩上去，剛好能夠到墻頭。他顧不上玻璃扎手，用力一撐，爬了上去。手掌被劃破，鮮血直流，但他感覺不到痛。

墻外是一條小巷，沒人。他心中一喜，正要把弟弟也拉上來，身后突然傳來一聲暴喝：

“小雜種！往哪跑！”

是蒲際建！他剛從外面回來，正好撞見。

趙永勇想也不想，縱身往下一跳！落地時腳踝一陣劇痛，他顧不得，爬起來就跑。小巷很長，他拼命跑，肺像要炸開。眼看就要跑到大街上，只要到了街上，只要遇到人……

一只大手從后面揪住他的衣領，把他整個人提了起來。蒲際建追上來了，滿臉猙獰，一巴掌扇在他臉上：“叫你跑！叫你跑！”

趙永勇被拖回去，扔進雜物間。迎接他的是一頓毒打。蒲際建用皮帶抽，用腳踹，專挑肚子、后背這些看不見的地方打。趙永勇咬緊牙關，一聲不吭，只是用眼睛死死瞪著眼前這個殺害媽媽的兇手。

“瞪！再瞪把你眼睛挖出來！”蒲際建被他看得發毛，下手更狠。

打累了，蒲際建喘著粗氣，對同伙說：“給飯里下藥，讓他們睡，看還怎么跑！”

從那天起，每次送來的飯菜都有一股怪味。吃了就昏昏沉沉，睡不醒。趙永勇試過不吃，但餓了兩天，實在熬不住。他只能吃，吃完就睡，醒來又是新一輪的昏睡。

在被關的第七天晚上，門開了。進來的不是送飯的，而是蒲際建和另一個人，拿著一塊黑布。

“把他們眼睛蒙上，帶走。”蒲際建說。

趙永勇和弟弟被蒙住眼睛，反綁雙手，像貨物一樣被塞進一輛拖拉機的車斗。拖拉機顛簸了很久，然后換成了火車。火車“況且況且”的聲音響了不知道多久，中間又換了幾次車。他們一直被蒙著眼睛，只能從氣味和溫度的變化感覺到，離家越來越遠。

一路上，有人給他們喂水喂飯，飯菜里依然有藥，吃了就睡。趙永勇強迫自己保持清醒，他聽周圍人說話的口音，和他們偶爾交談的內容。他聽到“福建”、“莆田”、“賣個好價錢”……

福建。他把這個地名刻在心里。

2

當眼罩被取下時，趙永勇發現自己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低矮的土坯房，空氣中彌漫著海腥味和說不清的潮濕霉味。語言完全聽不懂，嘰里呱啦像鳥叫。氣候炎熱潮濕，和他熟悉的四川盆地完全不同。

這里是福建莆田的一個小漁村。他和弟弟被關進一間黑屋子，像商品一樣被展示。每天都有陌生面孔進來看他們，捏捏他們的胳膊，看看牙口，像在挑選牲口。

五歲的永寬因為年紀小，記事少，很快被一對夫婦看中，用四千塊錢買走了。分別那一刻，兄弟倆死死抱在一起，哭得撕心裂肺。

“哥哥！哥哥我不走！”永寬的小手緊緊攥著趙永勇的衣角，指甲都掐進了肉里。

趙永勇用盡全身力氣抱住弟弟，眼淚鼻涕糊了一臉：“寬寬不哭！哥哥一定會找到你！一定會！”

人販子不耐煩了，上來掰他們的手。一個掰不開，就上兩個。趙永勇的手指被一根根掰開，弟弟的哭聲越來越遠。最后，他只能眼睜睜看著弟弟被一個陌生男人抱走，消失在那扇吱呀作響的木門后。

門關上了。永寬的哭聲也被關在了外面。

趙永勇癱坐在地上，第一次嚎啕大哭。媽媽沒有了，弟弟也沒有了。爸爸在遠方的家里，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世界只剩下他一個人，在這個完全陌生的、可怕的地方。

因為已經七歲，記事，他成了“滯銷品”。人販子怕他跑，怕他亂說，又轉手了幾次，價格越來越低。最后，一個叫徐金池的村民，用五千八百塊錢買下了他。

徐金池四十多歲，黑瘦，眼窩深陷，看人時眼神總是飄忽不定。他買趙永勇，不是想要個兒子，而是想要個不花錢的勞力。

“以后你就叫徐揚。”徐金池用生硬的普通話對他說，指了指灶臺，“去，燒火做飯。”

趙永勇——現在叫徐揚了——站在灶前，還沒有灶臺高。徐金池的老婆扔給他一把柴火：“愣著干啥？燒啊！”

徐家的日子，是另一重地獄。

天不亮就要起床，挑水、喂豬、掃院子。早飯是一碗能照見人影的稀粥，幾根咸菜。徐金池有兩個女兒，是親生的，她們可以吃干飯，有雞蛋。徐揚只能喝粥水，撈點鍋底的米粒。

吃完早飯就要下地。插秧、除草、施肥，夏天毒辣的太陽曬得他脫了好幾層皮。中午回來，繼續做飯、喂雞鴨。下午砍柴、打豬草。晚上還要在昏暗的燈光下編竹筐，編不好就是一頓打。

徐金池打人很講究。不用工具，就用巴掌和腳，專打身上不見光的地方：后背、大腿內側、肚子。疼，但不留明顯的傷痕。打的時候不許哭，哭了打得更兇。

有一次徐揚發燒，渾身無力，沒砍夠當天的柴。徐金池把他拖進臭氣熏天的茅房，綁在柱子上，用浸了鹽水的藤條抽。蒼蠅圍著傷口嗡嗡叫，茅房的惡臭和傷口的劇痛讓他幾次暈過去。

“小雜種，買你來是干活的，不是當少爺的！”徐金池邊打邊罵。

徐揚咬著嘴唇，直到咬出血。他不哭，也不求饒，只是用眼睛死死盯著這個所謂的“養父”。那眼神讓徐金池有些發毛，下手更重了。

肉體的痛苦可以忍受，最可怕的是孤獨和遺忘。這里沒有人跟他說話，沒有人關心他冷不冷、餓不餓。徐金池的兒女欺負他，把他的飯倒掉，在他被窩里放蟲子。他不敢反抗，因為反抗會招來更狠的毒打。

夜晚是最難熬的。躺在冰冷的木板床上，渾身傷痛，肚子餓得咕咕叫。他會想起媽媽，想起爸爸，想起弟弟。但可怕的是，他們的臉在記憶里越來越模糊。

媽媽長什么樣？他只記得很溫柔，眼睛很大，但具體的樣子，想不起來了。爸爸呢？爸爸在廣東打工，一年回來一次，他只記得爸爸胡子很扎人，會把他舉高高。弟弟呢？弟弟愛哭，一哭鼻子就紅紅的……

不！不能忘！

趙永勇在心里對自己吶喊。忘了，就真的回不去了。忘了，媽媽就白死了。忘了，仇人就永遠逍遙法外了。

他開始有意識地對抗遺忘。每天睡覺前，他會在腦子里“過電影”：從早上起床開始，家里的房子是什么樣的？是青瓦的屋頂，木頭的柱子，門口有三級石階。石階左邊有棵柚子樹，秋天會結很大的柚子。媽媽總是在柚子樹下洗衣服，盆里冒出白色的泡沫……

鎮上的石拱橋，橋下是永興河。夏天他和弟弟在河里摸魚，水很涼。橋頭有個賣涼粉的婆婆，她的涼粉里會放很多花生碎和辣椒油……

過年的時候最熱鬧，有舞龍。長長的龍，要十幾個人舉著，在街上穿來穿去。爸爸會把他扛在肩上，他伸手就能摸到龍頭上金閃閃的鱗片……

還有那一天。1994年夏天，媽媽穿著碎花襯衫，白色涼鞋。那間可怕的屋子，昏暗的光線，地上躺著的媽媽，那支粗大的針管，那把匕首，那片血泊……

每一次回憶，都像用刀子在心上來回割。疼得他渾身發抖，冷汗浸濕了衣服。但他強迫自己回憶，一遍，兩遍，三遍。細節，要記住細節。那間屋子門是什么顏色？好像是暗紅色的，漆掉了不少。門上的鎖是什么樣的？是那種老式的銅鎖。

殺媽媽的那幾個人，長什么樣？拿針管的那個，三角眼，嘴角有顆黑痣。拿刀的

那個，臉上有道疤，從左眼角到耳朵。還有一個，好像是絡腮胡子……

他怕自己忘記，開始找一切能寫畫的東西。燒火的木炭，在墻上畫；做飯時掉落的鍋灰，用水和了，在地上畫；撿到廢紙，如獲至寶，用撿來的鉛筆頭畫。

他畫老家的房子，畫石拱橋，畫舞龍，畫媽媽被殺的場景。畫得歪歪扭扭，但每一筆都傾注了全部的心神。徐金池有一次發現他在墻上畫畫，勃然大怒，又是一頓毒打。

“畫！畫！畫你媽個鬼！再畫把你手打斷！”

但趙永勇沒有停。他學會在沒人的時候畫，畫完立刻擦掉。在腦子里畫。他把記憶變成一幅幅圖畫，在腦海中建造了一座龐大的、細節豐富的“記憶宮殿”。每間屋子里存放一段記憶：家鄉的屋子，鎮上街道，媽媽的臉，兇手的模樣……每天睡前，他就在這座宮殿里巡視，反復強化每一個細節。

就這樣過了五年。十二歲那年，徐金池覺得“養子”可以創造更多價值了，托人把他送到廣東一家玉雕作坊當學徒。

臨走前那個晚上，徐金池難得“溫和”地對他說：“到了那邊好好學手藝，每月工錢寄回來一半。家里養你這么大，該回報了。”

趙永勇低著頭，不說話。他心里只有一個念頭：離開這里，去更大的地方，也許能找到回家的線索。

3

廣東四會，全國聞名的玉器加工集散地。

十三歲的趙永勇坐在低矮的工棚里，面前是嘈雜的機器聲和漫天飛舞的玉石灰塵。他手里握著一把雕刻刀，刀刃對著粗糙的玉料。師傅示范了一遍：手腕要穩，下刀要準，力道要勻。

他學著師傅的樣子，用力刻下去。玉料很硬，刀尖打滑，劃破了他的虎口，鮮血瞬間涌出來。師傅皺眉：“用力不對，再來。”

他咬牙，按住傷口，繼續刻。刀尖在玉料上劃過，發出刺耳的“滋滋”聲。一天下來，手上多了七八道口子，舊的還沒結痂，新的又添上。但他一聲不吭。比起徐金池的毒打，這點痛不算什么。

每月三百塊錢，他留下五十，剩下的全部寄回福建。五十塊錢要吃飯、要買日用品。他吃最便宜的素面，一塊五一碗，沒有肉，只有幾根青菜。住的是工棚，二十幾個人擠一個大通鋪，汗味、腳臭味、機器的油味混雜在一起。

但這里有一樣東西是福建沒有的：相對的自由。下班后，沒人管他。他可以走在四會的街頭，看車水馬龍，看高樓大廈，看來自全國各地的人。

他開始有意識地觀察。聽口音，看建筑，看人們吃的食物。他走遍四會的大街小巷，試圖找到一絲熟悉的痕跡。但這里的一切都和記憶中的家鄉不同：沒有青瓦木房，沒有石拱橋，人們說的不是四川話，吃的東西也完全不一樣。

失望像潮水，一次次涌來。但他沒有放棄。他買了一張中國地圖，貼在床頭。每天晚上，就著工棚昏暗的燈光，他在地圖上尋找。四川，他知道自己大概來自四川。但四川那么大，有那么多市、那么多縣、那么多鎮，到底是哪里？

他開始系統地在腦海里整理記憶的碎片：

地理環境：有山，但不很高；有水，是條河，不是江；鎮上房子多是青瓦木結構，有石板路。

飲食：媽媽會做麻婆豆腐，很辣，放很多花椒。過年會做臘腸、臘肉。有一種特別的菜，叫“折耳根”，涼拌了吃，有股怪味，但他很喜歡。

口音：媽媽說話軟軟的，尾音會上揚。爸爸說話聲音很大，帶點粗。

重要地標：鎮上有一座石拱橋，橋頭有棵大黃桷樹。橋對面有個供銷社，綠色的門。街上有家鐵匠鋪，打鐵聲很遠就能聽到。

關鍵日期：1994年夏天，具體幾月幾日？應該是暑假，天氣很熱。那天是趕集日，街上人很多。

事件關鍵點：媽媽被殺的地方，是一間臨街的店鋪。門是暗紅色的對開木門，有門檻。進去是堂屋，左邊有道布簾，通里屋。里屋很暗，只有一扇小窗。兇手有三個人，其中一個嘴角有痣，一個臉上有疤。

他把這些細節寫在撿來的煙盒背面，寫在小紙片上，寫在自己衣服的內襯上。但很快他發現，文字會褪色，紙片會丟失，衣服會破爛。只有記在腦子里，才是最安全的。

他開始用雕刻玉器的方法來“雕刻”記憶。每次回憶，就像在玉料上下刀，一遍遍加深那些溝壑。疼，但清晰。他甚至給每個兇手“雕刻”了細節：嘴角痣的大小、位置；臉上疤痕的長度、走向；那個絡腮胡子的胡須是卷曲的還是直的……

工友們覺得他孤僻，不愛說話，總是發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不是在發呆，他是在“復習”。復習家鄉的樣子，復習媽媽的臉，復習兇手的模樣。

十七歲那年，他攢下了一點錢，第一次踏上了尋找之路。他選擇了湖南——離福建遠，離四川近，而且聽說湖南有些地方的口音和四川有點像。

坐最便宜的綠皮火車，硬座，二十幾個小時。他靠著窗戶，看外面的風景飛快倒退：稻田、村莊、山巒、河流。每一處都像，又每一處都不像。

在湖南岳陽，他看到一個古鎮，有石板路，有老房子。他激動地跑進去，但仔細看，房子是磚墻，不是木結構。問當地人，說這里是湖南，不是四川。

在湖北恩施，他聽到有人說方言，尾音上揚，很像媽媽說話的樣子。他追上去問，對方一臉茫然：“你說啥子哦？我是本地人。”

在陜西漢中，他吃到一種面食，辣味很足。他心跳加速，但老板說這是陜西油潑面，和四川不一樣。

一次次滿懷希望出發，一次次失望而歸。最困難的時候，他睡過火車站的長椅，啃過發硬的饅頭，被當成流浪漢驅趕。但他沒想過放棄。每次回到工棚，看著地圖上那些被他標記過又劃掉的地方，他會對自己說：還有下一個。

2008年，他二十三歲。已經在玉雕行當干了十年，手藝精進，收入也多了些。但他依然省吃儉用，把大部分錢存起來，作為“尋親基金”。

這年春節，他沒有回福建——那個地方從來不是他的家。他留在四會，工友們都回家了，工棚里只剩下他一個人。除夕夜，外面鞭炮聲聲，熱鬧非凡。他煮了一碗速凍餃子，打開那本珍藏的、用塑料布層層包好的畫冊。

畫冊是他這些年陸陸續續畫的，有老家的房子，有石拱橋，有媽媽，有弟弟，有兇手……畫技依然稚拙，但細節越來越豐富。他翻到畫媽媽的那一頁，用手指輕輕撫摸。

“媽，我一定會找到家，找到兇手。你等著我。”他低聲說，眼淚無聲地滑落，滴在畫紙上。他趕緊擦掉，怕模糊了畫面。

就在這時，電視機里傳來春晚的聲音，一個小品演員說了句四川話。那句鄉音像一道電流，瞬間擊中了他。他愣在那里，渾身顫抖。

這么多年，他強迫自己說普通話，說福建話，說廣東話，幾乎忘了四川話怎么說。但那一句，喚醒了他血液深處的東西。

他關掉電視，在工棚里來回踱步。一個念頭越來越清晰：他必須找到真正的四川人，聽真正的四川話，吃真正的四川菜。也許，味蕾和鄉音，是比視覺更深刻的記憶。

2012年春節，機會來了。一個四川籍的工友邀請他去家里過年。工友是達州人，離他記憶中的家鄉不遠。

那頓年夜飯，改變了一切。

當工友的母親端出一盤自家熏制的臘腸，一盤涼拌折耳根時，趙永勇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那種氣味，那種色澤，那種擺盤的方式……太熟悉了。

他夾起一塊臘腸，放進嘴里。咸、香、麻、辣，混合著柏樹枝熏烤的獨特香氣，在口腔里炸開。然后是折耳根，那股特殊的、略帶腥氣的味道，瞬間把他拉回了二十年前的夏天：媽媽在灶前忙碌，他趴在桌邊，偷吃剛拌好的折耳根，被媽媽笑著拍掉手……

“就是這個味道……”他喃喃自語，眼淚毫無預兆地涌出來。

工友一家嚇了一跳：“小徐，怎么了？不好吃嗎？”

趙永勇搖頭，哽咽得說不出話。不是不好吃，是太好吃了，好吃到讓他心痛。這就是記憶中的味道，媽媽做的味道。

那一晚，他幾乎沒睡。躺在床上，腦子里反復回放著那頓飯的每一個細節。他確定，自己來自四川，而且很可能就是達州、廣安、開江這一帶。因為工友說，只有這一片的人，才喜歡在臘腸里放那么多花椒，才愛吃涼拌折耳根。

目標范圍，從整個中國，縮小到了川東北。

4

2013年春天，趙永勇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正式求助“寶貝回家”志愿者協會。

這個決定并不容易。這意味著要把自己血淋淋的傷口撕開，展示給陌生人看。意味著要承認，自己是被拐賣的孩子，有一個支離破碎的過去。但為了找到家，為了給媽媽報仇，他必須這么做。

他在網吧里，一字一句敲下自己的故事。那些塵封了十九年的記憶，那些血與痛的細節，通過鍵盤流淌出來。他描述家鄉的樣子，描述媽媽被殺的場景，描述兇手的樣貌，描述被拐賣后的生活……寫到媽媽最后看他的眼神時，他趴在鍵盤上，泣不成聲。

郵件發出去了。他忐忑地等待，不知道會不會有回音。

三天后，他接到了一個電話。來電顯示是北京。

“您好，是趙永勇嗎？我是‘寶貝回家’的志愿者，我叫張寶艷。”電話那頭是一個溫和的女聲。

趙永勇的手在抖：“是，我是。”

“我們收到了你的郵件。孩子，你受苦了。”張寶艷的聲音有些哽咽，“你放心，我們一定幫你找到家，找到媽媽。”

就是這句話，讓趙永勇的防線徹底崩潰。十九年來，第一次有人對他說“你受苦了”，第一次有人叫他“孩子”。他握著電話，哭得說不出話。

很快，“寶貝回家”的四川志愿者團隊介入。負責人老李是個退休警察，經驗豐富。他看了趙永勇的郵件，又和他通了視頻電話，讓他現場畫記憶中的場景。

視頻里，趙永勇拿出紙筆，一邊畫一邊講解：

“這是我老家的房子，青瓦，木柱子，門口有三階石階。石階左邊有棵柚子樹，右邊有個石臼，媽媽用來舂辣椒的。”

“這是鎮上的石拱橋，橋下是河，水是綠的。橋頭有棵大黃桷樹，很大，要三四個人才能抱住。樹下有個石碑，但上面寫的字我不記得了。”

“這是媽媽被殺的那間屋子。門是暗紅色的對開木門，有銅環。進去是堂屋，左邊墻上掛著一幅畫，畫的是老虎。右邊有道藍布簾子，通里屋。里屋很暗，只有一扇小窗，很高。媽媽就躺在窗子下面……”

他畫得很細致，連門環的形狀、窗欞的紋路都畫出來了。老李在屏幕那頭看著，表情越來越嚴肅。這些細節太具體了，不像編的。尤其那間“兇屋”的描述，簡直像現場勘查筆錄。

“孩子，你再想想，有沒有什么特別的、只有你們當地才有的東西？”老李問。

趙永勇努力回憶，忽然想起一個細節：“對了，我們那邊過年要‘燒火龍’。不是普通的舞龍，是用鐵絲編成龍的樣子，上面插滿香，晚上點著了舞，火星四濺，特別好看。我媽說，這叫‘打鐵水花龍’，只有我們那兒有。”

“打鐵水花龍？”老李眼睛一亮。這是個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范圍一下子縮小了很多。他立刻在志愿者群里發布信息，附上趙永勇的畫和描述。

志愿者們行動起來。有人在地方志里查，有人在民俗網站問，有人聯系老家的親戚朋友。很快，有志愿者反饋：川東北地區，確實有“打鐵水花龍”的習俗，尤其以達州、開江一帶最為盛行。

目標進一步縮小。

接下來是“石拱橋”、“大黃桷樹”、“青瓦木房”這些地標。志愿者們開始在達州、開江一帶的鄉鎮逐一排查。這是個笨辦法，但有效。他們拿著趙永勇畫的圖，一個鎮一個鎮地跑，問老人，看老建筑。

與此同時，趙永勇的DNA數據被錄入全國打拐DNA數據庫。這是最后一道保險，如果找到疑似家庭，可以通過DNA比對確認。

等待是最煎熬的。趙永勇每晚都睡不著，手機一響就立刻抓起來看。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循環往復。有幾次，志愿者發來照片，說某個鎮的橋很像，他激動地買票趕過去，到了才發現根本不是。

一次，在四川大竹縣，他看到一座石拱橋，橋頭有棵黃桷樹，激動得渾身發抖。但走近一看，橋是新的，樹也是后來栽的，不是記憶中的樣子。

又一次，在渠縣，有志愿者說找到一個疑似家庭，父親叫陳學江，1994年妻子和兩個兒子同時失蹤。趙永勇連夜坐車趕去，見到那位父親。老人很瘦，背佝僂著，看他的眼神充滿期待。但聊了幾句，細節對不上：陳學江失蹤兒子是十多歲歲，不是7歲；失蹤時間是秋天，不是夏天。

經過許久的尋找，趙永勇放棄了，準備回廣東繼續打工。坐在回程的車上，看著窗外飛速倒退的風景，第一次產生了放棄的念頭。十九年了，也許家早就沒了，也許爸爸已經……也許這一切只是他的一廂情愿。

他拿出那本畫冊，翻到畫媽媽的那一頁。畫上的媽媽微笑著，眼睛彎彎的。他看著看著，眼淚掉下來，打在畫紙上，模糊了線條。

“媽，我是不是很沒用？找了這么久，還是找不到……”他喃喃自語。但下一秒，他擦干眼淚，把畫冊小心收好。不能放棄。放棄了，媽媽就真的白死了。放棄了，這十九年的堅持就毫無意義。

2013年8月，事情有了突破性進展。開江縣永興鎮的一位老教師看到志愿者發布的畫像，覺得特別眼熟。他想起鎮上老街，確實有那么一間老屋，門是暗紅色的，以前是個雜貨鋪。屋主姓蒲，很多年前就搬走了。而且，1994年夏天，鎮上確實有個女人失蹤，還帶著兩個孩子，但當時都以為是跟人跑了，沒太在意。

老教師聯系了志愿者。志愿者立刻趕到永興鎮，找到了那間老屋。雖然已經破敗不堪，但暗紅色的對開木門還在，門上的銅環已經生銹。推門進去，堂屋的格局和趙永勇畫的一模一樣！左邊墻上，還隱約能看到掛過畫的痕跡。右邊有道門，通里屋，里屋果然只有一扇小窗，很高，光線很暗。

志愿者激動得手都在抖。他們拍下照片，發給趙永勇。

看到照片的那一刻，趙永勇正在工棚里吃午飯。他點開微信，照片加載出來——那扇門，那扇在噩夢里出現了無數次的暗紅色木門，就那么突兀地出現在手機屏幕上。

“哐當”一聲，飯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他死死盯著手機，呼吸急促，渾身發抖。是他！就是這扇門！他記得門上的每一道紋路，記得銅環的形狀，記得門檻的高度——當年他只有七歲，要費力才能跨過去。

“是它……就是它……”他喃喃自語，眼淚洶涌而出。

志愿者又發來一張照片，是永興河上的石拱橋。雖然橋身修繕過，但橋頭那棵大黃桷樹還在，枝繁葉茂，要三四個人才能合抱。

緊接著，第三張照片：橋對面的老供銷社，綠色的門，雖然斑駁，但還在。

是這里。就是這里。開江縣永興鎮。

十九年的尋找，十九年的堅持，在這一刻得到了確認。趙永勇跪倒在地，放聲大哭。那哭聲里有悲傷，有委屈，有釋然，更多的是找到歸途的激動。

志愿者立刻聯系了開江縣公安局，查詢1994年是否有失蹤報案。公安局的檔案顯示：1994年7月，永興鎮居民趙代富報案，稱其妻肖學琴（34歲）及兩個兒子趙永勇（7歲）、趙永寬（5歲）在趕集時失蹤，下落不明。

趙代富！肖學琴！趙永勇！趙永寬！

每一個名字，都像一把鑰匙，打開了記憶最深處的鎖。趙永勇終于想起了自己的大名，想起了媽媽的名字，想起了爸爸的名字。原來媽媽叫肖學琴，那么溫柔的名字。原來自己叫趙永勇，永遠勇敢的勇。

志愿者們找到趙代富時，老人正在田里干活。十九年的光陰，把這個當年三十多歲的壯漢折磨得不成人樣：頭發全白，背駝了，眼睛渾濁，看人時總帶著一種小心翼翼的、卑微的神情。

“趙叔，您看看這個。”志愿者拿出趙永勇畫的“母親遇害圖”。

趙代富接過畫，只看了一眼，就像被雷擊中一樣，僵在那里。他的手開始劇烈顫抖，渾濁的眼睛瞬間涌出淚水。他指著畫上那個躺在地上的女人，嘴唇哆嗦了半天，才發出聲音：

“是學琴……是學琴那天穿的衣服……這件碎花襯衫，是我去年在鎮上給她買的……還有這雙鞋，白色塑料涼鞋，她跟鄰居借的……”

老人蹲在地上，抱著頭痛哭，哭得撕心裂肺，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十九年了，所有人都說肖學琴是跟人跑了，丟下他和兩個孩子。他不信，他找遍了四川、重慶、貴州，花光了所有積蓄，欠了一屁股債。母親因為思念孫子，一病不起，沒多久就去世了。父親出門找孫子，摔進溝里，重傷不治。好好一個家，就這么散了。

現在，這幅畫告訴他：妻子不是跟人跑了，是被殺了。就在離他家不到兩公里的地方，被殘忍地殺害了。

“兇手……兇手是誰？！”趙代富猛地站起來，眼睛赤紅，像一頭受傷的野獸。

“趙叔，您別激動。我們已經鎖定了嫌疑人，但現在最重要的是，讓勇勇回家。”志愿者按住他，“勇勇還活著，他回來了。”

趙代富愣住，像是沒聽懂：“勇勇……還活著？”

“對，還活著。他現在在廣東，我們馬上安排你們見面，做DNA鑒定。”

老人呆立良久，忽然雙腿一軟，癱坐在地，又哭又笑：“活著……還活著……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啊……”

5

2013年9月15日，四川達州河市機場。

天空飄著細雨，淅淅瀝瀝，像是天公也在垂淚。趙永勇（他現在可以叫回這個名字了）走出機艙，踏上舷梯。十九年了，他終于回來了。回到這片生他養他的土地，空氣中都是熟悉的味道——濕潤的、帶著泥土和植物清香的、故鄉的味道。

志愿者和公安局的同志在出口等他。看到他出來，一個女志愿者忍不住捂住嘴哭了。眼前的趙永勇，二十六歲，但看起來像三十多歲。皮膚黝黑，手上滿是老繭和傷疤，背有些微駝，那是常年干重活留下的痕跡。最讓人心酸的是他的眼睛，那不是二十六歲年輕人該有的眼睛，里面盛滿了太多東西：滄桑、警惕、悲傷，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小心翼翼的期待。

“勇勇，歡迎回家。”老李走上前，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

趙永勇點點頭，想說謝謝，但喉嚨發緊，發不出聲音。他跟著大家上車，往永興鎮方向開。越靠近，心跳得越快。路邊的風景漸漸熟悉起來：那片竹林，小時候和弟弟在里面捉過知了；那個水塘，媽媽在那里洗過衣服；那個山坡，他和爸爸一起放過牛……

車拐進鎮子，街道比他記憶中的窄了些，但格局沒變。石板路變成了水泥路，但兩邊的老房子還在。他看到了那家鐵匠鋪，雖然關門了，但招牌還在。看到了供銷社，綠色的門，雖然斑駁，但還在。然后，他看到了那座石拱橋。

就是這里。十九年前，媽媽牽著他和弟弟，從這里走過。那天陽光很好，媽媽穿著碎花襯衫，白色涼鞋，笑著問他想要什么。

車停在橋頭。趙永勇下車，站在雨中，仰頭看著那棵大黃桷樹。樹更茂盛了，但樹下的石碑還在，上面的字被風雨侵蝕，但還能辨認：永興橋，建于清光緒年間。

他走過去，伸手撫摸粗糙的樹皮。就是這個觸感，冰涼，粗糙，帶著歲月的紋理。小時候，他和弟弟經常在這里玩，比誰爬得高。

“勇勇，你看。”老李指著橋的另一頭。

趙永勇轉過頭，看到了讓他終生難忘的一幕。

橋那頭，站滿了人。男女老少，怕是有上百人。他們撐著傘，或披著雨衣，靜靜地站在那里。最前面，拉著一條紅色的橫幅，上面寫著七個大字：

“歡迎寶貝趙永勇回家”。

人群自動分開一條路。一個老人，在志愿者的攙扶下，顫巍巍地走出來。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用盡了全身力氣。他走到趙永勇面前，停下，抬起頭，看著他。

是爸爸。雖然老了，瘦了，背駝了，但趙永勇認得那雙眼睛。那雙總是帶著笑意的、把他舉高高的、教他寫字的眼睛。此刻，這雙眼睛里蓄滿了淚水，在雨中閃閃發光。

趙代富的嘴唇劇烈顫抖著，他伸出手，想摸摸兒子的臉，但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像是怕這一切是夢，一碰就碎。

趙永勇看著父親。這個在他記憶里高大強壯、能把他扛在肩上的男人，如今瘦小佝僂，白發蒼蒼，滿臉皺紋。十九年的煎熬，十九年的尋找，十九年的絕望，都寫在這張臉上。

“爸……”他輕輕喊了一聲。這個字，在喉嚨里醞釀了十九年，終于喊了出來。

趙代富的眼淚奪眶而出，他再也控制不住，一把抱住兒子，抱得那么緊，那么用力，仿佛要把十九年的分離都抱回來。他的肩膀劇烈聳動，發出壓抑的、野獸般的嗚咽。

趙永勇也哭了。十九年來，他第一次哭得這么放肆，這么不管不顧。他緊緊回抱父親，感受著老人瘦骨嶙峋的身體，感受著那滾燙的淚水滴在自己脖頸上。

雨越下越大，但沒有人離開。鄉親們默默地站在雨中，看著這對分別了十九年的父子相擁而泣。許多老人也在抹眼淚。他們中很多人還記得，1994年那個夏天，肖學琴帶著兩個兒子去趕集，一去不回。趙代富瘋了似的找，找遍了方圓百里，最后變得沉默寡言，像個活死人。現在，兒子回來了，雖然是以這樣慘烈的方式回來，但終究是回來了。

“回家……我們回家……”趙代富哽咽著，拉著兒子的手，往家的方向走。

家，還是那座老房子，但更破舊了。院墻塌了一角，瓦上長了青苔。柚子樹還在，更高大了，但樹下那個石臼不見了。堂屋里空空蕩蕩，只有一張桌子和幾把椅子，墻上貼著褪色的年畫。

趙永勇站在門口，久久沒有進去。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他仿佛看到七歲的自己從屋里跑出來，媽媽在后面喊：“勇娃子，慢點跑！”看到爸爸坐在門檻上抽煙，看到他回來，笑著掐滅煙頭，把他舉起來轉圈。

“進來吧。”趙代富輕聲說，聲音里帶著小心翼翼，生怕驚醒了什么。

趙永勇邁過門檻，走了進去。堂屋的地面是泥土地，被歲月磨得光滑。他記得這里原來有張八仙桌，媽媽總是在桌上揉面。左邊墻上，果然有掛過畫的痕跡，雖然畫早已不在，但墻上的印子還在。

他走到里屋門口。就是這里。媽媽就是從這里走進去，再也沒有出來。他伸手，掀開那道已經不存在的布簾。里屋很暗，只有一扇小窗，很高，透進微弱的光。地上鋪著青磚，有些磚縫里還有深色的污漬——是血嗎？十九年了，血早就滲進磚里，洗不掉了。

趙永勇站在那里，一動不動。時間仿佛倒流，他又回到了七歲那年夏天，站在這里，看到媽媽躺在地上，看到那支針管，看到那把刀，看到那片血泊。

“媽……”他輕輕喊了一聲，眼淚無聲滑落。

趙代富從后面走過來，把手放在兒子肩上。老人的手在抖：“你媽她……”

“我知道。”趙永勇打斷父親，轉過身，擦掉眼淚，眼神變得堅定，“爸，我媽的仇，還沒報。那些人，還逍遙法外。”

趙代富重重點頭，渾濁的眼睛里燃起火焰：“對，報仇！一定要報仇！”

當天下午，父子倆在志愿者和公安局民警的陪同下，來到開江縣公安局報案。趙永勇拿出了那本珍藏了十九年的畫冊，一頁一頁翻給警察看。

“這是我老家的房子，這是石拱橋，這是供銷社……這是我媽遇害的那間屋子，門是暗紅色的，有銅環，門檻很高……這是兇手，這個拿針管的，嘴角有顆痣；這個拿刀的，臉上有疤；還有一個絡腮胡子……”

警察們震驚了。他們見過太多尋親案例，但像這樣，能把十九年前的案發現場細節記得如此清晰，甚至畫出兇手樣貌的，絕無僅有。這不僅僅是一本畫冊，這是一份用血淚寫就的、詳盡的刑事證據。

“孩子，你放心，這個案子，我們一定查到底！”刑警隊長握著趙永勇的手，鄭重承諾。

6

開江縣公安局成立了“1994.7.15”專案組。雖然已經過去了十九年，時過境遷，物是人非，但趙永勇提供的線索太具體、太關鍵了。

首先確認案發地點。根據趙永勇的描述，警方找到了那間老屋。屋主早已換人，現在的屋主對當年的事一無所知。但警方在勘察時，還是在里屋的青磚縫隙里，提取到了微量的、陳舊的人體組織殘留。經過DNA比對，與趙永勇存在生物學親子關系——這證實了，這里就是肖學琴遇害的第一現場。

接下來是查找兇手。趙永勇畫的三個兇手的肖像，雖然稚拙，但特征明顯：嘴角有痣的，臉上有疤的，絡腮胡的。警方調取了1994年前后永興鎮及周邊鄉鎮的戶籍資料和治安檔案，篩查有前科或劣跡的人員。

與此同時，另一條線索也在追查：福建莆田。警方找到了徐金池，這個已經五十多歲的男人面對警察，一開始還狡辯，說是“收養”。但當警方出示趙永勇的證詞，以及他多年來被虐待的傷痕鑒定時，徐金池慫了，供出了上家“阿和”。

“阿和”真名何世福，福建莆田人，長期從事拐賣兒童的勾當。被抓時，他正在麻將館打牌。面對審訊，他一開始還抵賴，但警方出示了趙永勇的辨認筆錄——雖然過去了十九年，但趙永勇一眼就認出了這個當年把他和弟弟從四川帶到福建的人販子。

“是我……是我帶的他們……”何世福癱在椅子上，竹筒倒豆子般交代了，“但人不是我殺的！是蒲際建！是他殺了那個女人，把兩個孩子交給我，讓我賣掉！”

蒲際建。這個名字終于浮出水面。

警方立刻調查蒲際建。發現此人確有前科，1992年因盜竊被判刑，1993年出獄。1994年夏天，他在永興鎮老街租了一間門面，說是做小生意，但沒幾個月就關門了，人也消失了。鄰居回憶，那段時間確實看到蒲際建和兩個陌生男人在店里進出，后來就不見了。

“另外兩個人是誰？”審訊民警追問。

“一個叫廖定杰，一個叫龔元。都是蒲際建在監獄里認識的。”何世福交代，“他們本來是想搶那個女人的錢，但那個女人反抗，他們就……就把人殺了。殺完之后，看到兩個孩子，就一起賣給我，說能換點錢。”

案情逐漸清晰。警方立即對蒲際建、廖定杰、龔元三人進行網上追逃。

2013年10月，好消息傳來：廖定杰在廣東佛山落網。他化名“李杰”，在工地上打工。被抓時，他正在工棚里喝酒，看到警察，手里的酒瓶“咣當”掉在地上。

審訊室里，廖定杰一開始還嘴硬，說根本不認識什么蒲際建，也沒去過四川。但當警方出示趙永勇畫的肖像——那張嘴角有痣的臉，赫然就是他——以及從案發現場提取的微量物證報告時，他的心理防線崩潰了。

“是我……是我干的……”廖定杰抱著頭，痛哭流涕，“但我沒想殺她！是蒲際建！他說那女人認出他了，不滅口不行！針管……針管也是蒲際建給我的，說里面有藥，打了就昏……”

“然后呢？尸體呢？”

“尸體……尸體被蒲際建處理了。他讓我們把尸體拖到后院，他……他拿刀……分了……裝在麻袋里，三個，埋了……”

“埋在哪里？！”

“就埋在他家后院！菜園子里！”

根據廖定杰的供述，警方找到了蒲際建在永興鎮的老宅。那是一處偏僻的農家院，荒廢多年，雜草叢生。蒲際建的父母早已去世，他本人也多年未歸。

2013年10月18日，開江縣公安局調集警力，帶著勘查設備，來到蒲家老宅后院。趙永勇和趙代富也來了，站在警戒線外，緊緊握著手。

挖掘開始。十九年過去了，后院已經長滿了雜草和灌木。警方先進行了初步勘查，確定了可能埋尸的區域，然后一鍬一鍬挖下去。

泥土被翻開，混合著腐爛的植物根莖和碎石。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現場只有鐵鍬挖土的聲音。趙永勇死死盯著那個越來越深的坑，指甲掐進掌心，滲出血來。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坑越挖越深，但除了泥土和石頭，什么都沒有。

“會不會記錯了？”有人小聲嘀咕。

“繼續挖。”刑警隊長面色凝重。

第三個小時，坑已經有一人多深。忽然，一個民警的鐵鍬碰到了什么硬物。他蹲下身，用手扒開泥土——是一個編織袋的碎片，已經腐爛，但還能看出是紅色和白色相間的條紋。

“找到了！”現場一陣騷動。

更多的編織袋碎片被挖出來。接著，是骨頭。人類的骨頭。因為時間太久，已經發黑，但能看出是肢骨、肋骨、顱骨碎片……

趙永勇的腿一軟，差點跪倒。趙代富扶住兒子，老人渾身都在抖，但咬緊牙關，不讓自己倒下。

法醫和刑偵技術人員下到坑里，小心翼翼地將遺骸取出，放在鋪著白布的擔架上。骨頭很散亂，顯然是被肢解后分散掩埋的。在清理過程中，技術人員發現了一只尚未完全腐爛的白色塑料涼鞋，女式，37碼。

看到那只鞋的瞬間，趙代富終于支撐不住，癱坐在地，老淚縱橫：“是學琴的鞋……是她那天借的鞋……白色的……塑料的……”

趙永勇走過去，蹲在父親身邊，緊緊握住他的手。父子倆的手都在抖，但握在一起，就有了力量。

遺骸被送往市公安局法醫鑒定中心。DNA比對結果很快出來：與趙代富、趙永勇存在生物學親緣關系。這就是肖學琴，失蹤了十九年的肖學琴，趙永勇的母親，趙代富的妻子。

鐵證如山。

與此同時，對龔元的追捕也在進行。此人反偵查能力較強，十九年來東躲西藏，不斷更換身份。但天網恢恢，2014年1月，龔元在云南邊境試圖偷渡時被抓獲。他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并提供了蒲際建可能藏匿的地點。

原來，蒲際建在案發后就離開了開江，化名“王建軍”，在貴州、云南、廣西等地流竄，以打零工為生。他極為狡猾，從不在一個地方待超過半年，也不用身份證，只用現金。

警方根據龔元提供的線索，結合大數據分析，鎖定了蒲際建可能藏身的幾個區域。2014年3月，貴州黔東南州警方傳來消息：在一個偏遠山村，發現一個自稱“王建軍”的外來人員，特征與蒲際建高度吻合。

開江警方立即趕赴貴州。在當地警方的配合下，于3月15日，在一處建筑工地將蒲際建抓獲。被捕時，他正在和工友喝酒，吹噓自己“走南闖北，啥都見過”。

當警察亮出證件，用四川話喊出“蒲際建”三個字時，這個五十多歲的男人愣了幾秒，然后長長地嘆了口氣，伸出雙手：“該來的，總會來。”

7

2014年6月，四川省達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蒲際建、廖定杰、龔元故意殺人、拐賣兒童案。

法庭莊嚴肅穆。旁聽席坐滿了人，有趙永勇父子，有“寶貝回家”的志愿者，有媒體記者，還有無數關注此案的群眾。當法警將三名被告人押上被告席時，旁聽席響起一陣壓抑的騷動。

蒲際建，當年那個黑臉平頭的男人，如今已是頭發花白，滿臉皺紋，但那雙眼睛依然透著兇光。廖定杰，嘴角那顆痣還在，但人已經佝僂，不敢抬頭看人。龔元，臉上的疤痕淡了些，但依然清晰。

公訴人宣讀起訴書，聲音鏗鏘有力：“……被告人蒲際建、廖定杰、龔元，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暴力手段搶劫被害人肖學琴，遭到反抗后，竟殘忍地將其殺害并分尸掩埋。為掩蓋罪行，又將肖學琴的兩個年幼兒子拐賣至福建，致使趙永勇、趙永寬與親人離散十九年，給被害人家庭造成無法彌補的創傷……犯罪手段特別殘忍，情節特別惡劣，后果特別嚴重，社會影響極壞……”

隨著公訴人一字一句的指控，十九年前那個血腥的下午，被重新還原在法庭上。當聽到“用針管反復刺扎被害人頭部”、“用匕首刺戳被害人背部”、“將尸體肢解裝入編織袋”這些描述時，旁聽席上傳來壓抑的哭泣聲。趙代富緊緊握著兒子的手，渾身顫抖。趙永勇則挺直腰背，眼睛死死盯著被告席上的三個人，尤其是蒲際建。

質證環節，趙永勇被傳喚出庭。他走上證人席，步伐沉穩。十九年的磨難，沒有壓垮他，反而鍛造了他鋼鐵般的意志。

“請證人陳述案發經過。”審判長說。

趙永勇深吸一口氣，開始講述。從那個夏日的午后，媽媽被叫進那間屋子，到他和弟弟聽見慘叫沖進去，看到媽媽被三個人按在地上，針管扎進頭部，匕首刺進后背……到被關進地下室，被喂藥，被帶上火車，被賣掉……到在養父家遭受的非人虐待，到在廣東打工的艱辛，到十九年來從未放棄的尋找……

他的聲音不高，甚至可以說平靜。但正是這種平靜，反而更具沖擊力。沒有夸張的渲染，沒有煽情的哭訴，只是客觀地、細致地陳述事實。但每一個細節，都像一把錘子，重重敲在每個人的心上。

當他講到媽媽最后看他的眼神時，旁聽席上已經泣不成聲。當他講到被賣時和弟弟生離死別，弟弟的小手被硬生生掰開時，連法警都紅了眼眶。當他講到在養父家被毒打，餓得吃豬食時，旁聽席上有人憤怒地握緊了拳頭。

“十九年來，我沒有一天不想念我的媽媽，我的弟弟，我的爸爸。”趙永勇最后說，聲音終于有了一絲哽咽，“我拼命記住一切，因為我怕忘了，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再也無法為媽媽討回公道。今天，我站在這里，就是要告訴所有人，也告訴我媽媽：兒子沒有忘，兒子回來了，兒子給你報仇了。”

說完，他轉過身，面向被告席，一字一句地說：“蒲際建，廖定杰，龔元，你們還記得1994年7月15日，在永興鎮那間屋子里，你們對我媽媽做了什么嗎？”

蒲際建低著頭，不敢看他。廖定杰和龔元更是面如死灰。

“你們以為時間過去了，就沒人記得了？但我記得。我媽媽的眼睛，一直在看著我，看了十九年。”趙永勇的眼淚終于流下來，但聲音依然堅定，“今天，法律會給她一個交代，也會給我，給我爸爸，給我弟弟，給我們這個被你們毀掉的家，一個交代。”

法庭一片寂靜，只有壓抑的抽泣聲。

輪到被告人陳述。蒲際建依然試圖狡辯，說當時是“失手”，是“肖學琴先反抗”。但面對趙永勇清晰的指認，面對從后院挖出的遺骸和物證，面對廖定杰、龔元的供述，他的辯解蒼白無力。

廖定杰和龔元則當庭表示認罪悔罪，請求從輕處罰。但他們的懺悔，在肖學琴支離破碎的遺骸面前，在趙永勇十九年的苦難面前，顯得那么虛偽，那么可笑。

法庭辯論結束后，審判長宣布休庭，合議庭評議。

等待判決的時間格外漫長。趙永勇和父親坐在旁聽席第一排，緊緊握著手。十九年了，從七歲到二十六歲，從黑發到白頭，他們等的就是這一刻。

一個小時后，法槌敲響，繼續開庭。

全體起立。審判長宣讀判決書：

“……被告人蒲際建，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拐賣兒童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被告人廖定杰，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拐賣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決定執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被告人龔元，犯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拐賣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判決宣讀完畢，蒲際建腿一軟，癱倒在地，被法警架起。廖定杰和龔元面如死灰，癱在被告席上。

旁聽席上爆發出熱烈的掌聲，許多人相擁而泣。趙永勇閉上眼睛，長長地、長長地吐出一口氣。十九年的重負，終于在這一刻，稍稍減輕。

他看向父親，趙代富已經哭得不能自已，但這次，是釋然的哭，是解脫的哭。

“媽，你聽到了嗎？他們判死刑了。”趙永勇在心里默默地說，“你可以安息了。”

8

案子判了，兇手伏法了，但趙永勇的人生，還缺最重要的一塊拼圖：弟弟，趙永寬。

根據人販子“阿和”的交代，當年五歲的永寬被賣到了福建泉州一帶，但具體是哪家，他不記得了。時間過去十九年，線索幾乎斷絕。

但趙永勇沒有放棄。他再次拿出畫筆，憑記憶畫弟弟的樣子：圓圓的臉，大眼睛，愛哭，右耳后面有顆小痣。他把畫像發給“寶貝回家”的志愿者，發到網上，發到尋親平臺。

同時，警方也在行動。他們根據“阿和”提供的模糊線索，在泉州、莆田一帶排查，尋找1994年左右收養五歲左右男孩的家庭。DNA數據庫也時刻比對，但就像大海撈針。

就在希望漸漸渺茫時，2014年8月，泉州警方傳來消息：在一家福利院的舊檔案中，發現一份1995年的收養記錄。被收養的男孩約五歲，來歷不明，右耳后有顆小痣。收養人姓徐，福建泉州人。

年齡、特征、地點都對得上！趙永勇和父親立刻趕往泉州。在泉州市公安局，他們看到了那個男孩——現在應該叫徐鵬了——的照片。雖然過去了十九年，雖然照片上的人已經長大成人，但趙永勇還是一眼就認出了那雙眼睛。那是弟弟的眼睛，和他記憶中的一模一樣，只是多了些滄桑。

“是他！是我弟弟！”趙永勇激動得聲音發顫。

警方安排了DNA比對。等待結果的那幾天，趙永勇度日如年。他怕又是空歡喜一場，怕弟弟已經不在人世，怕……

結果出來了：趙代富與徐鵬的DNA比對，符合生物學親子關系。

弟弟找到了！真的找到了！

認親安排在泉州市公安局會議室。當徐鵬——現在該叫趙永寬了——走進來時，趙永勇幾乎不敢認。弟弟長高了，壯了，臉上有了風霜的痕跡，但眉眼間，依然是那個愛哭鼻子的小男孩。

趙永寬看著眼前這個陌生又熟悉的男人，看著這個自稱是自己哥哥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他被拐時只有五歲，記憶模糊，只記得有個哥哥，記得媽媽，記得那天下午的恐怖，但具體細節都想不起來了。這些年來，養父母對他不錯，他也一直以為自己是親生的。直到警方找上門，他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寬寬……”趙永勇喊出這個十九年沒喊過的名字，聲音哽咽。

趙永寬看著他，看著他通紅的眼睛，看著他顫抖的雙手，忽然，記憶的閘門被撞開了一道縫。他想起了一個溫暖的懷抱，想起了一個聲音在說“寬寬不怕，哥哥在”，想起了一個瘦小的身影，在黑暗的地下室里緊緊抱著他……

“哥……哥哥？”他試探地喊了一聲。

就是這一聲“哥哥”，讓趙永勇的眼淚決堤。他沖上去，緊緊抱住弟弟，像十九年前那個黑暗的地下室里一樣，用盡全身力氣抱著，仿佛一松手，弟弟又會消失。

“寬寬……寬寬……哥找到你了……哥終于找到你了……”他泣不成聲。

趙永寬也哭了。雖然記憶還很模糊，但血脈深處的連接是割不斷的。他能感受到這個擁抱里的分量，那是十九年的尋找，十九年的思念，十九年的愧疚和愛。

趙代富站在一旁，看著兩個兒子抱頭痛哭，老淚縱橫。十九年了，妻子慘死，家破人亡，他以為這輩子就這樣了。沒想到，老天有眼，讓他有生之年還能看到兩個兒子，還能一家團聚。

父子三人抱在一起，哭了很久很久。十九年的淚，十九年的痛，十九年的分離，都在這一刻傾瀉而出。

但團圓的喜悅背后，是巨大的心理創傷。趙永寬雖然被賣到了一個相對不錯的家庭，養父母待他如親生，但他內心深處始終有一種不安全感，一種“我不屬于這里”的漂泊感。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世后，他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一邊是給了他溫暖家庭的養父母，一邊是歷經磨難尋找他的親生父親和哥哥。

而趙永勇，雖然大仇得報，弟弟也找到了，但他的心理問題同樣嚴重。十九年來，他靠著一股“報仇”的信念支撐著，如今大仇得報，信念突然沒了，他陷入了深深的空虛和迷茫。他經常做噩夢，夢見媽媽被殺的場景，夢見弟弟被拖走，夢見在養父家挨打。他需要長期的心理治療，才能慢慢走出陰影。

趙代富更是如此。妻子慘死，父母憂憤而亡，家破人亡十九年，如今雖然兒子回來了，但妻子再也回不來了。那個溫柔賢惠、總是把家收拾得干干凈凈、會做一手好菜的女人，只剩下一堆白骨，葬在后山的墳塋里。

2014年中秋，趙永勇父子三人，在十九年后，第一次坐在一起吃團圓飯。飯是趙永勇做的。他做了麻婆豆腐，放了大量的花椒和辣椒，是媽媽的做法。做了臘腸，是四川老家的味道。還涼拌了折耳根，那是兄弟倆小時候都愛吃的。

飯菜擺上桌，父子三人相對無言。桌上擺了四副碗筷，多出來的那一副，是給媽媽的。

趙永勇給媽媽的碗里夾了一塊臘腸，又夾了一筷子折耳根。趙代富倒了一杯酒，灑在地上。

“學琴，吃飯了。”老人輕聲說，聲音哽咽。

趙永寬看著那副空碗筷，忽然明白了什么。他端起酒杯，對著那副碗筷，鄭重地說：“媽，我和哥哥，都回來了。你放心，我們以后，會好好的。”

趙永勇也端起酒杯，和弟弟碰了一下，一飲而盡。酒很辣，辣得他眼淚都出來了。

窗外，月亮很圓。這是十九年來，第一個團圓的月亮。

但他們都清楚，有些傷口，永遠無法愈合。有些空缺，永遠無法填補。媽媽的那副碗筷，會永遠擺在那里，提醒他們，這個家曾經經歷過什么，失去過什么，又多么艱難地，重新拼湊起來。

9

案子結束后，趙永勇的故事被媒體報道，引起了巨大反響。人們為他的堅韌流淚，為他的不幸唏噓，也為最終的善惡有報感到欣慰。

但趙永勇自己，卻選擇了遠離聚光燈。他沒有接受任何商業采訪，沒有出書，沒有上節目。他把媒體給的錢，大部分捐給了“寶貝回家”志愿者協會，用來幫助更多被拐賣的孩子。然后，繼續回廣東做玉雕。

弟弟趙永寬在泉州生活，每年春節會帶著妻子孩子回來。父子三人，加上孫子孫女，一大家子人，熱熱鬧鬧。只是每次團圓飯，桌上總會多擺一副碗筷。

趙代富老了，但精神好了很多。他每天都會去后山，陪妻子說說話，拔拔墳頭的草。他說，等自己走了，就和學琴葬在一起，再也不分開。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了對蒲際建的死刑判決。執行那天，趙永勇沒有去現場。他說，媽媽在天上看著，法律已經給了她公道，這就夠了。他不想讓仇恨占據自己余下的人生。

但他沒有忘記。每年7月15日——媽媽遇難的日子，他都會關店一天，去媽媽墳前坐坐，說說話。說說這一年的生意，說說弟弟一家，說說爸爸的身體。他說，媽媽，我過得很好，寬寬也很好，爸爸也很好，你別擔心。

十九年的噩夢，漸漸遠去。但有些東西，他永遠不會忘記。那本畫冊，他依然珍藏著，鎖在箱子里。那不是痛苦的紀念，而是生命的重量。是一個兒子，用十九年的時光，為母親討回的尊嚴和公道。

有時候，夜深人靜，他會拿出畫冊，一頁頁翻看。那些稚拙的線條，那些血淚的記憶，如今再看，已經不再讓他顫抖。他只是輕輕地撫摸，像撫摸一段遙遠的、但永遠屬于自己的歷史。

然后，他會抬起頭，看看墻上媽媽的畫像。畫像上的媽媽，永遠年輕，永遠笑著。

他也笑了，輕聲說：“媽，我回家了。真的，回家了。”

窗外，永興河靜靜流淌，石拱橋默默佇立，黃桷樹在晚風中沙沙作響，仿佛在說：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后記：

趙永勇的故事，是中國打拐史上一個震撼人心的案例。它讓我們看到人性的至暗，也看到生命的堅韌。謹以此文，致敬所有在黑暗中不曾放棄尋找光明的人，致敬所有為正義奔走的公安干警和志愿者，更致敬天下所有不曾放棄等待和被等待的親人。

正如記者采訪趙永勇時候說過的話：

“19年，你是怎么熬過來的？”

他沉默了許久，然后說；“我一直畫著母親，我怕忘了她長的模樣，畫著畫著，就好像她還在我身邊。就熬過來了”

愿天下無拐，愿所有離散，終得團圓。

(本文根據網絡披露案件詳情，進行文學修辭再次創作，但基本案情未作改變，具體案件詳情，可搜尋《今日說法》《深埋19年的罪惡》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