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戰爭：世界最關鍵技術的爭奪戰》第二部分：“晶體管女孩”

《芯片戰爭：世界最關鍵技術的爭奪戰》是美國經濟史學家克里斯·米勒撰寫、蔡樹軍翻譯的科技類著作。該書以半導體產業全球分工為主線，追溯從冷戰至今的芯片技術發展歷程，闡釋芯片在現代軍事、經濟和地緣政治中的戰略地位。全書涵蓋美國通過技術博弈確立主導地位、臺灣半導體產業崛起、華為5G技術受限等案例，分析全球芯片短缺與供應鏈危機背后的國家競爭。書中提及美國《芯片法案》補貼政策、EUV光刻機研發困境等議題，揭示大國在人工智能與軍事技術領域的核心博弈。

“晶體管女孩”

1964年，澳大利亞的一部垃圾小說《晶體管女孩》（The Transistor Girls）的封面上寫道：“他們的衣服是西方的，但他們的愛情儀式建立在東方古老的快樂之中。” 故事情節涉及國際陰謀和女性裝配線工人，她們“通過工作之外的夜間活動增加收入”。

《晶體管女孩》封面上的圖片是一位年輕的日本女性，衣著暴露，背景是一座寶塔的剪影，封底是更具東方色彩背景下的一位穿著更少的女性。

最早的半導體是由男性設計的，而組裝半導體的主要是女性。摩爾定律預測計算能力的成本將大幅下降。但讓戈登·摩爾的愿景成為現實不僅僅需要縮小芯片上每個晶體管的尺寸，還需要更多、更便宜的工人來組裝它們。

仙童的許多員工加入該公司是為了尋找財富或是因為熱愛工程。查理·斯波克在被迫辭掉前一份工作后來到仙童。斯波克是一個抽雪茄、精力充沛的紐約人，他一心想著效率。 在一個充滿才華橫溢的科學家和技術幻想家的行業中，斯波克的專長是從工人和機器中榨取生產效率。 多虧了像斯波克這樣強硬的管理者，計算能力成本才符合摩爾預測的時間表。

斯波克曾在康奈爾大學學習工程學。20世紀50年代中期，他被通用電氣（GE）在紐約哈德孫福爾斯（Hudson Falls）的工廠聘用。他負責改進通用電氣的電容器制造工藝，并提議改進工廠的裝配線流程。他相信他的新技術會提高生產率，但控制通用電氣裝配線工人的工會認為，他威脅到他們對生產過程的控制。于是，工會組織了一場反對斯波克的集會，并焚燒了他的肖像。工廠管理層膽怯地退縮了，向工會承諾斯波克的改革永遠不會實施。

斯波克想：“見鬼去吧！”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開始另找工作。1959年8月，他在《華爾街日報》上看到一則廣告，一家名為仙童的小公司招聘生產經理，他遞交了申請。不久，他被邀請到紐約市萊克星頓大道的一家酒店面試。面試他的兩名仙童員工在一頓午餐后喝醉了，當場給了他一份工作。這是仙童做出的最好的招聘決定之一。雖然斯波克此前從未去過俄亥俄州以西，但他立即接受了邀請，并在不久后前往山景城報到。

斯波克回憶說，他到加利福尼亞州后，即刻感到驚訝的是，公司“實際上沒有處理勞工和工會的能力，我把這種能力帶到了我的新雇主那里”。很多公司不會把導致管理層的肖像被燒毀的勞資關系戰略當成“有能力”。但在硅谷，工會很弱，斯波克被承諾保持這種狀態。他宣稱，他和他在仙童的同事們“堅決反對”工會。斯波克是一個務實、腳踏實地的工程師，他不是一個典型的工會遏制者。他把自己的辦公室保持得如此簡樸，以至于他的辦公室被比作軍營。斯波克為給大多數員工股票期權感到自豪，這種做法在東海岸的老電子公司幾乎是鮮為人知的。但作為交換，他會無情地堅持讓這些員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力。

不像東海岸的電子公司，其勞動力往往是男性主導的，而舊金山以南的大多數芯片初創公司的裝配線工人是女性。 幾十年來，女性一直在圣克拉拉山谷的裝配線工作，首先是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推動該地區經濟發展的水果罐頭廠，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航空業。1965年，美國國會決定放寬移民規定，使許多在外國出生的女性加入了硅谷的勞動力隊伍。

芯片公司之所以雇用女性，是因為她們的工資可以比男性低，而且要求改善工作條件的可能性更小。生產經理還認為，女性的小手使她們更擅長組裝和測試成品半導體。20世紀60年代，將硅芯片貼在基片上的過程，首先需要通過顯微鏡將芯片定位在基片上，再通過機器施加熱、壓力和超聲波振動，將兩者黏合在一起。然后，鍵合細小的金線也要用手工操作。最后，芯片必須通過插入儀表進行測試，這是當時只能用手工完成的另一步。 隨著對芯片的需求猛增，對能夠組裝芯片的雙手的需求也隨之飆升。

無論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哪個地方，像斯波克這樣的半導體高管都找不到足夠的廉價工人。仙童在美國進行了巡查，最終在緬因州開設了工廠。斯波克稱，那里的工人“憎恨工會”。新墨西哥州納瓦霍人保留地則給出了稅收優惠。但即使在美國最貧窮的地區，勞動力成本也很高。羅伯特·諾伊斯在香港地區的一家無線電裝配廠進行了個人投資。

當時，香港還在英國的統治下，員工工資是美國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大約每小時25美分。諾伊斯告訴斯波克：“你為什么不去看看呢？”斯波克很快就登上了去香港的飛機。

仙童的一些同事對斯波克表示擔心。但諾伊斯投資的無線電工廠證明了這是一個好機會。斯波克的一位同事回憶道：“中國工人，在那里工作的女孩，超越了以往一切認知。”一位高管報告稱，仙童高管認為香港地區的裝配工人似乎比美國人快一倍，而且更“愿意忍受單調的工作”。

仙童在香港恒業街的一家涼鞋廠租了一個地方，恒業街緊挨著舊機場，就在九龍灣岸邊。不久，一個幾層樓高的巨大的仙童招牌掛上了大樓，其燈光照亮了環繞香港港口航行的帆船。仙童繼續在加利福尼亞州生產硅片，但開始將半導體運往香港進行最終裝配。1963年，香港工廠在投產第一年，組裝了1.2億只產品，質量非常好。因為香港勞動力成本低，所以仙童可以雇用訓練有素的工程師來運營香港裝配線，而這在加利福尼亞州是非常昂貴的。

仙童是第一家在亞洲進行海外組裝的半導體公司，TI、摩托羅拉（Motorola）和其他公司迅速跟進。十年內，幾乎所有美國芯片制造商都在國外擁有組裝工廠。斯波克開始放眼香港以外的地方。中國香港每小時25美分的工資僅為美國工資的十分之一，但這個水平在亞洲名列前茅。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臺灣的工人每小時工資19美分，馬來西亞的工人15美分，新加坡的工人11美分，而韓國的工人只有10美分。

斯波克的下一站是新加坡，這是一個以華裔為主的城市國家。正如一位仙童的老員工所記得的那樣，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Lee Kuan Yew）“幾乎禁止”工會。 隨后不久，仙童在馬來西亞檳城開設了一家工廠。半導體行業在幾十年前就已經全球化了，這為我們今天所知的以亞洲為中心的供應鏈奠定了基礎。

像斯波克這樣的經理人沒有全球化的計劃。如果在美國緬因州或加利福尼亞州建造工廠的成本相同，那么他會很高興。但亞洲有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在尋找工作，這導致了低工資并促使他們在一段時間內保持低工資水平。斯波克把他們視為資本家的夢想。“我們在硅谷遇到了工會問題，”斯波克指出，“但我們在東方從未遇到過任何工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