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報｜內塔尼亞胡的六根手指；美國退休制度的危機

內塔尼亞胡的六根手指

《Psychology Today》是一本創(chuàng)辦于1967年的老牌雜志，設有一個跨學科專欄“虛假信息部門”（Misinformation Desk），通常由像Alberto Fittarelli（公民實驗室研究員）或者專門研究陰謀論、群體心理學的教授主持。他們最近的一篇文章關于此次美以伊朗戰(zhàn)爭中的虛假信息。

《Psychology Today》雜志封面

4月2日是第十個“國際事實核查日”（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Day）。這個日期的選擇是有意為之的，就在愚人節(jié)之后的第一天。愚人節(jié)是對“謊言”的一場年度致敬，或者說至少是對那種有趣、無害的謊言的致敬。然而，考慮到AI生成的數字內容呈現(xiàn)出的爆炸式增長，僅用一天時間來進行事實核查顯得有些力不從心。

在美以對伊朗戰(zhàn)爭的語境下，情況尤為如此。在這場沖突中，人們利用AI生成了海量的虛假信息，通常以圖像和視頻的形式，旨在通過“虛假信息經濟”牟利。不幸的是，這類影像往往是極具威力的說服工具。

在戰(zhàn)爭這種關乎生死存亡的領域，這尤其危險。包括BBC在內的多家新聞機構將這次與美以伊朗戰(zhàn)爭相關的AI驅動虛假信息的爆發(fā)形容為“史無前例”。數字媒體專家Timothy Graham在接受BBC采訪時表示：“過去需要專業(yè)視頻制作團隊才能完成的工作，現(xiàn)在利用AI工具幾分鐘就能搞定。制作令人信服的合成沖突畫面的門檻已基本消失。”

所謂的“戰(zhàn)爭迷霧”已不再僅僅是形容戰(zhàn)場混亂的隱喻，而是對這個被“AI垃圾內容（AI slop）”所窒息的信息環(huán)境的字面描述。事實上，一項研究發(fā)現(xiàn)，YouTube上超過20%的內容都是由AI生成的。

Sofia Rubison是NewsGuard的高級編輯，該組織負責評估全球新聞來源的可信度。她對“史無前例”這一描述深表認同。除了發(fā)布新聞源可靠性報告外，NewsGuard還在其《現(xiàn)狀核查》（Reality Check）簡報中每周發(fā)布一條虛假聲明，專門針對那些已經病毒式傳播且極具危害性的言論。最近，他們調查了關于“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在咖啡館喝咖啡的視頻是深度偽造（deepfake）”的說法。這段視頻本是作為“生存證明”發(fā)布的，以回應對其死亡的虛假指控，但許多人（包括一些業(yè)余網絡偵探）仍認為它是深度偽造的。由于這些說法被廣泛傳播并可能導致危害，因此符合NewsGuard的介入標準。

當地時間2026年3月22日，以色列迪莫納，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視察遭伊朗彈道導彈襲擊的受損區(qū)域。視覺中國 圖

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發(fā)布了一段自己買咖啡的視頻，顯然是為了證明網絡上關于他“已死亡”的傳言被極大地夸大了。這些謠言源于以色列政府新聞辦公室此前發(fā)布的一段視頻。一些社交媒體用戶稱，視頻中內塔尼亞胡的一只手長了六根手指，這被視為AI偽造內容的跡象，從而引發(fā)了對總理健康狀況的猜測。

這是全球政治虛假信息在AI生成圖像和視頻時代如何傳播的又一個典型案例。內塔尼亞胡的證明視頻拍攝于耶路撒冷郊外一家咖啡館中，可以看到內塔尼亞胡正在購買外帶咖啡并與一名助手交談。在從收銀員手中接過咖啡后，他先后舉起雙手，展示每只手都只有五根手指。隨后，他的助手詢問他關于他被殺或受傷的傳言。內塔尼亞胡用“死亡（dead）”一詞進行了雙關語回應——在希伯來語俚語中，這個詞也可以用來形容“癡迷于”某人或某事。內塔尼亞胡告訴助手：“我愛死咖啡了。你知道嗎？我還愛死我的人民了”。CBC新聞已通過該咖啡館的在線圖像獨立核實了視頻拍攝地點，并確認其內容真實有效。

每個人都可以使用一些工具來評估視頻是真實的還是AI生成的，比如整合在X平臺中的Grok。但這些工具并不總是準確。正如Rubison所言：“Grok這個AI賬號實際上是該平臺上虛假聲明的最大傳播者之一。”她補充道：“X平臺本身并沒有聲稱其模型能夠準確核查虛假信息，或準確檢測某物是否為AI生成。”盡管如此，Grok的回答往往給人一種“終極判決”的錯覺。

一段聲稱顯示伊朗導彈襲擊特拉維夫的視頻在X上的播放量達到數百萬次。盡管Grok告訴用戶該視頻是真的，但CBC的事實核查團隊判定它實際上是偽造的。

另一個由Hive公司開發(fā)的、性能更好的AI檢測器會對視頻進行測試。Hive比許多其他檢測器更準確，但在內塔尼亞胡視頻的案例中，它竟然判定視頻有超過95%的概率是由AI生成的。Hive在這個案例中錯了——視頻是真實的。這表明即使是最好的AI檢測器也并非無懈可擊。Rubison表示，NewsGuard確實會使用Hive進行初步評估，但絕不會僅僅依賴單一平臺來斷定一段視頻的真?zhèn)巍?/p>

針對內塔尼亞胡的視頻，Rubison解釋說，她的NewsGuard團隊在在線工具之外進行了廣泛的事實核查，最終確認其為真實。首先，她指出路透社查看了該咖啡館的素材圖片，與視頻背景完全吻合。此外，咖啡館本身也在社交媒體上發(fā)布了該活動的現(xiàn)場照片和視頻，同樣對得上號。如果這是AI視頻，那將需要極大量的人員協(xié)同作假，這在現(xiàn)實中幾乎不可能。

這種現(xiàn)象導致真實的苦難證據也可能被當作虛構模擬而遭到摒棄。例如，NBC新聞報道了一項艱難的調查，證實一段2025年5月饑餓的加沙民眾等待食物的視頻完全屬實。然而，大批社交媒體用戶卻條件反射式地將其斥為深度偽造。當公眾不再能分辨精密的偽造品與記錄現(xiàn)實的檔案時，真相便不再是基于經驗的事實，而成了順應黨派偏好的權宜之計。

研究者Lexy Reid在《Modern Diplomacy》的文章認為，近期的內塔尼亞胡案例說明了現(xiàn)代媒體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結構性弱點，以及源于政治性模糊處理的信任危機。這場危機正在重塑民主治理，使地緣政治信息動蕩不安，并削弱了公眾解讀現(xiàn)實的能力。

關于領導人死亡或喪失行動能力的虛假聲明會瞬間產生政治不確定性。這反過來會改變市場走勢、外交權衡、軍事態(tài)勢和國內合法性。現(xiàn)代虛假信息的傳播速度超過了機構的反應能力，這造成了暫時的“真相真空”，傳言在其中充當了事實上的現(xiàn)實。

關于內塔尼亞胡死訊的傳聞最初源自Telegram帖子，隨后蔓延到X，再通過配錯字幕的視頻傳播到TikTok。這些謠言被以色列國內的反對者、親伊朗或反以色列賬號，以及利用不穩(wěn)定局勢的外國政府關聯(lián)機器人網絡所放大。在國內，這可能導致公眾焦慮（因政府含糊其辭的聲明而加劇）、被反對派政治利用，以及在活躍的安全危機期間引發(fā)對指揮連續(xù)性的質疑。在國際上，盟友在發(fā)表聲明前必須尋求確認，而他們的延遲可能會被瞬息萬變的互聯(lián)網解讀為“死訊屬實”的證據。對手也可以利用技術放大的疑慮來評估領導層混亂是否提供了戰(zhàn)略機遇。

利用虛假信息作為政治工具并不缺乏歷史先例：在20世紀60至90年代，中央情報局（CIA）和軍情六處（MI6）操縱過關于菲德爾·卡斯特羅健康狀況的傳聞。在2010年底到2012年底期間，關于穆巴拉克健康狀況的虛假信息也屢見不鮮。信息一直是政治資源，但先進技術將這一工具交到了所有人手中，在政治精神領域制造了一道難以找回真相的鴻溝。雖然虛假信息是老套路，但AI改變了虛假敘事的速度、可信度和規(guī)模。

可以說，AI已經實現(xiàn)了宣傳的工業(yè)化。以前需要情報機構和國家力量才能完成的工作，現(xiàn)在個人或小團體只需極低成本即可完成，這改變了信息戰(zhàn)場。深度偽造技術包括生成對抗網絡（GANs）、擴散模型和多模態(tài)模型，其主要特征是檢測難度日益增加，因為視覺手段被用來誣稱真實視頻為假，反之亦然。這種武器化在近期的許多沖突中可見一斑，例如：2022年偽造的澤連斯基投降視頻（旨在瓦解民心）；影響美國股市的2023年偽造五角大樓爆炸圖像；以及伊朗和俄羅斯機器人網絡在敘利亞、烏克蘭和巴以沖突中生成的AI戰(zhàn)場影像。

算法放大機制優(yōu)先推送帶有強烈情感色彩的內容，而發(fā)布前驗證或摩擦機制的缺失，使得內容在檢測團隊響應前就已大規(guī)模擴散。平臺的應對措施（標注、降權、檢測工具）仍然不一致且具有滯后性，X的政策日益允許虛假信息在沒有任何妥善緩解的情況下傳播。這與鮑德里亞（Baudrillard）關于“擬像”和“超真實”的概念產生了有趣的關聯(lián)：人們不再能區(qū)分真相與模仿，而我們交互的算法正越來越多地向我們展示幻象而非真相。

在政策層面，歐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提出了對合成媒體的透明度要求，但深度偽造的制作者只需在歐洲以外運作即可規(guī)避監(jiān)管。要有效防止虛假信息，需要更具侵入性和更強力的監(jiān)管，但當這種干預手段介入時，無疑會引發(fā)關于言論自由和免受審查自由的質疑。快速的技術創(chuàng)新超前于監(jiān)管框架，且目前全球范圍內尚未就水印或溯源追蹤達成可強制執(zhí)行的協(xié)議。

權威的視頻證據被斥為“偽造”（使政治人物得以逃避追責），而真正的偽造視頻卻在公共領域被奉為證據。在內塔尼亞胡的案例中，政治對手和陰謀論社區(qū)通過指出微小的視覺瑕疵，質疑真實的“生存證明”片段。這些捏造的丑聞通常還被選擇在政治動蕩最劇烈的時機（如選舉期間）發(fā)布。選民的困惑和憤世嫉俗情緒可能會抑制投票率，讓邊緣觀點在選舉中獲得更多影響力。

當個人無法信任任何信息時，他們就會退出參與，“沒有任何東西是真正可信的”成為了一種默認立場。對于政治極端的群體，中間派選民會選擇退出信息戰(zhàn)場，而更激進的人可能只愿意接受符合其觀點的材料，無論真假。人們對現(xiàn)實世界的感知日益根據意識形態(tài)界限而分裂，選擇性接觸加強了預先存在的懷疑。

美國退休制度的危機

眼下，美國國會共和黨人提議將全面退休年齡提高到六十九歲并修改福利計算公式，社會保障辦公室遭到裁并、人員大幅削減，整個體系正被特朗普政府當作推行其政治議程的工具。加州大學歷史學家特雷弗·杰克遜（Trevor Jackson）在4月23日即將出版的《紐約書評》發(fā)表了一篇題為《老齡階層》（The Aging Class）的書評。文章開宗明義：退休制度，一如美國經濟的諸多領域，早已淪為一套讓私人資本獲利、令弱勢群體受害的破碎體系。

文章評論了兩本關于美國退休問題的著作。

詹姆斯·查佩爾著《黃金歲月：美國人如何發(fā)明與重塑老年》

第一本是杜克大學歷史學家詹姆斯·查佩爾（James Chappel）所著《黃金歲月：美國人如何發(fā)明與重塑老年》（Golden Years: How Americans Invented and Reinvented Old Age），2024年出版。查佩爾長期從事宗教、性別和家庭的現(xiàn)代歐美思想史研究，同時隸屬于杜克老齡研究中心——全美持續(xù)獲得資助時間最長的老齡研究機構。他走的是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路子，試圖說明“老年”作為人生階段這一概念，是如何在美國被一步步發(fā)明和重塑的。

特蕾莎·吉拉爾杜奇著《工作、退休、再循環(huán)：新經濟中退休的不確定性》

第二本是新社會研究學院勞動經濟學家特蕾莎·吉拉爾杜奇（Teresa Ghilarducci）所著《工作、退休、再循環(huán)：新經濟中退休的不確定性》（Work, Retire, Repeat: The Uncertainty of Retirement in the New Economy），2026年5月即將出版。吉拉爾杜奇此前已出版五部著作和數十篇論文，多年深耕退休經濟學與政策領域。她走的是實證經濟學和政策倡導的路子，意在揭示退休危機的嚴峻程度，并提出制度性的解決方案。

杰克遜在書評開頭拋出了一個貫穿全文的問題：如果美國現(xiàn)代退休制度誕生于1935年《社會保障法》的通過，迄今已走過近九十年，那么它究竟是更接近終點，還是更接近新的起點？兩位作者給出了路徑迥異卻彼此互補的回答。

查佩爾的核心觀點是：從1920年代到1970年代，老年問題始終是美國國家政治中的熱門議題；但此后長達半個世紀，盡管老年人在政治參與度、聯(lián)邦支出占比乃至國家領導層中都占據壓倒性地位，卻再沒有通過任何重大老齡立法。他們真正經歷的，只有退休能力與退休后生活水平的持續(xù)滑坡。

查佩爾從十九世紀末兩種截然不同的老年照護設想講起，隨后追溯了內戰(zhàn)退伍軍人養(yǎng)老金制度、大蕭條時期湯森運動的興衰——該運動主張以一般稅收為每位六十歲以上美國人提供慷慨的月度補貼，到1936年已擁有約兩百萬會員——最終落腳于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在查佩爾看來，社會保障堪稱“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減貧項目”，2022年使兩千一百七十萬人免于貧困，更重要的是，它“在這個國家發(fā)明了老年”——在1935年之前，美國人幾乎沒有把老年視為一個擁有獨立制度和福利安排的完整人生階段。

戰(zhàn)后二三十年是美國老齡政策的黃金時代。1950年至1975年間，白宮多次召開全國老齡會議，全國老年公民委員會應運而生以推動Medicare立法，擁有雇主養(yǎng)老金的美國人從數百萬增至三千三百萬。Medicare和Medicaid是這一時期的標志性成就，但Medicare僅覆蓋急診住院，不涉及殘疾、長期護理或處方藥；Medicaid則通過各州福利系統(tǒng)運作，始終面臨資金匱乏和社會污名的雙重困境。

轉折發(fā)生在1970年代經濟危機之后，此后針對退休福利的削減攻勢幾乎從未停歇。1974年至1978年間的稅法改革催生了個人退休賬戶（IRA）和401(k)計劃，推動了從確定給付型養(yǎng)老金向確定繳款型養(yǎng)老金的急速轉變——風險從雇主轉嫁到了個人頭上。與此同時，女性大量涌入勞動力市場，引發(fā)了一場老年照護危機，因為此前承擔這項工作的正是家庭中的無償女性勞動。查佩爾甚至找到了“退休”一詞使用頻率逐漸下降的證據。美國退休人員協(xié)會（AARP）的崛起，則象征著老年問題從公共議題向私人事務的蛻變——它并非政治壓力團體，而是一個面向五十歲以上人群的生活方式平臺，致力于把老年人和營利性企業(yè)撮合到一起。查佩爾直言，從卡特到拜登，民主黨人再未拿出任何稱得上老齡政策創(chuàng)新的東西。1997年增設的Medicare C部分和2003年的D部分，不過是進一步加深了老年人對私營企業(yè)的依賴，把他們從“受益者”變成了“被賦權卻無力自主的消費者”。

吉拉爾杜奇這邊，核心發(fā)現(xiàn)同樣觸目驚心：在62至70歲的美國人中，僅有10%已退休且財務穩(wěn)定；另有11%具備退休條件但選擇繼續(xù)工作；多達51%雖已退休，生活水平卻急劇下滑；還有28%仍在工作，想停也停不下來。也就是說，近八成老年美國人無法體面地安度晚年。

她寫這本書，就是要打破美國政策精英和主流經濟學家之間的“延長工作共識”——一種認為退休危機的出路在于讓人們干得更久、退得更晚的主張。吉拉爾杜奇的判斷毫不含糊：這種共識的實質就是階級博弈。延長工作對雇主百利而無一害——勞動力供給膨脹，工資和工作條件隨之承壓，退休年限被壓縮，雇主利潤因而最大化。年長工人的談判地位天然弱于其他勞動者，而大批不穩(wěn)定就業(yè)的老年勞動力后備軍，又進一步削弱了整個勞動階層的議價能力。數據顯示，擁有確定給付型養(yǎng)老金的美國男性，平均比只有401(k)的男性多享受2.7年退休時光。而最根本的不平等在于生命本身：富人更長壽，逼窮人延長工作年限，實質上是用壓縮窮人不工作的存活時間來“化解”退休難題。“富人擁有更多的一切，”她寫道，“包括壽命。”

在此基礎上，吉拉爾杜奇提出了“保障退休賬戶最大化方案”：要求所有勞動者在整個職業(yè)生涯中繳納工資的3%，匯入經過風險調整的高回報投資組合，保證本金安全，退休后以年金形式領取，并輔以稅收抵免。她還開列了八項政策目標，包括降低Medicare的準入年齡和提高最低工資。

杰克遜對兩本書既有肯定，也有犀利的批評，而且他的批評指向了更深層的結構性困境。

他指出，查佩爾《黃金歲月》通篇的基調是樂觀的，老年人口更多、壽命更長、貧困率更低，在查佩爾看來不是危機而是機遇。但杰克遜認為，吉拉爾杜奇有力地證明了，依靠社會保障收入度日遠沒有查佩爾描繪的那么從容。查佩爾從歷史中提煉出的教訓——我們需要大規(guī)模社會運動、需要包容與多元、需要老年人重新把自己視為一個共同體（用另一種話語來說，就是階級意識）——在杰克遜看來恰恰與現(xiàn)實背道而馳：美國的老年群體，恰恰是在投票中最堅定地反對上述一切的人群；而且，正如查佩爾自己所揭示的個體化邏輯所致，他們已是美國公民社會廢墟中最原子化、最疏離的一盤散沙。

至于吉拉爾杜奇的《工作、退休、再循環(huán)》，杰克遜認為它染上了一種政策類著作的通病，他稱之為“技術官僚的幻覺”。全書用大量篇幅細致剖析了大規(guī)模的系統(tǒng)性問題，逐一拆解了各種浮于表面的流行藥方，在最后一章才端出自己的政策處方時，對如何落地幾乎只字不提。吉拉爾杜奇自己明明已經點出了問題的政治與權力本質：“薪酬和時間的分配，并非人們所期望的樣子，而是他們被迫接受的結果”。但她缺少一套政治變革的理論。她開出的方案，即便已遠遠超出當下美國政治想象力的邊界，也仍然夠不上員工所有制、公民社會財富基金或普遍權利主張的門檻。要落實這些政策，前提是一整套政治條件的成熟，而那些條件本身有賴于一個強大的、有組織的、敢于斗爭的工人階級去正面對抗資本與雇主。但沒有哪位政策專家會發(fā)出這樣的號召。

杰克遜最尖銳的一擊留在了結尾。他指出，兩本書都沒有觸及近年來美國老年照護領域最迅猛、最深刻的變局——私募股權的大舉進入。2000年代中期以來，黑石、貝恩資本、KKR等私募股權巨頭持續(xù)重金布局美國養(yǎng)老院、輔助生活設施、臨終關懷機構、退休社區(qū)和醫(yī)院。后果一目了然：養(yǎng)老院被私募股權收購后兩到三年內，人手減少、設備縮水，短期死亡率上升約10%。有研究估計，2005年至2016年間至少有兩萬兩千例超額死亡可歸咎于私募股權對養(yǎng)老院的所有權。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美國養(yǎng)老基金自身也越來越深地卷入了私募股權的游戲：加州公共雇員退休系統(tǒng)向黑石投入了15億美元，加州大學系統(tǒng)（杰克遜本人的工作單位）的投資部門則購入了40億美元的黑石房地產收入信托份額——養(yǎng)老基金向資產管理人支付管理費，后者靠裁減旗下養(yǎng)老院和醫(yī)院的員工來兌現(xiàn)高回報承諾。杰克遜在文末寫道：“關于老齡化的文化敘事固然重要，但在黑石房地產收入信托的季度利潤指標面前，它們不堪一擊。”

杰克遜還提出了一個更宏觀的判斷：美國退休制度走過的軌跡——從戰(zhàn)后新政共識到1970年代危機，再到全面私有化，風險和成本甩給個人，私營資本賺得盆滿缽滿——同樣適用于托幼、教育、住房和醫(yī)療保健等幾乎所有社會領域。這不是一個孤立的政策失敗，而是美國整體政治經濟模式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