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解讀

本文作者：劉立杰、鄔鏡堯

一、前言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正式發布《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法釋〔2026〕6號，下稱“2026新解釋”），該解釋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

自2016年《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2016舊解釋”）出臺至今已十年，伴隨《刑法修正案（十一）》《刑法修正案（十二）》相繼施行、監察體制改革全面落地，2026新解釋系統性補齊了長期司法實務空白：不僅對單位受賄、單位行賄、對單位行賄、介紹賄賂、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私分國有資產等罪名統一了入罪與量刑標準，還明確了挪用公款、斡旋受賄罪、財物價格認定、退贓從寬、違法所得追繳、監察階段自首等實務中疑難問題的認定規則，實踐指導價值極強。

2026新解釋最受法律界關注的制度設計，莫過于將公職人員貪污賄賂犯罪，與民營企業人員職務侵占、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挪用資金、商業行賄全面統一入罪量刑數額，初衷直指各類所有制企業司法平等保護。

本文先以極簡表格梳理新舊司法解釋核心差異，方便實務辦案快速查閱；再立足刑法基本原理，全面剖析數額統一背后的司法邏輯，厘清平等保護的法治邊界。

二、2016舊解釋VS2026新解釋核心新舊對比

（一）單位賄賂類犯罪：十年司法空白全面補齊

（二）持有型、瀆職型腐敗數額進一步更新明確

（三）挪用、行受賄認定實務細化

? 虛構賬目、隱匿應收賬款出借公款，直接認定個人名義挪用公款

? 嚴格限定“挪用公款不退還”：僅公訴前客觀不能歸還認定加重情節；在提起公訴前辦案機關依照職權將公款追回的，可以不認定為“挪用公款數額巨大不退還”，但是量刑時應當考慮其與被告人自己退還情形的區別。

? 擴張斡旋受賄認定：隸屬、制約關系一律認定職務便利；明知請托收財=承諾謀利，無需實際轉達

? 規范股票股權、預期收益受賄計價，明確字畫玉石珠寶先真偽鑒定、再價格認定

（四）退贓、追贓、監察自首全面完善

? 明確三類法定積極退贓，親友代為退贓視同本人退贓

? 建立原物—轉化物—涉案份額—等值財產全鏈條追繳，可向行賄人、涉案第三人追繳

? 細化監察調查階段自首，緊密銜接監委辦案規則

（五）公職人員犯罪與非公職人員職務犯罪歷史性定罪量刑數額統一

2026新解釋第八條明文規定：

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職務侵占、挪用資金，定罪量刑數額分別參照受賄罪、行賄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統一適用。

三、法理審視：平等司法保護，并非刑事懲戒平均劃一

本次數額全面對標，制度初衷值得充分肯定。長期司法實踐中，公職職務犯罪追責從嚴、民營企業內部職務犯罪尺度相對寬松，存在一定身份差異化司法。統一數額，意在國企民企一視同仁、杜絕選擇性執法、平等保護民營經濟。

實務界也普遍存在一種自洽邏輯：刑法立法早已對公職犯罪、非公企業犯罪設置全鏈條法定刑梯度差異，頂層刑罰已經區分罪責輕重，底層入罪數額統一并無不妥。

對此，本文選取三組對應罪名逐一拆解：

（一）貪污罪VS職務侵占罪

貪污罪法定刑：三年以下、三至十年、十年以上、無期、死刑；

職務侵占罪法定刑：三年以下、三至十年、十年以上、無期，無死刑配置，量刑上限差距明顯。

立法從最高刑期，已經區分公共廉政法益與企業私有財產法益。

但司法實踐九成以上均為普通數額案件，極少觸及死刑這一極端情形。頂端極刑差異，無法覆蓋基層全部普通刑事案件。

國家工作人員執掌公權力、公共財政，承擔憲法層面公職廉潔公法義務；企業管理人員僅為民商事信義管理義務，企業可通過內部治理、民事訴訟自主挽回損失，公共危害性天差地別。頂層刑罰的輕重差異，不足以成為二者入罪、升格檔次完全劃一的充分理由。

（二）行賄罪VS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

行賄罪法定刑：三年以下、三至十年、十年以上直至無期徒刑；

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法定刑：三年以下、三至十年，無十年以上及無期徒刑配置，量刑上限差距極大。

公職行賄直接破壞政治生態、公權力運行秩序、國家治理公信力，社會輻射危害極強；商業賄賂僅擾亂局部市場交易秩序，危害范圍相對封閉。

立法已經通過全刑期結構，從重規制權力尋租腐敗。即便頂層刑罰全面區分輕重，也不代表立案門檻、升格情節可以完全等同。統一數額極易造成民營企業經營主體刑事打擊密度過高。

（三）挪用公款罪VS挪用資金罪

挪用公款罪法定刑：五年以下、五年以上、十年以上直至無期徒刑；

挪用資金罪法定刑：三年以下、三至七年、七年以上，無無期徒刑配置，刑期差距清晰。

公款屬于民生兜底公共資金，關乎公共管理信用；單位資金屬于企業經營性法人財產。公職挪用損害國家治理秩序，企業挪用可通過財務內控、商事追償彌補。

刑法從頭到尾區分公私資金保護強度，全鏈條刑期輕重分明，不能直接推導立案追訴標準必須完全同一。

四、結語

司法層面的所有制平等保護，核心是訴訟地位平等、產權救濟平等、市場機會平等、司法對待一視同仁，重點在于辦案機關不區分國企民企身份、不選擇性立案、平權處置涉案財物，守護公平公正的營商環境。但必須明確的是，平等保護是權利救濟層面的法治公平，絕非入罪門檻、量刑檔次、懲戒力度的平均化、統一化。

公職人員承擔公權力廉潔義務，其犯罪行為侵害的是國家公共法益，危害范圍廣、影響程度深；非公人員承擔的是商事信義義務，其犯罪行為侵害的是市場主體的私有財產權益，危害范圍相對封閉，且存在更多內部救濟空間——二者的履職責任、危害結構、救濟可能性天然不同，這是刑法必須予以區分的核心前提。

刑法的罪責刑相適應、寬嚴相濟原則貫穿始終，立法已經通過完整的法定刑階梯，明確區分了公法層面的廉政責任與私法層面的經營責任。若司法解釋再將入罪、升格數額完全統一，看似實現了“形式均等”，實則可能違背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導致實質罪責失衡。

通俗而言：法律同等保護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不等于對二者的懲戒力度完全一致；國企民企的司法平等對待，亦不等同于對公職腐敗與民營企業經營風險的刑事評價完全同一。頂層法定刑的差異化，本是為了適配公私犯罪的本質差異，卻不能成為刑事追訴標準機械統一的充分依據——畢竟絕大多數案件都集中在入罪及輕微犯罪階層，這一階層的標準統一，才是影響司法平等與罪責均衡的關鍵，更是實現真正平等司法保護的核心。

注釋：

[1]“單位受賄罪”中“法定情形”包括：（一）多次索賄的；（二）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損失的；（三）贓款贓物用于非法活動的；（四）拒不交代贓款贓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繳工作，致使無法追繳的；（五）造成惡劣影響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

[2]“對單位行賄”中“法定情形”包括：（一）向三個以上單位行賄的；（二）將違法所得用于行賄的；（三）在生態環境、財政金融、安全生產、食品藥品、防災救災、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領域行賄，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四）為謀取公職、榮譽稱號行賄的；（五）為謀取職務、職級晉升、調整行賄的；（六）造成惡劣影響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

[3]“單位行賄”中“法定情形”包括：（一）向三人以上行賄的；（二）將違法所得用于行賄的；（三）在生態環境、財政金融、安全生產、食品藥品、防災救災、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領域行賄，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四）對監察、行政執法、司法工作人員行賄，影響辦案公正的；（五）造成惡劣影響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

[4]“介紹賄賂”中“法定情形”包括：（一）為三個以上請托人介紹賄賂的；（二）向三個以上國家工作人員介紹賄賂的；（三）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介紹賄賂，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損失的；（四）造成惡劣影響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

[5]“私分國有資產”中“特定民生款物”包括：救災、搶險、防汛、優撫、幫扶、移民、救濟、防疫、社會捐助、社會保險基金等特定款物。

京都釋法|職務犯罪研究（一）：“原始股交易型受賄”行為定性與數額認定

京都釋法|職務犯罪研究（二）：當前自洗錢認定的疑難問題與辯護方案

京都釋法|職務犯罪研究（三）：財產性利益型受賄犯罪的既、未遂認定

劉立杰，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刑事二部主管，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博士，在重大職務犯罪、經濟犯罪、金融犯罪等領域深耕多年。劉立杰律師長期擔任中國政法大學及刑事司法學院實踐導師，兼任中國政法大學金融犯罪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北京市債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系全國工商聯商會發展服務中心專家庫律師。

劉立杰律師2007年進入首都某中級法院工作，具有基層法院、中級法院、高級法院和最高法院(四級兩審及死刑復核)工作經歷，出版《銀行業刑事風險防控與應對》《刑辯百人談》等專業著作，在《人民法院報》《人民司法》《中國法律評論》《刑事審判參考》及香港《文匯報》《大公報》等發表專業文章60余萬字，參與辦理各類案件超過1000件，經典案例包括：中國光大集團原董事長貪污、受賄案（辯護維權），中國貴州茅臺酒廠（集團）、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受賄、洗錢案（辯護維權），中國黃金集團原黨委委員、副總經理受賄案，中信集團原紀委委員、監事會辦公室原主任受賄案，某市原市委書記貪污、受賄、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案，原上海市工商聯副主席騙取貸款申訴案，某銀行行長行賄、職務侵占、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違法發放貸款案（涉案金額數百億），寧夏寶塔石化集團有限公司票據詐騙案（詐騙金額170余億），山東勝通集團原董事長欺詐發行債券、違規不披露重要信息案（中國證監會公布的資本市場20起典型案例之一），樂視網信息技術（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原高管欺詐發行證券、違規披露重要信息案，某上市公司董秘泄露內幕信息案（國內首例證券犯罪合規案），某科技公司法人開設賭場案（涉案金額逾千億），興業礦業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重大責任事故案等。其中，多起案例獲不起訴、無罪、免予刑事處罰、取保、緩刑或減輕、從輕等辯護效果；部分案例被寫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部分案例被評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劉立杰律師曾任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華潤醫藥商業集團有限公司、國網英大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中國銀行盧森堡分行、民生銀行、錦州銀行、張家口銀行、廊坊銀行、哈里伯頓(中國)能源服務有限公司等企事業單位的常年或專項(刑事)法律顧問。

鄔鏡堯，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學士，墨爾本大學法學碩士。參與辦理多起經濟犯罪、證券犯罪、職務犯罪等疑難刑事案件，專注于刑事辯護、刑事控告、企業合規、刑民交叉法律事項處理和刑事法律風險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