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心守文脈 巧手護瑰寶

為加強文物技能人才培養激勵，選擇先進、樹立典型，國家文物局聯合中華全國總工會共同開展了2025年度“全國文物大工匠”宣傳選樹項目。經各省推薦、專家評審、社會公示等，首批10名宣傳選樹對象入選。本期聚焦其中幾位的專業領域，講述他們扎根文物保護一線的經歷，還原考古發掘、文物修復、古建筑修繕、石窟保護等工作的真實場景，呈現他們攻克文物保護難題、堅守技藝傳承的初心，進一步展現文物技能人才的專業性與價值。

上海博物館研究館員張珮琛：

修復三星堆戴金面罩青銅人頭像的“[i]人”

本報記者 劉海紅

張珮琛工作照。 受訪者供圖

工作臺前的匠人指尖輕觸青銅殘片，三十余載光陰凝于毫厘之間。

作為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青銅器修復及復制技藝（上海青銅器修復技藝）代表性傳承人，上海博物館研究館員張珮琛不久前獲入選首批“全國文物大工匠”。對此，他坦言很意外，常年埋首工作臺，榮譽于他而言是提醒——“這30多年沒有白干，未來要做得更好。”

陜西寶雞石鼓山西周貴族墓、上海青龍鎮遺址、四川三星堆祭祀區等考古現場都曾留下他的身影，上千件文物經他之手重獲新生。其中，上海博物館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共同開展的“三星堆出土青銅文物保護修復項目”令他印象深刻——很多器物病害類型交織疊加，對修復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他帶領團隊駐守考古現場數月，立志要把文物修復好。

提起印象最深刻的文物，張珮琛講述了三星堆8號坑出土的戴金面罩青銅人頭像的修復故事。“它出土時整體發生了明顯變形，頭像頸部存在多條貫穿性裂隙，結構極其脆弱，外表被泥土、象牙碎屑與銅銹混合包裹，面罩兩側耳部被擠壓折疊成很小一團。”張珮琛說，多種材質相互滲透、硬化，變成了一個整體。與此同時，他在清理時還發現面罩眼部與耳部有黑色與紅色彩繪，“多種棘手問題疊加，一旦處理不當，文物中蘊含的某些信息就會消失。我們須在保護彩繪的前提下，從一個高度復合、極其堅硬的結構中把不同材質分離出來。”他說，這對操作的精細度和判斷力要求極高，每一步都必須在顯微鏡下的反復比對中進行。

整形階段同樣充滿挑戰。三星堆出土的金器多為含銀合金，硬度提高的同時也增加了脆度。在面罩耳部展開的過程中，要結合材料特性，選擇不同硬度、不同形態的工具，逐步釋放應力，避免產生新的斷裂，整個過程幾乎是“毫米級”推進。

對張珮琛來說，修復文物的每一步都是探索，都可能有新發現。“清理中，我們意外發現器物內部有金飾片、銅構件、象牙制品等多種遺存，為還原古蜀人祭祀場景提供了關鍵線索。”他說。

“我們工作的地方就是3000年前三星堆文明真實發生的現場。有一天工作結束，我走出修復工作室，看到夕陽映照著遺址，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我們與古蜀人其實共享著同一片土地、同一段光影。”于鴨子河畔，張珮琛感覺到與古蜀人之間的共鳴。

回望職業生涯，張珮琛將“慢”字作為關鍵詞——從學徒到獨當一面，再到帶領團隊，文物修復沒有捷徑可走，唯有日復一日的積累，方能叩開這門技術活的大門。他稱自己屬于“i人”，擅長投入需要反復推敲的工作。在他看來，匠心就是反復把一件事做好，并永遠對“更好”保持渴望。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技術服務中心館員付有旭：

在石窟里詮釋“擇一事終一生”

本報實習記者 李秀彤

付有旭修復壁畫工作照。 受訪者供圖

近日，2025年度“全國文物大工匠”名單公布，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技術服務中心館員付有旭成功入選。從18歲學徒到壁畫修復“大工匠”，30多年來，他扎根一線，用一雙手、一顆匠心，修復超2000平方米瀕危壁畫，在石窟里詮釋“擇一事終一生”的堅守。

1988年，不到18歲的付有旭進入敦煌研究院，拜李云鶴先生為師，從最基礎的“和泥巴”學起，開啟4年學徒生涯。2003年布達拉宮壇城殿的修復工作堪稱硬仗，狹小的開放空間里，壁畫地仗層脆弱易碎，他與同事先細致勘測、備料，再以棉紙護畫、針頭注水軟化、支頂架微調，在小心翼翼的默契配合中，讓空鼓壁畫重歸原位。

莫高窟的工作日常，是對身心與技藝的雙重淬煉。洞窟內夏日僅十余攝氏度，窟外卻達30攝氏度，付有旭常年裹著棉衣、戴著護膝在洞窟內工作。修復嚴重酥堿壁畫時，貼棉紙、換地仗、填泥、注膠、支頂等步驟環環相扣，需要一氣呵成，稍有差池便會損傷文物。而彩塑修復更需極致精準，從加固到虛擬定位再到復位粘接，他經常不分晝夜連續作戰。

面對酥堿等文保界難題，付有旭與團隊科研人員反復試驗發現，環境濕度超60%時，壁畫鹽分反復潮解，導致其疏松脫落。為了將水分水鹽吸附出來，他們歷經數次實驗，選用細羊毛氈、宣紙等不同材料，最終發現X60吸附紙的吸水性極好，可以利用起來。通過不斷更換脫鹽板吸出鹽分，再嚴控環境濕度低于60%，最終摸索出了成熟的酥堿修復工藝。

獲評“全國文物大工匠”，付有旭坦言這是對整個文保行業的認可。“我投身文物保護工作30多年，對此深有感觸。這些年國家對文化遺產和文物保護工作愈發重視，還對文物修復人員有政策傾斜，使得這一行業得到穩定發展。”付有旭說，“對喜歡歷史的年輕人而言，文物保護工作是很有前途、很有價值的工作，希望能有更多人參與進來，一起做好文物保護。”

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館員陳卉麗：

“要敬畏文物，用內心和它對話”

本報記者 劉源隆

陳卉麗工作照。 受訪者供圖

在大足石刻寶頂山，800多歲的千手觀音造像伸展出近千只手臂，如孔雀開屏般震撼人心。少有人知道，這壯觀的“千手”中，有一只看似與整體渾然一體的手臂，其實是“可拆卸”的——它背后，藏著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館員陳卉麗和團隊8年的執念。

2008年，大足石刻千手觀音造像搶救性保護工程啟動。這是國家石質文物保護一號工程，陳卉麗擔任石質修復組組長。8年里，她幾乎每天早上7點多上山，晚上10點回家，在腳手架上度過了近3000個日夜。

最難修復的，是主尊像那只殘缺的右手。按照造像對稱原則，這只手應與左側對應。可陳卉麗團隊發現，若完全對稱，手鐲接口與手心方向會偏離25度。修，可能違背真實性原則；不修，又影響整體藝術效果。她帶著團隊中的兩名同事跑了河北、山東20多處石窟，查閱大量文獻，都沒找到相關依據。

“找不到依據，就不能隨意修。”她說。最終，她們提出一個大膽方案：按左側形態補配一只手，但采用可拆卸式結構，用套管連接。“如果今后找到依據，可以輕松取下重新修復。”這一創新得到專家們的認可。

2015年，千手觀音修復完成。陳卉麗卻對那只手始終感到“有點遺憾”。在2017年獲得重慶市委、市政府頒發的“富民興渝貢獻獎”時，主持人問她還有什么心愿，她說：“如果有人能提供依據，我想把這只手修得更準確。”

這種較真，貫穿了她30余年的職業生涯。

1995年，紡織工程專業的陳卉麗半路出家進入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現在的大足石刻研究院）。那時修復工具匱乏，她就自制；沒有科技設備，她就琢磨出“望聞問切”四診法——憑經驗判斷文物病害，極大提高了文物病害診斷效率。

如今，大足石刻研究院建起了1600平方米的“文物醫院”，擁有價值2000萬元的檢測設備。陳卉麗也從一名扎根腳手架的修復工匠，變成了站在年輕人身后、手把手傳藝的老師。

她常對年輕人說：“文物和人的生命一樣，只有一次。你要敬畏它，要用內心和它對話。”她講起一個細節：修復前仔細端詳一尊造像，會覺得它“愁眉苦臉”，好像哪兒都不舒服；修復完成后，再和它對視，那微笑仿佛在說“謝謝你，我現在舒服了”。她說，這是她和造像之間真實的默契。

面對入選首屆“全國文物大工匠”的榮譽，陳卉麗說，支撐她一路走來的是六個字：敬畏、堅守、傳承。“敬畏歷史，視文物如生命。匠心堅守，在寂寞中磨礪技藝。守正創新，讓傳統技藝與時俱進。”她解釋道。

如今，陳卉麗把更多精力投入人才培養。“需要有更多練得好功夫、耐得住寂寞的年輕人加入到文物保護隊伍中來，才能讓文物的生命得到更好的延續。”她說。

山西博物院陶瓷文物修復師續凱：

“文物修復是為歷史補齊碎片”

本報記者 朱 萌

續凱修復陶瓷工作照。 受訪者供圖

古陶瓷修復是個精細活，一件碎作百片的瓷器，哪怕每一片拼接僅差0.1毫米，最終也難以嚴絲合縫。對于山西博物院陶瓷文物修復師續凱來說，從業27載，一塊塊歷經滄桑、穿越時光而來，擺在修復臺上的陶瓷殘片是最常見到的“工作伙伴”。

1999年，年僅21歲的續凱跟著師父踏上陶瓷文物修復之路。大學專攻美術的他，憑著扎實的功底，與陶瓷殘片的初期“較量”并不算難——只要肯下功夫、耐住性子打磨補全，一件殘損陶瓷便能很快恢復原形。續凱回憶道：“那時年紀輕，心氣也盛，每次拿到一件新的殘損瓷器，心里滿是激動，一門心思就想把它修補得天衣無縫。”

這份“炫技”的急切，直到他在修復一只碎成十幾片的清乾隆霽藍釉玉壺春瓶時，被徹底打破。當他小心翼翼地拼接殘片，觸到其中一塊殘片上的黑色灼痕時，整個人瞬間愣住了——那道灼痕無法祛除，并不是破損的瑕疵，透過它甚至可以窺得百年前的溫度與故事。那一刻，他忽然明白，文物修復的意義并非修復本身，而在于拾起歷史的碎片，讓文物承載的歷史與故事得以完整延續。從那時起，續凱開始與每一件等待他修復的文物“對話”，拿到眼前反復揣摩，不急于將其修復成完整模樣。

雖然不會直面觀眾進行講解，但在續凱看來，文物修復師也要通過修復成果，把文物所蘊藏的故事“講”給觀眾。在山西博物院的展廳中，陳列著一個商代繩紋附加堆紋陶鬲，修復過程中，文物修復師需要用石膏將其肌理、紋理還原。續凱介紹：“器物上繩紋粗細、深淺都不同，修復時需要慢慢來，體會當時工匠如何處理這處紋理，觀察它的使用痕跡、火燒痕跡，將這些細節通過修復體現出來，讓觀眾能更直觀看懂這件文物。”

27年來，續凱和團隊在殘片間拼接歷史，共同修復了近萬件文物，讓文物真正活在當下、傳向未來。

文物保護修復從“幕后”走到“臺前”

段 勇

文物是人類文明的載體和歷史文化的物證，文物保護修復是使文物延年益壽、保存其本體信息和價值的手段，是文化遺產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相對于考古、展覽、教育、傳播等“臺前”工作，文物保護修復屬于“幕后”保障，既有著一層神秘面紗，又容易被社會公眾忽略。國家文物局聯合中華全國總工會共同開展的“全國文物大工匠”宣傳選樹項目，讓幕后工作者中的一些代表走到了“臺前”，使社會公眾進一步認識到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專業性與重要性，對人們更好地理解和支持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

這次選樹的“全國文物大工匠”，既有考古環節的，也有文物保護修復環節的，還有數字化處理環節的，貫穿了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利用的全生命周期，這在縱向上體現了文化遺產的系統性保護。從文物類別來看，既有從事陶瓷、絲綢等可移動文物保護的，也有從事古建、石窟等不可移動文物保護的，還有從事園林等文化景觀保護的，而他們的工作技能本身又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在橫向上也體現了文化遺產的整體性保護。這種系統性和整體性恰恰體現了文化遺產保護的當代特色和認識水平。

這些特點，不僅完全契合當今文化遺產保護的政策導向，也很好地回應了社會公眾對于文化遺產的全方位關注，有利于社會公眾自覺參與和支持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同時還對教育界、學術界提出了加快構建文化遺產學科的使命任務，以更好地用學術理論研究成果來進一步引領、指導豐富的實踐，形成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和互補。

（作者系上海大學黨委副書記、國際博物館協會研究與交流中心管理委員會副主席）

2026年4月13日《中國文化報》

第8版刊發特別報道

《匠心守文脈 巧手護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