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以這種方式爭論，真理越辯越不明

知識分子搞學問，除了閉門造車之外，與人討論問題也常常是免不了的。在討論時應該取何種態度，是個蠻有意義的問題。在這方面我有些見聞，雖然還不夠廣博，但已足夠有趣。

先父是位邏輯學家，在五十年代曾參加過“邏輯問題大討論”，所以我雖然對邏輯所知不多，也把當年的論文集找出來細讀了一番。對于當年的論爭各方誰對誰錯，我沒有什么意見，但是對論戰的態度卻很有看法。

眾所周知，邏輯是一門嚴謹的科學，只要能爭出個對錯即可；可實際情況卻不是那樣，論戰的雙方都在努力證明對方是“資產階級”，持有“唯心主義”或“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相形之下，自己是無產階級，持有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

在我看來，邏輯問題是對錯真偽的問題，扯上這么多，實屬多余。而且在五十年代被判定為一名資產階級分子之后，一個人的生活肯定不是很愉快的，此種論戰的方式有恫嚇、威脅之意。

一般認為，五十年代的邏輯大討論還算是一次比較平和的討論，論戰各方都沒有因為論點前往北大荒；這是必須肯定的。但要說大家表現了多少君子風度，恐怕就說不上了。

我們這個社會里的論戰大多要從平等的討論轉為一方對另一方的批判，這是因討論的方式決定的：根據我的觀察，這些討論里不是爭誰對誰錯，而是爭誰好誰壞。一旦爭出了結果，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另一方是壞蛋就昭然若揭。好人方對壞蛋方當然還有些話要說，不但要批判，還要揭發。

根據文獻，反右斗爭后期，主要是研究右派分子在舊社會的作為——女右派結交男朋友的方式，男右派偷窺女浴室的問題。當然，這個階段發生的事已經不屬于討論的范疇，但還屬論戰的延續。再以后就是組織處理等等，更不屬于討論的范圍，但是它和討論有異常顯著的因果關系。

“文革”里，我是個小孩子，我住的地方有兩派，他們中間的爭論不管有沒有意義，畢竟是一種爭論。我記得有一陣子兩派的廣播都在朗誦毛主席的光輝著作《將革命進行到底》。倘若你因為雙方都在表示自己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那就錯了。大家感興趣的只是該文中毛主席痛斥反對派是毒蛇的那一段——化成美女的蛇和露出毒牙的蛇，它們雖然已經感到冬天的威脅，但還沒有凍僵呢——朗誦這篇文章，當然是希望對方領會到自己是條毒蛇這一事實，并且感到不寒而栗。

據我所見，這個希望落空了。后來雙方都朗誦另一篇光輝著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這顯然是把對方看成了反動派，準備接受他們的投降，但是對方又沒有這種自覺性。最后的結果當然是刀兵相見，打了起來。這以后的事雖然有趣，但已出了本文的范圍。

“文化革命”里的兩派之爭，有一個階段，雖不屬論戰，但也非常有趣，那就是兩派都想證明對方成分不純或者道德敗壞：要么發現對方庇護了大叛徒、走資派；要么逮住他們干了有虧德行的事。在后一個方面，只要有某派的一對青年男女呆在一個屋子里，對立面必派出一支精悍隊伍埋伏在外面，覺得里面火候差不多了，就踹門進去。

我住的地方知識分子成堆，而這些事又都是知識分子所為。從表面上看，雙方都是斯文人，其實兇蠻得很。這使我感到，僅用言辭來證明自己比對方道德優越，實在是不容易的事；因此有時候人們的確很難抑制自己的行動欲望。

現在，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不會認為，討論問題的正當方式是把對方說成反動派、毒蛇，并且設法去捉他們的奸；然而，假如是有關誰好誰壞的爭論，假如不是因外力而中止，就會得到這種結果。因為你覺得自己是好的，對方是壞的；而對方持有相反的看法，每一句辯駁都會加深惡意。惡意到了一定程度，就會訴諸行動：假設你有權力，就給對方組織處理；有武力，就讓對方頭破血流；什么都沒有的也會恫嚇檢舉。

一般來說，真理是越辯越明，但以這種方式爭論，總是越辯越不明。你在哪個領域爭論，哪個領域就遭到損害。爭論的結果既然是有人好，有人壞；那么好人該有好報，壞人該有壞下場，當然是不言自明。

前蘇聯曾在遺傳學方面展開了這種爭論，給生物學和生物學家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國在文化領域里有過好多次這種爭論，得到了什么結果，也很容易看出來。

現在我已是個中年人，我們社會里新的轟轟烈烈的文化事件也很少發生了，但我發現，人們的論戰方式并沒有大的改變，還是要爭誰好誰壞。很難聽的話是不說了，罵人也可以不帶臟字。

現在最大規模的文化事件就是上演了一部新的電視劇或是電影。到底該為此表示悲哀，還是為之慶幸，我還拿不準，但是圍繞著這種文化事件發生的爭論之中，還有讓人大吃一驚的言論。

舉例來說，前不久上演了一部電視劇《唐明皇》，有一部分人說不好看，劇組的成員和一部分記者就開了個研討會，會議紀要登在《中國電視報》上。我記得制片人的發言探討了反對《唐》劇者的民族精神、國學修為、道德水準諸方面，甚至認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慶幸的是，還沒有探討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

從此之后，我再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國產電視劇，我怕我白發蒼蒼的老母親忽然知道自己生了個傻兒子而傷心——因為學習成績好，我媽一直以為我很聰明。

去看電影，尤其是國產電影，也有類似的危險；這種危險表現在兩個方面：看了好電影不覺得好，你就不夠好；看了壞電影不覺得壞，你就成了壞蛋。有一些電影在國際上得了獎，我看了以后也覺得不壞，但有些評論者說，這些電影簡直是在賣國，如此說來，我也有背叛祖國的情緒了——誰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這個風險？

我現在既不看國產電影，也不看國產電視劇，而且不看中國當代作家的小說。比方說，賈平凹先生的《廢都》，我就堅決不看，生怕看了以后會喜歡——雖然我在性道德上是無懈可擊的，但我深知，不是每個人都像我老婆那樣了解我。

事實上，你只要關心文化領域的事，就可能介入了論戰的某一方，自身也不得清白，這種事最好還是避免。假如人人都像我這樣，我國的文化事業前景堪虞，不過我也管不了這么多。

不管影視也好，文學也罷，倘若屬于藝術的范疇，人就可以放心大膽地去欣賞，至不濟落個欣賞水平低的評價；一扯到道德問題，就讓人裹足不前了。這種怯懦并不是因為我們不重視道德問題，而恰恰是因為我們很重視道德問題。假如我干了不道德的事，我樂于受到指責，并且負起責任；但這種不道德絕不能是喜歡或不喜歡某個電影。

假如我不看電影、不看小說，還可以關心一下正經學問，讀點理論文章、學術論文。文科的文章往往要說，作者以馬列主義為指南，以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為了什么什么等等。一篇文章我往往只敢看到這里，因為我害怕看完后不能同意作者的觀點，就要冒反對馬列主義的危險。誠然，我可以努力證明作者口稱贊同馬列主義，實質上在反對馬列，但我又于心不忍，我和任何人都沒有這么大的仇恨。

其實，不光是理論文章，就是電視劇、小說作者也會把自己的動機神圣化，然后把自己的作品神圣化，最后把自己也神圣化。這樣一來，他就像“天父下凡”時的楊秀清（編注：太平天國領袖之一，在信眾面前稱自己為天父臨凡）。

我對這些人原本有一些敬意，直到去年秋天在北方一小城市里遇到了一批耍猴子的人。他們也用楊秀清的口吻說：“為了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等等，現在給大家耍場猴戲。”我聽了以后幾乎要氣死——猴戲我當然沒看。我怕看到猴子翻跟頭不喜歡，就背上了反對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的罪名。而且我也希望有人把這些順嘴就圣化自己的人管一管——電影、電視、小說、理論文章都可以強我喜歡（只要你不強我去看，我可以喜歡），連猴戲也要強我喜歡，實在太過分了——我最討厭的動物就是猴子，尤其是見不得它做鬼臉。

現在有很多文人下了海，不再從事文化事業。不管在商界、產業界還是科技界，人們以聰明才智、辛勤勞動來進行競爭。唯獨在文化界，賭的是人品、愛國心、羞恥心。照我看來，這有點像賭命，甚至比賭命還嚴重。這種危險的游戲有何獎品？只是一點小小的文名。所以，你不要怪文人下海。

假設文化領域里的一切論爭都是道德之爭、神圣之爭，那么爭論的結果就該是出人命，重大的論爭就該有重大的結果，但這實在令人傷心——一些人不道德、沒廉恥，還那么正常地活著，正如孟子所說：無恥無恥，無恥矣！我實在不敢相信，文化界還有這么多二皮臉之人。

除了這兩種結果，還有第三種結果，那就是大家急赤白臉的爭論道德、廉恥，爭完了就忘了；這就是說，從起頭上就沒有把廉恥當廉恥，道德當道德。像這樣的道德標準，絕不是像我這樣的人能接受的。

我認為像我這樣的人不在少數：我們熱愛藝術、熱愛科學，認為它們是崇高的事業，但是不希望這些領域里的事同我為人處事的態度、我對別人的責任、我的愛憎感情發生關系，更不愿因此觸犯社會的禁忌。

這是因為，這兩個方面不在一個論域里，而且后一個論域比前者要嚴重。打個比方，我像本世紀初年的一個爪哇土著人，此種人生來勇敢，不畏懼戰爭，但是更重視清潔。換言之，生死和清潔兩個領域里，他們更看重后者；因為這個緣故，他們敢于面對槍林彈雨猛沖，卻不敢朝著穢物沖殺。荷蘭殖民軍和他們作戰時，就把屎撅子劈面擲去，使他們望風而逃。

當我和別人討論文化問題時，我以為自己的審美情趣、文化修養在經受挑戰，這方面的反對意見就如飛來的子彈，不能使我懼怕；而道德方面的非難就如飛來的糞便那樣使我膽寒。

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現在文化的領域是個屎撅紛飛的場所，臭氣熏天——決不是的；我只是說，它還有讓我膽寒的氣味。所以，假如有人以這種態度論爭，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逃到安全距離之外，然后在好言相勸：算了罷，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