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保護了上海的護城河，如今消失在哪里

春入江南，此刻在上海，桃李正爭先吐蕊。在寸土寸金的城市核心地段，高樓環立，一切都在按分鐘計算效率，只有大自然依舊用它不緊不慢的語言宣告一種亙古不變的節律。

從去年歲末開始，位于上海豫園東北側的古城公園拆除圍欄并24小時全域開放。倘若一個明朝的上海人穿越到此地，會驚訝于抬頭所見四周的一切都已巨變。但，還有一些不變——

今天的古城公園里，保留了一小段城墻和護城河。這就是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農歷十月動工，十二月竣工，僅用三個月便完成的上海城墻和護城河的遺跡了。

這個春日，人們走出辦公室和居所，到城墻遺址來休閑漫步、喝咖啡、拍照打卡、欣賞花朵倒影的時候，是否意識到，自己也走在上海這座城市的歷史脈絡上。從興到廢，在倭亂中曾緊緊護住上海一方平安的城墻和護城河，早就在時光中化成了環繞老城廂區域的環形道路，承載著奔馳的車輛駛向未來。

它們的出現，見證了上海從江南小縣到防御重鎮的崛起。它們的消失，見證了傳統水鄉到近代都市的轉型。如今，對城墻和護城河的保護和部分重建，又見證了上海在城市更新中對來路的珍視與傳承。

金濤 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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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本無城墻和護城河。

今上海地區在春秋戰國時期屬吳越之地。秦始皇統一天下后，確立郡縣制，上海地區出現縣級行政建置。唐天寶十載（751年），析嘉興東境、海鹽北境、昆山南境之地置華亭縣。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華亭縣升為華亭府，翌年改為松江府。至清代，松江府轄有華亭、婁、上海、青浦、金山、奉賢、南匯等7縣和川沙廳。吳淞江以北于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初九（1218年1月7日）設嘉定縣，后又析出寶山縣。長江口的沙洲于五代初（907年左右）置崇明鎮，元至元十四年升為崇明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為崇明縣。南宋景定末年至咸淳初建上海鎮，鎮因黃浦江西的上海浦得名。元至元二十八年，經元朝廷批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正式分設上海縣，轄華亭縣東北、黃浦江東西兩岸的高昌、長人、北亭、海隅、新江等5鄉，為松江府屬縣。

上海設縣后，長達262年間未筑城墻。當時居民“以海為業，習于自由出入，耕織為主，素習武藝，且庫藏空虛，暫無筑城需求”。但在明朝，倭患頻繁，1553年倭寇竟連續五次焚掠上海，“殺殲兵民甚眾，縱火焚廬舍及縣署，邑里為墟”。

東南望族、老上海士紳顧從禮（以善書法被薦，授中書舍人，后官至太仆寺丞、光祿寺少卿，加四品服，以81歲高齡葬日暉港北大倉［今打浦橋地區］）上奏朝廷：“今編戶六百余里，殷實家率多在市，錢糧四十萬余……貨物尤多，而縣外不過一里即黃浦，潮勢迅急，最難防御……蓋賊自海入，乘潮劫掠，如取囊中，皆由無城之故”，要求朝廷“轉念錢糧之難聚，百姓之哀苦”，迅速“開筑城垣，以為經久可守之計”。

松江知府方廉在奏議得允后，下令征集捐賦，勘定基址，趁倭寇暫退之際趕筑城墻。人們競相資助，涌現了許多感人事跡：縣學博士王相堯拆屋捐地，傾家財助役；貢生張津不僅散家資助役，還親自參加筑城，“手口盡瘁，遂病不起”；民眾則踴躍擔土運石。顧從禮親自捐粟4000石助筑小南門。這年農歷十月動工，至十二月，一座城池便拔地而起了。筑城僅一月，倭寇又來犯，按察僉事董邦政以微弱兵力攖城固守，縣城得以保全。嘉靖三十五年，倭寇圍城十七日，因有城垣之故，終未得逞，從此不敢再犯。（《上海南市區志·老城廂城墻篇》）

歷史檔案照片中的護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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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第一座城墻系泥土版筑，城墻周長約9里（約4.5公里），高2.4丈（約7.5米），為土筑版筑城墻，設六座主城門，另有三座水門貫通城內水系。同期開挖的護城河（城濠）環繞城墻一周，長1600余丈（約5.3公里），寬6丈（約18.9米），深1.7丈（約5.3米），“外通潮汐，周圍回瀠”，形成“城—濠—水網”三位一體的防御體系。

護城河不僅僅用于防御，也保障城內水運與灌溉，與城內肇嘉浜、方浜等河道連通。資料顯示，當時的護城河通過水門調控水流，可根據潮汐調節水位，戰時可關閉水門形成“水障”，平時則為居民提供生活用水與消防水源，是名副其實的活水。后續在明朝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上海官方又增小南門水門引黃浦江水通薛家浜，到了清朝乾隆年間，又多次疏浚護城河，加固堤岸，保障城內水系暢通，同時維護其防御功能。

這種“護城河+城墻”的設計，是江南水鄉城市防御的典型范例，但時移世易，進入晚清，當見證西方船堅炮利對城墻的毀滅性摧毀后，這一傳統防御能力便宣告失效。

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和生活方式、通商方式、出行方式的改變，老城墻和護城河曾經的“固若金湯”反而成為制約老城廂融入現代化發展的桎梏。“城內生活污水、垃圾排入河道，蚊蟲滋生、傳播疾病，加之肇嘉浜、方浜等支流淤塞，導致護城河水流不暢，通航能力下降；護城河上的吊橋與城門限制了城市交通，尤其與租界連通后，華界與租界間的交通擁堵狀況愈發突出。”

古城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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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李平書（1854—1927，高橋鎮［今屬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歷任中國通商銀行總董、招商局及江蘇鐵路局董事、江南制造局提調、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總董等）為首的上海地區的開明士紳，敏銳察覺到“租界日盛，南市日衰”背后是“水鄉舟行”到“馬路車行”的城市發展“底層邏輯”已經發生變化。面對城北近代大都市雛形崛起帶來的倒逼壓力時，老城廂在應對時代挑戰前顯得越來越力不從心，李平書于1905年上書，提出“拆城垣、填城壕、筑馬路、形成環城圓路”的設想。縣紳姚文柵等也以“拆去城垣，環筑馬路”上書上海道臺。

所有變革都不是一帆風順的，當時老城廂內的保守勢力，通過組織“城垣保存會”，并以“古物不可動”“會遭災”等理由抵觸“拆城筑路”的計劃。幾經折中、反彈和拉扯后，事情終于在辛亥革命上海光復后等到了合適的時機。李平書在此期間召集南北市紳商代表一同商議此事并再次呼吁“拆城筑路今日時機已至”，他們渴望推動上海從傳統江南縣城到近代國際都市的訴求時不我待，“欲拆則拆，失此時機，永無拆城之望矣”。

1912年7月31日，上海縣城正式啟動拆城填濠工程，由李平書主持，在大境閣設立“城壕事務所”，統籌拆城、填濠、筑路事宜。

城墻北半部于1913年6月拆除后被辟筑成民國路，即今人民路，城墻南半部于1914年底拆除后辟筑成中華路。拆下的城墻磚石直接填入護城河，護城河被填沒為路，同時鋪設地下陰溝（下水道），完成排污納管的現代化改造。老城廂的空間形態隨之而變，傳統的“河街共生”格局被“路街一體”取代。原護城河沿岸的民居、商鋪被拆除，道路拓寬，新式建筑涌現。守護上海三百余年的城墻和護城河隱入現代化道路，從防御體系到環形城市交通骨架，用另一種方式參與上海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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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城河填沒后的90年時光里，老城廂內傳統的河濱鄰里格局被打破、傳統江南宗族聚集形態也被重新劃分，新式商鋪、同鄉會、商業會所的涌入，讓不同階層、群體的居住與交往成為可能。

如今保存在古城公園里的“72家房客灶間”，不僅展示了過去老城廂居民的生活空間，也展示了五湖四海的人們是如何走出鄉土，在上海交融、合作、共享，并一起推動上海城市的現代化轉型的。

2002年，在動員了老城廂內4100多戶居民和100多家單位搬走后，古城公園建成，園內保留了拆墻運動時留下的部分城墻遺址及護城河遺跡。

2003年，老城廂被正式納入上海市中心城區的12片歷史文化風貌區之一，并同步編制《上海市老城廂歷史文化風貌區保護規劃》。人民路、中華路沿線及護城河原址納入保護范圍，顯示了上海正在越來越重視平衡城市更新與遺產保護。

消失的城濠，早已融入上海的城市血脈，成為理解上海“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關鍵線索。上海的城市變遷，正是在這樣的興廢與傳承中，不斷書寫新的篇章。

原標題：《【海上記憶】曾保護了上海的護城河，如今消失在哪里》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沈軼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