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水平《和平》：最深重的苦難是看不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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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文藝報，作者孟繁華

葛水平《和平》：

最深重的苦難是看不見的

□ 孟繁華

《和平》

葛水平 著

作家出版社

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硝煙已經散盡，但戰(zhàn)爭留下的創(chuàng)傷記憶并沒有隨風飄散；更令人擔憂的是，世界上局部戰(zhàn)爭一直沒有停止。因此，文學在呈現(xiàn)或還原戰(zhàn)爭場景的同時，更需要在深層意義上反省和檢討戰(zhàn)爭給人類帶來的巨大災難。世界文學中有很多這樣的作品，比如海明威《永別了，武器》、薩特《死無葬身之地》、考琳·魏格納《紀念碑》、肖洛霍夫《一個人的遭遇》、瓦西里耶夫《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徐懷中《西線軼事》、鄧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等。這些作品告訴我們，和平生活的珍貴就體現(xiàn)在波瀾不驚的尋常日子里，我們習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的珍貴，是怎樣在戰(zhàn)爭狀態(tài)下幻滅、破碎和萬劫不復的。另一方面，戰(zhàn)爭給世界帶來了絕望，但那絕望的灰燼里也燃燒著永不熄滅的正義和尊嚴，那是對和平的永恒祈愿。這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小說一直沒有中斷的潮流和趨向。

葛水平的長篇小說《和平》，就在這樣的戰(zhàn)爭小說的整體潮流中。在中國的語境里，我們也可以認為這是一部重新書寫戰(zhàn)爭的小說，是一部居安思危的小說，是一部侵略者的懺悔錄，更是一部深度勘探人性的小說。小說最重要的價值，是發(fā)現(xiàn)了戰(zhàn)爭制造的最深重的苦難——那是一種看不見的苦難。能夠看見的苦難，可以訴說，有人同情；看不見的苦難則無處訴說，無從被人理解，是一種被世界靜音、屏蔽的，最徹底、最無解的苦難。這是小說最大的發(fā)現(xiàn)。作品以獨特的敘事視角、深刻的人性叩問，突破了戰(zhàn)爭文學的寫作傳統(tǒng)，成為當代戰(zhàn)爭文學中極具思想深度和情感深度的作品。《和平》是一部戰(zhàn)爭小說，不同的是，小說沒有直接寫正面戰(zhàn)場的刀光劍影血流成河，而是將戰(zhàn)爭從正面戰(zhàn)場置換為日常災難，以尋常日子的破碎，書寫戰(zhàn)爭最本質的殘酷。小說沒有炮火連天，沒有肉搏廝殺，只有戰(zhàn)爭籠罩下普通人的流離失所、茍延殘喘的絕望，這是看得見的離亂流亡。小說的與眾不同，是寫了那些“看不見”的苦難，那是戰(zhàn)爭帶來的最深重的精神和心靈的苦難。張子民的一生，是被苦難不斷剝奪的一生。1910年東北大鼠疫，他從死人堆里被盲人養(yǎng)父救出。養(yǎng)父留下一句“多說人好，窮人不能有窮相”，便在一次外出算命時失足跌落山崖而亡。他被大伯賣到鐘表店，在鐘表店主王向陽的幫助下，他進入奉天郵政局成為一名職員。然而戰(zhàn)爭的到來，讓一切再次崩塌。從奉天到潼關，從潼關到寶雞，張子民帶著家人在流亡路上顛沛輾轉。但比肉體的流離更可怕的，是內心的頹敗和荒涼。那些在戰(zhàn)爭中死去的人，包括他的女兒張若蕙，他再也見不到他們。這是“看不見的苦難”最切近的寫照。如果說張子民的絕望是“失去”帶來的蒼涼，那么綠萍的屈辱則是被侵犯帶來的終生不能釋懷的恥辱。綠萍是鐘表店主王向陽的女兒，與張子民一同在教會學校讀書，她本可以擁有另一種人生，但戰(zhàn)爭爆發(fā)徹底改變了她的命運。一方面是戰(zhàn)爭帶來的苦難，另一方面是弱勢性別不能逃脫的宿命。綠萍的屈辱，藏在那些沒有被寫出的細節(jié)里。當張子民憑借讀書改變命運，她卻因為“替父親經營事業(yè)”而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她的隱忍被視為理所當然，她們的付出被認為是天經地義，她們的屈辱則被淹沒在歷史大敘事中。綠萍被八木下弘侵犯，是難以言說的、只能自己吞咽的屈辱。別人看不見的事情，只有自己去默默承受。小說中最深重的看不見的苦難，集中體現(xiàn)在綠萍身上。

八木下弘的故事是《和平》中最具倫理張力的部分。這個來自日本北海道小樽的青年，與張子民“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生肖屬虎”。兩個在同一天、同一時辰出生的人，卻因戰(zhàn)爭而壁壘分明。八木下弘的童年浸潤在中國文化中。他深愛綠萍，卻在歸國參戰(zhàn)前，粗暴地侵犯了綠萍。這是小說轉折的關鍵。作為隨軍記者來到中國，八木下弘目睹并參與日軍的種種暴行后，靈魂開始撕裂懺悔。八木下弘的懺悔，是最典型的看不見的苦難之一種。他的罪行已經鑄成，無法挽回；他的懺悔無法改變歷史，甚至無法被受害者接受。在臨終前的幻覺中，他感到“身體幾近分裂，仿佛有無數(shù)細小的尖槌在鑿空他”。戰(zhàn)爭對于他而言，是“斬斷流水一樣斬斷了那些鮮活的聲音和影子”。張子民的絕望、綠萍的屈辱、八木下弘的懺悔，構成了小說“看不見的災難”的三種不同形態(tài)。這種苦難之所以深重，是因為它無處述說，讓人失去現(xiàn)實感，處在永無出頭之日的困境里不能自拔，它荒蕪如大漠，黑暗如深淵，那是另外一個萬劫不復的世界。更致命的是，這種絕望感無人知曉，永難治愈。

作品通過對看不見的苦難的描摹，告訴人們，戰(zhàn)爭的正面戰(zhàn)場、后方的黎民百姓都是戰(zhàn)爭的受害者。戰(zhàn)爭告誡人們，和平并非如影隨形，它需要所有人共同維護，應該成為人類共同的價值目標。法國作家、政治活動家安德烈·馬爾羅在反思兩次世界大戰(zhàn)與冷戰(zhàn)陰影下的和平時說過，我們的和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脆弱。他親歷了西班牙內戰(zhàn)、二戰(zhàn)，深知和平不是自然天成，它需要持久地捍衛(wèi)。因為世界的平衡是脆弱的，它能輕而易舉地被仇恨、野心與遺忘沖破。馬爾羅的洞見在今天依然適用。和平之所以脆弱，是因為和平本身是一種非自然狀態(tài)，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才能維持，而沖突的導火索如資源爭奪等則從未消失。同時，全球化和網絡戰(zhàn)也讓和平更加易碎、更加珍貴，和平時期充斥著看不見硝煙的戰(zhàn)爭。正因如此，葛水平在《和平》中所說的“在這個脆弱的世界上，最堅硬的東西只能是正義與和平，不能是武器”，是在絕望的灰燼中閃爍的正義之光。

戰(zhàn)爭文學的價值不僅在于再現(xiàn)暴力的規(guī)模和慘烈，也在于挖掘暴力對人的異化和摧毀。葛水平的《和平》正是沿著這一精神脈絡，不局限于呈現(xiàn)戰(zhàn)爭，而是更側重于反思戰(zhàn)爭，以最樸素的日常圖景，寫出戰(zhàn)爭對人最隱秘、最深重也最難以發(fā)現(xiàn)的致命戕害，這也是重寫戰(zhàn)爭最具思想價值的方面。戰(zhàn)爭在文本中不是歷史事件，而是對日常秩序的碾碎；不是軍事對抗，而是普通人生存權利的被剝奪。葛水平不展示暴力場面，不描寫死亡，卻讓“最深重的看不見的災難”跟隨小說全過程。小說平靜克制的敘事，遠比戰(zhàn)場廝殺更具悲劇性。

葛水平在后記《只有時間是忠誠的》里引用了吉爾吉斯斯坦作家艾特馬托夫在《白輪船》中借外公莫蒙唱的古老的歌謠：“有沒有比你更寬闊的河流？艾涅塞；有沒有比你更親切的土地？艾涅塞；有沒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艾涅塞。”讀者也許會感到突兀，為什么在討論小說《和平》時提到了吉爾吉斯斯坦的古老歌謠？如果我們理解了這首歌謠的要義，也就明白了作家的心曲。民歌《艾涅塞》是《白輪船》的精神母題，它以中亞古老河流的名義，為孩子的純真與族群的命運設下祭壇，既是文明起源的記憶，也是精神信仰的象征，更是悲劇終局的挽歌。外公通過教唱這首民歌，將仁愛、敬畏自然與堅守良知的價值觀傳遞給孩子。歌中“有沒有比你更親切的土地”的追問，構成了孩子的精神世界。這一文明堅守的不只是個人的純真，更是整個民族尚未被現(xiàn)代文明侵蝕的原初精神。葛水平提到《艾涅塞》，是一種借用和類比：中華民族對和平的祈禱、熱愛和維護，正如《艾涅塞》所歌唱的那樣深入而持久，這是一種不可磨滅的信念，是絕望灰燼里不滅的光。

葛水平常年行走、徜徉于晉東南廣闊的田野和沁水太行，她筆下的山山水水、藍天白云，如詩如畫，與其說這是對自然的親近或文人的趣味，毋寧說是她對和平生活，對寧靜祥和日子由衷的熱愛、欣賞和迷戀。她內心深處未必有對和平生活失去的恐慌和不安，但也許唯有如此才會表達對和平生活的敬意和祈禱。因此，《和平》是一部寫在戰(zhàn)爭背面的平民控訴書，是參與戰(zhàn)事侵略者的懺悔錄，是戰(zhàn)爭受害者絕望的證詞，也是一個和平主義者發(fā)自內心地對和平的珍惜和祈愿。

看不見的創(chuàng)傷無處不在。它在張子民恓惶的流亡路上，在綠萍難以洗刷的屈辱中，也在八木下弘深淵般的懺悔里。我們在《和平》中讀到了過去戰(zhàn)爭小說少有的另一種悲劇和絕望，因此，其背后對和平的吁求和祈愿才如此感天撼地。

（作者系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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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文藝報

作者：孟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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