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全紅嬋的惡意，從哪兒來的？

盡管如今的網絡暴力已經司空見慣到令人麻木，但當它發生在全紅嬋身上時，還是讓人吃了一驚。

不久前，全紅嬋在接受媒體專訪時坦言，自己深受網絡暴力的困擾，她無奈地請求：“希望那些攻擊我的人，不要再罵我，也不要波及我的家人和朋友，否則他們都會遠離我。”

直到這時，她遭受的網絡暴力才被公眾所了解。

即便以最苛刻的標準審視全紅嬋，也很難找到可以指摘之處：她的出身普通，為人低調謙遜，職業成就斐然，自東京奧運會一鳴驚人，到后來在世界大賽中多次奪冠，以近乎完美的職業生涯贏得了“水花消失術”的贊譽。

即便如此，部分網友仍從她身上找到了“黑點”，那就是身體發育引起的體重變化。網友的謾罵和侮辱，甚至讓全紅嬋到了做夢都害怕長胖的地步。

全紅嬋不是第一個遭受網絡暴力的運動員，但過去的網絡暴力，總還有一個能夠激起公眾憤怒情緒的引子，或是比賽成績不佳，或是私生活的污點。但這次對全紅嬋的網絡暴力，無關成績、無關私德，而以青春期正常的生理現象為理由，實有些“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意味。

正因如此，這場網絡暴力才尤為讓心驚，因為它展示的是更加存粹的惡意。難道說，我們的輿論空間已經滑向這樣危險的境地，即便像全紅嬋這樣的“完美受害者”（盡管我們不應以此要求任何被網暴的人），也難以擺脫網絡暴力的侵襲？

01

在這次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多重社會心理的共振，共同催生了對全紅嬋的網絡暴力。

常被我們忽略的，是普通人對杰出人物的微妙態度。我們喜愛和崇拜杰出人物，很大程度是出于一種代償心理，我們可以通過這種喜愛和崇拜來間接“共享”他們的卓越，以彌補或掩蓋自身的不足。

在全紅嬋的例子中，當出身普通的她以超越常人的天賦與專注，創造出難以復制的體育成就時，我們在她身上代償了寒門翻身的愿望，共享了人類潛能被突破的驕傲，也一同分享了集體的榮譽感。

但如愛默生所言：“嫉妒是一切杰出人物必須償付的稅。”我們對杰出人物的喜愛之中，總是包含著一定的嫉妒成分。

這種微妙的心理，在《嫉妒與社會》一書中得到了精妙的闡釋。本書作者赫爾穆特·舍克寫道：“那些有獨處欲望的個體，能夠承受乃至享受一段時間的孤獨，而這會冒犯他人，激發集體的嫉妒。那些不能獨處的人，會因為別人成功地逃脫了社會控制、懂得如何獨處而感到惱火。”這里的“獨處”，可以替換為任何常人缺乏的特質或能力。

“你有我沒有”，是嫉妒產生的情感驅動力。盡管這發生在個人心理層面，卻容易在集體中滋生和放大。因為集體總是存在一股趨同的傾向，這樣可以讓集體中的人感到安全和舒適，這些“異類”的存在，會讓人感到不安和焦慮。

對全紅嬋的網絡暴力，可以從這個角度得到解釋。它是對全紅嬋“向下拉拽”的一次嘗試：通過對全紅嬋身形變化的否定和貶抑，試圖削弱她的光環，從而緩解自身因“不及”而產生的失落與不安。

不過，平日里，由于道德期許、社會規范等約束的存在，這種嫉妒的情緒常常是隱而不顯的，更遑論轉化為具有惡意的言行。這中間發生了什么，讓惡意如洪水一般傾瀉而出呢？

在《惡的科學》一書中，西蒙·巴倫-科恩提出用“共情腐蝕”的概念來替換抽象的“惡”的概念，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思考路徑，來理解惡意是如何被釋放出來的。

在他看來，共情是理解他人思想與感受，并以恰當情緒作出回應的能力。而“共情腐蝕”，則意味著這種能力的退化甚至消失。它導致的結果是，我們把對感受和情緒的感知封閉在自我之中，因而產生了“物化”他人的傾向。

“把其他人當作物品對待，是對另一個人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因為你忽略了他的主觀體驗、他的想法和感受。 ”

當人不再被視為具有情感和尊嚴的個體，那么，對其施加的傷害也就不是“對人的傷害”了，這種從“人”到“物”到轉換，讓原本被道德與社會規范壓抑的惡意，獲得了心理上的正當性。

像全紅嬋這樣的運動員，本就是容易被物化的對象。在我們的社會語境里，運動員往往被賦予多重意義：體育精神的代表、國家榮譽的承載者、寒門逆襲的勵志樣本乃至民族情緒的投射對象。

唯獨，缺失了“人”的視角。我們習慣了從功利的角度看待運動員，奪冠了便捧上神壇，失敗了就貶得一文不值。但很少想過，他們也是人，有喜悅和痛苦、焦慮與掙扎，身體也會因年齡的增長而自然變化。

“金牌機器”這個頗具爭議的稱號，貫穿于全紅嬋的整個職業生涯。姑且不說這樣帶著明顯物化思維的稱號有多么的冒犯，它的出現本身就意味著，全紅嬋真實的情感與鮮活的生命經驗是長期被遮蔽與忽視的。

02

不過，惡意要匯聚成網絡暴力的洪流，還需要一個讓攻擊行為獲得“正當性”的群體機制，體育領域日益蔓延的“飯圈文化”，恰恰扮演了這個角色。

在這場針對全紅嬋的網絡暴力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飯圈”文化的身影。很多對全紅嬋的攻擊，都來自與她對立的粉絲陣營。

“飯圈”本是基于對運動員和體育項目的熱愛而自發形成的社群，屬于粉絲文化的一種自然延伸。然而，在偏執情緒的催化下，部分“飯圈”的關注焦點從比賽本身轉移到運動員個人，并演變為相互攻訐的對立陣營。

于是，飯圈從一種基于欣賞而凝聚起來的社群，變成了一個通過劃分敵我、制造對立來強化內部認同、具有強烈排他性的“陣營”。

這是一種被異化的共同體，它的維系并非依靠肯定性的情感，而是建立在否定與貶損他人的基礎之上。就像同事之間通過共同吐槽領導而形成的“友誼”，這種關系缺乏真實的情感紐帶，一旦外部對象消失，所謂的“團結”與“友愛”也將隨之瓦解。

所以，“飯圈”的維持往往依賴于一個被共同指向的“敵人”。如《理性思考的藝術》一書中所說的那樣，取笑與謾罵對手“讓與我們志同道合的觀眾向我們報以笑聲和贊揚。這種反應向我們所有人發出信號，表明我們都擁有某些共同的價值觀，從而能夠促使我們團結為一個群體或凝聚為一場運動。”在這樣的邏輯下，攻擊對手不僅不會受到譴責，反而被視為維護群體榮譽的行為。

為了維系自身的存在，“飯圈”永遠走在尋找和攻擊敵人的路上。而仇恨與惡意，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不斷滋長，演變成一次又一次的攻擊與暴力。

梳理到這兒，這場針對全紅嬋的網絡暴力的鏈條就比較完整了：嫉妒情緒的滋生，為網暴提供了情感動力；共情能力的衰退，使個體被物化，降低了施暴的心理負擔；而“飯圈”的存在，則讓網暴行為在群體中獲得了正當性。

這三股力量相互疊加、彼此強化，最終，讓全紅嬋這樣的“完美受害者”也深陷網絡暴力的泥潭之中。歸根到底，這場網暴的根源從來不在她身上，而在于那些圍攻她的人內心的嫉妒、冷漠與群體的狂熱。

這一次，也許是全紅嬋坐在鏡頭面前，向公眾袒露她內心深處的脆弱與不安，終于讓人們意識到，在那些謾罵與侮辱背后，是一個具體而真實的人在承受著網絡暴力的痛苦與壓力，才讓這件持續許久的事件，終于迎來了解決的轉機。

然而，一個良好的輿論空間，不應依靠受害者的自曝傷痕來解決問題。唯有重建共情的能力，看到網絡背后一個個具體的人，或許才能阻止又一次“網絡暴力”的發生。

文/寇大庸

圖片源于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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