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覺自己沒有自我

? Martin O’Neill/Cut it Out

利維坦按：

最近正好碰巧重看馮·多納斯馬爾克的《無主之作》（Werk ohne Autor），片中當東德的藝術老師興奮地告知主角——藝術系學生庫爾特，他即將有資格參與偉大的社會現實主義壁畫（主題是工人階級的統一）的創作時，庫爾特回答道：“……那對我來說沒有意義，那不是我。”老師失望地說道：“自我，自我，自我。”（Ich,Ich,Ich）

在庫爾特老師老師看來，融入偉大的集體與社會、忽略個體感受才是當時時代主旋律的需求，個體感受無非是作為“人的面孔”出現的抽象形象、在意識形態面前微不足道的存在。

今天文章則從哲學角度來重新審視一個看似稀松平常的問題：在以“完整自我”和“連貫人生敘事”為主導的現代文化中，我們往往默認：一個人必須擁有穩定的內在核心與清晰的自我認同，才能獲得意義與倫理方向。然而，《沒有個性的人》所揭示的，卻是一種截然不同的可能性：有些人并不感到自身擁有一個統一的“自我中心”，他們的意識更像是流動的感受與知覺的集合，而非一個穩定存在的主體。

通過對這種“無我”經驗的文學化表達，羅伯特·穆齊爾不僅挑戰了西方根深蒂固的本質主義與敘事性人格觀，也提供了一種新的存在視角：自我并非必須被固定下來，意義也并不依賴于一個連續的身份故事。相反，在這種去中心化的存在方式中，個體反而可能獲得更大的靈活性、更深的感知強度，以及與他人和世界更直接的連接。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沒有個性的人》不僅是一部哲學小說，更成為一種為“無我少數者”提供理解與確認的文本——它讓那些偏離主流自我敘事的人，第一次意識到：他們并非異常，而只是生活在另一種同樣可能、甚至更開放的存在結構之中。

我感覺自己沒有自我。我遇到的大多數人在談論他們的經歷時，都好像他們有一個內在的意識中心——某種內在的東西在感知和感受，一個主觀體驗的中心。而且大多數人似乎把這種直覺上的唯一自我感與他們昨天、上個月、去年的狀態聯系起來——與一個不斷展開的人生故事聯系起來，這個故事可以追溯到他們最早的童年記憶。

我一直很難與那些擁有如此完整、健全的自我和連貫人生敘事的人建立聯系。當我審視內心時，我找不到任何意識的所在。我的內心似乎沒有任何人或事物處于中心，沒有任何可識別的事物在產生或接收體驗；只有一些似乎沒有錨定在任何東西上的思想和感受，一些只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不斷變化的能量模式。我對我的過去也記不太清了。當我回憶起過去時，它們大多是以事實的形式出現在我的腦海中——就像簡歷上的要點，對社交和職業生活很有用，但我卻感覺不到任何情感上的聯系。

然而，我一直對那些擁有豐富自我認知和連貫人生故事的人情有獨鐘。事實上，我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致力于文學研究和評論，尤其關注自傳體寫作。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rd）的《我的奮斗》（My Struggle，2009-2011）是我碩士論文中關于自傳體小說的主要例證。在這部六卷本、3000多頁的巨著中，這位挪威作家追溯了自己從童年到寫作時成年時期的身份認同，將他一生中的種種事件串聯成一個連續的敘事。這或許是文學史上對個人歷史最詳盡的重構，也是敘事身份最堅實的體現——一部名副其實的連續自我的巨著。

卡爾·奧韋·克瑙斯高（1968-），挪威作家，其代表作是六卷本長篇自傳體小說《我的奮斗》。2017年，他因為這本書獲得耶路撒冷獎。? The Washington Post

最后幾卷是在第一卷出版之后寫成的，因此可能包含了他對系列第一部作品反響的元文學描述。我記得在克瑙斯高尚未完成《我的奮斗》時，曾有傳言說他有意在篇幅上超越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這位以細致追溯過去而聞名的老前輩。普魯斯特的代表作，也是篇幅略短的自傳體小說《追憶似水年華》（1913-1927），是我博士論文的主要研究對象之一。它的敘述者（作者本人的化身）聲稱過去難以捉摸，無法在現在抓住它并將其保存下來，但實際上卻恰恰相反：通過回憶和文學性地重現半自傳體敘述者的生活故事，以極其感性且情感豐富的細節，將過去展現為現在的現實。

將人類存在視為一個獨特自我的持續旅程，這種觀念不僅是歐洲傳記寫作的典型特征，也是西方文學和文化的普遍慣例。在哲學領域，這種觀念體現在本質主義和敘事主義的自我認知中，這些理論認為，某種形式的持續存在的個人本質和敘事連貫性不僅是人類的自然屬性，而且是道德行為和有意義人生的必要條件。

在一個崇尚強大自我和宏大敘事的文化中，像我這樣缺乏自我意識或敘事身份的人，在許多方面是令人興奮的。我這種對自我的“非實體感”和“空虛感”體驗，似乎伴隨著某種存在主義式的靈活性與自由，具體而言，表現為一種極易沉浸于他人故事的特質。由于幾乎沒有內在本質的感知，對自身與周圍世界的界限也只有模糊的感覺，我發現自己很容易沉浸在虛構的故事以及他人的真實生活中。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我的生活中，虛構與現實的界限如此模糊。

我的大部分戀愛對象都是職業敘事者——作家、記者、電影制作人——他們都擅長以創造性的方式進行自我表達。我曾多次參與他人的敘事實驗，甚至以人物的身份出現在已出版的傳記作品中。這讓我獲得了豐富而深刻的沉浸于其他世界以及與他人心靈融合的體驗。但我一直覺得自己格格不入，與我所沉浸其中的人類生存敘事格格不入。

羅伯特·穆齊爾（1880-1942）。? Find a Grave

文學并非只是被動地反映我們的直覺和想法。它塑造我們的期望和觀念，影響我們對自身和世界的感知與體驗。它塑造并展現我們作為一個文化群體所共享的經驗。令我困惑的是，我自身的經歷與我在書中讀到的或在周圍文化中遇到的并不相符。我甚至接受過邊緣型人格障礙的臨床評估——其癥狀包括內心空虛、身份認同不穩定和分離。我的心理健康狀況良好（盡管一位精神科醫生好心地建議我以后在與其他醫療專業人員交談時要謹慎，因為我對自身經歷的特殊描述，從表面上的醫學角度來看，可能顯得病態），這讓我松了一口氣。但這并沒有消除我存在的孤獨感。作為一名年輕的西方敘事文學學生，我唯一感到被映照和歸屬的地方，是羅伯特·穆齊爾（Robert Musil）的文學作品。

我我第一次讀到《沒有個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1930-43）是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當時我正在研究傳記寫作中虛構與非虛構的融合。在這部鴻篇巨制、眾所周知卻未完成的哲學小說中，我第一次遇到了與我自身經歷相契合的關于存在感受的描述。

耐人尋味的是，這部小說的標題常常被解讀為暗示主人公烏爾里希（Ulrich）正經歷身份認同危機，人們默認的假設是，缺乏固定的特質或穩定連貫的自我必然會導致存在主義的痛苦，這符合我們文化中敘事性和本質主義的人格觀。然而，事實上，標題的本意恰恰相反：穆齊爾描繪了一種與我這種少數派的非本質主義和非敘事性直覺相契合的存在主義理想。事實上，這部小說的名字大可以叫作《沒有自我的人》。

從哲學層面看，這部小說傳達了具有數千年歷史的佛教教義——“無我”（anattā）：我們以為意識中存在一個中心，這種感覺其實是一種幻覺；并不存在一個“觀察者”，不存在一個“在體驗或思考的人”，只有不斷生滅的經驗——那些不斷產生又消逝的感知、覺受和心理活動。

穆齊爾將這種哲學觀點與一種受奧地利數學家、哲學家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影響的科學唯物主義人格觀相結合，穆齊爾的博士論文正是關于馬赫的研究。受大衛·休謨及其自我“叢束理論”（bundle-theory）的啟發，馬赫提出了一種非本質的、功能主義的理論，認為自我并非一個單一、持久的實體，而是一系列感覺的集合，是一個功能性的、不斷演化的結構。通過講述一對兄妹之間的愛情故事，穆齊爾的小說展示了在沒有本質自我的狀態下生活所蘊含的內在美，以及實現存在解放與道德提升的潛力。

第一卷介紹了兄妹倆試圖擺脫的處境；他們的故事在第二卷中展開。第一卷——在索菲·威爾金斯（Sophie Wilkins）和伯頓·派克（Burton Pike）的譯本中包括第一部分“一種引言”和第二部分“如出一轍”——是對維也納上流社會的尖銳又充滿同情的批判。當時，這個社會正處于文化資本主義舒適期的最后時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夕，渾然不覺地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這一切都被32歲、沒有明確人生目標的數學家烏爾里希以一種困惑、好奇且諷刺的眼光觀察著。敘事的焦點是一群知識分子和官員正在籌劃的所謂“平行行動”——這是一場旨在1918年慶祝奧匈帝國皇帝登基70周年的盛事，其目的是為了蓋過同年德國皇帝的慶典。

在第二卷第三部分“進入千年王國（罪犯們）”——中，文學基調發生了顯著變化，變得更加抒情和溫柔。烏爾里希離開城市，回到童年故鄉的小村莊參加父親的葬禮。在這里，故事的第二位主人公出現了：烏爾里希與自幼失散的妹妹阿加特（Agathe）重逢。當晚，他們在屋里的一間房間里再次相遇時，兩人都驚訝地發現彼此長得如此相像——他們竟然都穿著幾乎一模一樣的、如同小丑皮埃羅般的睡衣。小說的存在主義主題由此展開。

兄妹倆在童年故居中深居簡出，遠離了維也納當下的政治與文化語境，仿佛進入了一種永恒的實驗空間。他們致力于研讀東西方關于頓悟（epiphany）與超越（transcendence）的沉思文本，并進行直覺性的冥想探索。他們的實踐逐漸演變為一種非宗教的、具有普遍意義的靈性與存在主義探索。我們了解到，他們的道路“與那些被神附身之人的道路有很多共通之處”，但烏爾里希和阿加特走這條路時“既不虔誠，也不相信上帝或靈魂，甚至不相信來世或輪回”，僅僅是作為“塵世之人”。

? The New York Times

隨著兄妹倆關系日益親密，他們的聯系很快超越了柏拉圖式的友誼。這種近乎亂倫的元素表面上看似具有挑釁性，但它卻服務于一種哲學目的。小說將其描述為“通往可能性邊界的一段旅程，它越過——也許并不總是越過——不可能與不自然的危險”，以及一種“‘邊界案例’……具有有限而特殊的有效性，讓人想起數學有時為抵達真理而訴諸荒謬的自由”。

生理上的紐帶指向了他們相似性中更深層、更具精神性的本質。隨著阿加特和烏爾里希在身份、肉體、性別、思想和語言上趨于一致，他們開始代表一種在更廣闊的隱喻和存在意義上的“兄妹合一”。他們的融合闡釋了小說中的核心思想之一：原始想象力的“雌雄同體”。他們的心靈結合成一種集體性的創造性想象，超越了傳統的二元對立。他們的關系代表了一種跨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后個體主義（post-individualism）和后本質主義（post-essentialism）的理想——一種超越性別、生物性別和文化規范，超越固定特質和單一自我的互生連接與存在模式。

這些思想實驗所呈現的愿景，是一種在世界中更有意義、也更具倫理性的存在方式：一種不再被轉瞬即逝的時事、流行的哲學與文化潮流，以及人際緊張與競爭所主導的生活；一種體驗更為強烈、與當下環境及他人聯系更為緊密的生活。這一存在立場被構想為介于“數學與神秘主義”之間，并濃縮于烏爾里希那一帶有詩性與政治意味的構想之中——建立一個“世界精確與靈魂的秘書處”。

這一存在方式的培養，關鍵在于一種改變了的意識狀態，有時被稱為“另一種狀態”（the Other Condition）。它呈現為一種基礎性的意識形態，也是現實中一個常被忽視的維度：在其中，日常的自我感與感知方式消解，從而顯露出某種更為真實的東西——“有時你會忘記去看、去聽，整個人完全啞然無聲。但恰恰是在這樣的時刻，你反而會感到自己在那一瞬間真正回到了自身。”

在“另一種狀態”中，清晰劃分的個體感消失了，與之一起消失的，還有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之間的界限；一種合一的狀態得以達成，既是充盈也是空無，日常的對立隨之消融。這既是一種“強化”的體驗，也是一種“消失”的體驗，仿佛“望向一片寬闊而閃耀的水面——明亮得在眼中幾乎顯得如同黑暗，而遠岸的事物仿佛并非立于實地，而是在空中漂浮，輪廓被精致地放大到幾近痛苦、甚至帶有幻覺的清晰”。一種既與萬物相連、不可分割的感受，同時一切又顯得前所未有地分明：“你站在這里，世界在那里，既過度主觀，又過度客觀，但兩者都幾乎痛苦般清晰；將這些通常融合在一起的元素分隔又連接的，是一種熾烈的黑暗，一種溢出與消散，一種進與出的擺動。你像魚在水中、像鳥在空氣中那樣游動，但既沒有河岸，也沒有枝頭，只有這種漂浮！”

? Fumitake Uchida

正如書名所暗示的那樣，抵達“另一種狀態”意味著放下將自我視為一個界限分明實體的觀念，放下具有固定特質的人格觀。但這并不意味著徹底放棄個體性。烏爾里希與阿加特并非試圖永久停留在合一的狀態之中——事實上，文本暗示，日常的意識狀態，以及作為一個有限個體存在的經驗，很可能對基本的生存與社會運作是必要的。這里的實踐，更像是在有邊界的個體性與無邊界的存在之間移動。因此，小說所描繪的存在立場是一種運動：在日常現實與“另一種狀態”、在“我”與“我們”、在“個體”與“整體”之間進行一種有意識的擺蕩。

在第二卷接近尾聲時，阿加特隨烏爾里希回到維也納，他們的“實驗”開始遭遇挑戰。隨著故事的推進，讀者會意識到書中人物無法知曉的事情：時間線正將他們一步步推向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邊緣。但穆齊爾原本打算如何收尾，兄妹倆的實驗是否旨在讓他們在重返童年家庭的庇護之外，以及戰爭的沖擊下繼續進行，我們不得而知。穆齊爾在完成小說之前便去世了，而他留下的大量手稿與筆記——廣為討論的“遺稿”——顯示出多種可能的結局。這形成了一種耐人尋味的現實與作者哲學之間的契合。

穆齊爾于1942年的去世以及由此產生的“無結局”，并未削弱小說的哲學企圖，反而強化了它關于人類存在的非本質性與非敘事性特征的論點。我們將永遠無法知道作者的最終意圖，也無法獲得一個結局；而這種開放性恰恰有效地傳達了存在的非二元性——一切始終處于生成之中，同時也在走向終結，從而消解了“存在”與“非存在”的界限，它們本質上是同一的，屬于一個持續進行的過程或狀態。這種世界觀，與我自身非敘事、非二元的生命經驗是契合的。

后來，當我從文學研究轉向意識研究時，我在其他領域也遇到了類似的觀點：最突出的是佛教哲學，以及西方對佛教的折衷主義、非宗教化吸收——如“正念”。此外，在西方哲學中，那些挑戰主流本質主義與敘事性人格觀的還原論與唯物主義理論，也持有類似立場，代表人物包括休謨、馬赫，以及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和蓋倫·斯特勞森（Galen Strawson）——后者同樣對敘事性自我持懷疑態度。這一西方思想脈絡與佛教觀點高度契合——事實上，甚至可能在起源上受其影響。

艾莉森·戈普尼克（Alison Gopnik）指出，休謨或許曾受到藏傳與上座部佛教（上座部佛教,現存最古老的佛教支系，注重遵循佛陀原始教法[四圣諦、八圣道]，主張以修行斷除煩惱、求得阿羅漢果，主要流行于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及中國云南等地。編者注）思想的影響，這些思想通過熟悉相關傳統的耶穌會學者傳入，而這些學者在休謨于拉弗萊什皇家學院撰寫《人性論》期間正好在那里活動。對我而言，令人欣慰的是，現代神經科學并未在大腦中發現任何“主體中心”或“意識源頭”，從而為我這種非還原論、非本質主義的經驗提供了某種經驗性支持。了解這些，也讓我不再那么覺得自己“怪異”。但穆齊爾給予我的，是最早、也是最強烈的那種“被理解與被確認”的體驗。

《沒有個性的人》對我產生了特殊影響，不僅因為它第一次讓我接觸到與我獨特經驗相契合的哲學立場，也因為其文學品質本身。穆齊爾的寫作呈現了復雜而嚴肅的科學與哲學思想，但遠非那種冷峻而形式化的科學或分析哲學話語——后者往往容易讓讀者疏離。“精確與靈魂”、“數學與神秘主義”，在他的寫作中被風格性地綜合并呈現，構成了一部既極為精確、又富于詩意與美感的作品，其中包含了我作為文學學者兼意識研究者所讀到過的最迷人的關于自我消融與非二元體驗的段落之一。

因此，這部小說堪稱文學獨特能力的典范：它能夠促成讀者與思想之間的體驗性連接。《沒有個性的人》不僅訴諸理智——雖然它在這一點上同樣出色——也訴諸情感。通過詩性與敘事的方式，它激發讀者的想象參與與情感認同，使讀者能夠在沉浸于故事世界的過程中，親身體驗在缺乏本質性自我或清晰個體界限的情況下“如何生活”“是什么感覺”。（從這一點看，文學與迷幻體驗或冥想的認識論之間也存在某種有趣的相似性——都能促成一種“更深的認知”與具身的體驗性洞見。）

閱讀穆齊爾，使我得以在詩性與理性層面認同并接納自己的哲學直覺。這部小說為我提供了“靈活性與流動性”這一存在原則，此后我一直以此為生活指引。它幫助我理解并整合了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一次強烈而出乎意料的迷幻體驗；同時也激發并強化了我的冥想實踐——如今，當我在牛津的哲學中心帶領冥想課程時，我常常以《沒有個性的人》的節選作為開篇。

在這部小說中，我遇見了兩個與我以同樣方式理解世界的人——他們沒有單一、固定的本質性自我，也沒有一個線性推進、連貫統一的人生故事，并將這種經驗發展為一種有意義的存在立場，展示了“無我”式存在的優勢與美感——包括減少個體痛苦、增強社會連結，以及一種普遍的“手足之情”。它緩解了我作為一名身處西方自我中心敘事中的年輕學生的孤獨感，教會我如何將這種“偏離常規”的經驗轉化為一種存在優勢，也讓我此后能夠自信地作為“無我少數群體”的一員生活。

關于作者：

梅特·倫納德·霍格是一位丹麥學者、作家與文化評論者，活躍于文學研究、哲學與意識科學的交叉領域。

她的研究具有鮮明的跨學科特點，融合神經科學、文學理論與哲學傳統，重點探討“意識”“自我”以及“不確定性與不可判定性”等問題，并嘗試將文學經驗引入當代意識科學與倫理學討論之中。

文/Mette Leonard H?eg

譯/tamiya2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aeon.co/essays/robert-musil-gives-confidence-to-the-no-self-minority-like-me

本文基于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tamiya2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