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好東西》過后，我們迎來了《我，許可》。
銀幕上又多了一部關切女性生命和女性困境的影片，當然令人欣喜。一年多以前《好東西》出現時，網絡上熱議的是女性上桌吃飯，而到了今天，我想，女性不僅要上桌吃飯，還得把筷子伸遠一點。
目前對于《我，許可》的負面評價多集中在“議題拼貼”、“段子集錦”等標簽上。在話語權不平等的現實情況下，本文的立場是，一部女性電影的形式策略不應該成為它的原罪。
但如果對女性藝術一味采取一種母愛式的眼光，全盤贊美、無腦支持，反而是把女性排除在真正的藝術評價之外。這是另一種蔑視。
這一點，寫在前面。
01母女敘事再書寫
《我，許可》的敘事重心是母女關系，這也是導演楊荔鈉一貫關切的主題。
對比前作《春潮》和《媽媽！》，《我，許可》呈現的母女更加年輕態。
《春潮》呈現了一對在共生中尖銳對抗和撕扯的母女。母親強勢且具有攻擊性?！秼寢專 穭t讓我們看到一種近乎本能的、超越理性的母性。
而到了《我，許可》，楊荔鈉翻轉了代際間的權力結構，讓女兒成為啟蒙者，母親成為被教育、被解放的對象。這在國產電影中幾乎是首創。
為什么這一敘事模式具有特殊意義？
結合電影結尾母親胡春蓉的轉變來看，女兒許可對母親的“反向教育”顛覆了一個延續近百年的敘事慣性，用當代的女性意識回應了魯迅在一百年前那句經典的詰問。
一個常年被鎖在家里的娜拉，她的出走總是孤獨的。如魯迅所言，她也許會墮落，她也許走不遠又回來了。但別忘了，門外的世界，娜拉可能有個女兒。
女兒接住她，女兒引導她，女兒陪她走。若真如此，娜拉不再孤立無援，因為出走的決心，將是一場跨越代際的接力。
這是由兩代人或者說幾代人共同回答的版本。
許可送胡春蓉內衣、支持母親嘗試“小玩具”、帶母親去酒吧蹦迪，是在鼓勵母親正視自身的生命感受，因為在過去，她的身體只被作為丈夫和家庭的服務工具。
當胡春蓉遭遇雇主兒子偷拍和猥褻后，許可帶她去拿證據、報警、討公道。我想，每個女性的一生中都會遭遇或目睹此類事件，母親也不例外。而許可的正面反抗是胡春蓉第一次被教會用法律和公共手段對抗男性的性侵犯。
最引發共鳴的段落之一，是胡春蓉怕女兒沒有談戀愛陰道瓣就破了，不給她的手術簽字。許可質問母親，「那層膜到底有什么意義？」「為了一個沒什么用的膜，要我放棄治療？」
這層「膜」，是一個被社會發明出來的文化符號，它控制女性身體，給女性畫地為牢，但它壓根沒有意義。
有了舞臺上的情感釋放，有了對自己身體的珍視，有了討回的尊嚴，有了獨立的經濟支持，母親在女兒的影響下，終于意識到她的身體與精神一直被那層毫無意義的「膜」束縛。
于是胡春蓉的出走有了動力。
在楊荔鈉的創作譜系中，《春潮》是恨海情天，《媽媽！》是相依為命。一個刀光劍影、至死方休；一個把母女關系處理成水晶球般純凈。
《我，許可》則提供了一種稀缺的可能性想象。
02輕盈的代價
在肯定影片在書寫母女關系上的當代價值之外，我們也無法忽略影片在執行層面（劇作細節）的缺陷。
私認為，影片對母女關系的摩擦大多集中在代際間的沖突，并沒有觸及結構性困境中最深的矛盾。這便導致了“教育”的難度太低，和解的阻礙不夠，人物的成長缺乏力度。
選擇一條更容易的路，當然有商業考量，但代價也是顯而易見的。
東亞母女之間最殘酷、最值得挖掘的張力，在于母女既是盟友，又是對手。她們共享同一個敵人（父權制），卻因為身處不同的代際位置而承受著差異化的困境，導致彼此的愛與傷害常常糾纏不清。
對很多母親來說，她們在面對女兒的女性主義思想時，往往有很強的抵觸心理。因為如果她承認女兒是對的，那就意味著她必須接受自己的一生都在為錯誤的制度服務。
在女兒一邊，上野千鶴子在《厭女》中提供了一個視角：母親是女兒最親近的敵人，也是女兒第一個「厭女癥」的范本。女兒既同情母親的犧牲，又恐懼自己會變得像母親一樣?？謶种?，女兒往往通過反對母親來確認自我，有時會不自覺地借用父權社會的標準，將母親再次置于被消耗的位置。
少了這一層撕裂，母女關系的探究就少了縱深。
《出走的決心》對此有著復雜的呈現。電影中的孫曉雪既是母親出走的最大支持者，又在無意識中成為母親出走的最大阻礙者。她像爸爸一樣，為了自身價值壓榨媽媽，同時不斷說服自己只是讓媽媽“等一下”。
但是許可與胡春蓉之間呢？沒有催婚催育的窒息拉扯，沒有“厭女癥”發作時相互言語投毒，沒有感情勒索，也沒有經濟依賴。
許可充分完整。她是一個在精神與經濟上完全獨立于母親而存在的女性主義者，這當然是一個理想且樂觀的狀態，但這一切，是否只是為某些觀眾特供的成人童話？
影片中，許可與胡春蓉的主要矛盾多為生活方式和觀念之間的摩擦，比如胡春蓉沒有邊際感，許可不想吃雞，胡春蓉節約而許可花錢大手大腳······
兩個人之間最主要的爭執，是許可要做切除子宮息肉的手術，醫院要求監護人簽字，而母親覺得許可還沒有談男朋友，不該破壞那層膜。但許可并不是一定要找母親才能解決，她有多種選擇。
這個核心矛盾并未成功將兩個人物帶入無法回避又懸而未決的困境之中。這導致胡春蓉的覺醒被簡化為一次觀念升級，許可就是那個集合了小紅書上女性主義主張的傳聲筒。況且“教育”如此輕而易舉，一個暑假就能成功上岸。
這很美好，也很鼓舞人心。但問題在于，人物缺失了在困境中血肉模糊的角力，她們的出走和成長便喪失了應有的重量。
03形式非原罪
當前的輿論場，一位女性觀眾對一部被廣泛叫好的女性主義電影指出不足之處，或是直言「不喜歡」，需要有辯護的心力。
甚至網絡上還出現一種聲音——對《我，許可》的喜愛程度反映了一個人的覺醒程度。
關于這點，本文決定用《我，許可》的價值立場來回應：我許可你對《我，許可》的全面喜愛，我也許可我自己對《我，許可》不夠滿意。
而關于文章前面提出的“議題拼貼”、“段子集錦”的形式策略不該成為一部電影的原罪。
《好東西》和《我，許可》這兩部女性電影因為選擇了這樣的路徑，被很多觀眾批評“不夠電影”。但在女性聲音仍然有限、表達空間尚未真正打開的當下，滔滔不絕反而印證了表達之急切、問題之龐雜。
這背后當然有出于傳播的考慮，更何況，影像本身也在被新的媒介環境所重塑。熱點、金句、情緒切片，是當代電影與觀眾無可避免的對話渠道，現實來說，是它的語境。
因而，拼貼手法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于手法是否有效地落回到人物關系與核心主題中。
《我，許可》堆積了大量女性困境相關的話題，同時選擇把“醫療系統的性別偏見”“東亞社會的母女關系”這樣自帶重量的話題作為主要的敘事引擎，就不僅是讓觀眾在電影院嗨一下、感動一下了。
你不能一邊用尖銳的社會問題來吸引觀眾，卻一邊告訴Ta們這只是一部輕盈的喜劇，從而回避其中最需深度處理的切口。正如你不能一邊吃議題紅利，一邊又用“輕盈”來辯解執行層面的乏力。
從完成度來看，它太像一個女性困境展演PPT，為了將海量的信息串在一起，構思出了許可這個串講人，為了讓它實現價值升華，又加入「母女關系」作為核心線索。
黏合度不夠。那些內容填充物七零八落地散落其間，卻沒能讓骨架飽滿起來。
這是我為《我，許可》的出現感到高興卻無法真正喜歡的原因。
作者 | 一 只 呀
編輯 | 樓 主
校對 | 趙 立 宇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