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華：美以伊沖突對通脹影響偏短期，價格回升仍依賴需求擴大與供給優化

毛振華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

以下觀點整理自毛振華在CMF季度論壇（2026年第一季度）（總第72期）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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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波動不僅是微觀市場供需尋求均衡的直觀反映，更綜合體現了一個經濟體的運行現狀與發展預期。自2023年起，我在參加各類宏觀研討會時便持續呼吁關注價格問題，并較早提出將價格視為本輪經濟周期的一個標志性指標，去年還有幸承擔了國家發改委的課題，研究“十五五”時期中國價格如何回歸合理區間，聚焦于價格體系的長期健康發展。在以往的宏觀經濟研討中，價格因素常被忽視，尤其在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其對經濟運行的預警與指引作用未得到充分重視。而當前，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價格的波動趨勢、影響變量及傳導路徑，已成為研判經濟走勢、制定宏觀調控政策的核心關注點。

一、海灣地緣沖突對我國能源安全擾動有限，不排除升級地面戰的可能

截至目前，海灣地區地緣沖突對我國影響有限，得益于多重支撐。我國作為石油對外依存度較高的國家，海灣地區的局勢變化本應引發高度關注，但實際來看我國市場反應相對溫和，這背后離不開多重因素的支撐：一方面，中國充足的石油戰略儲備為應對極端斷供風險提供了堅實保障，相較于部分僅能維持1-4周儲備的南亞和東南亞國家，以及韓國、日本、中國臺灣地區等約1個月便需啟動緊急應對措施，中國在極端情況下的石油供應保障能力可達9個月，展現出極強的前瞻性與應對韌性。另一方面，我國長期以來的新能源轉型成效顯著，中國能源增量中近1/3來自新能源，這一比例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獨樹一幟，有效降低了對傳統石油能源的依賴；同時，國家主導下的石油來源多樣化布局，也進一步提升了我國能源供應的穩定性，讓中國在地緣沖突背景下保持了應對的從容。此外，石油的廣泛應用也讓我們應對能源沖擊有了更豐富的手段。回顧1990年海灣戰爭時，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僅10%，主要源于其用途相對有限。如今，我們已成為“世界工廠”，石油不僅是燃料，更是化工產業的基石。我們的主要消耗已集中于化工領域，這意味著在極端情況下，我們或可通過調整化工等領域的生產節奏來換取更大的緩沖空間。

從中東局勢演變看，美國有將沖突升級為地面戰爭的強烈動機，大概率會進一步調集兵力、升級打擊模式。美國發動此次沖突的核心目標有二：一是推翻伊朗現政權，二是迫使伊朗徹底棄核，且這兩個目標高度綁定，若無法實現政權更迭，伊朗棄核便無從談起。基于此，我認為美國目前的所有談判姿態很可能都是“煙霧彈”，其真實意圖是準備發動一場地面戰爭。從當前局勢來看，美國對伊朗的轟炸仍集中于軍事設施，尚未針對伊朗地面部隊展開打擊，這不符合一場旨在推翻政權的“真正戰爭”的形態，而戰爭的真正開端，或將以美軍或盟友開始系統性地轟炸和打擊伊朗地面部隊為標志。此次沖突的演進，與俄羅斯被俄烏沖突牽制密切相關。伊朗與俄羅斯是重要的軍事盟友，俄烏沖突初期，俄羅斯曾大量使用伊朗無人機等武器裝備，但當前俄羅斯深陷戰場泥潭，無力為伊朗提供有效軍事支援，這也成為美國選擇此時對伊施壓的重要契機。

對于美國而言，這是其徹底消除伊朗威脅、幫助以色列消除安全隱患的歷史性窗口，盡管美國國內存在反戰聲音，但反對力量相較于以往顯著減弱，其國內對戰爭勝利仍抱有較高預期。即便美國在軍事打擊后未對伊朗進行有效治理，伊朗國內的反對勢力也可能引發內斗，形成親美政權與極端宗教政權的對峙，這對美國而言仍可視為重要戰略成果。

對于中國而言，中國在此次危機中奉行中立、勸和的立場，明確表示不會參與。從地緣政治角度看，這場沖突客觀上轉移了美國的戰略焦點，為中國提供了一定的發展空間。在這一背景下，美以伊沖突的走勢將持續影響國際油價。后續市場需要習慣在一個地緣政治高度不確定性的環境中為石油定價。

二、本輪沖突短期推升油價，還會引起全球供應鏈產業鏈波動

地緣沖突對價格體系的影響，集中在能源價格的短期擾動上。2000年以來曾發生過四次典型的因石油危機所引發的地緣沖突，并均導致了輸入型通脹。石油作為一種關鍵的戰略資源，無論是俄烏沖突，還是歷次海灣戰爭，都與之密切相關。在這些危機期間，國際油價均出現大幅飆升。由于石油是基礎的生產資料，其價格劇烈波動會從生產端傳導至消費端，最終影響居民生活成本，成為擾動整個社會價格體系的重要因素。

本輪沖突自2月28日開始已持續一個月，市場普遍預期其影響仍將持續。從美國國內政治周期判斷，受美國國內選舉周期約束，沖突大概率不會長期持續。根據Polymarkrt機構預測，本輪沖突可能在兩個月至四個月內見分曉，即便后續沖突升級為地面戰爭，也可能以“快速打擊”或“象征性推進”的形式較快結束。不過即便沖突出現快速結束的場景，預計也難以完全消除其對能源市場的沖擊。短期來看，本輪美伊沖突已對全球能源價格產生了顯著擾動，國際油價飆升、中東地區石油產量下滑引發的供給短缺，進一步加劇了全球能源市場的緊張態勢。但從長期視角來看，全球石油市場并不存在實質性短缺。目前OPEC組織的核心任務仍是限產穩價，而美國已從最大石油進口國轉變為最大石油輸出國，同時委內瑞拉等石油儲量大國的產能重啟，進一步豐富了全球石油供給來源。因此，長期來看石油供給并非核心問題，真正的挑戰更多集中在短期層面，地緣沖突對油價帶來脈沖式的短期擾動。

此外，地緣沖突風險正逐步向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傳導，尤其是航運環節。例如，霍爾木茲海峽若受封鎖，將導致原油運輸成本與保險費率大幅攀升，構成嚴峻挑戰，其影響遠大于伊朗本土減產（其原油產量僅占全球約5%）。

值得關注的是，南海及東南亞地區作為全球格局變化的核心，未來集中于此的博弈將會增強。南亞及東南亞區域既是全球產業鏈轉移的核心承載區，也是石油運輸的關鍵樞紐，該地區掌控著馬六甲海峽等全球最重要的航運通道，是全球能源（特別是中東石油）和貿易流向東亞的必經之地。因此，未來的地緣博弈將不可避免地在這一區域加劇，各方勢力為了保障自身供應鏈安全、能源通道暢通以及在新產業鏈布局中的優勢地位，必將在此進行更為激烈的競爭與博弈。

三、短期我國面臨的輸入型壓力加大，但價格回升根本上仍依賴于有效需求提振

從我國來看，當前市場討論的核心集中在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與PPI（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等物價指標，但需明確的是，完整的價格體系還涵蓋資產價格。二者相互關聯，特別是在資產價格下行階段，會通過影響居民財富、收入和預期，進而制約消費能力和物價回升。

當前能源價格上漲帶來的輸入型通脹壓力初步顯現，物價水平邊際回升但仍低迷。從當前數據來看，價格正逐步企穩回升，1-2月CPI同比增長0.8%，較上年底回升0.8個百分點，PPI同比降幅持續收窄，2月當月同比-0.9%，為2024年8月以來高點。但需注意，當前物價水平雖然呈現企穩回升跡象，但近3年CPI同比均在0-1%的區間運行，仍處于較低水平。去年我國《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CPI回到2%的預期目標未達成，價格低迷已成為宏觀經濟運行的突出痛點之一。我們期待價格指標能實現更有力的反彈，回到2%左右的合理區間，這也是經濟整體企穩的重要信號。

短期內能源價格上漲的效應客觀存在但具有雙面性，物價的持續修復本質上仍依賴于內需的改善，國際油價上漲能否真正推動我國CPI、PPI回升取決于能否將輸入型通脹壓力轉化為物價良性回升的動力。盡管我國具備一定的緩沖能力，但全球能源價格上漲仍會傳導至國內，近期油價上行已有所體現。這一影響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它可能成為推動整體價格上行的外部動力；另一方面，它會直接推高企業成本和居民生活支出，并非社會所樂見的全面良性通脹。任何趨勢的形成都需要一個“啟動引擎”，油價作為一種基礎性的成本因素，其上漲能否在我國扮演這一“引擎”角色，需要我們持續關注，核心在于觀察這種外部推力能否轉化為持續、良性的價格回升勢頭。但長期來看，物價回升仍需依靠有效需求的擴大。

四、優化供給、擴大需求，供需協同發力穩價格

應對價格波動、推動經濟企穩向好，需堅持“對內擴大需求、對外擴大開放”的核心方向，同時兼顧供給端的優化升級。

在優化供給方面，我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已呈現蓬勃態勢，成為改善供給結構、培育增長新動能的重要支撐。近期參加亞布力論壇時我觀察到，與以往宏觀經濟議題備受關注不同，如今企業家的興趣明顯轉向科技領域，科技分論壇吸引了眾多參與者，尤其是年輕創業者的熱情高漲。這也反映出，當前國內的創業與投資重心正聚焦于高科技領域，金融市場對科技板塊的關注度持續提升，形成了一股蓬勃發展的浪潮。大家更關注技術創新與產業突破，而非短期經濟波動或通脹數據，特別是對“新型舉國體制”在科技領域的推動作用也有了更深體會。在這一體制下，通過引導社會資金投向硬科技、補短板領域，例如鼓勵符合國家戰略的高科技企業在境內或香港上市，可以動員民間資本服務于科技自強戰略。盡管風險不容忽視，但這種機制有助于將社會資金導入國家亟需的科技前沿。因此，我們有理由對中國經濟下一輪增長保持信心，供給側的優化升級值得期待。

擴大內需是長期戰略任務，核心挑戰在于如何有效提升居民收入，仍建議采用“三個十萬億”提振需求。擴大內需是一項長期而關鍵的任務。當前，無論政府、企業還是居民，對此的重視程度都在顯著提升。特別是政府層面，對于“投資于人”已形成清晰共識。然而，當前的核心難點仍在于如何切實提升居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居民三方的分配格局中，存在明顯的剛性約束，企業利潤空間有限，擴大再生產和增加工資開支的動力不足，政府則肩負大量支出責任，縮減開支難度很大。在此背景下，居民收入提升面臨一定瓶頸，財富再分配改革亟待突破。

針對這個問題，我此前曾提出過一個“三個十萬億”的構想，我仍堅持這一觀點。第一個“10萬億”是通過一次性提高財政赤字（參照美國2020-2021年10%以上的赤字水平）、發行債券等方式，向居民發放現金補貼，直接提升居民消費能力，除財政開支外，資金來源也可考慮通過國有企業利潤上繳等方式籌集；第二個“10萬億”是通過中央債務置換地方政府債務，解決地方政府拖欠企業款項形成的“三角債”問題，并不增加總體債務規模而是進行債務結構的調整，激活市場主體活力；第三個“10萬億”是將資金用于房地產領域。解決房地產問題需要實質性資源投入，若僅依賴市場自然復蘇，過程將非常漫長，且對經濟產生持續的負面影響。

實際上，那些被認為經營不善甚至面臨破產的房企，其自身利潤率并不高，更多地扮演了“資金管道”的角色。從總量看，更多資金通過土地出讓等途徑流向了政府，形成了政府掌握的財富。因此，當前階段有必要通過包括但不限于財政支出在內的多種渠道籌集約十萬億級別的資金，來系統性地化解房地產領域積累的問題。這實質上是對市場的反哺，核心目標是修復嚴重受損的居民資產負債表。從具體措施來看，必須從供需兩端同時發力。在供給端，必須堅決限制新的供給，包括完全凍結政府在房地產領域的投資性開支，并著力消化已明顯過剩的住宅、寫字樓、商業樓宇、廠房等各類房地產存量資產。在需求端，應將資源集中用于支持合理住房需求。通過這種“限制供給、擴大需求”的方式化解房地產問題，將有助于修復居民、銀行乃至整個社會的資產負債表，從而為提升社會長期消費能力、推動價格總水平回到合理區間奠定堅實基礎。

文章僅作為學術交流，不代表CMF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