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炳文：我的治學經歷

我是南開大學歷史系畢業的一個歷史工作者，畢業后所在的主要工作單位也是南開大學。迄今，我從事歷史科學的學習和研究，已經超過了四十個春秋。茲值南開學校成立百周年及南開大學成立八十五周年之際，眾多南開師生和校友紛紛興趣盎然地回顧校史和自己的成長史，我受此感染，不禁想起了過去四十多年中個人治學生涯的一幕幕往事。

一

1942年歲首，我出生在河北省農村的一個小知識分子家庭。祖父是前清的秀才，一生的主要工作是在小學中任教。父親高小畢業后，跟從伯父學會了診治家畜疾病的技術，是一個在鄉間數十里內享有盛名的獸醫。家庭的影響，使我自幼重視文化知識的學習。父親希望我長大后也從事他所摯愛的獸醫工作，我對此不感興趣，而自己也沒有明確的目標。因此，在小學至高中一年級，我實際上是對各種知識胡子眉毛一起抓。雖然有時似乎重視自然科技知識(至今我清晰地記著上小學時主動背向太陽往空中噴水以驗證老師所講虹霓成因的情形),有時似乎重視音樂(在小學讀書期間，我不僅苦練得能準確唱出各個音階，被音樂老師打出100分的高分，而且自修了簡譜知識，拿起一首新歌篇，不用老師教即可獨立演唱),又有時似乎重視數學(在初中階段，曾用一年時間快速自修完畢要求在初中三年中學完的代數、平面幾何等全部數學課本；到了初中二年級，要求在高中階段學習的三角、立體幾何等全部數學課本，我也自學了一遍),還有時似乎重視文科(高中一年級以前，《三國演義》、《水滸傳》、《三里灣》、《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古代與現代名著,讀了許多部),但總的說來，是各門功課齊頭并進，每學期的考試都爭取全優(無論最初的百分制，還是后來的五分制，都求滿分)。直至1959年升入高中二年級以后，因為考慮到升大學時自己的身體條件僅適于報文科，這才漸漸自我要求把學習的重點定在文科。供教師用的高中文學課本教學參考書、南開大學中文系編寫的供大學生使用的《古代漢語讀本》、新出版的帶注釋的《孟子文選》,以及各省編寫的供高考學生使用的歷史復習提綱等，成了那一時期我的課外讀物。但直至這時，還沒有拿定主意將來攻讀文科中的哪一門。1961年高中畢業前夕，高考志愿書擺在了課桌上，怎么填寫呢?我正在茫無所措，忽然縣上的教育科長來到我的面前，建議我第一志愿填報南開大學歷史系，理由是：“這是一個保密系。”令人心動的“保密”二字吸引了我，于是我聽從了這位領導的建議，決定了自己一生的命運。同年9月，我高高興興地走進了南開大學。但歷史這門學問是干什么的、我應怎么干等一系列問題，當時我并沒有深入考慮，只是根據在中小學的學習經驗，錯誤地認為，搞歷史這門學問不過是記些年代、人物狀況與評價、事件經過與意義等。如果不是進入南開大學后受過良好的教育和熏陶，不言而喻，我將變成一生無所作為的糊涂蟲，至多成為一個無思想的留聲機。

二

幸虧我進入的是南開大學這所能夠造就創造性優秀人才的高水平著名大學!歷史系是南開大學具有悠久傳統、實力雄厚的系所之一。她有陣容雄厚的教師隊伍，有享譽國內外的史學界頂級大師和著名史學大家，有活躍、濃厚的學術研究空氣，有大量推動歷史學科深入發展的奠基性科研成果。她是國內外注目的史學研究和教學重鎮之一，站在了史學研究的最前列。來到了這樣的環境之中，我很自然地受到了可貴的熏陶，眼界大開，并有可能漸漸爬向巨人的肩膀之上。

在耳濡目染之中，我很快便明白了歷史工作者的任務并非是單純記憶前人已經得出的結論，而是在此基礎上進行創造性的研究發掘工作，根據學科建設和現實社會發展的需要，不斷對人類的歷史進行新角度、新層面的探討，加深對歷史本來面目的認識，總結出新的有用啟示。這樣的工作不僅是意義重大的，而且是永無止境的。

在接受師長傳道授業解惑以及抱著敬仰的心情學習師長成就的過程中，我不僅對歷史研究的過去發展過程和當前新動向有了了解，而且對師長的治學方法和特點等有所體會，從而找到了仿效的模范。諸如鄭天挺先生在研究中求新求真求用的榜樣、王玉哲先生要求學生應重視使用工具書的教導、楊志玖先生以其研究馬可波羅經歷為例指出研究歷史必須從刻苦閱讀原始資料做起的指示、楊翼驤先生從梳理基本史實入手在史學史研究上作出重大貢獻的身教，以及楊生茂先生關心現實，將歷史研究與現實觀察緊密結合從而見解精深的經驗……都讓我逐漸明白了治學的訣竅和門徑。

南大歷史系在治學上反對閉門造車，重視與學術界相互交流和參與熱點前沿課題的研究。在我讀本科的五年中，吳晗、吳于廑等幾十位著名學者曾應邀來系講演，農民戰爭史、歷史人物評價等學術界關心的課題曾先后在系內進行會上會下的熱烈討論。這使我在努力繼承南開歷史系優秀治學傳統的同時，得以融進整個學術界，博采眾長，進一步充實自己。范文瀾先生針對時弊、反對歷史文章放空炮的吶喊，翦伯贊先生對歷史研究中存在的不分青紅皂白見地主就反、見農民就捧的反歷史主義現象的批評，蔡美彪先生學識淵博、在學術討論中堅持真理、拒絕隨波逐流的表現，吳晗先生提示青年學者要認真讀書、做好資料卡片的治學經驗傳授，周一良先生學問的中外兼通，李洵先生史論結合、著作體大精深的造詣……都給我留下強烈的印象，在許多方面給我以深刻的啟迪，指示出了前進的方向。

三

身在南開，眼觀整個史學界，南開五年的本科學習，使我初步具備了從事歷史研究的基本素質。這其中既包括對治學門徑和史德要求的了解，還包括對個人具體研究領域的選定。在一定意義上講，后者尤其不可缺少。因為不選定具體研究領域，就會游騎無歸，難于深入，用力雖多，成效甚微，最后易于導致灰心喪氣，一走了之。我對個人具體研究領域的選定，是在大學二年級之時。

進入南開大學不久，我便了解到，歷史系的系主任鄭天挺先生是史學界幾位最有成就、最受尊重的頂級權威學者之一，他偏重的研究領域是明清史。由于他在南開大學執教，早在1956年，教育部即在南開大學歷史系設立由他領導的專門研究機構——明清史研究室，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在高校設立的第一批為數不多的研究機構之一。明清史不僅是南開大學歷史系最具優勢的學科，而且南開大學明清史研究室也是全國高校明清史研究中最為領先的單位之一。這一了解使我對從事明清史研究產生了強烈的興趣，認為若能登上南開大學的這個高臺階，對于自己在學術上增長見識、取得成績，將會獲得得天獨厚的便利條件。升入二年級后，開始了明清史課程的學習。通過與任課老師王文郁先生以及明清史研究室林樹惠先生等的接觸，又了解到，截止至當時，關于明史的研究還有一個大缺陷：尚未寫出如同蕭一山《清代通史》那樣的大部頭明朝斷代史專著。這一情報使我感到這正是英雄用武之地。此外，我還發現：在天津工作，閱讀主要收藏于北京的清代檔案極不方便，而明代留存檔案不多，研究工作主要靠有關文獻，并且它們在南開大學圖書館和天津市的其他圖書館絕大部分可以看到。于是影響我畢生事業的決定，就這樣產生出來：研究明清史，尤以研究明史為主攻方向，力爭寫出一部卷帙較多的明朝斷代史。

目標一定，立刻開始行動。在閱讀今人有關著作(如李洵《明清史》、李光璧《明朝史略》、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和吳晗《朱元璋傳》等)的基礎上，得知鄭先生認為，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是研究明代歷史的入門書，即從舊書店中買來一部線裝的該書，而后細細閱讀，每一個地名、每一個人物都不敢放過。為了弄清時空概念，又買來陳垣編的的《二十史朔閏表》、臧勵穌等編的《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及幾種地圖、地圖集，通過查對，將書中涉及的進軍路線等盡量畫出，凡遇干支記時，換算成陽歷與陰歷的數字記時。而后依次通讀夏燮《明通鑒》、清官修《明史》等重要史籍，涉獵《明實錄》、《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等史料書及有關野史筆記等。鑒于明代是否產生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為學術界所關注，為了獲得理論上的指導，還特地通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此外，對《東華錄》等清代史籍也有比較認真的閱讀。每逢鄭天挺先生為明清史研究生班講課，我都想方設法擠進去旁聽。到1966年大學畢業時，對于明清史特別是對于明代歷史的方方面面，我可說已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為將來實現撰寫部頭較大的明朝斷代史的目標作了初步的史料和理論準備，從而增強了向這一目標前進的信心，進一步堅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標。

四

上天似乎給予了我較他人為多的關照。大學畢業后，在不長的時間里，我得到了許多利于實現個人人生目標尤其是其中的主攻目標的機遇。其中，主要有三個：

一是1971年至1973年獲得了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三年的機會。由于“文革”的干擾，我在1968年5月才離開母校，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正式參加工作。至1971年初又調回母校歷史系。這時，恰逢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業務骨干大多數下放在干校勞動，而又需要修改原來的中國通史陳列，因此向若干大學求援。于是，南開大學領導派我和鞏紹英先生前往幫助工作。在這三年中，我承擔的任務是修訂明代部分的陳列大綱。這段工作與其說是我在那里幫忙，不如說是我在別人尚被“文革”困擾不能順利開展學術研究之時，獲得了在優越的條件下研究我所喜歡的明代歷史的大好機會。在那里，我是“客卿”,業務之外的學習會、“斗批改”活動等可以不參加，擁有專心研究明史的條件；觸目皆是的豐富文物收藏，補上了我過去無機會接觸這些研究明史必不可少的資料的缺陷；當時各大學、各研究機構的歷史研究，都被迫處于停滯或半停滯狀態，只有這里因有特殊需要，歷史研究在加緊進行，各地學者把這里當成了交流的中心，紛紛前來，于是我又獲得了與眾多專家討論、切磋的機會。三年過來，我的明史知識比過去豐富了許多。

二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參加了南開大學古代史教研組集體編寫教材《中國古代史》的工作。這部教材先后出過兩稿。第一稿名《中國古代史稿》,自編自印，內部出版。第二稿名《中國古代史》,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寫作中，每人負責其中的一個段落，或一朝，或數代。我先后負責隋唐(第一稿)、清代(第二稿)。在參加這項工作時，我雖然沒有撰寫明代，受益卻是很大的：在互相傳閱書稿與集體討論修改意見中，師長們的發言使我受益無窮。參加這項工作可以說是使我在正式撰寫較大部頭明朝斷代史以前，進行了一次戰前演習，使我積累了在撰寫較大部頭著作中處理謀篇布局等復雜問題的初步經驗。

三是受邀撰寫明朝斷代史。1979年上半年，為了與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呂一方先生商量《中國古代史》一書下冊的定稿事宜，我在人民出版社社內的招待所中住了幾個月。在此期間，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位同志也為某一個著作的定稿事宜而住在那里。相識相熟以后，他提出上海人民出版社自50年代初定下規劃，要組織出版一套具有權威性的中國古代各朝的斷代史專著,除楊寬等先生已承擔若干部之外，明代尚未確定合適的撰寫人選，如果我與同時因為《中國古代史》定稿事宜而住在那里的南開大學湯綱先生同意的話，他希望我與湯綱先生合作承擔這一任務，但要先提出寫作大綱，經社內討論通過后，才能正式決定相邀。他之所以邀我兩人合作，殆因其見我們兩人志同道合，關系融洽；殆也因合作寫書是其時常見的方式。我與湯綱先生都很高興，一兩天后共同擬出了寫作大綱。沒過多久，正式相邀的信件即由上海寄到了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對這套專著的組織極其重視，選擇作者極為慎重，我與湯綱先生能夠入選實為幸運。由于這次相邀，對我來說，不啻是賜予了實現人生主攻目標的絕好機會，所受鼓舞之大，難用語言形容。

五

接受任務之后，緊張的撰寫工作立即開始。根據我和湯先生的具體情況，明初、民族關系和對外關系三部分由湯先生起草，明中期、明后期及南明時期三部分歸我撰寫，文化部分則由兩人分別撰寫部分章節。經過約十年的奮斗，上冊于1985年出版，下冊于1991年印出。全書凡115萬字。原名《明代史》,后為與相關專著配套，改名《明史》。

另外，其中南明部分原來篇幅超過30萬字，為了避免冊數過多，出版時將南明部分改為簡述，原來的稿子決定另出單行本。后南開大學出版社得知消息，征得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意后，該單行本以《南明史》為題于1992年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這部《明史》上下冊至200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納入《中國斷代史系列專著》叢書中，再度出版。

除了篇幅較大外，這部專著的撰寫注意了貫徹如下學術主張：一為敘事、立論皆以原始資料為依據，重視言必有據，力戒捕風捉影、人云亦云。二為秉筆直書，實事求是，絕對排斥歪曲真相、任意褒貶。如對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評價越拔越高的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張獻忠，在我們的書中毫無隱瞞地批評了其急躁多疑或濫殺無辜的錯誤和殘暴。對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在人們的筆下越來越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成為斥責對象的明代帝王，在我們的書中則有了區別對待，確實昏庸者予以批評揭露，勤奮有為者則大膽表揚，倘其在位期間表現不一、時好時壞，也根據其實在情形，該批則批，該褒則褒，總之，一切從實際出發，決不簡單機械地以階級成分劃分好壞善惡。三為把創新當作本書的生命，將研究重點放在過去研究的薄弱環節。如明代中、后期，尤其是中期，過去研究得很不充分，本書即特別加強了對這些部分的探討，舉凡這些時期的政治變遷、經濟演化、風氣轉向、人群生態等皆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盡量酣筆濃墨、著力反映。四為史論結合，堅持馬列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如關于資本主義在明代是否萌芽的問題，史學界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我在撰寫這一部分時，首先把過去已經讀過的《資本論》再讀一遍，并結合閱讀恩格斯及列寧的有關著作，搞清馬列主義經典作家關于資本主義萌芽含義及其出現的標志的論述，而后具體分析明代的實際狀況，從而得出自己認為信實可靠的結論，然后才正式撰寫。五為重視總結歷史啟示，為今人和后人提供歷史借鑒。如我在全書結語部分，提出了明代三百年的八點經驗教訓，主要包括：不管什么人，只有順應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辦事，才能獲得成功；要把國家治理好，好的章程和優秀的當權者必須同時具備；一個政權，當其建立時間相當長之后，為了繼續生存下去，必須主動進行改革，解決面臨的各種矛盾；官吏是否廉潔，對于政權的興亡，往往產生決定性影響；擔當國家重任的當權者，當新的先進社會因素出現時，千萬不可忘記愛之、扶之，否則就會釀成大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兄弟民族，友好相處是常態，矛盾、沖突是變態，相互間關系的總趨勢是日益密切，要自覺根據這一客觀規律處理有關問題；在對外交往中，強大的綜合國力非常重要，積極吸收外國先進文化也非常重要。

六

在準備撰寫和正式撰寫《明史》專著的約三十年中，特別是其中的后十年，由于撰寫和所擔負的崗位工作的需要，我對于明代三百年中的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文化、民族關系、中外關系、人物、事件等以及有關研究狀況、文獻資料，皆分門別類地做過力所能及的研究。這些研究的成果，大多反映在了《明史》這部專著之中，有的因為限于篇幅體例或其他原因，而無法全部或比較詳細地反映其中，則另行成文，單獨存在，如《明史研究備覽》(合著)、《明清史資料》(上冊即明代部分，合著)以及后來收在個人論文集《明清史蠡測》中的《明代兩畿魯豫的民養官馬制度》、《試論劉基的政治思想》、《“三言”中的明代奴仆一 讀“三言”札記》、《明初軍制初探》等論文。這些書、文也貫徹了那部《明史》專著中所貫徹的學術思想，如《明代兩畿魯豫的民養官馬制度》一文在論列制度本身之外，特別分析了在種馬變賣與依馬折色化過程中經濟利益原則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其出發點乃是為了以此歷史經驗提醒讀者徹底摒棄“四人幫”鼓吹的只問政治、不管經濟效益的極左思潮，為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實行的改革舉措搖旗吶喊。在一定意義上講，這些書、文可看作那部《明史》專著的姊妹篇。

在這三十年中，我也在清史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除了上述參加撰寫《中國古代史》一書時承擔清代部分外，還在鄭天挺先生仙逝后代他主持集體編寫了教育部推薦高校文科教材《清史》(上冊，即鴉片戰爭前部分),出版了《清代文化》(合著)、《清代苗民起義》,翻譯了《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六卷即明清卷之清代部分),發表了后來收在個人論文集《明清史蠡測》中的《清朝勝過弘光政權的幾項政策》、《軍機處設立時間考辨》、《清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發展階段和特點》等論文。這些研究工作的進行，一方面是由于個人承擔的崗位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個人原本較感興趣的事情。此外，由于明清兩代的緊緊相連，關系甚大，這些工作的進行對于我更好地理解明代歷史、寫好那部《明史》專著和其他有關明史的書、文，也產生了極為有益的影響。

七

那部《明史》專著和我所撰寫的有關書、文陸續出版后，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鼓勵，許多史學評論文章給予很高的評價，還獲得了天津市和教育部高層次的若干獎勵。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權威性十卷本《中國通史》中關于明代的論列，即大多依其體例需要而對那部《明史》專著加以改寫而成。這些無疑使我對研究明代歷史的興趣更加濃厚。為了集中自己的有限精力，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始到現在的大約十年間，我的研究注意力更加專注于有明一代。這除了由于興趣濃厚以外，還由于隨著研究的深入，發現自己的既往研究實際上存在許多不足，盛名之下，其實難符，亟需繼續努力，客觀形勢的發展也不斷提出新課題。另外，外界的善意邀稿也逼得我不得不為。這十年來，我的明史研究主要集中到四個方面：一為繼續探討史學界研究明史的發展歷程，《20世紀中國明史研究百年回顧》一書的出版，是這一研究的主要成果。二為繼續研究有關明史的原始資料，其中包括對以前史學界注意不夠而其史料價值很高的《萬歷起居注》給予了極大的注意，廣泛收集散存于國內外的殘本，將之大體恢復出了原來的面貌，并做了初步研究。還包括受全國文獻研究會的委托，主持京、津、魯、滬明史學者共同編撰篇幅達數百萬字的《〈明史〉大辭典》,對二十四史中的《明史》一書的六萬多條詞語進行了注釋，以期為閱讀該書者提供幫助。三為繼續研究明代的文化成就及時代特色。我與其他同志合著的《明代文化研究》一書已經脫稿。四為加強對明代中外關系的研究(如南明政權和日本),尤其是鑒于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打破了世界各地區相對封閉的局面，各國間的相互交往日益密切，所謂“地球村”日趨形成，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局勢息息相關，研究者只有站得更高，將視野放寬到整個世界，對于中國的事情才能有更深透的了解。因此，我日甚一日地加強了從全球角度、把中國放在世界局勢之中而進行的明代歷史研究。目前，這一研究已初步收到成效，《地理大發現后的世界格局與明朝的對策》等數篇論文已經寫出。此外，組織博士生、碩士生研究意義重大的明代反貪史和山東、云南等省市的地域史，也是這一時期我進行明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上述研究使我朝夯實研究基礎、提高研究水平前進了一步，加強了將來在明史研究上取得新收獲的信心。

上述之外，我對先秦至元代的歷史(如《試較〈史記>與〈資治通鑒〉關于商鞅變法的記載》、《關于部曲的含義和身份》等論文)、地方志(如《舊方志風俗志漫筆》、《名勝古跡與地方志》等論文)、天津地方史(如《天津史話》、與人合編之《天津古代人物錄》等書及《徐光啟與海河之得名》、《明代名人與天津》等論文)等，在約四十年的治學生涯中也都或多或少有所涉及。其中有的是由于偶然的機遇而發生，有的是為了配合自己完成主要研究目標的外圍戰。我在這些方面的工作談不上有什么成績，但它們使我體會到了盡量爭取博學的好處。沒有博，就沒有高水平的約。

八

回顧四十多個春秋的治學生涯，感慨系之，心緒百端。

首先，在因自己的成績不多而慚愧的同時，我也有敝帚自珍之意。我的文思不敏，見解不深，無論從質看還是從量看，我的研究成果都遠遠趕不上優秀的校友和眾多其他史學界名家。在專攻的明史研究領域，仍有涉及甚不充分的方面，如關于國內民族關系，僅是在對專著《明史》通稿中，根據需要選讀了數量甚少的一些原始文獻。言念及此，甚感汗顏!但我珍視自己的研究成果，它雖不精深且量微，而畢竟是自己心血的結晶，并且主要著述在研究明代歷史領域中，從介紹原始資料到分析研究狀況，再到專門性研究著作，大體形成了自成體系的論著系列，多多少少具有一點價值，曾經引起了同行或多或少的關心和鼓勵。我之有勇氣寫出這篇回憶文字，其原因之一實即在此。

其次，我感謝眾多的南開師長和校外學術先輩。他們的言傳身教，使我由一個對治學一無所知的青年，漸漸找到了治學的門徑，得以力爭集眾長于一身。前文所述及的師長前輩的治學主張和特色，都是我效法的內容，并且程度不同地貫徹在我的治學實踐中。如果沒有師長前輩發表或表現出這些治學主張和特色供我效法，可以斷言，我自制的那幾把“敝帚”絕不可能出世。

第三，我感謝南開大學。這個歷史悠久的著名大學聚集了眾多享譽海內外的史學大家在其中任教，使我能幸福地聆聽他們的教導；它的影響和地位，吸引了眾多的校外史學大家前來講學交流，使我有機會當面睹其風采，受其指引；它的豐富的文獻收藏，為我研究史學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資料條件；它的高超管理，使得廣大職工以為師生提供盡量便利的條件為工作宗旨，對我數十年間爭取在南開大學的學習和研究中取得理想的效果幫助甚大；它多年培育出的踏實學風，影響著我在學習和研究中不投機、不取巧，力爭一步一個腳印地學到真正本領；它的良好聲譽，招致領導機構的工作人員和社會上的編輯等不斷懷揣研究項目、邀稿計劃等來到這里，從而使我能夠獲得比在普通學校和科研機構多得多的研究機會，大大方便了自己的鍛煉成長以及找到表現才能的用武之地。如此等等說明，南開大學這個高臺階，是我得以自制那幾把“敝帚”的重要客觀條件。

第四，我對自己的多年勤奮努力感到欣慰。我得以自制那幾把“敝帚”的原因，除了客觀條件外，也離不開主觀方面的努力。入大學前，我即對學習抓得很緊，入大學后更是如此。數十年來，為了學習和研究、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我幾乎犧牲了所有的節假日。勤能補拙，也能生巧。勤奮使我相當充分地利用了南開大學這個高臺階為我提供的種種有利條件，勤奮使我相當理想地實踐了師長前輩的各種有見地的治學主張，相當深入地效法了他們的各種治學經驗。不言而喻，這樣做的回報自然是有所收獲而基本上不會虛費光陰。

第五，我慶幸自己較早地選定了研究目標。這使我有限的精力得以集中使用，從而較早地見到成績。倘不是如此，而是一直沒有明確目標，東一榔頭，西一棒槌，其后果肯定會一事無成。

第六，我還深感在治學中“博”也不可輕視。我在入大學以前，由于目標沒有選定，學習是朝“博”的方向發展的，這已如前述。在入大學不久，很快選定治學目標之后，雖然學習和研究的重點是明清史，尤其以明史為主攻目標，但對其他時期的歷史也并非完全丟下不管，上文已經列舉了我所撰寫的若干種有關論文和著作。其實即使在我讀大學時期抱著《明史紀事本末》等明清史籍精讀時，諸如《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等與明清無關的基本歷史典籍，也都是我通讀的對象。這些為了“博”而做的努力，對于我的“約”即研究明清史，實為有大益而無一害。中學階段對數理功課的鉆研，使我在研究明清文化的自然科學技術部分時，甚易理解，進展比較順利；對《史記》等與明清無關的史學典籍的通讀，使我在研究明清時期的許多制度史事時能明了其淵源，通過相互比較而發現其時代特點。看來，“約”離不開“博”,它所要求的只是“博”不可喧賓奪主，把時間占得過多，以致妨礙了“約”的充分發展，甚至使“約”立足無地、淪入被取消的境地。

南開學校百周年和南開大學八十五周年是南開人自我總結、發掘優勢、克服不足、謀求更快更好發展的重要契機，此后南開的事業將更加輝煌，我愿意追隨眾位南開人之后，在回顧總結個人治學經歷的基礎上，爭取今后在歷史科學的研究中，作出優于既往的成績，為南開的旗幟增添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