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域地質災害精準調查項目實施過程中的問題與對策分析

一 、引言

我國地質地理環境復雜，氣候條件多變，是世界上地質災害最嚴重、受威脅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大量地質災害隱患點，特別是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突發性災害，廣泛分布于山地區域的縣級行政區。長期以來，傳統的地質災害調查多側重于對已有隱患點的識別與登記，調查精度有限，評價深度不足，難以滿足精細化風險管控與空間規劃的需求。

在此背景下，“精準調查”理念應運而生，其核心是綜合運用空天地一體化監測技術、高精度遙 感解譯、地面精細化勘查、專業監測預警等手段，在縣域尺度上實現災害隱患的早期識別、風險等級 的精確量化以及防治對策的“一地一策”。這不僅是技術層面的升級，更是防災減災工作模式的革 新。近年來，全國多個縣（市、區）相繼啟動了地質災害精準調查項目，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也暴 露出在項目實施理念 、技術路徑 、成果轉化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共性問題。這些問題若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將直接影響項目的投入產出效益，甚至可能導致寶貴的防災資源錯配。

因此，對縣域地質災害 精準調查項目實施過程中的關鍵問題進行系統梳理與深入解析，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緊迫性。本文旨在通過剖析全流程各環節的痛點和難點，為項目的高質量實施提供一套清晰的“避坑指南 ”和優化思路。

二 、項目前期策劃階段問題與對策

精準調查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在項目啟動之初便已埋下伏筆。前期策劃階段的決策，直接影響后續所有工作的方向與質量。

（一） 對 “精準” 內涵的理解偏差與目標泛化

“精準”是一個相對且多維度的概念，極易在項目設計中被誤解或簡單化。常見問題包括：

1 . 將“高精度”等同于“精準”。過度追求遙感影像分辨率、地形數據精度（如盲目要求全部使用機載激光雷達），而忽視了與調查目標、評價模型的匹配度。例如，對于區域性的斜坡穩定性初判，2 米分辨率的數字高程模型可能已足夠；而對于單體滑坡的精細刻畫，則需要亞米級甚至厘米級數據。不根據實際需求配置精度資源，會造成成本浪費或數據不足。

2. 調查目標泛化，重點不突出。試圖在一個項目中解決所有問題，既要做隱患識別，又要做風 險評價，還要設計監測網絡和治理方案，導致工作深度均不足。精準調查應聚焦核心目標，通常是“隱患識別與風險區劃”，后續的監測預警設計、工程治理建議可作為延伸內容，但需有清晰的邊界 和資源分配。

3 . 忽視 “服務對象 ” 的精準定位。調查成果最終服務于地方政府 、 自然資源管理部門 、鄉鎮基層和受威脅群眾。若在項目設計階段未充分調研用戶需求，可能導致成果的形式、內容、表達方式與用戶的理解能力、應用場景脫節，產生“專業報告鎖在柜中”的現象。

對策：在項目設計書編制前，應開展深入的需求調研，與縣級自然資源、應急管理、住建、交通 等部門進行多輪溝通，明確當前防災工作的最大短板和迫切需求。基于此，科學界定本次“精準調查”的具體內涵、空間尺度（是全縣域還是重點鄉鎮）、目標精度和核心產出，形成一份目標清晰、可量化 、可考核的任務書。

（二） 技術路線 “貪新求全” 與本地適用性不足

為體現項目先進性，技術路線往往羅列了大量新技術、新方法，如合成孔徑雷達干涉測量、人工智能自動識別、三維地質建模等。但這容易引發兩個問題：

1 . 技術堆砌與集成困難。各項技術之間的數據接口、標準、處理流程若未事先打通，會在實施中形成一個個“數據孤島”和“技術斷點”。例如，InSAR 識別出的形變區如何與地質調查發現的隱患點進行空間與成因關聯？AI 解譯的疑似隱患圖斑如何高效地進行野外驗證？

2. 技術方法與本地區地質環境耦合性差。不同的地質構造 、巖土組合 、地貌形態 、植被覆蓋條件下，同一種技術方法的有效性和參數設置可能截然不同。照搬其他地區的成功技術路線，而不進行本地化調整和試驗，可能導致方法“水土不服”。

對策：技術路線的設計應遵循“問題導向、技術可行、經濟合理”的原則。建議在全面踏勘的基礎上，選擇典型試驗區進行技術方法測試，驗證其在本區域的有效性和效率比，從而優化形成一套穩定、可靠、可復制的本地化技術流程。技術方案的先進性應體現在解決實際問題的效能上，而非簡單的新名詞堆砌。

三 、外業調查與數據采集階段問題與對策

外業階段是獲取第一手資料、將遙感等信息“落地”的關鍵環節，其質量直接決定最終成果的可靠性。

（一） 調查人員的專業能力與標準化執行

精準調查要求調查人員不僅是“記錄員”，更是“分析員”。常見問題有：

1 . 隊伍能力參差不齊。地質災害調查需要具備扎實的地質學 、工程地質學 、水文地質學知識。若調查隊伍以非地質專業人員為主，或經驗不足，極易漏判關鍵地質跡象，或對隱患點的穩定性、成災模式判斷失準。

2. 調查表格“填空化”，缺乏現場研判。調查過程機械地填寫預設表格，忽視了現場地質條件的觀察、分析和綜合判斷。例如，僅測量了滑坡體的長寬高，而未深入調查滑帶土性質、地下水滲出點、前緣沖刷情況等控制性因素，導致后續評價缺乏關鍵參數。

3 . “重隱患點 、輕地質環境 ” 傾向。調查人員將全部精力集中于已發現的或遙感解譯的隱患點上，而忽視了對其所在斜坡單元、小流域的整體地質環境調查。地質災害是特定地質環境下的產物，脫離背景環境的孤立調查，難以理解災害的成因機制和發展趨勢。

對策：實施嚴格的技術培訓與考核，確保每位野外調查人員理解調查目的、掌握識別要點、熟悉記錄標準。推廣使用配備標準化字段、邏輯校驗和拍照定位功能的野外調查 APP , 在規范記錄的同時，鼓勵并預留空間進行現場描述與分析。建立“老帶新”和專家巡回指導機制，及時解決現場疑難問題。

（二） 多源數據采集的協同與質控

精準調查依賴于“空—天—地”多源數據，其采集的協同性至關重要。

1 . 數據采集時序不同步。遙感影像 、地形數據 、地質調查 、物探測量等工作由不同團隊在不同時間完成。若時間間隔過長，期間發生的人類工程活動、植被變化或災害自身演變，會導致不同來源數據反映的“狀態”不一致，給數據融合與解釋帶來困擾。

2. 數據基準與格式不統一。各類數據的地理坐標系、高程基準、數據格式若不統一，后續處理中將耗費大量精力進行數據轉換與配準，且可能引入誤差。

3 .“技術依賴”導致地面調查弱化。過度相信高分辨率遙感、InSAR 等技術的“火眼金睛”，認為可以大幅減少地面工作量。實際上，任何遙感信息都需要地面驗證和解釋，特別是對于植被茂密區、居民區內的隱患，地面調查不可替代。

對策：制定詳細的數據采集計劃，明確各項數據的獲取時間窗口、坐標基準、精度要求和數據格式，力求關鍵數據在時間上盡可能接近。設立專門的數據管理員，負責所有原始數據的接收、檢查、備份和標準化預處理。堅持“遙感先行、地面驗證、綜合研判”的工作模式，確保地面調查的投入與深度。

四 、數據處理 、分析與評價階段問題與對策

此階段是將原始數據轉化為信息和知識的核心，也是最易出現“黑箱”操作和認知誤區的環節。

（一） 評價模型的選擇與參數本地化

目前廣泛應用于地質災害風險評價的模型（如信息量法、邏輯回歸、確定性系數模型等）多為統計模型或半物理模型。其應用存在明顯問題：

1 . 模型濫用與誤用。不區分模型的前提假設和適用條件，盲目套用。例如，在樣本量（已知災害點）極少的情況下強行使用統計模型，其結果可信度低。

2. 評價因子選取主觀性強。因子的選取過多依賴文獻或個人經驗，未能緊密結合調查區實際主導因素。因子之間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影響模型穩定性。

3 . 模型參數“紙面化”。模型中的關鍵參數（如巖土體強度參數）直接從規范或文獻中取值，未考慮本地巖土體的特殊性。這種 “紙面參數 ” 會導致評價結果與實際情況偏差甚遠。

對策：模型選擇應遵循“簡單有效”原則，優先選擇物理意義明確、數據要求與本地條件匹配的模型。評價因子的選取應基于詳細的地質環境分析和統計檢驗（如相關性分析、共線性診斷）。至關重要的力學參數，應通過野外簡易測試、取樣室內試驗或反分析等手段進行本地化標定。鼓勵采用多種模型進行對比驗證，分析結果差異的原因，提高評價結論的穩健性。

（二） 風險區劃結果的 “可解釋性” 與實用性

風險區劃圖是精準調查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但其產出和應用常面臨挑戰：

1 . 風險等級劃分缺乏明確的防災行動指引。圖上標注了“高風險區”、“中風險區”，但這些區域具體意味著什么？是建議搬遷避讓，還是加強監測，或是限制工程活動？如果圖面表達與具體的管理措施脫鉤，成果的實用性將大打折扣。

2. 尺度混淆導致管理困惑。在 1 : 5 萬或 1 : 1 萬尺度上劃定的風險區，其邊界具有一定的概略性。若基層管理部門將其直接用于具體宅基地或工程項目的審批依據，可能會引發爭議。調查成果需明確其適用的管理尺度。

3 . 忽視 “不確定性 ” 表達。任何模型評價結果都存在不確定性。在成果圖中僅展示單一的確定邊界，而不以某種形式（如概率值、置信區間）反映其可靠程度，可能使決策者產生誤判。

對策：風險區劃工作應與地方防災管理需求深度結合。成果輸出不僅是一張圖，更應配套一份清晰的“風險區劃使用說明書”，說明各風險區的含義、主要致災因素、不確定性范圍以及對應的推薦防治措施建議（監測、巡查、工程治理、避讓等）。探索將風險區劃成果與國土空間規劃、用地審批流程銜接的路徑，提升其法定效力。

五 、成果集成與應用服務階段問題與對策

項目的價值最終體現在成果的落地應用上，此階段是檢驗項目成敗的“試金石”。

（一） 成果體系的 “重圖輕庫” 與動態更新缺失

當前項目成果多側重于專題圖件和報告文本，而對作為基礎的“地質災害調查數據庫”建設重視不夠。

1 . 數據庫標準不一，難以共享和延續。不同項目、不同單位建設的數據庫結構各異，數據項定 義模糊，導致數據無法在縱向（上下級部門）和橫向（不同業務部門）間有效流通共享，形成新的“數據煙囪 ”。

2.“靜態成果”無法適應動態變化。地質災害隱患及其風險是動態變化的。項目結題后，調查數據便成為“歷史檔案”，后續的群測群防、專業監測、治理工程等產生的新數據無法便捷地歸集到原有成果體系中，導致成果快速“過期”。

對策：在項目伊始，就應按照國家或行業標準，設計統一、規范、可擴展的縣域地質災害數據庫結構。項目實施的過程就是數據庫建設的過程。最終交付的核心成果必須是一個結構清晰 、數據齊全、質量可控的“活”的數據庫。同時，應協助地方建立數據更新維護機制，將精準調查的“一次性項目 ” 轉化為地方常態化的 “數據資產管理 ” 工作。

（二） 成果表達與科普宣教脫節

精準調查產生的大量專業信息，若不能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傳遞給基層管理者和受威脅群眾，其防災減災效用將大幅衰減。

1 . 成果過于專業化。圖件符號復雜，報告術語艱深，非專業背景的鄉鎮干部和村民難以理解和應用。

2. 缺乏針對性的避險指引。對于劃定的風險區和具體隱患點，沒有生成簡潔明了的“一紙通知”、“一張避險卡”或“一個二維碼”，告知群眾“災害是什么、威脅哪里、預警信號是什么、往哪里跑 ”。

對策：成果體系應包括“專業版”和“科普版”兩個維度。專業版服務于技術和管理部門；科普版則需進行信息提煉和轉化，制作隱患點與風險區分布示意圖、避險路線圖、應急宣傳冊、短視頻等，并利用鄉村公告欄、應急廣播、微信公眾號等多種渠道進行傳播。開展面向鄉鎮干部、村干部和監測員的專題培訓，讓他們成為成果應用的“明白人”和“二傳手”。

六 、組織管理與質量控制貫穿全過程的問題與對策

上述各階段問題的背后，往往反映了項目管理與質量控制體系的缺失。

1 . 項目組織 “碎片化 ”。遙感解譯 、地面調查 、數據分析 、制圖等環節由不同分包單位或團隊承擔，缺乏一個強有力的總體組進行技術統籌和銜接，導致工作流程脫節、技術標準執行走樣。

2. 質量檢查流于形式。質量控制僅停留在對最終報告和圖件的審核，而未貫穿于數據采集、錄入、處理、分析的每一個環節。缺乏過程質量控制點（如野外調查成果當 日檢查、數據入庫前校驗），導致錯誤層層傳遞，最終難以修正。

3 . 忽視專家團隊的全程作用。將專家咨詢局限于項目開始和結束的評審會，未能讓領域專家深度參與到技術難題攻關 、重要地質現象研判 、模型參數確定等關鍵決策中。

對策：建立以項目負責人和技術總負責為核心的一體化項目管理團隊，對技術路線、進度、質 量、成果進行全過程把控。制定詳細的質量保證計劃，設立明確的質量控制節點與檢查標準，實行“作業組自檢、項目組互檢、總體組抽檢”的三級檢查制度。組建穩定的專家咨詢組，通過定期例 會、現場指導、遠程咨詢等方式，讓專家智慧滲透到項目執行的各個環節。

七 、結論與建議

縣域地質災害精準調查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是科技賦能防災減災的重要實踐。其實施質量直接關系到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和地方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通過對項目實施全過程的梳理，可以發現，問題主要集中在認知層面（對“精準”的理解）、技術層面（方法選擇與集成）、數據層面（質量與融合）、應用層面（成果轉化）和管理層面（過程控制）。

為確保精準調查項目取得實效，本文提出以下系統性建議：

1 . 堅持需求導向，做好科學設計。項目策劃必須扎根于地方防災實際需求，目標具體，技術路線本地化驗證，避免“高大上”的空轉。

2. 強化過程質控，保障數據根基。建立覆蓋“數據采集－處理－分析”全鏈條的質量控制體系，將 “精準 ” 落實到每一個數據點和每一道處理工序。

3 . 深化模型研究，推動評價落地。注重評價模型的適用性分析與參數本地化，使風險區劃結果不僅“科學”，更“可信”和“可用”，并與管理措施緊密掛鉤。

4 . 構建“活”的數據庫，促進成果共享。將數據庫建設作為項目核心，統一標準，預留接口，為成果的動態更新和跨部門應用奠定基礎。

5 . 創新科普形式，打通“最后一公里”。花大力氣做好成果的通俗化轉化和宣傳培訓，讓專業調查成果真正轉化為基層干部和人民群眾的防災知識與避險能力。

6 . 完善管理機制，注重團隊協同。實施一體化項目管理，強化技術統籌，充分發揮專家全程指導作用，確保項目高效、高質推進。

展望未來，隨著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不斷成熟，地質災害精準調查的技術手段將更加豐富，但其成功的關鍵，始終在于對地質規律的敬畏、對現實需求的洞察、對工程實踐的嚴謹以及對生命至上的堅守。只有系統性地認識和解決實施過程中的各類問題，才能真正發揮精準調查的效能，為我國地質災害防治體系和防治能力現代化提供堅實支撐。余紹魁

文章來源：《云南國土》雜志

作者單位：云南地質工程第二勘察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