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萬里要求任仲夷管管廣州的奢靡之風，任：這些小事隨他吧

1982年2月的北京，天還沒亮透，一架波音客機從白云機場騰空而起。

機艙里坐著的，是廣東省委、省政府幾乎全部的黨政負責人——任仲夷、劉田夫、李堅真、梁靈光，連同一大批隨行人員，加起來將近二十個人。沒有人說話。沒有人講笑話。沒有人東張西望。整個機艙靜得出奇，只有發動機的嗡嗡聲在耳邊響。

一位同行的干部后來回憶，他從來沒見過這幫人這么沉默過。

這趟北京之行，沒有提前通知，沒有正式公文，是被"召"去的。召他們去干什么？開會。開什么會？研究廣東的走私問題，追責廣東的亂象，甚至有中央高層在私下場合拍桌子發問："任仲夷，還是不是共產黨員？"

這就是改革開放初期，那段最險峻的歲月。

廣東在全國改革的舞臺上先走一步，結果走到懸崖邊上了。而站在懸崖邊緣的那個人，是任仲夷。

受命南下：接過一塊燙手山芋

時間回到1980年秋天。

彼時的廣東，既是改革開放的窗口，也是一個燙手的攤子。廣州街頭已經有了新氣象——喇叭褲、燙發頭、高跟鞋，這些東西從香港飄過來，在年輕人中間蔓延。經濟特區的牌子剛剛立起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特區名字念出來，全國的目光都掃過來，有期待的，有質疑的，有等著看笑話的。

就在這個當口，主政廣東的兩位領導——習仲勛和楊尚昆——相繼被調回北京另有任用。廣東的攤子，需要有人接。

中央反復挑選，最后把目光落在一個人身上：時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

這個選擇背后有邏輯。1978年，任仲夷是全國最早公開發文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討論的省委書記之一。他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發在遼寧省委的理論刊物上，《光明日報》看到了，立刻全文轉載。鄧小平后來乘專列到遼寧視察，任仲夷親手把這篇文章遞過去，兩個人談了很久。同年，他主持了張志新冤案的平反，頂著巨大壓力把這件事硬推下去，在海內外都引發強烈反響。1980年，他又是最先公開表態支持"包產到戶"的省委書記之一。

膽子大，腦子活，敢擔責。這三條，在當時的干部隊伍里不多見。

1980年10月底，任仲夷被召進中南海，在短短幾天內，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谷牧等中央領導人，輪番接見他，與他談話，叮囑他去廣東好好干。密度之高，在干部調動史上極為罕見。這個規格本身就傳遞了一個信號：中央對廣東這塊試驗田，寄予的期望不是一般的高。

1980年11月8日，任仲夷正式履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那天，在遼寧工作的廣東老鄉含著熱淚給家里寫信，信上說：任仲夷去廣東，是我們廣東人的福氣。

福氣不福氣，還得看往后的走法。

任仲夷剛到廣東，迎頭就撞上一個硬問題。政策規定，個體經濟雇工不能超過8個人。但廣東的個體戶已經雇了十幾個、二十幾個，甚至幾百個。怎么辦？按規定抓，要打擊一大片；不管，又說不過去。任仲夷琢磨了一陣，提出換個說法：不叫"個體經濟"，叫"私營經濟"，這樣就繞過了雇工上限的限制。一個字的差別，救了一批人。

修路修橋，沒錢。他的方案是"以路養路、以橋養橋"，收車輛通行費。1981年，省交通主管部門向外商集資1.5億港元，自籌8000萬元人民幣，把廣深線和廣珠線的幾個渡口全部改渡為橋，靠收費還貸。這套路子，在今天看來稀松平常，但放到1981年，是真正意義上的破冰之舉。

有人留胡子，任仲夷說，馬克思就是大胡子；有人穿喇叭褲，他說，唐朝祖宗就穿喇叭褲；有人私拉天線看香港電視，他不但不禁，還揚言要請中央領導來一起看。廣東的風氣，就這樣在省委書記的"縱容"下，一點一點松動開來。

頂壓力守陣地：堅持"先行一步"，抵御保守浪潮

真正的硬仗，是1981年。

這一年，中央召開工作會議，主題是討論國民經濟調整。會上，一位中央領導提出了一個12字方針："緩改革，抑需求，重調整，舍發展"。話音一落，整個會場里有人點頭，有人沉默，沒有人當場反駁。

任仲夷坐在那里，聽完這12個字，心里已經在打鼓。

他不是不懂調整的必要性，但這個藥方，他覺得開錯了。過去改革步子太慢，才積累出一堆問題，現在還要"緩改革"？群眾的物質需求是正當的，怎么能"抑需求"？而對廣東來說最要命的是最后四個字——"舍發展"。中央給廣東特殊政策，就是讓廣東先走一步，發展得快一點，現在要"舍發展"，那特區還搞什么？

任仲夷沒有在大會上硬頂，但他心里的結論已經定了：這個方針，廣東不能全照著走。

同年5月，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和經濟特區工作會議。會上有人質疑，有部門甩出"不例外"三個字，意思是廣東搞的那一套，國家政策法規里沒有先例，要廣東別搞特殊。任仲夷和福建省委書記項南私下合計，一起在會上提了五條大原則：不走資本主義道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決完成中央規定任務、不做特殊黨員、執行統一對外政策。然后他們把話說白了：在這五條原則下面，能不能讓我們自己闖？

這是擺上臺面的博弈。

特區從一立起來就挨罵。有人說搞特區是搞資本主義，有人說是搞殖民主義，還有人說是賣國主義，"三頂黑帽子"扣下來，扣得又準又狠。任仲夷在省委常委會上一次次正面回應。他的邏輯很清楚：主權在我們手里，政府是我們的，警察是我們的，軍隊是我們的，法律是我們的，怎么可能變成殖民地？

但光講邏輯還不夠。這一年，廣東各地外資進來，工廠開工，港口吞吐量上升，深圳的荒灘開始冒樓。這些數字是比嘴皮子更硬的回答。經濟的成績，成了任仲夷最好的護身符。

1981年8月，國務院主要負責人結束東南亞三國訪問，專程飛廣州，任仲夷陪同視察深圳、珠海。兩個人登山遠眺，看著腳下昔日荒灘上已經拔起的樓群，誰都沒有說什么多余的話。總理轉過頭來問任仲夷：你說，特區到底姓"社"還是姓"資"？

任仲夷的答案已經在他心里裝了很久了。他說，特區從社會性質來說，姓"社"不姓"資"。

這不是口號，這是他在廣東一年多摸爬滾打得出的判斷。

也就在這一年，中央的工作會議結束后，任仲夷回到廣東，在省委大會上傳達中央精神。但他加了一句自己的話：全國調整步子要慢兩步，廣東只能慢一步。廣東不能跟著全國的節奏走，得守住自己的位置。會場上，那些原本繃著弦的干部們，聽完這句話，肩膀明顯松了下來。

應對風暴：走私浪潮里的最險時刻

1981年底，一份內參捅到了北京。

中紀委的一份《信訪簡報》，披露了廣東沿海地區走私活動猖獗的情況。有些地方，漁民不打魚，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地，連學生都不上學了，一窩蜂跑到街頭巷尾兜售走私貨。有干部參與其中，有人從中漁利，有人明知道是走私還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這份簡報一路往上傳，傳到中央政治局常委那里。陳云的批示最為嚴厲，他說要抓住不放，要登報，否則黨風無法整頓。批示最后幾個字，措辭非常重。還有中央高層私下發出質問：任仲夷，還是不是共產黨員？

這個問題，放到今天來看，也依然振聾發聵。

廣東省委是有責任的。走私確實嚴重，應對確實有不到位的地方，向中央匯報也不夠及時。但任仲夷同時知道一件事：如果這個時候不穩住，廣東多年積攢的改革成果，可能一夜之間付之東流。

1982年2月10日，那架波音客機從白云機場起飛。任仲夷和廣東幾乎所有省級領導，一起進京，接受問詢。這場會議在知情者中間有個私下的名字，叫"二進宮"——之所以說"二"，是因為廣東已經不是第一次被召到北京挨批了。同時受召的還有福建省委書記項南，項南后來在任仲夷耳邊小聲嘀咕，說他坐了兩天才明白，原來福建是來"陪綁"的，主角是廣東。

會場上的氣氛相當壓抑。谷牧副總理見到任仲夷，開口第一句話就是：仲夷同志，現在人家對廣東議論紛紛啊。

議論紛紛到什么程度？上海的干部來廣東出差，被叮囑不許一個人上街；廣東的采購員出去，被監視、被審查；連電視里的騙子，都愛操一口廣東普通話。廣東在那段時間，成了全國輿論里的"問題省份"，這個標簽，貼在任仲夷身上，壓力可想而知。

但任仲夷沒有垮。

他回到廣東，在全省三級干部大會上傳達中央精神，只講了三件事。第一，表揚全省干部群眾為改變廣東面貌作出的貢獻；第二，主動把責任攬到自己身上，說缺點和錯誤，主要在省委，在省委里，又主要由他本人負責；第三，宣布兩個堅定不移——打擊經濟犯罪活動堅定不移，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堅定不移。

一個原本可能"殺氣騰騰"的傳達會，被他開成了一個"熱氣騰騰"的動員會。會后，干部們重新活躍起來，繼續推進手頭的工作。

這一手，是他一貫的風格。主動擔責，絕不擴大化，絕不無差別打擊。他在會上明確說，只要沒往自己腰包里裝錢，是按照省委部署抓改革開放的，出了問題，由省委承擔，主要由他個人負責。

這句話，救了很多干部。

打擊走私，也在這一年整年持續推進。廣東組織了兩次全省性的集中行動，遏制了大規模走私浪潮。任仲夷的方針被總結成四個字：排污不排外。走私、腐敗要打擊，但不能因為這些問題就關上對外開放的大門。

改革地標：白天鵝賓館的誕生與省委的關鍵背書

1982年10月15日，廣州秋季交易會開幕。

同一天，珠江邊上的沙面島，一座34層的高樓開始試營業。這就是后來被無數人談及的白天鵝賓館，中國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級酒店。

這座樓，來之不易。

項目的根子，要追到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結束，國務院主管僑務的廖承志邀請香港工商界人士進京，霍英東在其中。幾個人在會議結束后被留下來，商量一件事：在北京、上海、廣州、南京等地，興建八家中外合資酒店。廣州這一家，任務落在了霍英東頭上。

霍英東起初是推的。他在香港從不建酒店，說做酒店對人的生意最難做，太麻煩。但廖承志和廣東省領導做工作，說中國要開放，就需要有人帶頭做示范，讓外商看到，進來是有保障的。霍英東最終點了頭。

1979年7月，白天鵝賓館在珠江邊的白鵝潭正式動工。地基是填江造出來的，沙面島上寸土不動。在那個年代，這本身就是一個創舉。

建設過程里，麻煩一件接著一件。建筑審查時，國防部提出，高層建筑頂樓要裝高射炮，理由是中越邊境正有沖突，廣州是南大門，需要防空。霍英東一聽傻眼了：放個炮在賓館頂上，還有誰敢來住？這件事最終驚動了葉劍英，老帥打招呼，高射炮的方案才撤銷。

幾乎所有的裝修材料都要進口，連牙簽都沒有國產的，進口每樣東西都要跑十幾個部門蓋章。霍英東后來說，這段日子真的把他"折磨得脫去人形"。

到了1982年秋交會期間，賓館終于開始試營業。但正式開業的手續，依然卡在有關部門那里，工程收尾也拖而不決。霍英東急了，想出一個招數：把正式開業的日子死死定在1983年2月6日，然后把請柬撒出去，滿天飛，北京和廣東的領導人、港澳人士、各職能部門，全部收到。這一招果然管用，請柬發出去，誰都知道領導們都來了，相關部門再也不敢扯皮，開業手續以最快速度辦下來。

1982年10月，試營業當晚，霍英東請了任仲夷來吃飯。

他本來以為來的人不多，開兩桌夠了。結果任仲夷帶著省里和市里的相關負責人，一口氣來了一百多個人，把宴會廳坐滿了。霍英東一看，心里發虛，他在香港珠城酒樓提前安排了一幫廚師備著，準備萬一賓館廚房撐不住就頂上。結果根本沒用上——賓館自己的國內員工，端上來一桌接一桌，菜式精心，數量充足，從兩桌一路擴展到二十多桌。霍英東當場大為驚喜，激動不已。

飯后，任仲夷應請題詞，提筆寫了一句李白的詩：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這八個字，沒有任何多余的解釋，但在場的人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困難過了，風浪過了，前面是開闊的。改革開放這條路，往前走。

任仲夷這次到場，本身就是一個強烈信號。省委書記和一百多名官員出席一家港商投資的賓館的宴會，這在當時的中國是極其敏感的動作。他去了，輿論的風向隨之轉變，廣州的報紙開始轉向正面報道，批評聲音漸漸收斂。

1983年2月6日，白天鵝賓館正式開業。楊尚昆、廖承志等領導出席剪彩，場面隆重。賓館建成當年就實現盈利，全年純利潤1282萬元，打臉了所有預言它會虧損的人。

白天鵝賓館的另一個決定，同樣在歷史上留下了印記。霍英東堅持向公眾免費開放，任何人都可以進來參觀，不需要單位開介紹信，不需要消費。在那個住個普通招待所都要介紹信的年代，這個決定是真正的破天荒。

結果，開放的后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開業后十天，涌進賓館的參觀市民幾乎失控，衛生間的馬桶被好奇的市民打爛了好幾個，卷紙一天被順走幾百卷。但霍英東不后悔，他說，建這座賓館本來就是要讓中國人見識新事物的，把門關上，就失去了意義。

這座賓館，開了先例，也立了標桿。隨后，廣州的中國大酒店、花園酒店相繼建成，全國當時8家五星級賓館，廣州獨占3席。

平安著陸：五年留下什么

1985年，任仲夷卸任。

他站在離開廣東的那一天，說了一句話："我總算平安著陸了。"

話里有慶幸，有感慨，也有說不清的意味。五年時間，他的身高"縮"了幾厘米，體重掉了30公斤。他那只眼睛失明，那只耳朵失聰，胃切了一半，膽也摘了——他晚年自嘲說，一目了然，偏聽不偏信，無所畏懼（"胃"具），渾身是膽。

但他主政的這五年，廣東經濟總量從全國中游躍居全國第一。深圳從一片荒灘，變成了有真實血肉的城市。白天鵝賓館的燈每夜亮著，照見珠江，外資一批一批進來，工廠一家一家開起來。

他在任上做的很多事，放到今天看都不算什么大事：允許穿喇叭褲，允許燙頭發，不禁香港流行歌曲，接待港商投資的賓館，在工作會議上堅持廣東不能完全"舍發展"。但就是這些一件一件不算大的事，在當時，每一件都是踩在雷區上的動作。

踩了，沒炸，往前走。

他走過最險的時刻是1982年2月的北京之行。中央問過他，中央質疑過他，有人甚至公開懷疑他是不是還是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但他回到廣東，沒有縮回去，沒有丟車保帥，沒有用大規模整肅來證明自己"站隊"正確。他只是把責任攬到自己身上，然后繼續推。

廣東后來的改革大潮，勢不可擋，是有根的。這顆根，種在1980年代初，種在一個叫任仲夷的人主政廣東的那五年里。

歷史的邏輯有時候簡單得出奇：改革的路上，需要有人第一個走。走了，別人才知道能走。

任仲夷走了那一步。

2005年11月15日，92歲的任仲夷在廣州病逝。他工作了一生的那座城市，已經是另一副模樣——高樓、立交、港口，珠三角的燈火連成一片。他大約是見過的，也是認得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