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總想一開始就做出絕對正確的決定,恨不得孩子沒出生就給他編排好人生,確保他一步彎路不走。
像張雪峰這樣大家眼里的“明白人”,恰好就撞上了這種焦慮。所以他火了。
表面看,他賺的是信息差的錢、服務的錢,實際上,他賺的是“心理咨詢”的錢。
有人可能會問:那些支持張雪峰的人想過沒有——這些專業沒人報了,社會和國家的未來怎么辦?
說真的,揭露真相不會讓有價值的行業招不到人。
反而會讓從業者過得更好,行業也更健康。
為什么呢?
如果一個地方真有價值,就算被大V唱衰,也只是短期內沒人去。不久之后,人又會涌過去。
比如,假設所有媒體都說計算機是血汗工廠,勸大家別去。信的人多了,學計算機的就少了。
但計算機行業缺人啊,而且有錢。
于是企業就會提高工資、加強宣傳。工資漲到一定程度,宣傳做到位,總會有人愿意試試。
進去的人會發現:計算機沒那么可怕,還挺好的。
那張雪峰說的某些專業,為什么沒出現“人走了—工資漲—人又回來”的循環呢?
很簡單——因為這些行業既不缺人,也沒錢。
既沒法漲工資,也沒錢做宣傳。
為什么沒錢?
因為它們創造的價值,撐不起今天高校培養的這么多學生。
本來就是過飽和的行業。
所以新聞專業的人拿不到高薪,還得忍受沒完沒了的加班和出差。
你受不了?可以走啊,后面有的是人等著替補。
按理說過飽和不會持續太久——從業者覺得又累又窮,自然就會離開。人走多了,行業就不飽和了;人手不夠了,企業就得加錢招人。
說白了,分蛋糕的人少了,每人就能多分點。
那為什么新聞這類文科行業,過飽和這么多年,還是有人前赴后繼往里沖?
因為市場失靈了——資源沒法流到真正有效的地方。
市場失靈,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信息不充分。
高中生從出生到高三,根本沒真正了解過新聞行業每天在干嘛。他們對“新聞”的認知很模糊:記者、寫稿……報專業時,很多人只是從高中學的科目里挑一個自己擅長的。
比如很多理科高分生喜歡報數學,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擅長數學。
應試教育還給人另一種錯覺:不管什么行業,只要我做得夠好,就能被認可。
“360行,行行出狀元” —— 這句大概是報專業時被提到最多的話了。
可什么叫“被認可”?
在學校,是高分;在社會,是有錢。
于是很多人心里埋下了這個等式:擅長 → 能做好 → 被認可 → 有錢
在張雪峰這類志愿輔導出現之前,這個等式就活在很多高中生和家長的腦子里。
但實際上,這三個等號幾乎都不成立:
- 你擅長的可能只是考試做題,和真正工作做得好是兩回事 —— 第一個等號就不成立。
- 就算你做得好,也不一定能被認可(老板認可)。有多少老板會因為你做得好就給你升職加薪?有,但不多 —— 第二個等號最多是“約等于”。
- 升職加薪就會有錢嗎?大多數打工人不會覺得自己是有錢人。不管年薪多高,債務和消費水平總能匹配甚至超過收入。賺得越多,花得越多、欠得也越多。很諷刺,從保安到高級經理,沒幾個打工的覺得自己“有錢”,大家都覺得自己“沒賺夠,也賺不夠”。
說白了,打一輩子工也只是個無產者,只是暫時看起來光鮮。失業幾年,很快被打回原形。
這些,高中生哪清楚?他們就憑著那個“三聯等式”懵懵懂懂選了專業。
這種無知,就是信息不流動造成的。
所以張雪峰這類志愿輔導的出現,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信息不對稱。
但不能只有一個張雪峰。
得有千千萬萬個“張雪峰”競爭著表達,讓消費者自己篩選出其中共性的、有事實依據的信息。
如果只有一個,那就成了信息壟斷——原本被高校招生辦影響的考生,現在只被張雪峰左右。這也難怪會有人攻擊他。
只有足夠多的人站出來講,才能擊穿信息迷霧,真正實現“校社銜接”。
今天這些“偽熱門”行業才能完成人才出清,讓留下的人過上有尊嚴的生活,也讓卷進來的人才解放出來,流向AI、計算機等更有活力的行業。
多說一句,信息不對稱只是勞動力錯配的原因之一。
就算沒信息迷霧了,很多中國人看見眼前是坨屎,也只能硬著頭皮吃下去,然后強忍淚水說:“嗯,也沒那么難吃。”
中國文化里對“安穩”“老實”“堅持”的推崇,常常讓人難以擺脫“沉沒成本”的幻覺。
什么意思?
比如你大一聽見師兄師姐說新聞專業不好找工作,但想到自己苦讀三年才考上,不舍得放棄。
大四實習,親眼見到行業的殘酷,但又覺得四年學習和實習的苦不能白吃,去新行業也未必有機會。
然后在新聞行業熬了三年,快崩潰了,但一想“都忍三年了,再忍忍說不定就能升職加薪”——單位有老人退休,你似乎有機會往上走一走。
結果三年又三年,很多人的一輩子就這么過去了,吃了一輩子那啥。
大一時你在意的高中三年,大四時你在意的大學四年——這些就叫“沉沒成本”。
它們在決策的當下已經是無法挽回的事實,根本不該影響你對未來的選擇。
你在做決定時,該想的是“把未來配置到哪里,才能獲得最大收益”。你已經花掉的時間,根本不是你可支配的資源。
但很多人總會把過去的付出算進新決策的成本里。
比如決定要不要換專業:換專業的成本是6,收益是10,凈收益本該是4。但很多人會把過去三年的努力成本也算進去,結果收益歸零,于是選擇不換。
可如果你大一就換條路,到大四時你已有四年新領域的積累;如果工作三年時換,到工作十年時你已有七年新經驗——人生絕大多數時候,改變的收益都是正的。
中國人其實很聰明,不該一代代被困在“沉沒成本”的幻覺里。
那為什么就是看不破、不敢變?
因為很多時候,這個幻覺是他們自己找的借口——通過把沉沒成本算進決策公式,來說服自己不要改變,給自己“求穩”“老實”“堅持”的傾向,套上一個理性的外殼。
這種對穩定、老實、堅持的執著,又從哪兒來?
一方面來自農耕文明的特質:農耕要求人長時間在一塊土地上澆水、施肥、耕作。也是靠種地,人類才擺脫了采集狩獵時饑一頓飽一頓的日子。
而在農耕基礎上建立的封建君主制,更強調把人固定在土地上,減少流動,才好收稅、好統治。
到了新中國,我們模仿蘇聯建起來的教育體系,最初是為計劃經濟和大型國企培養勞動力,所以必然強調秩序、服從、踏實、持之以恒。一個幾萬人的大廠,要是人人干幾個月就想換崗,國家還不亂套?
所有這些歷史因素,最后都變成文化的一部分,刻進教科書,刻進父母的言傳身教,刻進同事、同學、家長的口口相傳里。
然后,又一點點刻進受這些文化熏陶的每一個孩子的骨子里。
所以我們寧可吃那啥,也不敢輕易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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