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亞，我被允許成為一個“不按常理出牌”的老師

2025年底，全校教職工大會上，我第一次看到歐亞文化原則被正式發布。“學生成長至上”“Yes, And”“這是你的船”“現場主義”……一行行讀下來，我忽然有種遲來的確認——原來這幾年我在這個校園里感受到的一切，都被這些話講明白了。

我來歐亞三年多了。這三年讓我慢慢理解：一所學校的文化，不是掛在墻上的，而是彌漫在空氣中的。你每天呼吸它，卻不一定能叫出它的名字。直到有一天，有人把它寫下來，你才忽然意識到——哦，原來這就是我一直活在其中卻說不出來的東西。

從一片“不被修剪的花園”開始

如果你來過歐亞，你一定會注意到圖書館門前那片雨水花園。它不是一個被修剪得整整齊齊的花壇。花按自己的節奏開，草按自己的方式長，不被修剪成統一的形狀，不被要求四季常青。

圖書館前南姜路雨水花園

我第一次注意到它的時候，站在那里發呆了很久。因為它讓我感覺到：我們對待植物的方式，其實就是我們對待學生的方式。我們習慣了修剪，把植物修成球形、方形；也習慣了把學生塑造成某種“標準件”。但歐亞的雨水花園不這樣。它允許每一棵植物按照自己的樣子生長。高有高的姿態，低有低的風景。它不著急。它不塑造，它允許。

后來我才慢慢明白：這不是景觀設計，這是教育觀。

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里，我開始做一些“看起來不太像老師會做的事”。

2023年春天，我在《中西方經典學前課程流派與模式》課上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我沒有先講理論，而是給每個學生發了一份“盲盒種子”，讓他們去種，并寫觀察日記作為考核。說實話，那一刻我有點心虛。一個新老師，第一節課不按教材講，讓學生去種地？這聽起來確實有點離譜。

起初，學生們用飯盒、花盆隨手種，直到一位學生分享：“我種在宿舍的向日葵長得和我胳膊一樣高，但種在奶奶家菜地里那顆比我還要高。老師，我突然明白，兒童教育也是這樣——你給他多大的空間和允許，他就能成長多大。”

那一刻，我忽然意識到：如果教育只停留在容器里，如何期待學生理解生命的廣闊？心里生出一個更“離譜”的念頭——我想在大學找塊地，帶學生真正扛起鋤頭。說干就干，很快在北E教學樓后，經過院領導、校領導、后勤集團的支持，我們有了“人文教育試驗田”。

后來我才知道，這種被接住的感覺，在歐亞文化中有一個名字，叫“Yes, And”——接納問題，主動建設。它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個年輕教師在這里被允許的日常。

第一年，我按班級分地。結果有些地荒掉了。那讓我開始反思：教育是要求所有人都參與，還是允許選擇？是強制還是喚醒？第二年，我把地改成小塊，向全校開放認領。我原本擔心沒人來。結果，60多塊地，很快被搶光。更讓我意外的是——學生開始“自己加戲”。有人為了種好蘿卜，去樹林里挖草木灰改良土壤；有人反復試驗澆水頻率；甚至有人因為“種不好”來找我求助。這種內在動機的覺醒，讓我看到了一種教育的本真狀態——學習發生在一個人真正想做一件事的時候。

有個學生種的植物全死了。他說：“老師，我是不是完了？得掛科了？”我說：“你可以寫一份失敗報告。”后來，他寫下這樣一段話：“不是每顆種子都能開花，但每顆都值得被認真對待。水多會溺死，水少會旱死。原來，愛也是需要分寸的。”這段話讓我想了很久。他在說種子，也在說自己；他不是從書本上學到這些的，是從身體里長出來的。這恰恰印證了陶行知先生說的“教學做合一”——真正的知，必然包含行。他如果沒有種死這株植物，也不會有這么深的感悟。那一刻我非常確定：這不是一次作業，這是一次發生在他生命里的學習。

2025年夏天，劉念發起的“教育試驗田”植物長勢正盛

我后來想，如果當初領導問我“這和課程大綱有什么關系”，或者“你用什么標準考核”，這些故事也許就不會發生。但在歐亞，我聽到的不是這些。我聽到的是：“你先試試看。”

這就是“Yes, And”。不是先問“這行不行”，而是先接納一個想法，再推動它往前走。

一副撲克牌的課堂“冒險”

種地之后，我又干了一件“離譜”的事。

那是《教育學與中外教育史》的課堂。這門課理論性強、時間跨度大、人物流派多，學生容易覺得枯燥。我一直在想：能不能換一種方式，讓學生真正進入教育史，而不是背誦教育史。

撲克牌給了我靈感。我讓學生把中外教育史的知識點，變成一副桌游的規則和元素。每個小組創作一套完整的教育史桌游作品，期末發布展示。

說實話，決定這么做時，我心里是打鼓的。我猶豫了一下，還是去找了主管領導。我把想法講了一遍，等著被問“這和教學大綱有什么關系”。

領導聽完，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挺有意思的。”第二句：“你試試看。”

沒有追問，沒有質疑，沒有“但是”。

期末時，學生們交上來的作品讓我震驚了。有人把孔子和蘇格拉底設計成跨越千年的對話角色，有人把教育史結合UNO牌的玩法設計全新規則，有人用“啟發式提問”作為攻擊技能。有一個小組把“百家爭鳴”設計成資源爭奪游戲——每個玩家代表一個學派，只有真正理解了某學派的思想，才能用好它的技能。這不是背誦，這是創造。

期末展示那天，教室里熱鬧得像一個桌游展會。學生們邀請老師一起試玩，爭論規則，討論某個設計是否符合歷史事實。那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課堂”，但那是我見過的最活躍的課堂之一。

《教育學與中外教育史》課堂期末展示

后來，有學生把這個項目延續了下去，申請了專利。有其他高校的老師聽說了這個教學方式，來請教怎么在自己的史學類課程中借鑒。一副撲克牌，變成了一顆種子。

那一刻我意識到：學習一旦變成創造，就不再需要被推動。這也正是王陽明說“知行合一”，當學生為了設計游戲而必須深入理解思想時，知與行便成了一件事。

當校園成為“會說話”的老師

如果你來過歐亞，你會知道這所學校有多美。但這種“美”不是裝飾性的。后來，我的課堂越來越多地發生在教室之外。在草坪上討論自然教育，在博物館里分析課程設計，在菜園里觀察兒童發展規律。沒有一次被問過“這算不算上課”。得到的回應永遠是：“可以啊，你看怎么樣對學生成長更好？”

劉念與學生們在戶外草坪課堂討論自然教育

有一次，我帶學生在校園里做自然教育活動的時候，遇到后勤的綠化師傅。他停下來，給我們講那棵銀杏樹的年齡、松樹的生長習性、梧桐樹冬天為什么這么修剪樹皮。講了20多分鐘，學生們圍成一圈聽得認真。講完之后，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也不會講啥的，就是天天跟這些樹打交道。”

但我心里清楚，這就是教育。不是只有站在講臺上的人才能教，不是只有在教室里發生的事才算課。一個種了一輩子樹的師傅，他比任何人都懂得什么叫耐心等待，什么叫順勢而為。那一刻，我想起梅洛·龐蒂說的：我們是通過身體，而不是頭腦，認識世界。這個師傅的知識，就是長在身體里的。

慢慢地，我開始理解一句話：空間即教育。

這讓我意識到一件事：教育發生在人與世界的每一次真實相遇中。它不是被限定在課程表里的，而是彌漫在整個校園里的。每一棵樹、每一塊草坪、每一處空間，都無聲地參與這個過程。

歐亞真正特別的地方，不只是支持某個老師嘗試，而是整個環境，都在默默地允許這些事情發生。

被允許，意味著什么

回到那場教職工大會。當這些文化原則被說出來的時候，我忽然明白——這三年我經歷的，不是“個別案例”。而是一種持續存在的氛圍：你可以試，可以錯，可以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式。

那片雨水花園，那些教學嘗試，那些被允許的“離譜”想法，那些“你試試看”的回應——它們背后有一種文化在支撐。它不是被推行的，而是被活出來的。

胡建波校長在發布文化主張的文章里寫過一句話：“它不是一項行政指令，而是一份邀請。”

我很喜歡“邀請”這個詞。它不是命令，不是“你必須這樣做”。它是一種開放的態度，一種相信的姿態——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力，都可以做出好的選擇，相信每個人都可以成為這艘船的一部分。

在歐亞的這幾年，我收到過很多這樣的邀請。每一次，都不是你必須，而是你可以。這種可以，讓我敢試、敢錯、敢慢慢來。

前不久，一個畢業生回來看我。她在幼兒園也帶著小朋友們種菜。她說：“老師，我現在終于明白你當年為什么讓我們種地了。”我問她“為什么”，她說：“因為種地這件事，讓我學會了等待，學會了萬物有時，枯榮有序。”

是啊，等一顆種子發芽，等一個孩子長大，等一個年輕老師慢慢找到自己的路。

前幾天，我又路過那片雨水花園。陽光正好，花草各自生長。沒有人修剪它們，它們也不需要被修剪。

這就是歐亞的文化。它不會說話，但它說了很多。它在每一片葉子、每一塊土地、每一次“你試試看”的回應里，默默地講述著一件事：

教育不是塑造，不是修剪，不是制造標準件，是成全每一個獨特的生命。

是允許。允許一顆種子，用自己的方式長出來。

而在歐亞——我被允許，成為一個不按常理出牌的老師。

這大概就是我在歐亞學到的最重要的事。

劉念在菜園里澆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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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寶良, 主編. 陶行知教育論著選[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本文作者：

劉念，西安歐亞學院人文教育學院學前教育專業教師，自然與森林教育指導師、蒙氏中級指導師，聯合國可持續發展SDGs通識教育行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