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10826字調查：把AGI的鑰匙交給奧特曼，我們是否搞錯了人

2026年4月6日，《紐約客》發布了一篇長達10826字的調查報道，作者是Ronan Farrow和Andrew Marantz——前者是普利策獎得主，以哈維·韋恩斯坦性丑聞調查成名；后者長期跟蹤科技與權力交叉地帶。兩人花了整整18個月，采訪了100多位知情人，獲取了數百頁從未公開的內部文件，寫出了這篇以OpenAI創始使命為主軸、以Sam Altman為核心的深度調查。

這不是一篇例行的CEO側寫。文章的核心證據來源于兩個此前不為外界所知的文件：其一是前首席科學家Ilya Sutskever整理的逾70頁內部備忘錄，匯集了Slack消息、HR記錄和管理層會議紀要；其二是現任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在OpenAI任職期間留下的200多頁私人筆記。這兩份文件的存在，讓這篇調查脫離了"匿名爆料"的層級，進入了有文字記錄的證詞范疇。

報道的核心結論不是一個驚天秘密，而是一條系統性的證據鏈：OpenAI用"造福人類"的框架建立了信任，用"安全優先"的承諾招募了人才，但當商業利益與這些承諾發生沖突時，承諾一次次讓步。而站在這條退讓軌跡中心的，始終是同一個人。

原文鏈接：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6/04/13/sam-altman-may-control-our-future-can-he-be-trusted

一、一份備忘錄，一個第一條

2023年11月的那場閃電式解雇，在奧特曼五天后復職時，就已經被主流敘事定格成一個特定的故事版本：董事會政變失敗，CEO勝利回歸，幾個不懂商業的學術派敗給了硅谷最好的pitchman。

《紐約客》的調查試圖拆解這個版本。

Sutskever是在部分董事會成員的要求下，整理了那份70頁的內部報告的。文件匯集了奧特曼在Slack頻道、HR系統和管理層例會中的行為記錄——據報道，這些截圖是用手機拍攝的，顯然是為了避免被公司設備檢測到。Sutskever將最終的備忘錄以"閱后即焚"形式發送給其他董事會成員，以確保不留痕跡。"他非常害怕，"一位收到材料的董事會成員回憶道。

文件將奧特曼的行為歸納成一份清單，標題是："Sam表現出一貫的行為模式……"

第一條：撒謊。

Sutskever當時對身邊人說的是："我不認為Sam是那個應該把手指放在按鈕上的人。"他用的詞是"the button"——在AI圈，這個說法通常指的是AGI發布的決定權。

同一份文件被部分董事會成員視為解雇的直接依據。董事會的正式聲明措辭刻意保守，說奧特曼"對董事會的溝通不夠坦誠"（not consistently candid）。《紐約客》的調查給這句話填上了內容：這不是一次失誤，這是一種模式。

五天后，奧特曼復職，那批董事會成員離開。調查雖然啟動，由處理過安然和世通案的WilmerHale律師事務所主持，但據六位接近調查的知情人透露，調查從設計上就限制了透明度——最終沒有形成任何書面報告，只有向新董事會成員的口頭簡報。不留書面記錄的決定，據報道部分來自薩默斯和泰勒私人律師的建議。一位接近調查的人士說："一切跡象表明他們想找出結果，即宣判他無罪。"Sutskever的70頁文件，就這樣從公眾視野里消失了，直到《紐約客》拿到它。

二、Dario Amodei的200頁筆記：一個人看見了什么，然后做了什么

如果說Sutskever的備忘錄是一份行為記錄，那Amodei在OpenAI任職期間留下的200多頁私人筆記，則更接近于一份認知過程的實況轉播——它記錄的不只是奧特曼做了什么，更是一個研究者如何一步步得出"這家公司救不了"的判斷。

Amodei在2016年加入OpenAI，是主導GPT-2和GPT-3研究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比絕大多數人更早相信一件事：把更多算力倒進這些模型，它們會無限變聰明，而這件事的風險是真實的、巨大的，必須在能力擴張的同時同步解決安全問題。

外界長期把他和奧特曼的裂痕描述為"路線分歧"——他想要更慢、更謹慎，奧特曼要更快。Amodei自己后來的說法更直白："在別人的愿景里爭論是極其低效的。"他已經判斷，奧特曼的OpenAI有其不可改變的內在邏輯，任何在內部推動安全優先的努力，都會在那個邏輯面前失效。

《紐約客》的文件讓這個判斷有了更具體的來源。

2019年，微軟以10億美元投資OpenAI，將其從非營利結構轉型為"有上限利潤"（capped profit）實體。談判期間，Amodei提出了他視為最核心的安全條款：一旦其他AI公司在安全性上比OpenAI更接近AGI，OpenAI必須停止競爭、將資源并入對方——他稱之為"合并與協助"條款。邏輯是：如果有人比我們更安全地接近終點，我們應該支持他們，而不是繼續賽跑。

這是他對"OpenAI是否真的把安全放在競爭之上"的測試，也是他參與這場談判的底線。

合同簽署后，他發現微軟被賦予了對任何此類合并的否決權——那個條款實際上已經失效。更關鍵的是，當Amodei就此質問奧特曼時，奧特曼起初直接否認該條款存在。Amodei大聲朗讀合同文本，指著具體段落，最終不得不叫來另一位同事當場確認，才逼出了承認。奧特曼后來說"不記得這件事"。Amodei在筆記里寫道："憲章的80%被背叛了。"

此后的幾年里，他繼續留在OpenAI，繼續做研究，也繼續在筆記里記錄他所觀察到的一切。直到2020年12月，他帶著14位研究人員一起離開，其中包括他的妹妹Daniela（曾任OpenAI安全與政策副總裁）、Chris Olah（可解釋性研究先驅）等人。這批人是OpenAI擴展基礎設施的建造者——他們不是普通員工，而是知道"下一代模型會是什么"的人。

他們創立了Anthropic。

《紐約客》的調查顯示，Amodei的私人筆記中，最終出現了那句后來廣為傳播的結論："OpenAI的問題就是Sam本人。"

寫下這句話的人，在OpenAI工作了五年，主導了這家公司最關鍵的技術突破，離開后對外始終保持克制——公開場合只說"有很多關于我為何離開的錯誤信息"。他可以說分歧在于"視野"，他最終寫下的是"問題是Sam本人"。

Anthropic的創立邏輯，正是建立在這個判斷上：如果你無法在現有框架內推動安全優先，就去建一個新框架——把安全從訓練開始就嵌入模型，而非能力開發完成后再打補丁。這就是Constitutional AI的起點。

五年后的今天，Anthropic的估值已達3800億美元，在企業級AI市場的代碼任務中占據42%的份額，超過OpenAI的兩倍。

《紐約客》調查發布后，Amodei的200頁筆記第一次以公開文件的形式存在于外部世界。Amodei離職后沒有發布公開信，沒有Twitter長文，沒有接受媒體密集采訪來為自己的選擇背書。他的私人筆記，是他留下的唯一證詞。

對OpenAI的現任領導層來說，這200頁筆記比任何公開批評都更難處理——因為它們來自一個曾經在內部的人，記錄的是他親眼目睹的事。

三、安全承諾：從五分之一到1%

OpenAI從誕生起，就把"AI的存在風險"寫進了自己的DNA。這家公司的創始前提是：我們可能正在建造人類歷史上最危險的技術，所以必須由一個不以利潤為導向的機構來主導它。

2023年7月，奧特曼宣布成立"超級對齊"（Superalignment）團隊，承諾將公司五分之一的算力用于解決AI的長期安全問題，目標是在四年內防止AI導致"人類文明的瓦解，乃至人類的滅絕"。與Sutskever共同領導團隊的Jan Leike對《紐約客》坦承："這是一個相當有效的留任工具。"

《紐約客》的調查顯示，這個團隊實際獲得的算力約為1%到2%，且使用的是公司最老舊的硬件。團隊內的一位研究員描述說，"大部分超對齊算力實際上都在最差的舊集群上運行"，優質硬件被保留給了盈利業務。Leike曾向時任CTO Mira Murati投訴，但她告訴他不要再追問——那個承諾從未切實可行。

團隊后來被解散。Leike離職時在X上寫道："安全文化和流程已經退居次要，讓位給光鮮的產品。"

《紐約客》記者在采訪時參觀了OpenAI的新辦公室。辦公室各處的牌匾、宣傳冊和周邊商品上，印滿了"感受AGI"（Feel AGI）的字樣。這個短語最初來自Sutskever，他用它來提醒同事注意通用人工智能的存在風險。在奧特曼復職后，它成了一句歡快的營銷口號。

當記者詢問OpenAI公關是否能安排采訪從事"存在性安全"研究的人員時，得到的回答是："那不是……一件事。"

奧特曼在接受《紐約客》采訪時，對此的解釋是他的"感覺和傳統的AI安全理念不太合拍"，并含糊地表示公司會"開展一些安全項目，或者至少是接近安全的項目"。

從"防止人類滅絕"到"接近安全的項目"，是OpenAI過去五年商業化路徑的縮影。

四、不止OpenAI：一個延伸至Y Combinator的行為檔案

《紐約客》調查的一個重要維度，是將視角向前推，審視奧特曼在OpenAI之前的職業軌跡。

在Y Combinator，奧特曼于2014年成為總裁，后來升任YC集團主席。報道顯示，他在YC期間多次面臨來自內部的信任質疑。他本人堅稱從未被YC解雇，但《紐約客》獲取的當時資料和多位YC創始人及合伙人的證詞，均指向分手并非完全雙方同意。格雷厄姆曾私下告訴YC同事，在奧特曼被撤職之前，"山姆一直在對我們撒謊。"

早在2005年，Aaron Swartz（著名程序員和網絡活動家，Altman在Y Combinator同屆）就曾對身邊的人說過一句話："你需要明白，Sam永遠不能被信任。他是一個反社會人格者，會不惜一切。"

多年后，一位前OpenAI董事會成員用了幾乎相同的詞匯：說奧特曼具備兩種極少同時出現在一個人身上的特質——"極度渴望在每一次互動中被人喜歡，以及對欺騙他人的后果幾乎沒有任何顧慮"。

前董事會成員Sue Yoon給出了另一個略有不同的角度：她認為奧特曼不是一個精心算計的馬基雅維利式人物，而是一個生活在"自我信念泡沫"中、能夠真正說服自己相信自己不斷更新的銷售說辭的人。她的原話是："他不是那種反派。他太沉浸在自己的信念里了。他做了很多如果你活在真實世界里毫無邏輯的事，但他根本不活在真實世界里。"

兩種描述指向不同的因果：一個是有意為之，一個是結構性失真。結論是一樣的。

五、微軟、亞馬遜與連續食言

奧特曼的食言記錄，并不局限于內部文件。《紐約客》描述了他與微軟關系持續惡化的過程，多位微軟高管對記者表達了類似的感受：他在合同簽署后反復更改條款、重新談判、單方面調整已有協議。

一位高管的原話是："他歪曲、扭曲、重新談判、違背承諾。"

今年發生的一個案例更為具體：在OpenAI重申微軟為其"無記憶AI模型"獨家算力提供商的同一天，它宣布了與亞馬遜高達500億美元的協議，由后者擔任其"Frontier"AI Agent平臺的獨家經銷商。微軟隨后公開暗示可能提起法律訴訟。

這件事的時間點選擇，被多位觀察者認為不是疏忽，而是風格。

報道還涉及奧特曼在國家安全層面的決策邏輯。從2023年秋開始，他開始秘密推進一個后來被稱為"ChipCo"的計劃，目標是從海灣國家（沙特、阿聯酋等）募集數百億美元，在中東建設大型芯片代工廠和數據中心。據報道，他向現任Meta AI負責人Alexander Wang推薦領導職位，并聲稱亞馬遜創始人貝索斯可以執掌新公司。一位知情的董事會成員告訴《紐約客》："據我了解，這整件事發生時董事會并不知情。"

美國國家安全官員對此高度警惕。阿聯酋的電信基礎設施嚴重依賴華為硬件，情報機構擔心送往阿聯酋的先進芯片可能被中國工程師利用。據知情人透露，奧特曼在公開場合推動AI監管框架的同時，私下卻在游說反對可能限制上述交易的監管措施。一位曾參與協調安全許可流程的政府工作人員寫道，他想到的唯一經歷過如此大規模外國金融聯系的人，是賈里德·庫什納——而當年的審查建議不授予他許可。

六、調查發布當天，他發布了一份"新政"

《紐約客》調查上線的時間節點，本身也是一條信息。

4月6日，同一天，OpenAI發布了一份13頁的政策白皮書，標題涉及AI時代的產業政策，奧特曼在接受Axios采訪時將其比作"新政"（New Deal）——他說，AI對經濟的沖擊將如此巨大，以至于我們需要重新設計稅收體系、勞動制度，乃至工作日的長度。

批評者的反應很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訪問學者Anton Leicht在社交媒體上寫道，這份文件提出的那些"根本性的社會變革……不會自然涌現成某種替代方案"，其"模糊性質和發布時機"讓他難以樂觀——他給出的定性是：這是一種"監管虛無主義"的公關掩護。

Gary Marcus（認知科學家，長期批評奧特曼）的觀察更直接：每當奧特曼遇到麻煩時，他都會用新的敘事來轉移注意力。此時此刻，他正同時面臨《紐約客》的定性、CFO Sarah Friar被排除在關鍵財務決策之外的報道（來自The Information），以及市場對OpenAI商業模式可持續性越來越強烈的質疑。

OpenAI的官方回應，是稱這篇報道"大量重溫了此前已有記錄的事件，依賴匿名說法和帶有明顯立場的人提供的選擇性軼事"。

這個回應本身也是一種模式。

18個月，100多位知情人，200多頁內部文件。Farrow和Marantz最終提出的問題只有一個，也是OpenAI創始以來最應該被追問卻最少被正面回答的那個問題：他可以被信任嗎？

《紐約客》沒有給出明確的裁決，但把此前藏在非公開文件和私人對話里的證據放到了白紙黑字上。

Sutskever的備忘錄存在。Amodei的筆記存在。五分之一變成1%的算力記錄存在。

奧特曼不久后將帶領OpenAI完成IPO。根據目前的計劃，這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科技公司上市之一。屆時，那份"相信他可以被信任"的壓力，將從一小群董事會成員身上，轉移到數以百萬計的公眾投資者那里。

《紐約客》的文章，算是一份提前送達的材料包。

原文的最后一段，用的是奧特曼自己的話作結。2023年，在被解雇前不久，他談到了大語言模型的一種傾向：模型會學著取悅用戶，有時優先于誠實，這被研究者稱為"諂媚"（sycophancy）；模型也會編造事實，被稱為"幻覺"（hallucination）。主要AI實驗室已經記錄了這些問題，有時也容忍它們。奧特曼當時說，如果你嚴格要求模型"永遠不說它百分之百確定的話"，可以做到，"但它就不會有人們喜歡的那種魔力了"。

Farrow和Marantz沒有對這段話做任何評注，就結束了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