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許可，這個世界上多些女性電影

這個清明節檔期的院線扛把子，無疑是開分8.5的《我，許可》。
這是一部非常適合帶媽媽去看的電影，我在當初看了內部場之后就非常喜歡，但介于天價的保密協議，不得不忍到上映之后才寫這篇文章。

電影的故事情節很簡單：小學老師許可想做掉一個子宮息肉，卻因為沒有過性經歷而受到了多方阻撓，同時又跟前來投奔她的媽媽胡春蓉之間，因生活而產生了種種啼笑皆非的沖突。
這部電影只有兩條比較具體的推進線索：許可的手術能不能做，離家出走的胡春蓉何去何從。兩條線因母女雙方的物理生活空間交織在一起，引起了一系列的沖突。

很多人看完這部電影的第一評價是輕盈，但也有很多人認為它犀利。
首先，電影確實是輕盈的，它用溫和的鏡頭語言將很多沉重的問題化于其中，本該有的憤怒和戾氣如奶油般化開，像一層薄膜一樣輕輕地覆在你的感官上，讓你的觀影感受和那些沉重的情緒隔離。
但細想之下，電影也確實討論了很多相對犀利的問題。女性的醫療困境，默認的男性，女性的家庭困境，身材焦慮，學校生理教育的缺失……相比之下，電影唯一的”顯學”親子關系，仿佛就像大蜜丸中的那一點蜂蜜，作為粘合劑的同時，也讓藥顯得甜了一點。
今天這篇文章，在不太（？）涉及劇透的前提下，我想為大家分享幾個《我，許可》中的彩蛋，借此把這部片子平鋪開來，透過它們來看看電影中發生了什么，以及我們身上正在發生什么。

· 失去名字的陰道瓣

讓人印象最為深刻的，除了小玩具，可能就是陰道瓣。可能是我閱片量相對少的緣故，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陰道瓣”這三個字出現在電影里。
許可做手術的橋段，并非是電影為了展現沖突刻意營造的特例，無數女性在生活中曾遇到過類似的情境，比如我。
我在一次體檢中曾希望做一次陰式B超，被體檢中心的醫生以未婚為理由拒絕，同時拒絕的還有父母的簽字——“只有老公能簽這個字”。
如果說電影中白客飾演的大夫尋求家屬簽字的原因只是擔心家屬因為那層膜的破損來鬧，那現實中很多醫療機構拒絕為未婚女性開具相似檢查的原因僅僅是”不能未經許可開封了他人的所屬物”。他們默認女性該是某些人的所屬，即便這個人此時此刻并不存在。
在他們眼里，女性是不配為自己的身體做主的，更不配為體內的那層膜做主，因為它是留給未來某個人的禮物。
所謂”處女情結”，本質上其實是對女性的物化。它否認了女性是一個擁有自主意識、情感與權利的人，它用所謂”純潔”這個看似高貴的詞，將女性的人格進行了史無前例的矮化，將女性從”人”異化為一種性資源和容器。

“這種情結幻想的是一種絕對的、不受挑戰的支配權。它容不下女性有除自己以外的任何親密體驗，本質上是想把女性當作附屬品鎖在私有領域?！?br/>陰道瓣可以因為進化的缺失而生長在人的身體里，但處女膜，只有物品才能攜帶。
而當這種物化邏輯滲透進醫療系統，它所波及的就不只是患者了。

· 男婦科醫生

把自己的處女情結化為一個名稱附著于其他人的身體上，這么可笑的事情竟然可以延續到2026。而更可笑的是，更為荒唐的事與電影的上映同時發生在現實中。

電影中，白客所飾演的陳瑜就是一個男婦產科醫生，影片剛開始的時候就因性別男慘遭老太太退號，后來還因為給十五歲女孩開具尿檢而被家屬投訴。他的做法是非常典型的防御性醫療，簡單來說就是想要看病，先求自保。

所以他反復要求許可的親屬為其簽署同意書，“我更怕你的想法隨時會變”。這讓他的態度成為了電影中強化沖突的一大核心動力。
既然我們同為人，每個人的身體也都可能患病，而任何一個醫學學科都是基于研究人體的實踐科學，那在臨床上，就不適合以所謂的”社會性別”來沖擊醫學的科學性。
不平等是會遭致孽力回饋的，當這個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用凝視的眼光來審視女性，用那層膜來衡量一個與自己同等的獨立個體的價值，這份無意識的惡意經過成千上萬次過濾，會像回旋鏢一樣打回到特定群體中的少數人身上。像同陳瑜一樣的男婦產科大夫，像娶了再婚妻子的丈夫。
而當我們的鏡頭再拉遠一點，不公平的兩性環境所傷害的，遠不只有女性。
像青春期長得比較羸弱的男孩，像在傳統家庭中成為”頂梁柱”的父親，像因為湊不出彩禮錢而被迫單身的男青年……
人類社會是一個會自主”代償”的結構，當一方面缺失，自會以更畸形的方式補上，來應對這種不公，比如男婦產科醫生的權益，再比如彩禮。在一個不公平的結構里，沒有人能獨善其身。
而這種不公平的結構，往往從家庭內部就開始了。

· “家政服務”

據統計，全世界75%的無償工作由女性完成，女性們每年合計為全球GDP貢獻10億美元。
英國作家卡羅琳·克里亞多·佩雷斯在《看不見的女性》中說：從戰后至20世紀70年代中期，“看似是生產率增長的黃金時代”，但在某種程度上，這只是一個假象，這種所謂的繁榮，實際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更多的女性外出工作了。
生產力并沒有提高，只是發生了轉化：從私人領域轉移到了公域。
未能衡量無償家務勞動，可能是所有數據中最大的性別缺口。據估計，無償照護工作可占高收入國家GDP的50%，在低收入國家則可占80%。
而這么龐大的工作量，在我們的生活中曾經是隱形的。就像許可連外賣都不會點的的父親習慣了有妻子做飯的日子，甚至自以為可以統治她全部的生活，包括那棵無花果樹。
而就像胡春蓉一開始所投入的家政服務市場一樣，這些曾經在生活中所無償承擔的”義務勞動”，當它真切地被投入勞動力市場，被量化之后，只需要更短暫的工作時長，就可以獲得另一個自由的人安身立命的資本。
從這個角度來講，電影中的”家政服務中心”，其實也是這些離開家的女性們，得以收獲自己的第一站——當她們離開家成為一個獨立的人，用自己曾經在家的免費勞動獲取報酬，她們不但能活得很好，更能成為她們自己。
但如果從一開始就不進入那個需要”離開”的結構呢？電影中的許可，似乎選擇了另一條路。

· 自愿單身的女性

有人說，如果說《好東西》所展示的是當前社會環境下絕望的異性戀女性，那《我，許可》中所展示的，就是自愿單身的女性群體。
相比之下，前者可能需要一個幡然醒悟的過程，后者可能更像一個不愿意被拆碎完整自己的人，在婚戀面前的望而卻步。
在很多時候，在當下將自己投入婚戀市場，也就意味著”我同意當下男權社會的固定敘事”，這份同意書很可能讓人成為一個男人背后的”太太”，成為一個家庭里的義務勞工，成為被下一代所”啃食”的犧牲者。無論如何，都是以犧牲”自己”為前提，以換取一種當前社會框架下的穩定感的交易。
有一種社會學言論是，婚姻是資產階級的算計，更是權力運作的需要。這句話并不僅僅在說婚姻是一種財產制度，還意味著婚姻對于當下社會而言，自成一種受力結構。也就是說，在某些頂層算計里，婚姻作為一種結構中的單元，它被迫承擔了很多社會需要去承擔的責任和壓力，比如個人安全，養老等。當這些無法失去的東西被迫由家庭承受，選擇不進入婚姻，就變成了一種高成本和高風險的選項。
而拒絕這種交易，也就等于在更平等的關系來臨之前，或者在永不期待親密關系的前提下，暫且忍受這種不穩定，自愿承受某種來自社會方方面面的傾軋。
這種傾軋比如：胡春蓉對許可的催婚，門房大爺的碎嘴子，再比如許可那臺遲遲無法進行的手術。
保全完整的自己，還是犧牲它們換取一部分基礎支撐，這就是在當下，許可們所面臨的問題。
而對于更年輕的女孩來說，這種”犧牲自己”的壓力，甚至在她們發育的那一刻就已經開始了。

· 身材焦慮與性別凝視

電影中，許可發現自己的學生黃薇一個人去看婦科，感到非常擔心，家訪時意外發現對方倒在家里，經過搶救才知道黃薇為了減肥，誤吃了墮胎藥。
身材焦慮，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電影中非常溫和地將原因一帶而過——“女主播身材都很好”“發育時身上長了好多肉”“我就是想要瘦一點”。
看起來好像是女孩子自己受到了網絡上復雜聲音的干擾，但我們都知道，在現實中，情況遠比電影里要復雜得多。
全紅嬋在做客《人物》的時候也談及自己所正在經歷的發育關。她為了減重每天只吃一頓飯，為了保持成績更加刻苦地訓練，不敢上稱，不敢穿裙子，將四肢裹在長衣長褲里，連照鏡子的時候都會對自己的身材產生不滿。但即便如此，“五短身材”“筒型身材”“發育失敗品”……這些聲音從未遠離過她。
不只運動員，發育這件不能再普通的事，在很多女孩的人生經歷里也是非常重大的一關，這一關不光是生理上的，更多的是心理。有一個詞叫”發育霸凌”，發育過早的女孩子，會被傳黃謠，會被一些男生用意味不明的眼神盯著，被扯肩帶，喊”奶牛”，被質疑”是不是偷偷吃激素了”……而發育晚的女生同樣無法擺脫這一切，就像電影里許可對黃薇說，自己當年因為發育晚，被男生”許哥，許哥”地叫。
相反，男生的發育期，很多時候是伴著對第二性別的審視和性羞辱的，而被審視者仿佛只有兩條路：忍氣吞聲，或者憤而反擊。
2004年，初中生彩子，因為一份流傳在班里的”處女排名”，將削尖的2B鉛筆扎進了前排男生的后背；2009年，高一的王晶晶因為一個打碎的水杯被貼上了”神女”的標簽，她的生活從此迎來了一場海嘯，甚至曾兩度嘗試自殺，近年才通過法律手段實現維權；2025年，14 歲女生小琪因胸部發育較早，被男生長期起侮辱性綽號，并伴隨露骨玩笑、故意觸碰、彈內衣肩帶，出現嚴重社交退縮與抑郁傾向……
我們有時候會說，女生要拒絕身材焦慮。類似的說法其實很吊詭，因為它非常巧妙地將視線從外界轉移到了女性自身，仿佛這是一件可以以”修自身”來解決的個體化命題。但事實上，身材焦慮源于性別凝視，將這種凝視內化的人會焦慮于自己的身材，而拒絕這種凝視的孩子在生活中慘遭報復。這是結構性壓迫投射在青少年群體中的陰影，遠遠不是一句”NO”就可以改變的現實。
正因為這些現實太過熟悉，當我們在電影院里看到某些場景時，身體會比大腦更快地做出反應。

· 對發生過什么的恐懼

很多人表示，在看到黃薇捂著肚子倒在家里時，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她遭遇了某種侵害。在胡春蓉在派出所維權的時候，對方那句”她勾引我兒子”一出，便以為她不會維權成功?？吹皆S可褲子沾血的視頻被發到網上，會懷疑她下一步要遭受網暴?？吹剿嬓越逃L本給孩子上課，會以為接踵而至的就是家長的投訴……
但好在，在女編劇和女導演的創作體系下，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然而，這種”以為”很有其現實意義。恐懼意味著曾經發生，警惕意味著曾經看見，所以嗅到風吹草動，我們就會從電影柔和的氛圍感中脫離，回到更為冰冷的現實。
可能很多人會發現，比起以前，當下的文藝創作更加柔和了，一些尖銳的沖突被柔和化處理，主人公經常以爽劇的標準模式行動，我們得以短暫地在屏幕感受一些不被為難的人生，以及充滿著掌控力的生活。
這可能是因為，在當下，我們感到自己的生活逐漸滑向某個未知的領域，我們在一步步喪失我們對生活的掌控感，我們懷疑任何無底線的壞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們感到求助無門，我們感到自己腳下的那根鋼絲越來越松，稍微行差踏錯就會萬劫不復。
所以，沒有揭開現實的遮羞布，變成了電影的優點，變成了我們感覺舒適的地方，變成了8分+的保障。而我們也同樣知道，走出電影院之后，將要迎接的是什么樣的雨雪風霜。
但電影至少做了一件事：它把那些我們在生活中諱莫如深的東西，平鋪在了大銀幕上。

· 性啟蒙

《我，許可》中非常讓人喜歡的一點，就是它將很多大家在生活中諱莫如深的東西平鋪了開來，比如陰道瓣，比如女性的性需求，比如青少年的生理啟蒙。
胡春蓉說，很多東西”長大自然就知道了”。但這份”知道”的代價，往往是巨大的。談性色變的傳統保守觀念所催生的是發育霸凌，是自我保護意識的缺失，是通過網絡色情、低俗段子、謠言獲取的扭曲性知識，是畸形的婚戀關系，以及性別刻板印象的固化。
許可所在的學校，以一個衛生巾互助盒為靈感，開展了一個學期的生理衛生課程。而現實卻是，在”高鐵是否應該售賣衛生巾”的話題討論下，諸多男性不但不尊重全球41.3 億龐大群體的生理需求，還揚言讓女性將月經”憋回去”。很難說他們的長大除了自身的性需求外都知道了什么。

現實中，生理衛生課程的發展比高鐵衛生巾銷售更難推進。
杭州蕭山某小學通過 “讀書漂流” 發放二年級下冊讀本，書中出現 “陰莖”“陰道”“精子進入子宮” 等科學表述，家長認為 “尺度太大”“嚇到孩子”；被譽為 “北京市首部性教材” 的《成長的腳步》，因內容 “過于直接”“尺度太大”，在推廣階段陷入輿論爭議后暫停推進；上海首本性教育教材《男孩女孩》上架后，因家長質疑 “內容露骨”，不久便暫停銷售；某地老師因班里學生好奇懷孕話題，借勢開展性知識科普，被家長以 “教亂七八糟的東西” 為由投訴……
將生理、性相關知識劃歸為私密、低俗、羞恥的范疇，與女性受到的系統性歧視，是同源共生的兩個問題。
傳統農耕社會為了穩固宗族繼承、管控人口與婚配，將女性的身體與生育功能綁定，把性嚴格限定在婚姻繁衍范圍內。超出這個目的的生理認知、身體自主，都被定義為不潔、羞恥，以此約束個體行為，維護父權家族秩序。當身體的認知權被剝奪，個體便會處于被動與無知的狀態。將生理與性污名化，本質是通過制造羞恥感，控制人們對自身身體的支配權，這種規訓長期固化，形成了代代相傳的文化慣性。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許可》中的可憐人又增加了。無論是那個因為一個尿檢投訴醫生的媽媽，還是因為醫生是男的就憤而退號的老太太，都是身在一個被長期規訓的環境中苦而不自知的可憐人。
但好在，電影里的孩子們，還有光明的未來。
而對于已經長大的人來說，那些缺失的教育、內化的規訓，往往會以另一種形式浮現——比如，和母親的關系。

· 你對母親的態度就是對自己的態度

有一句話是這樣的：你對母親的態度就是對自己的態度，你對父親的態度就是你對社會的態度。這句話講的是心理學上原生家庭投射效應。
在電影里，李雪琴所扮演的繪本編輯點了一下許可：你的怒氣好像永遠都是針對你的母親，你始作俑者的父親在這個過程中卻隱形了。那一刻許可意識到，自己的憤怒，本質上其實是一種委屈。女兒與母親，明明應該是同舟共濟的人，卻在生活中頻頻產生沖突。
《我，許可》中，更大的篇幅其實就是在討論這種代際沖突。它非常巧妙地沒有去直給這種代際沖突產生的原因，卻將它們散落在每一個小故事里——
從青春期就開始被凝視的女孩，缺失的兩性教育，在結構的壓迫下匆匆進入的婚姻，在婚姻中受到的忽視和母職剝削……
這一切的一切像毛線團一樣將她纏繞其中，那個細雨里愛唱歌的小女孩，變成了這個結構下，封閉小氣候下的一員。
“小時候，家里沒有棉衣，所以冬天一直都是冷的。直到后來，穿上了羽絨服，才知道，冬天也可以不冷。”這句劇中劇的臺詞，是胡春蓉這個角色最好的說明。
而許可會因為這些憤怒，是因為她從中看到了那個最不想成為的自己——她是自由的，是一個擁有不容侵犯的小世界的人，是一個可以漂亮地行走于世的人，更是一個完整的、無比獨立的人。她不愿意在結構尚未改變時，匆匆忙忙地將自己纏進毛線團里，更不愿像否認她獨立性的世界妥協。所以，來自胡春蓉所代表的舊世界的拉扯，對她而言是一種恐懼和痛苦。
但在電影的最后，在胡春蓉扔掉她的過去準備重新開始時，看完話劇的許可吃掉了那個剩在冰箱里的雞翅——像曾經的胡春蓉一樣。她意識到了自己曾經”吃掉”了媽媽的一部分人生，自己也是構成那令人窒息的毛線團的一角。
朝菌無晦朔，蟪蛄疑春秋。身處一種被默認的結構性壓迫之下的人，胡春蓉在這次勇敢的出走之前，是沒能看到真實的世界的。所以母女二人之間會有碰撞，會有被切割的陣痛，會有世界被打破重塑的”流血犧牲”。
幸好，最后走出來的是胡春蓉。但現實呢？現實并不好說。
有人說，《我，許可》太”平淡”了，因為它就在講每個女人正在過的生活，正身處的現狀。許可是幸運的，她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了這個殼子，胡春蓉也是幸運的，她在48歲鼓起勇氣出走后，有女兒愿意拉住她的手。但更多的人呢？
在曾經，更多的人，變成了退男醫生號的老太太，變成了因為尿檢搞投訴的女人，變成了習慣了這一切還能哭著喊出”他還是個孩子啊”的媽媽。胡春蓉愿意原諒那個性侵犯犯媽媽，不是因為愚善，是因為看到了，那同樣是一個被纏在毛線團里的人。
《我，許可》的潛臺詞是，我們不需要他人的允許，在我的世界里，我即是王。但同樣，如果不抗爭，我們將無法擁有獨立的世界。
而這部電影本身，或許就是一種抗爭的方式。

· 女性電影

作為一部喜劇，《我，許可》的調性是輕盈的。但我并不希望這種”輕盈”被內化為一種”女性需要自我內化的事物”，因為它的背后是更加沉重的結構性問題。
無論是許可遇到的醫療困境，還是胡春蓉所遭遇的倫理困境，其本質都是一種沉重的社會結構性問題。它不是可以靠一句輕飄飄的”自我接納”“自我和解”就瓦解的部分，而是真實的、切實地壓在每一位女性頭上的大山。
正如女性在醫療決策中有時會面對額外的審視，比如某些手術需要考量生育意愿，而男性較少遇到類似的前置條件；又如在家務分工上，女性更常被默認為主要承擔者。在許多場景下，男性確實更少面對某些特定的障礙。
在權力結構的高層位置，男性占比仍顯著偏高，這使得他們在獲取某些社會資源時路徑更短。而當一種便利長期存在時，它容易被視為理所當然，而非一種結構性的優勢。
關于這一點，我的一位前同事有過一段觀察：“當一個群體長期處于相對有利的位置時，他們更容易對自己享有的便利習焉不察。比如在地鐵上，有些男性因為怕壓到生殖器官而自然地兩腿岔開，從不覺得這是在為別人增添麻煩?！?/p>

但同樣是生理特征帶來的需求，女性的處境卻截然不同。在偏遠山區，當月經到來時，女孩們只能”有什么用什么”，毛巾、草紙、用完的作業本、破布條都可能是她們的選擇。
一邊是為了舒適可以理直氣壯地占用公共空間，另一邊是為了應對基本的生理需求卻要忍受健康風險、羞恥感甚至失學。
這種”看不見自己的優勢”，本身就是優勢的一部分。
當然，性別只是影響人生處境的因素之一。階層、地域、健康狀況、家庭背景同樣重要，不同維度的劣勢可能疊加，也可能相互抵消。
指出結構性的不平等，并非要給任何具體的人定罪，而是說：
當某種不對等長期存在時，受益方往往更難察覺它，就像魚感覺不到水。意識到這一點，是改變的起點。
父權社會從不是什么人的幻想，而是一個一個具體數字所疊加出的事實，更是每個女性設身處地體會到的事實。
波伏瓦說，將世界呈現為世界，是男人的活動，他們以自己的觀點描繪世界，并把自己的觀點和絕對真理混淆起來。

而女性電影在一個角隅上打破了這一點，給了世界另一種聲音，和另一面的世界被看見的通道。占全球人口一半的女性，并不是少數群體。女性是不容被遺忘的、可以忽略的，在文化上、歷史上和數據上可有可無的存在。
它打破這個鐵桶的一角，讓我們看見女性會遭遇什么。“當她們生病的時候，當她們在洪水中失去家園的時候，當她們因為戰爭而不得不逃離家園的時候?！?br/>“當女性能夠帶著她們的聲音和身體走出陰影時，事情就會開始改變?！?br/>我許可，這片土地上多些女性電影。
不過，在承認婦女的權益是人權之前，我更希望”女性電影”的標簽，可以首先消弭于”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