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蒜+咖啡算啥呀，以前的滑稽藝人應堂會上電臺還投資拍電影| 黃沂海

江南滑稽戲起源于清末民初，以留洋歸來的知識分子演繹的“新劇”（亦稱文明戲）為主要載體，從外國喜劇、北方相聲、潮流說唱、蘇州灘簧、隔壁戲、小熱昏等藝術樣式中廣泛汲取養分，博采眾長，兼容并包。

彼時的滑稽表演，多以“滑稽劇”“滑稽新劇”“趣劇”等面目出現，短小精悍，通常安排在正劇開演之前“暖場”，讓提早到場的觀眾不覺得寂寞，填補一下空閑時段。當然，也有安排在正劇演完之后，如春柳劇場把滑稽劇放在悲劇后面，令觀眾轉換情緒，一笑而歸。其時，滑稽劇只是用來打發時間，并不受人重視。直到滑稽堂會作為有錢有閑階層的娛樂消費方式倏然爆紅，擴大了滑稽新劇的影響與地位，演員收入才大幅提高。

1930年6月1日《申報》廣而告之，刊出當日滑稽堂會價目，爭奇斗“演”，競爭激烈：王無能、錢無量“文明戲，廿八元八；笑嘻戲，十六元八；車飯喜封在外”；陸奇奇、陸希希的“笑話奇談”，“《老槍南陽關》，價十四元八，車飯二元”；江笑笑、鮑樂樂的“踱覺戲”“滑稽小曲”，“價十四元八，車飯二元”；張冶兒、易方朔精神團，“價廿八元八，正劇面議，外加車飯四元”；陸嘯梧新新團“滑稽新劇，男女合演，改良唱春，滑稽宣卷，應有盡有，價廿八元八，演全部用布景面議”；天馬團“三角戲，十二元八；滑稽新戲，男女合演廿四元八”……相形之下，同時期一位響檔說書先生的月收入僅為一百余元，而受人追捧的滑稽名角一天能趕三四個堂會，月掙一千多元不在話下，故而，“這堂會的生意相當的好，于是一個個滑稽角色都去應堂會了”。

與此同時，海上聞人黃楚九創辦的大世界游樂場亦是熙來攘往，滑稽藝人來此地各展絕活，既“吸粉”，又“吸金”。借助1932年1月1日《申報》游樂場滑稽演出廣告，還原了大世界內各大劇場的鬧猛場面：共和樓有吳月痕、胡根生的“作樂戲”，猛虎團的“滑稽平劇”日場上演《鴻鸞禧》，夜場上演《三雅園》；共和閣有劉春山、盛呆呆的“潮流滑稽”，趙希希、范哈哈的“戲迷滑稽”；共和廳有江笑笑、鮑樂樂的“社會滑稽”；新三層有笑嘻嘻、笑奇奇的“搭頭戲”；共和臺有易好氣、易好笑的“雜格戲”；新二層有朱翔飛、何雙呆的“搭腔戲”，星期團日場演出《張古董》，夜場演出《端陽露情》；新四層有王無能、錢無量的“老牌滑稽”，呂笑峰、唐笑飛的“瞎搭戲”。比起當日報章關于新新屋頂花園、先施樂園的演藝預告，大世界的滑稽節目可謂陣容鼎盛，五花八門，觀眾徜徉其間，“從早浪廂笑到夜里頭”。

也有敢于嘗鮮的摩登滑稽藝人，率先涉足新領域。那時，錄制唱片的酬勞為“一口價包干”及少量版稅，號稱海上“滑稽三大家”的王無能、劉春山、江笑笑，錄單張78轉粗紋唱片，收入約為100至150元，與京劇名優、流行歌手的“通告費”尚無法相提并論。“文壇笑匠”徐卓呆記述，他曾自己編寫腳本，又請陸希希、沈冰血等人一起在大中華唱片灌錄了十余張滑稽唱片，然而“一二八之役（1932年），全家付之一炬，不但片子燒去，連說明書都無從查考了”。幸虧他的漫畫家老友丁悚保留了其中的三張，還記錄了所有唱片名稱：《半夜敲門》《隔壁房間》《看告示》《調查戶口》《新吃看》《西洋鏡》《百弗得》《殺頭生意》《萬寶全書》《啥個說話》《哈哈大笑》，讓后人得以查考。

1920年代，爆米花一般的滑稽電影短片層出不窮。默片時代，要讓觀眾看懂劇情，勢必依仗通俗搞笑的故事以及夸張至極的動作表情，滑稽藝人成了制片商的首選對象。彼時卓別林的喜劇電影已經進入中國。明星影片公司老板張石川提出“惟興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之宗旨，邀請英籍雜技演員假扮卓別林，效仿拍攝了《滑稽大王游華記》《大鬧怪劇場》等滑稽電影，但制作粗劣，質量平平。當時拍攝的長長短短的滑稽電影有近百部，目前尚有膠片存世的僅剩鄭正秋主演的《勞工之愛情》。

1933年出品滑稽電影《雞鴨夫妻》《拼命》海報

滑稽藝人投拍電影，往往白手起家，自行組建小微公司，其中徐卓呆、汪仲賢籌辦的開心影片公司，因攝制“專門以引人開心為唯一目標”的長短滑稽片而名聲大噪。起初他們打探到創辦一家電影公司至少需要50萬元資本金，嚇得七魂丟了六魄。偶然機會，徐卓呆遇到一位東北來滬的攝影師，自備一架攝影機，表示拍攝并沖洗一部電影僅需酬勞150元，才又躍躍欲試。1925年，“開心”一口氣拍成《臨時公館》《隱身衣》《愛情之肥料》三部短片，收工盤點成本，“費時不過半個月，一共只花了二千二百元，除了膠片的費用一千五百元外，攝影師與演員及工作人員的酬勞與雜費，只花了七百元。試映下來，觀眾非常歡迎，電影院見大有苗頭，愿做包賬”。無獨有偶，1933年出品的滑稽電影《雞鴨夫妻》，拼湊了眾多滑稽節目片段，由劉春山集資并自任編劇、主演，江笑笑在《滑稽道中開篇》里提到這部電影：“本錢勿到三千元，收入倒有一萬另；為啥生意能樣好？因為內中除卻王無能，全體滑稽幫忙都有份。”同年，另一部由王無能領銜的滑稽電影《到上海去》也很火爆，敘說一個不認字的車夫在上海賺了錢回鄉辦學校的趣事，據范哈哈回憶，開拍之前張冶兒、江笑笑、錢無量各斥資二千元。

1933年出品的滑稽電影《到上海去》海報

租界的上海，電臺的畸形發展，一度給滑稽藝人造就了生存空間。上電臺的“搖賬”分為電臺聘演和包時自營兩種模式，差距甚大。五馬路上的“亞開”電臺，曾為“滑稽大本營”，自中午開始至午夜時分，擠擠插插填滿了各檔滑稽節目，全靠商業廣告維持運營。江笑笑、鮑樂樂、劉春山等名角每天在幾家電臺有近十檔節目，由于能吸引“金主爸爸”埋單，忙得不亦樂乎，甚或雇汽車趕場子，每月聘金高達500元。而初出茅廬的姚慕雙、周柏春昆仲，學藝不久，名不見經傳，去電臺獨立開設一檔節目，好不容易拉來50元廣告費，交給電臺包時費用25元，還得支付樂師辛苦費、助理點心費等，七七八八算下來，所剩無幾。然而物極必反，有聽眾在報端吐槽：“一般電臺的通病，那就是流水賬式的廣告，尤其是滑稽播音員，報告廣告總是嘩啦嘩啦一大堆，而且千篇一律。這樣的結果，一定是聽眾關掉收音機，或是收聽別家了。五角六分一個電費，誰還愿意來聽你冗長惹煩的廣告？”

1940年代姚慕雙（右）、周柏春在電臺播音室合影（中為姚慕雙女兒姚玉兒）

1937年“八一三”炮聲響起，日本軍隊侵占租界，參加電臺抗日募捐播音的劉春山、張冶兒、“江鮑檔”等上了黑名單，日軍“電監處”嚴密控制電臺廣播，全市所有短波收音機均送查拆除，堂會被視為非法聚會遭遇取締，滑稽演員失去掙錢地盤，只能依靠救亡協會發給米糧維持生計。直到1941年，劇場演出再度興起，以“滑稽大會串”形式排演的首部整本大戲《一碗飯》，諷刺囤積居奇的米店老板，同情衣食無著的下層人民，引起市民同聲相應，一時票房翻紅。

滑稽藝人的舞臺演出進賬，名堂繁多，計有“打分定包銀”“大包小”“小包大”“兩頭包”“提票子”等等。所謂“打分定包銀”，即“包銀”以戲票或貨幣計算，按場次或按天發給，一般一天發一次，有時三五天發一次。“角兒”與一般演員收入差距甚大，最大約為20倍；所謂“大包小”，即由一個或數個主要演員來包一般演職人員。劇場與劇團三七分賬后，主要演員按戲票數提取大頭，剩余按規定分配給一般演職員；所謂“小包大”，即劇團擁有自身班底，但知名度不高，為增強票房號召力，大手筆斥巨資聘請大牌助陣，其他演員按規定比例拆賬；所謂“兩頭包”，即一人或數人一方面商洽劇團，一方面商洽劇場，自己擔任中介。演員收入按議定的比例分給劇團、劇場后，其余歸己；所謂“提票子”，即劇團為增強票房號召力，重金聘請名角大腕，并適當提高演出票價，如原來每張8角提高至1元，所聘演員即按提高之票價數額（2角）提取……諸如此類分配機制，一直沿襲到新中國初期。

自曝“頂薪”的滑稽演員楊華生主演《蘇州兩公差》劇照

1949年以后，經過“戲改”和行業整頓，滑稽戲演出采取“拆賬制”，頭牌與普通演員的收入差距有所縮小，劇團從盈利結余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積金、福利金，用于新戲創排、伙食補貼、困難補助等。扳扳指頭，其時哪位演員的“拆賬”躍居榜首？當仁不讓者楊華生也。他在回憶錄里毫不諱言：“我所在的大公滑稽劇團，我每場提取28張票子（約折合人民幣14元），最低的演員每場提取3張（約折合人民幣1元5角）。蜜蜂滑稽劇團的主演每場最高收入為10元（約20張票子），最低為1元（約2張票子）。從過去的資料證明，我的拆賬比例最高。”敢于自曝“頂薪”的楊華生，原名楊寶康，少年時父親失業，被迫輟學進入大世界華光新劇社當練習生，劇社以“華”字論輩排名，遂改名為楊華生。偶然機緣拜滑稽前輩鮑樂樂為師，放棄京劇夢，“意外”成為一代滑稽大家。

1960年，蜜蜂滑稽劇團納入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建制，成為首個全民所有制滑稽戲演出團體，逐步取消“拆賬制”“包銀制”，改為工資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