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學觀”拓展文學研究新視野

素人寫作、新農民寫作、新工人寫作……在全媒體深度滲透、跨媒介文藝蓬勃興起、文化格局深刻轉型的當代語境中，當下寫作主體正從專業化、職業化的作家向“素人寫作”、跨界創作者等更為廣泛的社會群體延伸。面對蓬勃發展的文學現象，傳統的純文學觀念在解釋當下紛繁復雜的文學現實時日益顯露出理論闡釋的局限性。

近年來，文學研究領域出現了一個理論動向——“大文學觀”的提出與討論。這一理論范疇的生成，根植于全媒體時代文學形態的深刻變革與新大眾文藝的蓬勃興起。大文學觀的提出與深化，標志著文學研究進入范式轉型的新階段。近日，本報記者采訪了多位學者，他們認為，當前大文學觀激發文學研究重新審視文學的本體、邊界與功能，為文學批評注入新的學術活力。

重繪文學研究地圖

大文學觀的提出，是對當代文學現實處境的深切回應。要理解這一理論范疇的生成邏輯，需要回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純文學觀念的歷史建構及其后續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徐剛坦言，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純文學觀，宣揚“怎么寫”比“寫什么”更重要的觀念，以及文學應該走向自身，即所謂的“向內轉”。這固然為中國現代文學補上了文學的現代性這一課，但從整個文學史來看，純文學觀念需要對后來“文學失去轟動效應”、逐漸失去與現實的密切聯系，負有一定的歷史責任。

如果說純文學觀念的固守構成大文學觀生成的內部動因，那么媒介變革的浪潮則為其提供了更為宏闊的歷史坐標。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周志強將大文學觀置于媒介變遷史中加以審視。他認為，20世紀90年代后，大眾媒介的迅猛發展深刻改變了文學的生產、傳播與接受格局，通俗文學迅速占據市場。在此語境下，大文學觀試圖跳出傳統文學研究的封閉格局，將文學的新興形態有效納入文學發展的整體框架。

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全媒體時代的到來究竟如何重構了文學生產的基本方式？這一問題的回答關乎大文學觀的理論生成邏輯。安徽省作協副主席、安慶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江飛強調，文學不再是局限于自身的藝術樣式，文學性隨著技術媒介和消費社會的升級、文本的商業價值和社會影響力的提升而逐步蔓延開來，曾經的“小文學”成為“大文學”，這構成全媒體時代文學生產的一種典型現象。“大文學觀”的提出正是對這種現象的理論回應，與之相應，文學研究必然走向跨學科研究，關注文學與社會、經濟、媒體以及與多元文化之間的密切關系。

事實上，大文學觀的提出既有文學研究的內部需求，又有時代與社會文化發展的外部原因。恰如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曉琴所言，當一個時代的文學邊界已經不那么清晰，寫作者的界限也變得不那么絕對，必須突破研究純文學，讓文學研究實現跨學科融合轉型，重繪一個國家的文學地圖，直面現實與時代。與傳統文學觀相比，大文學觀最大的特點是文學研究的整體化、系統化，以期使文學研究在數字時代擁有學術生命力。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張麗軍提到，大文學觀的提出并非源于單一因素，而是時代文化與文學自身發展共同作用的結果。大文學觀的形成包含了時代文化的跨學科研究趨勢以及文學研究內在訴求，文學需要在互動與交融中呈現研究的新面貌，社會現實與文化發展共同決定著大文學觀的演進路徑。

堅守精神操守與人文品格

大文學觀的提出，在拓展文學研究視野的同時，也必然引發關于學科邊界的理論爭鳴。有學者擔憂，拓展文學研究的范疇與視角是否會導致文學研究的核心失落，進而泛化為一般的文化研究？這一憂慮背后，隱含著對“文學性”的執著堅守，也折射出傳統文學研究范式在面對新的現實時所產生的理論焦慮。

大文學觀是否會導致文學研究泛化為文化研究？徐剛認為，文學從來都與更廣大的文化密切相關，只有讓文學重新復歸為一種與現實密切關聯的“大”、與社會發展文化創造息息相關的“大”，而非封閉的、僵化的、畫地為牢的、與普通人的生活日漸無關的“小”，文學才是有價值、有意義的。

從歷史演進的視角來看，所謂“純文學”是中國文學現代性進程中的階段性建構，而非一以貫之的本質規定。江飛認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文學”始終是一個動態概念。今日“大文學觀”之所以產生，正在于文學自覺突破了自身的邊界，向文化突圍、向社會擴容、向生活學習、向大眾靠攏，這是文學的時代性和生命力的體現。大文學觀主張拓展文學研究的范疇和研究視角，恰恰是尊重文學的應時而變，并不會改變“文學”作為文學研究的核心地位，而文化研究方法的借用，反而更恰當地揭示出“作為文化的文學”的開放包容和文化價值。

在周志強看來，大文學觀延續并倡導經典文學所承載的價值理念、審美范式與典雅形態，主張在時代語境中堅守千百年來文學所積淀的精神操守與人文品格。同時，大文學觀致力于推動文學與各類媒介文藝及新興文藝形態的深度融合，通過調整文學理念、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方法，使大眾文藝所依托的新型媒介形態得以被有效納入文學發展的整體框架。張曉琴認為，拓寬文學研究視野不是放棄文學研究本身。在某種程度上，文學研究的邊界可能會模糊，但不會消失。換個角度考慮，所謂文學研究的邊界也是相對的，文學研究中的一些理論與方法也借鑒了其他學科與領域，但其核心并未消失。

張麗軍表示，文學觀研究在拓展歷史維度、文化維度與哲學維度的同時，仍需堅持以文學研究為內核，聚焦于審美的、語言的、文化的，并以“人”為主體的思考。此外，大文學觀亦需回應人工智能時代所帶來的新歷史背景——“人何以成為人”“人的主體性如何建構”等問題。唯有積極回應時代命題，文學方能保持強大的生命力。這既是文學研究自身的需求，也構成其對歷史與現實的回應，成為大文學觀研究的內核與價值所在。

開辟新的學術增長點

大文學觀的提出，不僅是對文學研究范式的重新審視，更意味著文學批評方法論的重構與再定位。作為一種理論視野，它能否為文學批評注入新的學術活力？能否在跨學科交融的時代語境中開辟出新的研究空間？這些問題的答案，關乎大文學觀的學術生命力及其未來走向。

從認識論層面而言，大文學觀提供了一種反思性的理論視野與方法論啟示。周志強認為，大文學觀具備激發多元學術增長點的潛能：重新認識中國文學的敘事傳統與價值譜系、重新審視文學與媒介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重新思考文學理論與批評的功能與當代定位、重新追問未來文學的演進方向與存在方式。在他看來，大文學觀所提供的是一種基本的問題意識與窗口式的理論視野——正如打開一扇新的窗戶，使學界得以從全新的視角審視既有的文學現象。

江飛提出，大文學觀啟示我們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不能故步自封，而要因時而變，因文學之變而變。在研究維度與思路上，要關注文學的他律性，要打破文學文本的封閉性。要關注文本的互文性和意義生成的復雜性，構建新的批評標準與批評話語，對變化了的文學生產、傳播和消費路徑要有新的理解、闡釋與評價。在研究方法上，以文學研究方法為基礎，借鑒運用文化研究方法，把文本細讀與文化分析結合起來，由“小”見“大”，由“文學”見“文化”、見“時代”。

張曉琴提出，一方面，大文學觀關注新的大眾寫作群體，這讓新大眾文藝的深入研究成為可能；另一方面，大文學觀關注文學與科技、媒介變化的關系，讓文學研究變得更加開闊，為拓展文學研究的新空間提供了某種啟示。

更為重要的是，大文學觀的提出為文學批評注入了價值論的深層維度。徐剛表示，文學批評的最終意義在于承擔文化使命、參與文化創造。也正是在文化使命的意義上，我們需要認真審視批評的主體問題。應該站在什么立場上批評？我們要通過文學批評達成一個什么樣的文化愿景？這也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批評與自我認同的關系、批評與敘事主權的關系、批評與世界視野的關系、批評與公共生活的關系，乃至與更寬泛意義上的文化領導權的關系。

展望未來，大文學觀的學術生命力更在于在歷史縱深與現實關聯之間建立起有機統一。張麗軍強調，大文學觀的提出，讓我們能夠以更為自覺的姿態推進相關研究，賦予研究以新的活力與視域，進而拓展研究的整體性、現實性與未來性。大文學觀的未來學術發展路徑應向歷史縱深掘進，與現實建立更為緊密的關聯，并保持對未來的關注。

江飛認為，要系統梳理和構建大文學觀研究的社會文化語境和理論內涵，要將其與“新時代文藝”“新大眾文藝”等當下文藝新話語與文藝創作新實踐密切關聯，避免走向空洞無物、理論空轉。在關注文學整體性之“大”的同時，一定要聚焦文學個體性之“小”，避免大而化之的簡化與遮蔽，真正推動大文學觀在未來發展中保持學術生命力，推動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健康有序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張杰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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