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蘭人質事件：美國使館外交官被劫持，如何徹底改變伊朗政體？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79年10月25日，在人道主義的壓力之下，在美國前副總統(tǒng)洛克菲勒和前國務卿基辛格的敦促之下，卡特總統(tǒng)允許絕癥末日的巴列維，從墨西哥進入美國進行治療。

盡管臨時革命政府此前已經(jīng)警告卡特政府允許巴列維入境的危險后果，盡管意識到在伊朗的美國人可能會被扣為人質，但卡特政府還是批準了巴列維的入境申請。這是又一個例證，表明華盛頓的決策者對于伊朗反國王運動的狂熱本性、對于革命者擔心美國可能再次籌劃扶持國王的憂懼缺乏敏感或者全然無知。卡特政府的這一決定是爆炸性的，它使得伊朗的政治氣氛無可挽回地改變了。

1、德黑蘭使館人質事件的爆發(fā)

華盛頓的這一舉動，揭開了歷史傷疤，喚醒了伊朗人對于1953年政變，乃至于更久遠屈辱的沉痛記憶，給伊朗左派和右派提供了充足的彈藥來組織一場反美運動，在伊朗形成了一種歇斯底里的反美氣候，引發(fā)了一場強烈的政治風暴。

1979年11月4日，恰好是霍梅尼被迫離開伊朗流亡土耳其15周年，德黑蘭美國大使館遭到攻擊，并被“追隨伊瑪目路線的學生”占領。

在伊斯蘭革命委員會成員哈比博拉赫·佩曼和伊斯蘭共和黨中央委員會成員霍賈特伊斯蘭穆薩維·霍恩尼哈的領導下，他們將美國大使館人員扣為人質，并查抄了數(shù)百份使館人員未及銷毀的文件。人質危機從1979年11月4日持續(xù)到1981年1月20日，歷時444天。霍梅尼將這次事件稱之為“伊朗的第二次革命”，甚至比顛覆國王政權的第一次革命更重要，因為它給了“大撒旦美國”一次重擊。

臨時革命政府受到了這一輪反美浪潮的沖擊。11月1日，巴札爾甘及其外交部長雅茲迪在阿爾及爾參加阿爾及利亞革命勝利25周年慶典期間，與布熱津斯基進行了會晤，討論當前的雙邊關系。此舉與反美正酣的國內氣氛格格不入，因而遭到強烈批評，甚至有人指責他奴顏媚骨，有通敵之嫌。

面對這種指責，巴札爾甘進行了猛烈回擊，認為雖然自己無需任何人批準與誰會面，但霍梅尼事先知道他與布熱津斯基的會晤，他諷刺地說道：“我不是胡韋達；伊瑪目（霍梅尼）也不是穆罕默德·禮薩國王。”

對于占領使館事件，巴札爾甘與多數(shù)溫和派一樣，譴責這一行為違背了國際法和文明外交的基本準則，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人質。但“追隨伊瑪目路線的學生”拒絕服從巴札爾甘的命令釋放人質，這暴露了他的虛弱無力。

11月6日，巴札爾甘政府被迫辭職，霍梅尼命令伊斯蘭革命委員會接管政府，貝赫什提成為新政府核心人物，巴尼薩德爾出任經(jīng)濟和財政部長，戈特布扎德出任外交部長。

雖然對于人質事件的策劃和意圖有著種種猜測與爭論，但我們關注的應該是其后果而非動機。一位穆斯林政治家在1980年1月（人質最終獲釋前1年)曾經(jīng)這樣告訴國務卿萬斯：“除非霍梅尼已經(jīng)將伊斯蘭革命制度全部付諸實施，你們不會得到人質。”

這一意見是有道理的。

反美的歇斯底里為原教旨主義者提供了一個絕佳機會來動員公眾支持新憲法、攻擊反對派。霍恩尼哈是國家電臺和電視網(wǎng)絡的伊瑪目代表，“追隨伊瑪目路線的學生”借此控制大眾媒體展開宣傳，巧妙地將對新憲法的反對等同于勾結美國、背叛伊斯蘭革命。他們還利用查獲的美國使館文件，從中選擇性地披露一些材料，誹謗溫和派，指控他們是伊斯蘭革命的敵人和美國間諜。

包括沙里亞特馬達里在內的數(shù)百位知名人士成為攻擊的目標，巴札爾甘的副手恩特扎姆就是其第一個犧牲品，他于1979年12月17日被捕，1981年6月被判終身監(jiān)禁。

左派和人民圣戰(zhàn)者興高采烈地加入了這一反美潮流，稱贊這是一次“反對美帝國主義的英勇行為”，聲稱沙里亞特馬達里和穆斯林人民共和黨從薩瓦克那兒得到物質酬勞以支持國王。人民黨希望借此清除自由主義者，人民圣戰(zhàn)者將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斗爭當作自己的首要使命，這些都被原教旨主義者為了自己的目標而加以熟練利用。

左派沒有意識到，將“追隨伊瑪目路線的學生”抬升為反對帝國主義的英雄，實際上是在剝奪自已賴以動員民眾的最后一個支點，也就是他們所謂的反美姿態(tài)。

2、人質事件的影響

劫持美國人質標志著伊斯蘭共和國反對大撒旦美帝國主義斗爭的開始，霍梅尼從這一斗爭中獲得的第一個好處就是確保了新憲法的通過。

巴札爾甘、巴尼薩德爾和其他一些人曾經(jīng)抱怨新憲法給予伊瑪目絕對的權力而沒有絲毫的責任，但現(xiàn)在，當這樣做只能意味著站在撒旦一邊反對真主、與帝國主義陰謀分子一起反對一個歷經(jīng)磨難的民族及其革命領袖時，誰還能反對這部憲法呢？巴札爾甘和絕大多數(shù)政治集團尤其是人民黨被迫宣布，為了不損害“正在進行的反帝斗爭和伊瑪目的政治路線”，支持新憲法。

在人質危機煽起的狂熱反美氣氛中，憲法公民投票于1979年12月2-3日如期進行。在超過1500萬張投票中，伊斯蘭革命委員會宣稱只有30866張反對新憲法。

然而，反對新憲法的實際人數(shù)并非如此渺小，人民圣戰(zhàn)者、穆斯林人民共和黨等組織都抵制了這次公民投票，尤其是沙里亞特馬達里及其影響下的穆斯林人民共和黨頑強地頂住了人質危機帶來的躁動，在公民投票后繼續(xù)反對新憲法中法基赫統(tǒng)治的條款。

沙里亞特馬達里在公民投票前夕公開反對專家會議提交的憲法，稱其為一件沒有條理、自相矛盾的法律文件，因此他不會參加投票。在新憲法通過公民投票后，沙里亞特馬達里加強了他對新憲法的反對。

12月5日，在一次沙里亞特馬達里的支持者與霍梅尼支持者之間的沖突中，沙里亞特馬達里在庫姆的寓所受到攻擊，他的一名保鏢被擊中身亡。第二天，大不里士發(fā)生大規(guī)模罷工和示威游行。大不里士陷入騷亂，電臺、電視臺和政府建筑物被沙里亞特馬達里的支持者占領。穆斯林人民共和黨要求懲處殺害沙里亞特馬達里保鏢的兇手、廢除審查制度、取消使“獨裁者合法化”的憲法。

為防止大不里士起義蔓延到其他地區(qū)，原教旨主義者答應沙里亞特馬達里，“沒有他的事先同意”，不會作出有關阿塞拜疆省內部事務的任何決定。局勢由此稍為平靜。

然而，妥協(xié)是暫時的，原教旨主義者很快鎮(zhèn)定下來，展開迅速而有力的反擊：他們組織了大規(guī)模的全國性集會支持新憲法；12月10日，革命衛(wèi)隊在左派游擊隊的支援下進攻并重新占領了電臺和穆斯林人民共和黨在大不里士的總部；革命法庭處決了一些參與者；“追隨伊瑪目路線的學生”譴責沙里亞特馬達里和穆斯林人民共和黨與薩瓦克和美國相勾結；原教旨主義者甚至要求剝奪沙里亞特馬達里的大阿亞圖拉頭銜。隨后的幾周是對起義者的血腥鎮(zhèn)壓。

不久，沙里亞特馬達里被軟禁，穆斯林人民共和黨被解散。

在人質危機所煽動的狂熱反美氣氛壓力之下，民族陣線、自由運動等溫和派被迫采取防守姿態(tài)，他們反對法基赫統(tǒng)治，但缺乏政治勇氣支持沙里亞特馬達里反對霍梅尼，未能團結在沙里亞特馬達里和穆斯林人民共和黨的身后形成反對法基赫統(tǒng)治的聯(lián)合陣線。

左派與人民圣戰(zhàn)者竭力煽動反美情緒，攻擊溫和派，削弱了溫和派、尤其是沙里亞特馬達里與穆斯林人民共和黨的力量，從而為原教旨主義者建立神權政治助了一臂之力。

人質危機使得原教旨主義者以其所控制的革命委員會直接接管政府的形式發(fā)動了一場政變，摧毀了雙重權力體系的一極，將國家置于激進烏里瑪主宰的革命委員會的監(jiān)管之下。這場政變得到了民眾反美情緒的支持，確保了伊朗神權憲法順利通過公民投票，為原教旨主義者進一步控制國家鋪平了道路，因此，霍梅尼將其稱為第二次伊斯蘭革命是不足為怪的。

3、總統(tǒng)與總理之爭

從1979年11月到1981年中，在直接接管政權后一年半的時間里，激進派烏里瑪成功地將世俗民族主義者和伊斯蘭民族主義者趕出政治舞臺。到1982年底，他們摧毀了富有高度組織性和獻身精神的伊斯蘭激進派別人民圣戰(zhàn)者，還成功地結束了沙里亞特馬達里及其他持不同意見的阿亞圖拉們的政治生命。

最后，在1983年4月，教士政權摧毀了最后一個殘留的政治組織人民黨。總之，自從1979年11月直接掌權以來，原教旨主義者無情地對付任何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并且成功地壟斷了國家權力，改造了伊朗社會。

1980年1月，伊斯蘭共和國根據(jù)新憲法的規(guī)定舉行第一次總統(tǒng)選舉。霍梅尼此前曾向記者坦言：

“宗教領袖親自領導政府，對此沒有想過。鑒于我的年齡、我的處境和我的地位，我本人對此毫無興趣。我絕不會當國家總統(tǒng)，我也絕不會擔任其他政府職務。我將一如既往，滿足于當人民領袖”。

同時，可能是由于沙里亞特馬達里等正統(tǒng)派烏里瑪強烈反對法基赫統(tǒng)治和烏里瑪直接參與管理政府，霍梅尼下令禁止烏里瑪參加第一屆總統(tǒng)選舉。霍梅尼又一次顯示了自己的政治才華：現(xiàn)在他禁止烏里瑪參加總統(tǒng)競選，只是暫時的退卻，以便重組力量，再次進攻。

霍梅尼的禁令對伊斯蘭共和黨是一次打擊，它使伊斯蘭革命委員會秘書長、伊斯蘭共和黨總書記阿亞圖拉貝赫什提就任總統(tǒng)的希望落空，造成該黨參選的混亂。繼而，作為伊斯蘭共和黨第一提名人的賈拉爾丁·法西，由于被發(fā)現(xiàn)父輩是阿富汗血統(tǒng)而被迫退出競選。最終，并無名氣的哈桑·哈比比被伊斯蘭共和黨提名參選。

數(shù)百名候選人參加了這次競選。（人民圣戰(zhàn)者領導人拉賈維由于曾抵制憲法公民投票而被霍梅尼禁止參選。)

1月25日，獨立競選的世俗經(jīng)濟學家、時任經(jīng)濟和財政部長的巴尼薩德爾贏得了1400萬張選票中的1070萬張，以壓倒性優(yōu)勢當選為伊斯蘭共和國第一任總統(tǒng)。民族陣線候選人阿哈邁德·馬達里獲得200萬張，伊斯蘭共和黨候選人哈比比僅獲得70萬張。

巴尼薩德爾1934年出生于哈梅丹的一個富裕教士家庭，20世紀50年代初期就讀于德黑蘭大學，參加了親摩薩臺的政治活動。

60年代他前往法國攻讀博士學位，但未能完成博士學業(yè)。在國外，他繼續(xù)從事反國王的煽動活動，多次與民族陣線、自由運動、伊朗學生聯(lián)盟和穆斯林學生協(xié)會合作。1978年在巴黎成為霍梅尼的顧問以前，巴尼薩德爾在伊朗只是一個無名小卒，1979年隨霍梅尼回國后，憑借自己的霍梅尼顧問和親信的身份，在伊朗的政治舞臺上開始嶄露頭角。霍梅尼一度非常欣賞巴尼薩德爾，稱他為自己的“精神之子”，并任命他為伊斯蘭革命委員會成員。

巴尼薩德爾的觀點受到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很大影響，強調個體自由和多元化，同時贊賞依附理論的主張，關注第三世界與西方關系的消極后果，他將這兩種思潮與伊斯蘭哲學混合起來，集中于伊斯蘭經(jīng)濟。

巴尼薩德爾堅信伊斯蘭經(jīng)濟學的獨立性，堅信完全有可能基于社會公正建立伊斯蘭經(jīng)濟制度，主張國家管理經(jīng)濟，實行財富平均分配，主張快速經(jīng)濟改造，實行工業(yè)國有化；他主張個體自由、民族獨立，贊同少數(shù)民族地方自治。

他相信決策權的高度集中是所有剝削之源，因此反對憲法中賦予法基赫的絕對權力，反對教士日益增長的權力壟斷；他要求所有輔助機構都應服從中央政府，支持復興常規(guī)武裝力量；他認為伊朗在政治經(jīng)濟上依附于西方，因而受到西方的剝削，因此要建立一個獨立自主、自給自足的伊斯蘭共和國：他認為扣押美國外交人員使伊朗在國際輿論面前輸了理，主張合理解決人質危機，發(fā)展與西歐、日本的往來，以打破美國的禁運和制裁。

2月4日，霍梅尼批準了總統(tǒng)選舉結果，主持了總統(tǒng)就職宣誓儀式，并任命巴尼薩德爾為伊斯蘭革命委員會主席和武裝部隊總司令。

但霍梅尼清楚，巴尼薩德爾有自己的獨立思想，不會對他俯首聽命，因此，他在2月23日又任命絕對忠誠于自己的貝赫什提為最高法院院長，阿達比尼為總檢察長，以監(jiān)視和牽制巴尼薩德爾。

作為對激進教士集團和伊斯蘭共和黨強烈排他性（或者用巴尼薩德爾所說的權力壟斷)的反應，伊斯蘭社會主義者和世俗民族主義者、自由民主分子都開始廣泛支持巴尼薩德爾，革命開始進入得到中產(chǎn)階級廣泛支持的總統(tǒng)和下層民眾擁護的教士集團之間激烈權力斗爭的階段。

巴尼薩德爾的思想雖然是各種理論的大雜燴，但確定無疑的是，他心目中的理想與原教旨主義者追求的神權體制格格不入，他想要建立的是一個民主的、伊斯蘭的伊朗。

應該說，巴尼薩德爾有理由相信自己能夠引導伊朗走向這一光明前途。

他與霍梅尼關系親密，與包括霍梅尼的兒子阿哈邁德在內的霍梅尼家族成員聯(lián)系密切；他既是共和國全民選出的最高行政官員，還擁有一系列耀眼的頭銜：伊斯蘭革命委員會主席、武裝部隊總司令以及最高國防委員會長官，霍梅尼還給予他任命革命衛(wèi)隊指揮官和電臺、電視臺網(wǎng)絡主管的權力；他的一些主張分別得到溫和派、左派、正統(tǒng)派烏里瑪，尤其是人民圣戰(zhàn)者的支持，甚至在巴札商人和少數(shù)民族中也享有相當?shù)耐?/p>

然而，盡管支持者廣泛，但巴尼薩德爾從未將這種支持組合成強大的聯(lián)盟，由于未能明確界定自己的選民，他喪失了所有這些團體的穩(wěn)定支持。更為致命的是，與巴札爾甘一樣，巴尼薩德爾的任期是一種平民主義與精英主義兩種傾向的加速度競爭，遭到了伊斯蘭共和黨及其已經(jīng)建立的類國家組織日益增長權力的激烈對抗。

例如，巴尼薩德爾任命的革命衛(wèi)隊和電臺電視臺首腦不久就提交了辭呈，因為這兩個機構的真正權力掌握在伊瑪目代表的手中，他們都是伊斯蘭共和黨成員。終其任期，常規(guī)國家與伊斯蘭共和黨控制的類國家之間的競爭，極大削弱了巴尼薩德爾的權力和效力。

這兩種力量之間的斗爭開始于對新議會的控制。1980年5月9日和5月28日，舉行了兩輪伊斯蘭共和國第一屆議會選舉。巴尼薩德爾受總統(tǒng)選舉大勝的鼓勵，滿以為自己所欣賞的候選人能夠控制議會。

然而他的這種自信顯然是對總統(tǒng)選舉結果的誤讀，那次他的壓倒性勝利更多得益于霍梅尼封授的身份和伊斯蘭共和黨缺乏競選經(jīng)驗，而非他自己的威望，議會選舉結果證實了這一點。在263席代表中，伊斯蘭共和黨成員超過130席，將近一半議員是烏里瑪，30名是穆智臺希德，只有少數(shù)巴尼薩德爾的支持者當選。可見，在議會中，原教旨主義者占據(jù)絕對優(yōu)勢，伊斯蘭共和黨盡管在總統(tǒng)選舉中受挫，但控制了立法機構。

議員的大多數(shù)推舉伊斯蘭共和黨中央委員會成員拉夫桑賈尼為議會發(fā)言人。很快，憲法規(guī)定的國家咨詢議會也更名為伊斯蘭咨詢議會。

議會選舉結束后，巴尼薩德爾與伊斯蘭共和黨控制的議會之間的矛盾在新政府總理人選問題上暴露無遺。

憲法規(guī)定，總理由總統(tǒng)挑選，由議會批準。巴尼薩德爾知道自己的選擇很難獲得議會通過，因此他試圖繞過議會，先請霍梅尼認可自己的提名，這樣議會就不可能拒絕霍梅尼的意見而只有認可，但霍梅尼沒有接受這一提議。

為保證議會順利通過，巴尼薩德爾提名與自己私交不錯、但沒有任何管理經(jīng)驗的霍梅尼次子阿哈邁德·霍梅尼出任總理，結果未等議會審議，就遭到霍梅尼的否決。巴尼薩德爾接著提名國家警察部門臨時長官墨斯塔法·米爾·薩利姆，又被議會拒絕。為了解決這一爭端，專門成立了一個由議會和巴尼薩德爾挑選的委員會，該委員會向總統(tǒng)提交了一份可能的候選人名單，巴尼薩德爾從中選擇了拉賈伊。

巴尼薩德爾后來強調自己是被迫作出這一選擇的：“這個委員會告訴我總理應該得到輔助機構、真主黨和伊瑪目的認可。”

無論如何，議會支持的原教旨主義者拉賈伊成為了伊斯蘭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理。

拉賈伊1934年出生于卡茲維茵的一個普通家庭，沒有接受過西方教育，曾經(jīng)當過街頭小販，后來在阿亞圖拉貝赫什提的幫助下，成為一名中學教師。由于其與伊斯蘭敢死隊及自由運動的聯(lián)系，曾被監(jiān)禁。在巴列維王朝的最后時期，他從獄中獲釋并參加了革命運動，擔任過臨時革命政府教育部的一名官員，又當選伊斯蘭共和國第一屆議會的議員。

拉賈伊代表的是伊朗下層民眾、傳統(tǒng)階級的心態(tài)，而巴尼薩德爾則象征著受西方教育、親摩薩臺的一代知識分子，加上一些伊斯蘭傾向；巴尼薩德爾奚落拉賈伊缺少專長和高等教育，而伊斯蘭共和黨則稱贊其簡樸的生活方式、單純的意識形態(tài)以及對伊斯蘭的忠誠。

顯然，總統(tǒng)和伊斯蘭共和黨支持的總理是對手而非伙伴，兩者社會經(jīng)濟、教育背景和革命主張的完全不同使其不可能合作。總統(tǒng)與總理之間的第一個公開爭執(zhí)是關于內閣部長的資格問題。

拉賈伊強調部長的意識形態(tài)忠誠，而巴尼薩德爾則堅持專長與意識形態(tài)忠誠同樣重要，反對那些不學無術的伊瑪目路線忠誠者擔任外交、經(jīng)濟、石油、商業(yè)等部部長。拉賈伊得到霍梅尼的支持，宣稱“內閣部長必須百分之百是革命的、伊斯蘭的、原教旨主義的和堅定的”。后來在拉賈伊提交的21人部長名單中，巴尼薩德爾否決了7名缺少專長者，有些職位在巴尼薩德爾整個任期內一直空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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