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臺”：意象生成與景觀塑造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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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黃金臺”作為招賢納士的經典文化符號，其形成是一個不斷“層累”的過程。魏晉以前，文獻中并無“黃金臺”的記載，魏晉至隋唐時期，文人糅合戰國時期的招賢事跡，構建出理想的“黃金臺”意象，并隨著唐代文學的傳播深入人心。經過千年積淀，“黃金臺”的文化意義超越了招賢功能，演變為人才理想、家國情懷與地方意識的復合載體，在今北京、河北易縣、定興等地形成多處黃金臺景觀。黃金臺景觀的塑造，既受燕國歷史地理的影響，亦與后世政治需求、地方記憶密切相關，成為涵蓋帝王士紳、地方精英、普通民眾的集體記憶。其“在地化”與“實體化”的過程，提供了一個觀察文化符號具象化的經典案例。

關鍵詞：“黃金臺”；意象生成；景觀塑造

引言

“黃金臺”有著鮮明的意象，象征著君王對賢才的渴望與重用。古代文人大多對“黃金臺”情有獨鐘，從南北朝直至清代吟詠不絕，“黃金臺”成為既有史實依據又融入了美好想象的經典意象。

“黃金臺”和“黃金臺”現象的出現是經過后世文人的加工和想象的。宋代周密《〈史記〉無燕昭筑臺事》中就提出“《史記》止云：‘為隗改筑宮而師事之’。初無‘臺’字”。明代劉侗《帝京景物略》：“黃金臺名，后人擬名也。其地，后人擬地也。”不過現有研究多集中于對黃金臺位置的爭論，關于“黃金臺”意象的形成過程與構成要素的研究并不多，對其多地分布的原因的討論也不夠充分。

一、從“筑宮”“筑臺”到“黃金臺”

戰國時期，燕昭王為復興燕國，求賢若渴。傳說他筑黃金臺，置千金其上，以招攬天下賢才。不過查諸早期史書，燕昭王招賢的史實可以確認，但其中并沒有關于燕昭王筑黃金臺的記載。“黃金臺”意象的形成，是戰國至隋唐近千年不斷“層累”建構的結果。

“黃金臺”的原型，一般認為是燕昭王為賢士郭隗所筑宮殿，也與戰國時期崇尚“千金”之風、以金取信的歷史元素有關。《戰國策》記載燕國賢士郭隗向燕昭王進諫招賢之法：“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于隗者乎？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為隗筑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史記·燕召公世家》載：“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為隗改筑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戰國策》記載燕昭王為表示對賢才的重視，為郭隗“筑宮”，可能是專門為郭隗新筑宮殿，待之以師禮；《史記》記為“改筑宮”，或是對原有宮殿改筑，同樣待之以師禮。細節雖有差異，但總體都是“筑宮”，與后世“黃金臺”故事相差甚遠。

經過代代流傳，到東漢時“黃金臺”故事完成了從“筑宮”到“筑臺”的演變。漢末孔融《與曹公論盛孝章書》：“昭王筑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此處提到燕昭王筑臺，但沒有“黃金”二字。

實際上，“筑宮”與“筑臺”并無本質區別。《爾雅·釋宮》：“四方而高曰臺。”先秦至兩漢，高臺建筑是禮制要求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大型重要建筑多采用高臺建筑的形式。如劉向《新序·刺奢》：“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云雨。”董仲舒《春秋繁露》：“魯莊筑臺，丹楹刻桷。”先秦至兩漢出現了大量名臺，如先秦趙國之叢臺、楚國之章華臺，漢代之靈臺、銅雀臺等。

南北朝時，“黃金臺”的細節日益完善。任昉所著《述異記》記載：“燕昭王為郭隗筑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為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比任昉稍晚的酈道元《水經注》中有“金臺”記載。《水經注·易水》記載燕下都有金臺陂，“東西六七里，南北五里”，陂北十余步有“金臺”，“東西八十許步，南北如減”。北有小金臺，小金臺北又有蘭馬臺，這幾處高臺“悉高數丈，秀峙相對。翼臺左右，水流徑通”。高臺之上，“長廡廣宇，周旋被浦，棟堵咸淪，柱礎尚存”。就是說這幾處高臺當年是有寬敞宏麗的殿宇建筑的，經過數百年風吹日曬雨淋，如今這些殿宇的棟梁和墻壁都不在了，但是柱礎尚存。

這一時期，可能已經流傳著“黃金臺”的傳說。南朝詩人鮑照比任昉、酈道元生活的時代要早，他是目前公認文學史上第一個吟詠“黃金臺”的詩人。鮑照出身寒微，很想為國家建功立業，但在講究門閥士族的時代，出身寒門較難有出頭之日，由于懷才不遇，就常常借物、借史詠懷。他在《放歌行》中詠道：“夷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這是目前文獻中所見“黃金臺”第一次在詩歌中出現。“豈伊白璧賜”是用典，“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黃金臺”與之對仗，自然也是用典。前述任昉、酈道元的記載，比鮑照要晚，并未提及“黃金臺”之說，可見南北朝時即便“黃金臺”意象已經建立，也還沒有廣為傳播。

從現存記載來看，“黃金臺”故事真正完成建構并為文人普遍接受，是在隋唐時期。《上谷郡圖經》是目前所見最早完整記錄“黃金臺”故事的史籍，原書已佚。唐人給鮑照《放歌行》“黃金臺”作注時，曾引用《上谷郡圖經》之語：“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之士”。這就是后世普遍接受的經典“黃金臺”故事。《上谷郡圖經》的成書時代，一般認為是隋朝，可見“黃金臺”故事真正成型，應該在隋朝。更為重要的是，隋代圖經的編纂被納入官修軌道。《上谷郡圖經》中對“黃金臺”故事的引用，表明這一典故已經完成了由文人想象向官方敘事的轉型，從此成為一段信而有征的歷史典故。

這一故事，以燕昭王為郭隗“筑臺”為招賢表率的原始記載為基礎。郭隗為燕昭王所講的千金買馬骨的故事，則將筑臺與千金聯系在一起。《戰國策》記載郭隗向燕昭王進諫：

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

在郭隗講完千金買馬骨的故事之后，緊跟著的記載就是燕昭王為郭隗筑宮（筑臺）等行為，以彰顯招賢決心。昭王為郭隗筑臺，雖有示范表率作用，但畢竟還是針對郭隗個人，無法滿足后世士人對“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的想象。于是戰國后期又一個經典故事情節被雜糅到昭王納賢的故事中。

《史記·呂不韋列傳》記載戰國后期春申君等四君子禮賢下士，網羅人才：

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余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呂不韋“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的做法，雖滿足了士人對招賢的想象，但他以商人出身，進行政治投機，且私德有虧，并非正面人物，更不是君王，與后世士人“忠君報國”的道德準則相抵牾。其招賢后的故事，與燕昭王擊敗強齊雪恥的傳奇故事相比黯然失色，也不符合士人對縱橫捭闔、經邦緯國能力的期許，于是呂不韋招賢的故事自然“嫁接”給燕昭王更合適。

這樣，“黃金臺”故事以昭王筑宮為原型，以郭隗所講的千金買馬骨的故事為紐帶，結合呂不韋“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的細節做法，構建出“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之士”的故事，滿足了后世士人對于君王重賢、風云相濟、成就不朽功業的美好想象。

到了唐代，“黃金臺”在眾多歷史典故中脫穎而出。盛唐士人多有強烈的功名心，敢作公卿之想。這些詩人只要覺得仕途與自身文才不匹配，自己的政治抱負無法實現，便有仕途不順的感慨。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招賢納才象征的“黃金臺”在唐詩中大量出現，成為唐代文學中的經典意象。萬歲通天元年（696），陳子昂北上幽州，在《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中兩次使用“黃金臺”意象，“南登碣石館，遙望黃金臺”，“隗君亦何幸，遂起黃金臺”，開創了唐代詩歌引用“黃金臺”的先河。“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作為“唐之詩祖”和“一代文宗”，陳子昂在《薊丘覽古》《登幽州臺歌》中對“黃金臺”典故明確且系統的使用，激發了后世文人追憶“黃金臺”故事與借古抒懷的傳統。此后士人多借“黃金臺”表達對賢明君主、君臣相濟的渴慕，對自身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的憤懣，如李白“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臺”，“燕昭延郭隗，遂筑黃金臺”，李賀“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羅隱“浮世近來輕駿骨，高臺何處有黃金”，等等。

“黃金臺”意象生成后，后世文人士大夫追捧其意象，并對區域歷史景觀進行塑造，形成了眾多黃金臺景觀，實現了“黃金臺”的“在地化”與“實體化”。

二、“明君賢臣”的雙向政治表達：都城黃金臺景觀

按照前述任昉《述異記》記載：“燕昭王為郭隗筑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述異記》影響頗大，唐代以后圍繞北京分布的黃金臺多因此而建。光緒《順天府志》記載：“史記，昭王為郭隗改筑宮而師事之，不言筑臺。后漢孔融論盛憲書，始云昭王筑臺以事郭隗，然亦無所謂黃金臺。酈道元水經注、文選李善注引王隱晉書、隋上谷圖經，始有黃金臺之名，然皆在今易州。惟述異記謂臺在幽州，后人緣此以筑耳。”

唐代“黃金臺”實體塑造中，薊城西北薊丘首先被陳子昂附會為“黃金臺”所在。高適也有“題詩碣石館，縱酒燕王臺”的經歷，這里燕王臺指的應該就是薊丘。晚唐詩人汪遵《燕臺》講到黃金臺與薊城的位置關系，“禮士招賢萬古名，高臺依舊對燕城”，正符合薊丘與薊城的位置關系。可見薊丘被視作黃金臺，并非陳子昂個人行為，而是當時比較流行的觀點。

唐代薊城“黃金臺”還屬于附會，到了金元時期，北京由燕國故都、幽燕重鎮上升為王朝的都城、“天下之中”。金代海陵王遷都北京，強調“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顧此析津之分，實惟輿地之中”。為了彰顯“招賢”風度，體現都城的文化中心地位，統治者開始有意識地在京城修筑“黃金臺”，以滿足“天子腳下招賢納士”的政治隱喻，“黃金臺”成為“明君賢臣”的鮮明政治符號。

對于文人士大夫來說，“黃金臺”是其積極入世、治國平天下的象征。歷代士人對于“黃金臺”的不斷吟詠，或是渴望明主賞識，建功立業，或是抒發懷才不遇的憤懣。都城黃金臺景觀，對于懷揣濟世報國之志的文人士子，有著強烈的儀式感。如：李東陽《金臺夕照》“往事虛傳郭隗宮，荒臺半倚夕陽中。回光寂寂千山斂，落影蕭蕭萬樹空。飛鳥亂隨天上下，歸人競指路西東。黃金莫問招賢地，一代衣冠此會同”；唐時升《金臺夕照》“千山紫翠遠氤氳，車馬紛紛帶夕曛。圣代只今求國士，不知誰是望諸君”；何紹基《作時應秋試至都》“黃金臺下駿馬骨，待君拾取從荒榛”；嵇曾筠《金臺夕照》“莫羨燕昭筑此臺，賢關圣代喜頻開。徒聞駿骨千金售，爭及鴻儒萬國來”。在科舉仕途不如意時，“黃金臺”則成為傾訴愁苦、尋求慰藉之地，如“燕臺空駿骨，漢宮擯朱顏”（張時徹《君房下第歸至》），“山風吹人難久住，明年候子黃金臺”（顧清《戊辰子南下第歸為書其扇》），等等。

在“明君賢臣”的雙向政治表達中，都城黃金臺景觀獲得了強大的生命力。自金代以來，北京城雖歷經多次改朝換代，城址也發生過變化，黃金臺景觀也隨之而變，但始終是都城的標志性景觀，“至于燕京，上黃金臺，睹宮闕之宏壯”。

金元時期，都城中可考的黃金臺有兩處。元代詩人納新《黃金臺》詩中寫道：“落日燕城下，高臺草樹秋。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難求。滄海誰青眼，空山盡白頭。還憐易河水，今古只東流”，詩注中提到黃金臺的位置是“大悲閣東南隗臺坊內”。隗臺坊應該是得名于昭王為郭隗筑臺。此黃金臺在何處呢？據《宸垣識略》記載：“金臺在大悲閣東南隗臺坊內，其地約今白紙坊，殆金所筑也。”李文輝考證認為，金代所筑這處黃金臺應該在今法源寺北，教子胡同附近。除隗臺坊黃金臺外，金元時期奉先坊內亦有黃金臺。《析津志輯佚》：“燕臺，在南城奉先坊元福寺內。十五年前木庵英長老有詩：于期已死不復返，空有層臺壯古燕之句。此臺乃后人創置，以惑于時者，不過慕名而已。”

明清時期，黃金臺景觀所體現的“明君賢臣”的政治文化符號，與北京作為王朝都城的地位極為契合。明清帝王為彰顯“重才”姿態，不斷強化黃金臺在都城景觀體系中的地位，“都人士偏樂引為燕京古跡者，蓋禮賢下士乃人君之盛軌······臺在而名傳，臺不在而名亦傳。且附近乎臺者，可以臺稱；即遠望乎臺者，亦可以臺稱”，都城及周邊同時出現了眾多“黃金臺”與“金臺夕照”景觀。

朝陽門外黃金臺，《長安客話》記載：“出朝陽門循濠而南，至東南角，巋然一土阜是也。日薄崦嵫，茫茫落落，吊古之士，登斯臺者，輒低回睠顧，有千秋靈氣之想。京師八景有曰‘金臺夕照’，即此。”

永定門是明清北京外城的正門，也是從南部出入京城的通衢關口。永定門外遼金時為燕臺鄉，琉璃井東街又恰有郭公莊。“燕臺”“郭公”被認為與黃金臺和郭隗有關，遂永定門外三里許的土阜被視為“黃金臺”所在。《宸垣識略》：“金臺在永定門外東南三里許，巋然土阜，有亭勒御書金臺夕照四字，為燕京八景之一。”清代朝鮮來京使者亦記載：“黃金臺，在順天府永定門外。”

除城門及官道附近黃金臺外，明清時期北京城內亦有黃金臺分布。

明初，金人所筑隗臺坊黃金臺在文獻中仍有記載。“昔燕昭王尊郭隗，筑宮而師事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士，遂以得名。其后金人慕其好賢之名，亦建此臺，今在舊城內。后之游者，往往極目于斜陽古木之中，徘徊留憩，以寄其遐思，故曰‘金臺夕照’。”這“舊城內”黃金臺即指隗臺坊黃金臺。

廣渠門內夕照寺，因寺名“夕照”，被附會為“金臺夕照”所在。《宸垣識略》載：“夕照寺在萬柳堂西北，創建年月無考。或云：燕京八景有金臺夕照，此寺之所由名也。”清代道光年間朝鮮使者《金臺寺記》載：“自萬柳塘西行里許有金臺寺。金臺夕照為燕都八景之一，故或稱夕照寺云······或云黃金臺即此地，故因舊墟而建寺。”按照民國《北平旅行指南》記載：“寺僧言及該寺建于明萬歷年間。廟前有土臺，名黃金臺，高可五丈，傳為燕王隗筑臺拜樂毅為將遺址。廟前有河，每屆夏日，綠漪滿塘，弱柳修列，舟可以泛行。際夕陽銜山之時，登臺一望，則翠蓋十里，遠山映輝。故有金臺夕照之名。”

清朝至民國時期，與“黃金臺”相關的景觀，還有“金臺書院”，在前門外曉市大街路北。此地原為洪承疇之賜園。清康熙年間，設大興義學于此，名首善義學。至乾隆十五年（1750）始改名金臺書院，“當時肄業之盛，為京師首”。《北平旅行指南》記載：“或謂該地，亦為燕京八景之一：‘金臺夕照’。”此外，東城燈市口東口外路北，舊有二郎廟一座，聞該處即內城“金臺夕照”。

在都城眾多黃金臺景觀中，朝陽門東南的黃金臺憑借鮮明的政治象征與優越的地理位置逐漸脫穎而出，最終在清乾隆時期成為欽定“燕京八景”之一。

金章宗時期，金章宗完顏璟將燕京的八處景觀名勝選定為燕京八景。燕京八景自金元時期產生以來，至明清歷經數次改朝換代，名稱和排序都有較大改易。元明之時，八景有著不同的版本，其中“金臺夕照”與“道陵夕照”競爭激烈，如元代《群書通要》記載八景有“道陵夕照”而無“金臺夕照”，明代《大明一統志》則有“金臺夕照”而無“道陵夕照”，《夜航船》則仍記“道陵夕照”而無“金臺夕照”。直到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重定“燕山八景”（即“燕京八景”），“金臺夕照”的地位才徹底穩固。乾隆帝重定“燕山八景”，體現了皇權對景觀體系的影響，具有鮮明的政治意涵。

朝陽門外黃金臺之所以能夠取代金元時期隗臺坊、奉先坊黃金臺，在明清時期永定門外、廣渠門內等眾多黃金臺中脫穎而出，也與北京交通體系的變化有關。

侯仁之先生認為，北京早期城市的起源與太行山東麓大道密切相關。金代隗臺坊、奉先坊黃金臺，位于今北京老城西南，體現的是原有陸路交通——太行山東麓大道的影響。經過金元兩朝的經營，明清時期北京的地位日益穩固，以其為中心的政治與經濟地緣結構日趨完善，以北京為目的地的全國性水運網絡形成。京杭大運河與京師北京構成的經濟系統，是最重要的王朝支撐體系之一。元明清三代，朝陽門是北京東部非常重要的城門，離京南去的官員士紳，或是南方士子入京科考朝覲，往往在朝陽門經停，“商賈行旅，梯山航海而至者，車轂織絡，相望于道”，成為攸關京師生計的“東門孔道”。

交通便捷的朝陽門外，成為黃金臺景觀的“理想選址”，“黃金臺······今朝陽門東南巋然土阜，好事者即以實之。所傳古跡，大率類是”。阿萊達·阿斯曼提到，回憶風景的文本只有那些已經了解其內容的人才能夠讀懂，這是一種追念的閱讀，而不是信息性的閱讀，“回憶將在記憶的維度里重新喚醒被時間撕裂和消滅的東西，并且把它們組合在一起，使之獲得生命”。中國古代文人對待景觀的普遍態度是重意而不重形，不糾結于史地考辨。他們注重的是從物境到情境再到意境的精神升華過程，是借景物抒發感情、寄寓理想的自我重塑過程。在景觀的塑造過程中，追求的是“意”，“其意在，則董仲舒之蔬圃也，袁廣漢之北山也，王摩詰之輞川廿景，杜少陵之空庭獨樹也，皆園也，無以異也。不得者，且為蕩丘，為聚血，為哄市，為棘圄，為斜陽荒草、狐嘷蛇嘯之區”。

總之，以都城為中心的黃金臺景觀塑造，往往是因為統治者希望借助這一景觀將招賢意象納入都城空間，彰顯知人善任的好賢之風。正如乾隆皇帝《金臺夕照》詩所言：“九龍妙筆寫空濛，疑似荒基西或東。要在好賢傳以久，何妨存古托其中。”文人士子借“黃金臺”這一都城色彩鮮明的政治符號，或抒發入世雄心，或感慨懷才不遇，或安慰友人。在“明君賢臣”的雙向政治表達中，朝陽門外黃金臺成為清代北京城標志性景觀之一，強化了北京城的政治與文化中心地位。

三、地方記憶的演繹與強化：畿輔地區黃金臺

除了北京城擁有多座黃金臺外，北京周邊地區黃金臺的分布更為廣泛。易縣、定興、滿城、固安等地，均有黃金臺分布，其景觀形成過程中，地方認同與地方記憶的塑造發揮著關鍵作用。

（一）燕都記憶：易水流域黃金臺景觀的形成

受《水經注》《上谷郡圖經》影響，易水流域黃金臺呈現集中分布的特點，包括易縣燕下都、定興北章村、定興金臺陳村等。眾多黃金臺的分布，體現了地方士紳與普通民眾共同參與地方景觀文化塑造與強化的過程。

明清方志對易縣燕下都黃金臺多有記載。如光緒《畿輔通志》記載：“黃金臺，在易州東南十八里。”民國《易縣志稿》認為燕下都黃金臺的具體位置在今易縣武陽臺，“今考黃金臺，即酈注之招賢臺，《寰宇記》之東金臺，距縣東南三十里，在今定興縣界，旁有燕昭王廟。而《述異記》所云在燕王故城中之金臺，則為《水經注》所云之小金臺，距縣十五里，今稱武陽臺，以在武陽城中而名之”。在燕下都考古過程中，考古工作者在燕下都張公臺南側發現一處古湖泊遺跡，堆積有流砂、淤泥和黑膠泥土，有人推測是《水經注》中“金臺陂”所在，由此推斷“張公臺附近的地下夯土臺基即為歷史上的黃金臺”。

明清時期定興縣有“金臺夕照”，為定興八景之一，“每到夕陽欲下，衰草含秋，對古人勝跡，把酒問天，自然心高志曠，慷慨悲歌。欲起前賢而揖之也，其留連何極矣”。關于定興黃金臺的具體位置，自明代以來一直存在北章村和金臺陳村兩種觀點。

北章村黃金臺，在今定興縣城西南高里鄉北章村，明代屬平堈社。弘治《保定郡志》記載：“黃金臺，郡治正北一百三十里，屬定興縣平堈社（按：今平堽村）。按《通鑒》：七國時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問于郭隗。隗言：必欲致士先從隗始。于是王乃筑臺而師事之。舊《圖經》云：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士，遂以名臺。”康熙《定興縣志》記載：“黃金臺，燕昭王筑，禮郭隗以致士。樂毅、劇辛先后至。故址在縣西三十里北章村。年華曠邈，風雨崩摧，于此愈彰深古，觸人遠懷。······在陳村者，形稍亞。舊名燕王臺，廟祀昭王，以郭（隗）、樂（毅）配食。”乾隆《定興縣志》記載與之類似。光緒《定興縣志》記載：“金臺禪院在北章，即興隆寺黃金臺故址。”

金臺陳村黃金臺，遺址位于村東南部，原有昭王殿、招賢館、鐘鼓樓等建筑。明代隆慶萬歷年間已經見于記載。萬歷《保定府志》載：“黃金臺在定興縣西北，燕昭王筑，或云郭隗臺。今傳亦謂大臺為樂毅臺，其南小臺為郭隗臺。······時疑在陳村者亦是。”乾隆《定興縣志》收錄《燕昭王廟碑》載：“邑故有黃金臺，由燕昭王感黃金駿骨之言筑宮，師郭先生隗，士爭趨燕。”明代曾于正德二年（1507）、萬歷二十七年（1599）、崇禎十二年（1639）重修昭王殿。崇禎十二年（1639）重修碑尚存，上刻有“黃金臺，燕昭王拜郭隗而建，其謀略也大，其心志也深，其立業遠”。1997年出版的《定興縣志》中，關于定興縣黃金臺的位置，采用了金臺陳村的說法，“黃金臺亦稱招賢臺，位于高里鄉陳村西南隅，是戰國燕昭王為延請天下士而筑”。

此外，清代典籍中，曾記載安肅（今徐水）也有黃金臺分布。嘉慶《大清一統志》記載：“都城、定興、安肅、滿城及易州皆載有黃金臺。”光緒《畿輔通志》載：“今都城及定興、安肅皆有黃金臺。”不過，在乾隆《安肅縣志》以及民國《徐水縣新志》中，未見黃金臺相關記載。

為何易水流域出現諸多黃金臺？鮮明的意象與模糊的原型，為黃金臺景觀的塑造提供了廣闊的想象空間。前文已述，唐人李善給鮑照《放歌行》中的“黃金臺”作注時，引用隋代《上谷郡圖經》之語：“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上谷郡圖經》關于黃金臺位置的記載，被唐宋及此后各類典籍引用，如唐代《文選》《河東集》、宋代《杜工部草堂詩箋》《詩話總龜》《玉海》、元代《翰墨全書》《群書通要》等。實際上，《上谷郡圖經》對黃金臺的記載相當模糊。“易水”作為一條典型的北方河流，有著多徙善變的特點。其“東南十八里”的位置并不確定。凡位于“易水東南十八里”的古老高臺，都有可能被視作“黃金臺”。如明代鐘芳《登黃金臺記》認為易縣黃金臺，“據《圖經》得名耳”。民國《定興縣新征志料》亦認為該縣黃金臺，“據《圖經》得名耳，現土阜高數丈，僅存址而已”。可見，這兩處黃金臺是因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與《上谷郡圖經》記載的黃金臺位置吻合，所以被稱為“黃金臺”，是先有文獻記載，后有“黃金臺”之名。

嘉慶《大清一統志》曾解釋易水流域眾多黃金臺出現的原因，認為“或當時昭王延訪心切，置臺原不一其處”。筆者推測，圍繞燕下都分布的多處黃金臺，包括金臺陳村、北章村等地，很有可能是圍繞燕下都分布的烽燧遺址。戰國時期燕國防御齊、趙，筑燕南長城，從今河北易縣西南起，穿過北易水，沿南易水向東，經過汾門（今保定市徐水區西北），再沿著南易水和滱水（今大清河）走向東南。考古工作者在今河北易縣、徐水、安新、文安、雄縣、大城以及子牙河西岸都發現有長城遺址。此外，在大城、文安兩縣燕南長城沿線還發現多個烽燧遺址。金臺陳村、北章村的烽燧在廢棄之后，歷經歷史滄桑，原本面貌模糊不清，只剩突出地面的高臺。其大致位于“易水東南十八里”的位置與遍地的戰國遺物，為后世留下想象空間，于是被附會為“黃金臺”所在。

地方記憶的強化與地域認同的建構，是易水流域黃金臺景觀塑造的直接動力。作為地方記憶書寫的重要文本，明清方志的編纂常由地方士紳完成。在地方知識精英眼中，戰國時的燕下都為易水流域的“高光時刻”，為地方文化打上了鮮明的歷史標簽。對這一歷史記憶的強化，是表達地方文化意識、構建地方認同的重要選擇。如弘治《易州志》編纂者記載易縣：“燕故都，形勝之擅，厥維舊矣。然昔人謂之天府，亦一都會”；乾隆《定興縣志》編纂者認為定興“實古燕趙之名區”，“如名勝督亢、金臺、易水、拒馬河之類，如名宦名賢樂毅、郭隗、高漸離、祖逖之輩，皆灼灼震耀人耳目者。使其略載于史冊而其詳未登于邑志，顧令山川風土人物之精英，埋沒于郊草村煙、明沙濯浪中，豈非賢士大夫之過歟”。

從傳播的角度看，地方記憶在方志中被演繹與強化后，需要借助鮮明的符號與實體化的景觀進行表達，從而賦予“文本歷史”更為強大的生命力。段義孚《戀地情結》中提出：“戀地情結里有一項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戀舊······為了強化忠誠感，人們建起有紀念性的景觀，讓后人可以看見歷史。”將“黃金臺”在地化與景觀化，以“黃金臺”作為易水流域燕都歷史的重要承載者，成為強化地方認同的理想選擇。

明清以來數百年的歷史也證明“黃金臺”深度參與了地方記憶，在明清以來數百年的演進中，大興、定興、易縣等地均有“黃金臺”民間故事的流傳。定興縣《黃金臺傳說》還被列入河北省第三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盡管此后多地“黃金臺”之說逐漸得到澄清，“黃金臺”原型不在當地，但經過數百年積淀，“黃金臺”也成為當地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民國《固安縣志》編纂者認為：“按易水、金臺均在今易縣。《水經注》所謂固安者，即北魏之固安，今易縣東南境。金臺市駿為十景之一。燕京八景亦有金臺夕照之稱。然金臺雖非在我縣境，而古今先賢遺著不忍拋棄，姑置之以備參考。”

近年來在地方文化認同與文旅發展等因素的驅動下，北京及周邊地區有“黃金臺”記載的朝陽、大興、易縣、定興、固安等地，不斷強化“黃金臺”記憶，出現了一些新的“黃金臺”景觀，如北京朝陽金臺夕照站、易縣燕都古城“黃金臺”復原景觀、河北定興黃金臺博物館、固安文博館“黃金臺招賢”歷史場景等。

（二）地名漂移、地名聯想與景觀塑造：固安等地黃金臺

歷史時期地名漂移帶來的歷史景觀重塑，是黃金臺多地分布的另一重要原因，其中以今固安黃金臺的形成為典型。

固安黃金臺位于縣域北部的東、西坨頭村附近。康熙《固安縣志》記載：“黃金臺，燕昭王于易水東南筑黃金臺以延天下士。后人慕其好賢之名，亦筑臺于此。又《水經注》有云：固安有黃金臺。”金臺市駿為明清時期固安十景之一，邑人秦士奇曾為十景作詩，其《金臺市駿》寫道：“離離臺畔草如煙，感慨當年思惘然。白骨俠傳猶郭隗，黃金價重憶昭燕。驊騮已遂邊塵暗，苜蓿空隨戰血芊。一望臺高雙眼淚，縶維空負主恩偏。”

固安黃金臺景觀的塑造，文獻依據于酈道元《水經注》對“故安”金臺的記載。《水經注·易水注》記載易水分支濡水（今河北易縣西北之北易水）：“屈而東轉，又分為二瀆。一水逕故安城西，側城南注易水，夾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釣臺，參差交峙，迢遞相望，更為佳觀矣。其一水東出注金臺陂，陂東西六七里，南北五里，側陂西北有釣臺高丈余，方可四十步，陂北十余步有金臺。”這一記載是后世尋找“黃金臺”的關鍵文獻。宋代《齊東野語》、明代《帝京景物略》《三才圖會》《圖書編》、清代《天下郡國利病書》《歷代詩話》以及明清各版本的《固安縣志》中均有引用。但后世“固安”與酈道元所載“故安”位置有著巨大差異。

酈道元《水經注》所載“故安”，為漢代所設之“故安”，治所在今易縣高陌鄉貫城村附近，“貫”即為“故安”的連讀。北魏時，故安縣之“故”改為“固”，屬幽州范陽郡。北齊天保七年（556）大規模省并州縣，廢固安縣。隋開皇十六年（596）在原固安縣置易縣。原位于易水流域的“固安縣”地名向東北方向遷移至今永定河流域，以漢代廢方城縣舊境置固安縣，治所仍在原方城故城。《太平寰宇志》記載：“固安縣，本漢方城縣地，屬廣陽國。隋開皇九年自今易州淶水縣移固安縣于此，屬幽州。取漢固安縣以為名。”為附會《水經注》“固安縣有黃金臺”的記載，永定河南岸、東西坨村北面高地，被附會為“黃金臺”所在，“燕昭王筑黃金臺在易水。后人慕之，亦筑于此”。

由地名引發的聯想，也是各地黃金臺景觀形成的重要原因。地名學理論認為，地名往往會從詞的慣用意義聯想抽象出來，建立起個性聯想，并“附加”到一定的事物上。今大興區禮賢鎮，元明時期曾名里險社、李賢社。清設禮賢鎮。以鎮名“禮賢”，遂與燕昭王禮賢相聯系，被附會是“黃金臺”所在。民國《固安縣志》記載：“黃金臺，舊志云在大興東南，今名禮賢鎮。”禮賢鎮西原有一黃土高阜，《大興縣地名志》記載“相傳高阜為春秋時燕昭王招賢納士所建，后人稱為‘黃金臺’”。與之類似的還有滿城黃金臺。滿城黃金臺位于賢臺村，明清時期“賢臺夕照”為滿城八景之一。民國《滿城縣志略》載：“賢臺，在縣東二十里賢臺村。昔燕昭王筑臺，置千金于其上，以延天下士。高二丈余，周圍闊六十步。巍然特立，一名黃金臺······縣八景之一所謂‘賢臺夕照’是也。”

結語

文化生產形塑現實，而非僅僅是模仿現實。“黃金臺”作為一種“象征性風景”（landscape of symbols），突出的是其意境和對歷史的追慕。作為戰國時期燕昭王招賢納士的文化符號，其文化意義超越了招賢功能，成為人才理想、家國情懷與歷史記憶的復合載體。

“黃金臺”故事既與燕昭王納賢相關，其地域范圍自然應在戰國時期的燕國，且應發生在燕國統治核心區。因此，燕國最重要的兩大政治中心——燕都薊城與燕下都，成為后世尋找“黃金臺”最主要的區域。金元以后，北京成為都城，“黃金臺”所具有的“明君賢臣”的政治符號，與都城地位相契合。歷代帝王為彰顯“重才”姿態，在都城景觀體系中不斷強化黃金臺的位置。對各地進京的士子而言，“黃金臺”是他們懷揣經邦緯國之志、積極入世、治國平天下的精神寄托。在“明君賢臣”的雙向政治表達中，都城黃金臺景觀獲得了強大的生命力，出現了眾多實體景觀。其中，朝陽門外黃金臺憑借臨近都城“東門孔道”的優越位置，成為乾隆帝欽定的“金臺夕照”所在，也折射出大運河系統對明清北京城交通體系的重要作用。

河北易縣、定興縣等易水流域的黃金臺景觀是地方記憶不斷演繹與強化的結果。《上谷郡圖經》關于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的模糊記載，使易水東南出現多處黃金臺。明清以來易縣、定興等地方知識精英通過方志編纂不斷強化當地的“黃金臺”記憶，塑造黃金臺景觀。通過實體的黃金臺景觀，普通民眾也接受并認同了當地的“黃金臺”故事。于是“黃金臺”成為易縣、定興等地的集體記憶。地名漂移也是黃金臺景觀塑造的重要因素。隋代固安縣由易水流域東北遷移至今永定河流域，“黃金臺”歷史也隨之轉移并在當地尋找新的承載實體。此外，由“禮賢”“賢臺”等地名引發的聯想，也是各地黃金臺景觀形成的重要原因。

總之，歷史時期“黃金臺”的景觀塑造，是文化想象、歷史記憶、政治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遍及北京及其周邊地區的黃金臺，雖是后人托古之作，但鮮明地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生生不息的求賢好賢、知人善任的精神，反映了優秀傳統文化在歷史敘事中的整合、傳承與再塑。

作者：王洪波

來源：《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25年第5期

選稿：耿 曈

編輯：汪鴻琴

校對：杜佳玲

審訂：汪依婷

責編：宋柄燃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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