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越牛越危險！哈貝馬斯生前警告：效率利潤不是唯一標準

利昂內爾·若斯潘曾于1997年至2002年擔任法國總理，堪稱嚴肅政治的典范。他用實際行動證明，將左翼各派系團結起來凝聚成多數派不僅可行，還能借此推行切實改善民眾生活的政策。

我們從那個時期汲取的最核心教訓，當屬2002年的總統大選。事實證明，選民棄權帶來了災難性后果，而選票與候選人的碎片化更是給了左翼致命一擊。這一歷史教訓我們絕不可遺忘。

于3月14日逝世的尤爾根·哈貝馬斯則為我們留下了另一重維度的啟示，其核心首先指向技術的作用。這位哲學家在早年著作中便已指出，科學技術已然演變為主要的生產力，其發展不再受制于公共討論或審議。恰恰相反，這種發展趨勢反而要求絕大多數民眾“去政治化”。技術問題的解決機制逐漸脫離了公共辯論的范疇，從而將決策空間拱手讓給了專家與生產資料所有者。

因此，重建并維系一個能夠就科技議題展開辯論的公共領域顯得至關重要。在這個領域中，關于技術目的的追問必須始終處于核心地位：這項技術究竟有何用途？它能否改善大多數人的生活條件？

效率絕不能成為決策的唯一標準，利潤亦然。時至今日，無論是在人工智能的角色定位、能源轉型、食品安全還是工業路徑的選擇上，讓公眾參與其中，并防范生產資料所有者或國家機器強加意志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迫切。

這位德國哲學家留給我們的第二大重要啟示與民主息息相關。自1962年出版《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以來，哈貝馬斯的全部學術脈絡都貫穿著一種信念：只要能夠建立起供批判性討論和尋求共識的辯論平臺，進而促成集體意見的形成，我們的社會就完全有可能實現理性治理。

民主絕不能僅僅被簡化為投票行為。它深刻依賴于公共辯論的質量，依賴于每個人換位思考的能力，以及將自身觀點置于公共討論中接受檢驗的意愿。如果公民大會能夠落實為具體行動，它將成為我們應當構建的民主工具箱中的重要一環，而該工具箱還應涵蓋比例代表制、公民倡議公投，以及無論公私組織的共同決策機制。

在歐洲議題上，哈貝馬斯的思想至今依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作為最早呼吁建立強大歐洲的知識分子之一，他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就敦促歐洲人超越民族主義的窠臼。

在與后來出任德國總理的格哈德·施羅德的對談中，哈貝馬斯闡明了為何唯一令人滿意的出路“在于推動歐洲聯盟向聯邦制演進，這是唯一能夠落實社會與經濟政策、致力于建立包容差異并努力糾正社會不平等的全球化秩序的模式。”

縱觀哈貝馬斯的著作，他反復強調構建一個在防務與能源上自給自足的歐洲的諸多優勢。這是一個兼具社會保障與生態關懷、團結一致的歐洲；一個由共同行政機構和職權強化的歐洲議會治理，并享有立法倡議權的歐洲。他主張改革條約，捍衛向共同體層面讓渡權力的機制，呼吁實現社會與稅收政策的協調統一——這正是當年法國在《羅馬條約》談判中苦求而不得的目標——同時，他也對征收歐洲統一稅的構想表示支持。

哈貝馬斯積極倡導主權共享的理念。針對那些以不存在“歐洲人民”為由否認歐洲主權可能性的觀點，他有力地論證了“人民”這一概念是可以被塑造的，特別是通過制定憲法來實現。他還提議設立由公民選舉產生的歐洲制憲會議，負責起草一部交由全歐公投表決的憲法，并支持在選舉中引入跨國候選人名單。

隨著充滿喧囂與動蕩的一年拉開序幕——在法國，總統大選的戰鼓剛剛擂響；而在整個歐洲，暴君、跳梁小丑與政治煽動者正構成現實威脅——外界不禁要問：我們是否還有能力去實現這些宏大的政治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