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國防部長耿飚的長女,一夜之間被查封了所有資產,她選擇出走美國。在離開時她發誓:給我三年時間,只要我沒餓死,我就要在美國橫著走!
如果把耿瑩的一生拆開來看,其實很難用一句話概括,她既不是典型意義上的“將門之后順風順水”,也不是單純的“白手起家逆襲”,更接近真實的說法是:她的人生,被時代反復“推倒重來”,但每一次,她都選擇自己站起來。
她出生在1939年的湖南醴陵,那個年代,本身就談不上什么穩定,她剛出生三天就被送人,后來父親找回來時,她已經被丟在麥垛里,身上還長滿天花,命懸一線,很多人一輩子最大的坎,可能就是某個失敗或挫折,但對她來說,從出生開始,就在和生存本身較勁。
小時候,她跟著父親在部隊里到處轉,今天在這個地方,明天就換到另一個地方,讀書這件事,對她來說也成了一種“奢侈”,一年級能換七八所學校,有時候剛坐下沒多久,就又要走了,最夸張的一次,只上了兩個小時的課,就跟著隊伍轉移。
這樣的成長環境,說不上好,但確實塑造了她一個特點——不指望穩定,也不太依賴別人,很多人后來遇到一點變動就會慌,但她從小就習慣了“不確定”。
長大之后,她沒有選擇靠家庭背景去走一條輕松的路,中專畢業,她進了地質隊,在北京干野外勘探,這個工作,說白了就是體力活:幾十斤設備背在身上,翻山、進洞、下礦井,一干就是十年。
那時候不少男同志都覺得吃不消,但她一直沒退,她也不是不累,只是習慣了“再難也得自己扛”,外面一直有人說她是“干部子女”,會有便利,但她自己很少回應。她心里其實很清楚:別人怎么看不重要,關鍵是自己到底靠什么立得住。
到了80年代,環境開始變了,改革開放之后,很多人開始試著從體制里走出來做生意,耿瑩也做了一個不算保守的選擇——南下珠海創業。
她成立了一家公司,做工藝品,也做制藥相關業務,一開始她其實不懂生意,很多東西都是邊做邊學,那時候市場規則還沒完全成熟,信息也不像現在這么透明,說白了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但她有一點優勢就是肯下功夫,而且不怕折騰。
慢慢地,公司做起來了,有辦公樓,有員工宿舍,看起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1986年前后,針對“干部子女經商”的問題,政策開始收緊,很多地方采取的是比較簡單直接的處理方式——統一清理,在這種背景下,她的公司雖然手續齊全、也正常納稅,但還是沒能例外,資產被查封。
這件事,對她打擊是實打實的,十年地質隊、幾年創業,積累幾乎一夜清零,而且,這不是經營失敗,是外部環境突然變了。
換做很多人,可能第一反應是找關系、求幫助。但她沒有這么做,而是選了一條更“硬”的路——直接出國,去美國重新開始,那一年,她已經48歲。
剛到美國的時候,現實很直接:語言不行,錢也不多,她最早是在洛杉磯唐人街擺地攤,自己串珍珠項鏈賣,賺點生活費,這種狀態,說白了就是從頭再來,而且是從最底層開始。
但她沒有停在這一步,后來,她通過一些間接關系,進入了一些社交場合,嘗試用中國畫打開局面,一次現場作畫,被人當場買走,價格還不低,這讓她看到了一個可能性——文化也可以變成一種“生意”。
接下來,她在比弗利山莊開了畫廊,把中國畫和西方肖像需求結合起來,這個思路其實挺現實:不是單純賣藝術,而是讓作品更符合當地人的使用場景。
慢慢地,她的客戶群體穩定下來,價格也上去了,有些作品能賣到幾萬美元,不到三年,她在馬里蘭州買了房子,算是在那邊站住了腳。
她當年說過一句話:“給我三年時間,只要沒餓死,我就要在美國橫著走。”這句話聽起來有點狠,但她確實做到了自己說的那種“翻身”。
不過,她并沒有一直留在國外,后來父親去世,她選擇回國,把重心轉到了文化領域,她參與成立了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金會,開始做傳統文化保護和推廣。
她做的一些事情,其實挺接地氣的,比如推動敦煌壁畫相關展覽進入釣魚臺國賓館這樣的場所,讓更多人看到這些文化內容,她也到全國各地跑,實地看古跡、籌資金,做一些不太“顯眼”但很基礎的工作。
后來她還經常回到湖南醴陵老家,看看學校、了解產業、關心孩子讀書這些具體問題,不是那種走個形式的回鄉,而是實打實去問、去看,也算是沒有忘本,你們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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