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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法角度看,領土主權判定依靠的是歷史發現與持續管轄、實際控制、國際條約確認等核心依據,而非單方面的命名行為。中國從明清時期漁民使用的《更路簿》,到1935年、1947年、1983年三次官方公布南海島礁標準地名,再到2020年、2024年進一步規范島礁地名使用,對南沙群島的主權擁有完整的歷史和法理鏈條。菲方的改名,在法律上沒有任何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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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政治操作角度看,改名這種方式,國際社會關注度低、成本小、不會直接引發軍事沖突。但這種低成本操作一旦完成,便可在菲律賓國內塑造“既成事實”,為未來的對外宣傳和可能的法律行動鋪墊基礎。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此舉“侵犯中國領土主權,違反聯合國憲章及相關國際法”。但北京真正警惕的,是改名背后的下一步。
2016年,菲律賓單方面提起的所謂“南海仲裁案”在程序上繞開了中國、實體上否定歷史權利,被中方明確拒絕承認。但那份裁決從未消失。中國南海研究院的分析指出,裁決的長期存在,使菲律賓在制定對華海洋政策時更容易將其作為合法性依據,從而提高政策調整成本,壓縮雙邊妥協空間。
2026年正值非法“裁決”出臺十年。菲律賓內部一直有聲音,企圖再次發起仲裁。但直接發起二次仲裁的失敗風險極高。因此,更可能的路徑是“邊鋪墊、邊試探”——先用改名這類“軟動作”在國內造勢、在國際上積累所謂“法理依據”,再看時機是否成熟。
如果這一系列鋪墊完成,菲律賓未來可能采取的步驟包括:在國內法律和教育體系中強化新名稱的使用,形成長期敘事慣性;在國際場合推動相關議題討論,借助東盟輪值主席國的議程設置權;以及在域外勢力支持下,采取更具對抗性的海上行動。
此外,菲律賓將在2028年迎來總統大選。現任政府有動機在其卸任前固化所謂“政治遺產”,強化海上挑釁行動,這使得2026年的南海局勢風險顯著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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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的“肩并肩”軍演,除了菲律賓之外,還有24個國家。其中,日本派出約1000名自衛隊人員以正式戰斗部隊身份參與,是自二戰結束以來的首次。菲律賓武裝部隊司令布勞納的表述值得注意:“以前和日本站在戰爭的對立面,如今站在了同一陣線”。
菲律賓正在以“現實利益”為基礎,系統性淡化二戰期間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記憶。二戰的教訓沒有被遺忘,但被擱置了。
日菲《互惠準入協定》已生效,自衛隊得以借“災害救援”等名義在菲律賓進行常態化戰術演練與部署準備。2026年1月,兩國又簽署了新的防務后勤支援協定,允許聯合訓練時免稅互供彈藥、燃料等物資。今年2月,日美菲還在南海進行了第15次“多邊海上合作活動”,日本出動P-3反潛巡邏機,進行了反潛戰、聯合空中巡邏和實彈射擊等演習。
美國方面,EDCA框架下美軍可使用的菲律賓軍事基地已從5個增至9個,其中3個位于呂宋島北部、1個坐落于巴拉望省。在蘇比克灣,美菲正在規劃合資建設彈藥工廠。
這些軍事部署構成了一條針對中國的火力鏈條:日本西南諸島的導彈覆蓋宮古海峽,美軍呂宋島基地輻射巴士海峽,巴拉望省基地則指向南沙群島。三個節點連成一線,正好卡在中國海軍進出太平洋的兩條主要通道上。
菲律賓2026年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這層身份給局勢增加了另一個變量。
一方面,菲律賓在東盟框架下有責任推進區域合作。菲律賓外長拉扎羅表示,希望在今年內推動完成“南海行為準則”談判并最終敲定。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第25次高官會已于1月在宿務舉行。王毅外長也確認,中國將與東盟各國爭取在2026年達成“南海行為準則”。
另一方面,菲律賓在同一時期拉攏域外勢力、在南海問題上采取對抗性姿態,與東盟的集體利益并不一致。多數東盟國家不希望南海成為大國對抗的競技場,也依賴中國作為最大貿易伙伴。作為輪值主席國,菲律賓能否平衡這兩條線,將直接影響東盟內部的團結和“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進程。
這為局勢的走向增添了一個重要變量。如果菲律賓利用主席國身份在東盟峰會上設置對中方不利的議題,或者將爭議擴大化,東盟內部可能出現分裂。但如果菲律賓愿意將爭議控制在雙邊框架內,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窗口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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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線是主權維權。南部戰區海軍已連續多日在南海海域進行例行巡航,艦艇在南沙群島渚碧礁附近對菲艦艇進行了喊話提醒和驅離。南部戰區新聞發言人翟士臣海軍大校表示,戰區部隊“將堅決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堅定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國防部的表態更直接:菲方“自編自導自演”的鬧劇動搖不了中方依法維權的堅定決心。
另一條線是外交對話。3月28日,中菲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第十一次會議在福建泉州舉行,由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與菲律賓副外長艾雷拉-林共同主持。同時,雙方圍繞潛在油氣聯合勘探事宜的磋商“已取得積極進展”。
主權問題上沒有讓步空間,但合作的大門始終敞開。
馬科斯可能認為,改名、軍演、拉攏域外勢力這三招疊加,能像2016年那樣在國際輿論上占據優勢。但歷史不會簡單重演。
首先,改名在法律上沒有任何效力。領土主權由歷史和法理決定,不是由命名權決定。131個新名字改變不了任何實際控制狀況。
軍事施壓的效果需要重新審視。2026年不是2016年,中國海軍在南海的部署能力已大幅提升。域外勢力的軍事存在增加的是摩擦風險,而非菲律賓的安全保障。將日本軍事力量引入菲律賓,本質上是將本國的地緣風險外部化——一旦沖突發生,菲律賓將成為打擊目標,而非安全避風港。
再次,菲律賓的經濟現實決定了其政策存在內在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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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在能源、貿易、投資等方面離不開中國,同時又將國家安全深度綁定美國。這種結構性矛盾使得菲律賓的政策始終處于“搖擺”狀態——既想搭中國發展的便車,又不愿放棄美國的安全背書。
改名鬧劇可能只是一個開始,如果菲律賓繼續在軍事和法律層面推進對抗性議程,南海的和平穩定將面臨新的考驗。正如中國外交部所言,任何試圖攪亂南海局勢的行為,都必將遭到堅決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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