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夏天,我從丹東坐火車前往平壤。新義州出境后,火車在朝鮮境內慢悠悠地晃了五個多小時,硬座車廂顛得人骨頭散架。全團二十幾個人,下火車時一個個灰頭土臉、腰酸背痛,有幾個年紀大的直喊“受不了了”。
可當我們在平壤站臺上看到接團的女導游時,所有男游客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
她姓李,朝鮮導游自我介紹時只說姓,不說全名。李導看上去二十五六歲,穿著一身粉白相間的朝鮮傳統裙裝——?????(赤古里),腳踩一雙黑色細跟高跟鞋,手里舉著一面小旗子,站在灰撲撲的站臺上像一朵開在廢墟里的花。她皮膚白皙,五官精致,笑起來眼睛彎成月牙,用略帶口音但流利的中文說:“歡迎你們來到平壤,我是你們的導游小李,接下來的幾天由我陪大家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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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里的男同胞們立刻躁動了。一個五十多歲的大叔第一個沖上去:“小李啊,跟叔合個影!”李導微笑著點頭,站得端端正正。接著第二個、第三個……十幾個男游客輪流跟她合影,她全程沒有一絲不耐煩,每拍一張都重新擺好姿勢、重新微笑。拍到最后,她的笑容依然燦爛,但我注意到她悄悄把重心從一只腳換到另一只腳——那雙高跟鞋,她站了已經快半個小時。
接下來的四天,李導每天穿著那雙高跟鞋,帶我們跑平壤、開城、妙香山。平壤地鐵深達一百多米,臺階上百級,她踩著高跟噔噔噔走在最前面,邊走邊講解,氣息平穩。團里二十多歲的小伙子空手爬上去都喘,她穿著高跟鞋、舉著旗子、背著裝滿礦泉水的包,一句累都沒喊過。
有一天行程結束得晚,回酒店的大巴上,有人問她:“李導,你帶團多久了?”她笑了笑說:“連續一個多月了,一天沒休息。”全團嘩然。有人問不累嗎,她說:“累,但很開心,能遇到你們這樣的客人。”她說這話時眼睛亮亮的,可眼下的烏青遮都遮不住。
第三天,她帶我們去平壤的一家涉外紀念品商店。店里的商品標價用歐元,一盒人參糖十幾歐,一件刺繡幾十歐,對朝鮮本地人來說是天價,但中國游客覺得不算什么。團里的王大姐一口氣買了三百多塊錢的糖果和紀念品,李導在旁邊幫她裝袋,輕聲說了一句:“您對朝鮮真好。”王大姐大大咧咧地說:“這有啥,國內吃頓飯的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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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導沒接話。我注意到她低頭整理貨架時,手指輕輕摸了一下那些糖果的包裝,像在摸什么珍貴的東西。
最后一天晚上,旅行即將結束。不知是誰起的頭,團里二十多個人每人掏了五十塊錢,湊了一千塊人民幣,裝在一個信封里,當作小費送給李導。一位大爺把信封遞給她時說:“小李啊,這幾天辛苦你了,這是大家的一點心意。”
李導接過信封,打開一看,愣住了。她的嘴唇開始發抖,眼眶迅速變紅,然后當著全團的面,眼淚唰地掉了下來。她趕緊用手背擦,擦完又流,流了又擦,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全團都安靜了,幾個大姐也開始抹眼淚。
過了好一會兒,她才哽咽著說了一句:“謝謝你們……這比我半年工資還多。”
車廂里死一般寂靜。
半年工資,一千塊人民幣。平均一個月不到兩百塊。她在平壤最好的大學之一學了四年中文,通過了嚴格的導游考試,每天穿著高跟鞋走十個小時,連續工作四十多天無休——換來的是月薪一百多塊錢。而團里隨便一個游客,在國內一頓飯、一件衣服、一次KTV,就是她半年的血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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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從當地其他渠道了解到,朝鮮涉外導游已經是金字塔尖的職業了,能接觸到外國人,能獲得外匯小費,能偶爾吃到游客給的零食。可即便如此,她們的真實收入依然低得令人心碎。李導說她父親生病臥床,母親在農場干活,弟弟還在讀書,她是全家唯一的經濟支柱。那一千塊錢,夠她父親買幾個月的藥,夠她弟弟交一學期的學費。
離開平壤那天,李導來送站。她又換了一身干凈的傳統裙裝,腳上還是那雙高跟鞋,笑著跟我們一一握手告別。火車開動后,她站在站臺上一直揮手,直到變成一個小點。
有人忽然說:“你們注意到沒有?她今天換了雙鞋,鞋跟磨得歪了,用膠水粘過。”
車上沒人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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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的路上我想,一千塊錢對中國人來說是什么?是請朋友吃一頓體面的飯,是一件打折的T恤,是一次短途自駕游的油費。對李導來說,那是她父親半年的藥,是弟弟的學費,是她自己舍不得吃一口的糖果,是她在零下十幾度的冬天可能也舍不得買一件新棉衣的漫長日子。
這個世界從來不公平。有的人一出生就在蜜罐里,有的人拼盡全力只為活著。李導的笑容很甜,可那甜味底下,是化不開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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