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人經歷一個月戰爭后，絕望情緒日益加劇：我已經好幾天沒睡了

直到那一刻之前，戰爭還只是發生在德黑蘭其他地區的事情。

它尚未觸及“塞塔蕾”和她的同事們的生活。隨后，她聽到不祥的聲響，震動傳到了辦公室。

她對同事們喊道：“我想是炸彈。”他們離開辦公桌，爬上樓梯來到大樓屋頂。

“我們看到濃煙升上天空，但不知道什么地方被擊中了，”她回憶道。

“之后，公司里所有人都驚慌失措。人們尖叫著、呼喊著、四處奔逃。那種徹底的混亂狀態持續了一到兩個小時。”當天，她的老板就關閉了公司并遣散了員工。

如今，夜間的轟炸奪走了她自然入睡的能力。她清醒地躺著，為現在和未來擔憂。

“老實說，我已經連續幾個日夜無法入睡。我嘗試服用強效止痛藥來放松以便入睡。焦慮如此強烈，已經影響了我的身體。當我想到未來并想象那種境況時，我真的不知道該怎么辦。”

她所說的“那種境況”指的是經濟困難，以及她對政權與其敵人之間未來可能發生街頭沖突的恐懼。戰爭讓塞塔蕾失去了工作，她的錢也快用完了。

數百萬伊朗人處境相似。甚至在戰爭之前，經濟就已深陷危機，食品價格在前一年上漲了60%。塞塔蕾描述了人們耗盡生存資源后日益增長的絕望。

“我們連基本食物都負擔不起了。我們口袋里的錢與市場價格完全不符……伊朗多年來也一直受到制裁，伊斯蘭共和國造成的問題意味著，在此期間我們無法積累任何儲蓄，至少不足以支撐現在或有所依靠。簡單來說，我原以為可能有錢可借的人，現在也一無所有了。”

經濟困境曾催生了2025年底至2026年初的大規模全國性抗議，塞塔蕾認為這種情況會再次發生。

“我不知道如何應對這波巨大的失業潮。沒有支持體系，政府也不會為所有這些失業者做任何事。我相信，如果這場戰爭毫無結果地結束，真正的戰爭才會開始。”她所期望的結果是這個政權的終結。

我們從六個不同城市的當地消息源獲得了信息。這些是與來自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對話——店主、出租車司機、公共部門工作人員等。

所有人都描述了日益增長的經濟壓力，大多數人表達了希望戰爭能導致政府倒臺的愿望。

“蒂娜”是德黑蘭郊外一家醫院的護士，她擔心藥品短缺。

“短缺尚未普遍，但已開始出現，”她說。

“最重要的問題是，這場戰爭絕不能波及醫院。如果沖突持續，基礎設施成為目標，藥品無法進口，那么我們將面臨非常嚴重的問題。”

最近幾周目睹的戰爭景象困擾著她。轟炸過后，送到醫院的尸體“已無法辨認……有的沒有手，有的沒有腿——太可怕了”。

一個反復浮現的記憶是戰爭初期一位在空襲中遇難的年輕孕婦。

“由于她所在區域遭到轟炸——她的家靠近一個軍事中心——他們的房屋被毀。當她被送到醫院時，母親和胎兒都已沒有生命體征。”

“兩個都死了。她距離分娩僅剩兩個月，但不幸的是，她和她的孩子都沒能活下來。那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場景。”

蒂娜童年的故事讓這個畫面更加令人心酸。她的母親在1980年代的兩伊戰爭期間懷著她，曾告訴她，當伊拉克導彈襲擊他們的城市時，不得不逃往防空洞。據估計，那場沖突導致近百萬人死亡——伊朗人和伊拉克人，軍人和平民——其中伊朗傷亡人數最多。

戰爭的遺留影響讓蒂娜立志成為一名護士。

“聽到那些故事總是讓我停下來思考，想象自己身處那種環境，設身處地為她著想。現在，我發現自己正面臨我母親曾經面對過的同類處境。我無法相信歷史竟如此迅速地重演。”

在伊朗，任何公開表達異議都極其危險。該政權已部署內部安全部隊和忠誠的支持者在街頭巡邏。逮捕、酷刑和處決時有發生。伊朗人毫不懷疑如果他們發聲將面臨危險。

在一月份的反政府示威期間，該政權殺害了數千名本國公民。“貝納姆”——一名前政治犯——認為它很容易會再次這樣做。

他在公寓里儲備了抗生素和止痛藥，以防街頭暴力重演。在上次抗議活動中中槍后，他至今仍在藏匿。貝納姆舉起一張軀干的X光片，展示仍留在他體內的金屬碎片。

“他們在一條小巷里伏擊了我們——那條通往廣場的小巷。他們發射了子彈和催淚瓦斯，”他說。

“一旦你看到自己的生命多么容易受到威脅——一個簡單的事件或命運的轉折就可能意味著生死——之后，你的生命對你而言就不再具有同等的價值了。那種經歷讓你不那么在乎自己。”

小時候，他聽父母講述過政權暴力的往事。恐懼是他們生活的決定性因素。有家庭成員被革命衛隊拔掉指甲的故事。他聽說過一位男性親屬在酷刑中被將重物綁在睪丸上所受的羞辱和痛苦。

“我們都在成長過程中知道，家里某個有才華的人——表親、叔叔、阿姨——僅僅因為另一個親屬參與了被禁止的政治活動，前途就被毀了，”他說。

“直到我們獲得自由、在一個自由的世界里能夠回顧我們在不自由的世界里所承受的苦難，并最終一笑置之的那一天，我的創傷才會愈合。我確信那一天終將到來。”

戰爭進行一個月后，隨著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威脅要將伊朗“炸回石器時代”，以及政權鎮壓的收緊，歡笑之時似乎還很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