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化人”修養,到底是怎么樣的?有位作家回憶說,2000年前后,沈從文的長子沈龍朱,某日騎車上街,規規矩矩,卻讓人給撞了,重重摔下車,還破皮流了血。可他的第一反應卻是,“撞我的人有事沒事?”待他曉得對方亦無大礙,溫聲對人家說,“那我不管你了,我自各兒到醫院包扎一下”。至于那電動自行車,已經被撞壞了,他只好步履艱難地拖著走了。
那時的沈龍朱,已經是60多歲的老人,又頗有些社會聲望,完全可以不依不饒,小題大做,至少依常理難免要叱罵幾句,或者索要應得的賠償。但他真心覺得,沒啥大問題就得了,人家又不是故意,不但不想刁難“肇禍者”,甚至第一時間近乎本能地關切起對方,更擔憂人家會不會受傷,好言好語寬解,即便他自己是個“名人”。這樁舊事,是我前日閑翻劉慶紅那本《沈從文家事》(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頁8)偶然看到的,此事是作者親歷,自然是“非虛構寫作”,一點假都沒有。我讀后頗有感慨。想沈龍朱這種驟然遭遇事故,完全是孔子式“傷人乎不問馬”的古風與風度,其實就是為人有高度修養的體現,當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乃至“文化名流”們,只怕都是很難做到的。《圍城》里的中文系主任李梅亭,車夫路滑摔得血淋淋,鐵箱也滾出來,李教授一開口就罵人是飯桶,對地位低者也永遠是睨視,可嘆如今“文化界”更滔滔皆是輩也。蓋世風人情至此,不得不然,亦非二三人之過也。
誠有此父乃有此子,我也是看過此書后,才多了解了一點“名父之子”沈龍朱。知道他與其父沈從文一樣,一輩子與人為善,從不愿意為難人,更不會去欺負誰,終其生都是再低調不過的人了。當初女兒出生,他還取名為“沈凡(帆)”,就是希望平平凡凡就夠了。2002年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沈從文全集》,由于出版方“效率太低”,沈家本意修訂版不會再請北岳了,可當多年后版權到期,北岳那邊仍然訴苦“沒有掙回錢來時”,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沈龍朱聽后就不落忍了,主動延長了多年版權,連后來的修訂版也是照舊給北岳的。劉慶紅自1980年代起,就深入采訪、接觸沈從文一家,多年以后他最大的感慨就是,沈家才是真正的“文化人家庭”,上上下下,男女老幼,一個個都人品好極了,“都平和而可親,克己而謙讓”,對待他這般“流浪者”上門,也始終態度好極了,給他的感覺就是很溫暖,以至于他此后忍不住見人就夸沈家,不知不覺“淪陷”為“沈從文精神的鼓吹者”,所有認識的人都知道他有這個“癖好”。他說,沈家老幼有一種家風,是“溫和的美”,“自醒的美”,“貧寒中高貴的美”,而且是當今世界“越來越稀缺的東西”,推許可謂至矣。劉慶紅應該是沒有過譽的,我自己前段翻看李揚《沈從文年譜長編》,也才曉得晚年沈從文住在東堂子胡同51號時,關系最好的朋友,就是一位姓李的老工人,沈從來不會有自視甚高那一套文人陋態。
當然絕非所有著名“文化人”都這么好相處,有這個境界。正如我上篇公號文提過的一件舊事:約六七年前某日,我在隔壁大學圖書館借書,曾在場領教過的一位知名“國學教授”兼“名父之子”的另類風采。此公彼時也70歲了,應該是辛德勇教授可望而不可即的那種“返聘專家”,其父也是很有來頭的文史大家,遺著入選“百年名典”系列的,我五天前還趕巧借閱回來正在拜讀,自也是正宗的“名門之后”。話說他老人家,那一天也到圖書館借書,可那女館員正在忙中,似乎就不免有所怠慢,怎料他當場就發飆,暴跳如雷,破口大罵,一連串污言穢語都往外吐,而且分貝高到屋頂都有鳴鳴回聲,整得那館員以及室內正在安靜自習的幾百號學生都呆住了,完全不知道這“瘋老頭”為何會這么憤怒,罵人會這么難聽,會完全不擇時地狂怒。很顯然,這位著名“新儒家”教授,是自恃名高望重,總以為自己是號人物,區區普通人都是服務于他的,好比何兆武回憶錄中的名教授吳晗,戰亂時“自己拿桶到井里打水,老打不上來,便感嘆教授生活的悲慘,總是念念不忘自己是個名教授”,可“教授為什么就不可以去打一桶水呢?”(《上學記》)所以當“一介管理員”對他沒有肅然起敬時,他的自尊心就猛然受創了,什么“論語”與“中國人的生命精神”全都不要了,當場就跳腳暴怒。雖說都是“文化人”,都是“故家子弟”,可論及修養,實有不可同年而語的。老實說,有太多世之所謂名士者,私下的嘴臉都是很反差的,很市井很庸俗很不堪,又不如我輩小市民俗的坦蕩。
至于沈龍朱這事,無獨有偶,昨天摸魚刷手機,恰好看到現川大講席王兆鵬教授的一篇文章,是緬懷其師兄鐘振振教授的。鐘先生是當今學界有數的古典文學專家,后來又是舊體詩詞界的“風雅主盟”,晚年還出任央視《中國詩詞大會》總顧問,也算是很“出圈”的名學者了。大約10天前,他獨自在家中后院散步,不想意外摔倒,等家人聞聲趕到時,人已無呼吸了,走得非常突然,很多同仁一時難以接受。前些日,王兆鵬教授專門寫了這篇文章悼念。他說,鐘振振“作為大家”,給他印象最深的,還不是學問多好,而是“性情修養不可企及”,不僅“平時待人謙和”,交往數十年來更“從未見他生氣發火”。而且,王教授似乎與我的看法一致,大概也覺得要判斷一個人的心地、修養乃至境界,最可見是他在“遇到突發事件”時臨場反應如何。“前念剛過,后念未生”的當下,是絲毫做不得假的,也是最真實的袒露。
王老師感慨憶及一件親歷往事:話說2000年6月,他們一塊赴皖參加詩學研討會,早上在飯店就餐時,一年輕女服務員給客人端豆漿,結果一不小心,一杯滾燙的豆漿打翻了,正好都淋在了身旁鐘振振后背上。可能實在太燙了,鐘本能地喊叫一聲,隨即起身,皺緊眉頭,咬緊牙關,忍痛脫下淋濕了的襯衫,顯然渾身難受。那一刻,大家都驚住,一時有點不知所措,那女服務員更是嚇得不行,帶著哭腔連說對不起。出乎意料的是,鐘振振不但沒有生氣發火,反倒轉身安慰起那服務員來,慣常柔聲細語的南京腔,一再說“沒關系的,你又不是故意的,我去醫院上點藥就行了”,當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鐘教授的身份、年齡,又是地方邀請來的“貴賓”,真要鬧起來,酒店方與接待方只怕都是破難招架的,那“肇事”女服務員更是得遭殃,至少很難善后。有意思的是,鐘振振的反應乃至言語,與沈龍朱那個幾乎是完全一樣的。王兆鵬老師我也有幸接觸過,是個實在人,他應該也不會去翻閱《沈從文家事》這等閑書,這段對話編都編出不來,只能說世間有修養之人,也往往會“異曲同工”上了。
至于鐘振振先生這樣的表現,可說是將“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真深透到骨子里了,也就是修養到家了,不止“脾氣好”而已。很明顯,與沈龍朱老人一樣,若非對方實在過分,欺人太甚,他萬萬不愿意為難人,尤其不愿意去刁難普通人。看到王老師那篇文章,我對鐘教授也肅然生敬起來。也是前天,我還偶然看到一位青年才俊的回憶文章,說是當初鐘振振到武漢講學,有位校領導本欲設宴款待,但他直接婉拒了,那晚專程跑去見了本地一位青年舊體詩人,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更闌人靜時分才回到了下榻酒店,其憐才好士,提挈寒畯,特勤如此。這也是我沒有想到的。老實說,此前讀他的那些詩詞,是很不滿意的,總覺得格調不脫“老干”“三家村”,還在朋友圈有過揶揄,此刻都釋然了,也有些不好意思。一個人,尤其是所謂“文化人”,詩寫得好不好,文章作得妙不妙,還真是次要的,此中主要才力與天分,委實強求不得,而做人行不行可比這些“雕蟲小巧”重要多了。這種人,按此前網上那個流行詞,似乎就可叫“精神貴族”。“欲潔何曾潔,云空未必空”,越是高人,其實是越平易越不拿自己當名人,進而越顯“高貴”本質的。
人品永遠高于詩品。想到他后一輩的舊詩界紅人“徐大師”,整天在網上端然教人如何作“國詩”,如何“誠心正意”,還一個勁自吹“高貴的宿命”,可據我所聞其底下表現與臺上言行似乎怎么都不沾邊,我反倒覺得是愈膨脹益顯其小的。正如其師龔云起,自封“兼綜四部,博涉九流”,前日看到他一幅對聯書法,“人海藏身焉用隱,神州坐看可無言”,落款自稱“春日偶集北碑舊字為之”,可該聯句分明出自晚清秦文錦集鄭文公碑,連字也照著秦聯摹的,此類聰明絕頂的文化名流,愛大言欺世,好營造“高貴”人設,卻往往弄巧成拙,真是好笑。說到此處,還想起已故汪曾祺的一句話,可說正切其事,“我認為評論家最讓人受不了的,是他們總是那樣自信”。
2026.4.2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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