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遞交給人類良知的控告書

（來源：黑龍江日報）

轉自：黑龍江日報

《罪證731》\劉書良\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25年9月

□劉金祥

歷經14年全民族眾志成城的英勇抗爭，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但歷史的創傷依然留在中國人民心中，對歷史真相的探尋和呈現仍在繼續。由作家劉書良撰寫的紀實文學《罪證731》一書，以其獨特的敘事方式和沉重的美學追求，為人們打開了一個塵封的歷史“黑匣子”。這部作品不僅是對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行的又一次全面揭露，更是一次關于歷史記憶、人性異化與文明底線的深度叩問。

《罪證731》一書最突出的學理價值在于其構建了嚴密的證據鏈。作者劉書良以考古學的嚴謹態度，系統研讀上千部文獻，通過與有關部門研究人員進行深入交流，以“罪證拼圖”的結構呈現三重證據鏈，讓歷史真相從灰燼中重生，使宏觀敘事與個體命運產生強烈共振。作品呈現的第一重證據是沉默的物證：四方樓遺址玻璃棧道下的混凝土基座、安達實驗場殘存的十字木樁等，這些物質遺存如同歷史的骨骼，在作者筆下獲得了講述的能力。第二重證據是檔案文本：蘇聯伯力審判記錄中關于三千多名中國同胞成為活體實驗受害者的供述、關東軍“特別移送”檔案里1549個有名有姓的受害者名單、美國解密的Q報告與G報告中的實驗數據。第三重證據則是親歷者的證言：從原731部隊少年班學員清水英男以94歲高齡赴華謝罪的懺悔之旅，到秋山浩等人的指證，再到侵華日軍老兵臨終前吐露的“死亡的真實”。這種三重證據的敘事結構，使《罪證731》一書超越了單純的歷史記錄，而成為一座用文字搭建的審判臺。

如果說證據鏈的構建是《罪證731》一書的基本骨架，那么對人性的深度剖析就是這部作品的血肉。作者沒有將歷史簡化為黑白二元對立，而是通過多維度人物群像的描寫與塑造，揭露了731部隊的反人類行為。其中，石井四郎的形象尤為令人不寒而栗。作品呈現了他“一夜背誦整本教科書”的所謂醫學天賦，揭露其“用活人實驗驗證鼠疫傳染性”的瘋狂。在石井四郎的價值觀體系中，人類生命的價值遠低于實驗數據，道德倫理不過是科學進步的絆腳石。更令人深思的是少年隊員田村良雄的異化歷程。從懷揣軍醫夢想到參與活體解剖的轉變，堪稱“平庸之惡”的典型案例。劉書良著重描寫了田村良雄第一次解剖時的心理活動，讓讀者體會到平凡個體如何在制度性暴力中逐漸脫敏。而這也讓讀者看到了一種將殺戮技能內化為生存資本、將道德底線重塑為服從命令的系統性人性改造工程。

《罪證731》的價值不僅在于揭露罪惡，更在于探討創傷記憶的代際傳承與歷史反思。作品的時間維度從1930年一直延伸至2024年清水英男的謝罪之旅，構建起跨越三代人的記憶鏈條。這種創傷記憶的傳遞，在作品中呈現為一種執念。陳列館廣場的老槐樹，作為歷史“見證者”，其目睹了日軍從囂張到覆滅的全過程，也是記憶傳遞者，其枝葉間飄蕩的不僅是90余年的風聲，還有那些“被焚燒的冤魂的低語”。作者在寫作過程中感受到的那種“恐懼是一堵沉重的黑墻，壓得我喘不過氣來”的窒息感，正是歷史創傷在個體心靈中的回響。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本社會對731歷史的記憶分裂。清水英男赴華謝罪遭到右翼分子威脅，日本教育部門拒絕接收其捐贈的罪證物品，這些事實都說明戰爭記憶在加害國的衰減速度快于受害國的銘記速度。而日本作家森村誠一那句振聾發聵的追問：“你們都不記得，我們還能記嗎？”成為貫穿全書的精神回響。

在《罪證731》一書的沉重敘事中，陰霾從未完全遮蔽光明。中國受害者的反抗敘事為這部沉痛之作注入了希望的力量，特別是作品細致摹寫了那些為追尋真相而盡心竭力的人們，進而彰顯了中華民族的不屈氣節。同時作品也告訴人們，對第731部隊罪行的追尋與銘記，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守護文明底線——守護每個生命都應被尊重的樸素真理。真正的罪證不在陳列館的玻璃柜中，而在每個讀者的良知里。當人們能夠直視這些黑暗而不回避、銘記這些罪惡而不遺忘，才是對那些無辜消逝生命的最好告慰。

正如書名所示，《罪證731》本身就是一份完整的訴狀，一份遞交給人類良知的控告書。它以鐵證如山的事實和正義的書寫，讓那些在黑暗中消逝的生命獲得了文學的重生，也讓今天的讀者在面對歷史時，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和理性的反思。這樣的作品是一記警鐘，時刻提醒人們：和平從來不是上天的饋贈，而是需要世代守護的珍寶；歷史從來不是塵封的檔案，而是指引未來的明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