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被判定成癮設計！青少年心理下滑怪手機？擠占睡眠才是真兇

在美國的一項法律訴訟中，元宇宙公司和谷歌公司因其社交媒體平臺涉嫌“成癮性設計”而被判定承擔責任。閱后即焚應用正因兒童安全問題接受歐盟的調查，而一些人工智能聊天程序甚至被指控導致了自殺事件。

面對如此復雜的問題，外界并未深入探究，反而逐漸傾向于一種極其簡單的解決方案：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目前，澳大利亞已全面禁止16歲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體。在歐洲，法國、西班牙、丹麥、挪威和奧地利也正在實施類似的限制措施。此外，印度尼西亞已推進相關立法，英國則準備開展為期六周的社交媒體禁令試點。

支持禁令的觀點主要基于一種論調，即社交媒體是導致全球青少年心理健康惡化的主要原因。這一觀點由喬納森·海特在其著作《焦慮的一代》中提出，并在業界產生了廣泛影響。據報道，海特已與英國、法國、印度尼西亞以及歐盟的領導人會面，共同商討實施禁令的事宜。

這種支持禁令的立場建立在兩個核心主張之上。首先，多個國家的青少年中，焦慮、抑郁和自殘的比例有所上升，而這一趨勢與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普及在時間上高度吻合。支持者認為，即使將社交媒體與心理健康聯系起來的證據大多只是相關性證據，但其一致性足以成為立即采取行動的理由，而不必等待科學界達成共識。這套敘事極具說服力，但并不意味著它就是事實。

事實上，證明社交媒體是導致青少年心理健康下降主因的證據，比外界普遍認為的要薄弱且模糊得多。在許多情況下，這些證據很難在因果關系上給出明確解釋。有充分的理由表明，智能手機帶來的危害并非主要源于社交媒體本身，而是因為它擠占了睡眠、面對面交流以及保持持續注意力等其他活動的時間。

值得肯定的是，海特在其更廣泛的論述中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指出，青少年和兒童的成長方式已經被“重新布線”，他們在現實世界中獨立活動的時間減少，而通過屏幕進行互動的時間增加。區分這兩者的差異至關重要，因為這表明“一刀切”式的禁令很可能找錯了問題的癥結。

目前，仍然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社交媒體本身是導致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況不佳的主要原因。該領域的許多研究人員對海特的觀點提出了嚴厲批評。他們不僅對其強烈的論斷與實際研究結果之間的巨大脫節感到擔憂，更批評他煽動公眾情緒的做法極不負責任，認為這種狂熱情緒一旦形成將很難糾正。

以一項針對美國和英國30多萬名12至18歲青少年的研究為例，結果顯示，技術使用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聯微乎其微，“小到不足以成為改變政策的依據”。為了更直觀地理解這一點，可以將其影響程度大致等同于戴眼鏡對心理的影響。

相比之下，其他已知的風險因素與心理健康的關聯度，是技術使用的四倍以上。即使是綜合了所有相關研究的系統性評價，也往往得出同樣的結論：社交媒體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是“微弱且不一致的”。

造成這種模糊性的部分原因在于，許多證據容易受到基本混雜因素的干擾。那些原本就感到焦慮或抑郁的青少年，可能一開始就更傾向于在社交媒體上投入大量時間。

即使是長期追蹤同一群體的縱向研究，在探討使用習慣的改變是否會惡化心理健康時，得出的結果也參差不齊。在一份涵蓋24項縱向研究的總結報告中，38%的研究未發現整體關聯，33%的研究認為使用量增加會導致心理健康惡化，另有25%的研究發現這種影響僅存在于特定子群體中。在這24項研究中，甚至有一項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

此外，匯總多項縱向研究的薈萃分析通常只能發現微小的負面關聯。也就是說，在某個時間點較高的社交媒體使用率，只會讓個體在下一個時間點的心理健康狀況出現極輕微的惡化，根本不存在所謂巨大或一致的影響。需要明確的是，這些數據并不能證明社交媒體毫無影響，但它們遠遠不足以構成支持明確禁令的堅實證據基礎。

甚至連“全球心理健康水平下降”這一核心主張，也并非如表面般確鑿。最新發布的《世界幸福報告》顯示，在過去十年里，英語國家25歲以下人群的幸福感確實出現了顯著下降。在亞洲和歐洲等其他地區，這一趨勢卻保持平穩，甚至有所改善。目前尚不清楚為什么社交媒體會對英語世界造成如此獨特的傷害。

正如專欄作家約翰·伯恩-默多克在《金融時報》上所提出的那樣，這種差異可能是由極其壓抑的住房市場造成的。無論如何，即使智能手機真的是罪魁禍首，其產生的影響也絕非全球一致。

人們的切身體驗和實驗證據讓整個問題變得更加復雜。許多人表示，他們對自己花在手機上的時間感到不滿。而那些限制使用智能手機的實驗，往往都能發現參與者幸福感的提升。例如，一項研究切斷了部分加拿大和美國成年人兩周的移動網絡連接。結果顯示，這些成年人的生活滿意度有所提高，抑郁癥狀有所減輕，保持注意力的能力也更強。

進一步的分析表明，這些改善至少部分歸功于個體時間分配方式的改變。他們用更多的線下活動、其他類型的媒體消費以及其他數字通信方式，替代了原本花在智能手機上的時間。即使是那些未能堅持完成兩周全面禁用的參與者，也報告了幸福感的提升。這表明，僅僅是減少智能手機的使用，就能產生與全面禁用相似的積極效果。

此外，拋開對心理健康的影響不談，社交媒體或智能手機似乎確實在損害學生的學習能力。在2022年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報告中，研究人員發現，所有受訪的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學生成績都出現了史無前例的下滑，其降幅相當于損失了四分之三個學年的學習進度。研究人員強調，智能手機的使用可能是導致這一衰退的關鍵因素之一。

為這一觀點提供佐證的是，在學校實施手機禁令的實驗確實發現學生的注意力有所集中，考試成績也有所提高。一項追蹤了1.7萬名美國學生的研究發現，智能手機禁令提高了低分段學生的考試成績，且大多數學生對該禁令表示支持。在另一項研究中，受全州手機禁令約束的佛羅里達州學生，其考試成績提高了約2%至3%——盡管這一提升幅度算不上巨大。

這種禁令也伴隨著短期代價。在實施禁令的第一年，違紀事件和停學率增加了25%至50%，但到了第二年便回落至禁令實施前的水平。學校決定如何執行禁令以及如何懲罰違規者，很可能會對這些政策能否成功改善學生表現產生重大影響。

上述研究結果看似存在矛盾：增加社交媒體的使用并不會必然導致心理健康惡化，但減少手機使用似乎確實能提升幸福感和學生的考試成績。如果通過“時間擠占”的視角來審視，這一切就變得順理成章了。

那些花在滑動屏幕上的時間，原本可以用于睡眠、面對面社交、學習或鍛煉。問題的核心或許并不在于社交媒體本身，而在于它究竟取代了什么。

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本質區別。外界通常歸咎于社交媒體的廣泛負面影響，實際上可能反映了智能手機作為多功能設備，重塑人類時間分配方式后所引發的更深層后果。

全面禁止社交媒體也會抹殺其帶來的切實益處。對于弱勢群體，以及那些感到孤立或難以融入集體的兒童來說，網絡是他們建立聯系和尋找志同道合伙伴的重要渠道。此外，社交媒體正日益成為不可或缺的信息來源。

一項實驗曾要求成年人在2018年中期選舉前停用臉書四周，結果發現，這些參與者正確回答時事問題的能力有所下降。如果這類研究結果成立，那么這種代價是不容忽視的，尤其是在這些平臺已成為新聞傳播主要渠道的今天。尋找同好和獲取信息，曾被公認為互聯網的兩大核心美德。

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不僅僅關乎心理健康，更在于智能手機如何重塑了年輕人的時間和注意力。這為我們指明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干預方向：與其對社交媒體實施“一刀切”的禁令，不如將手機移出教室，并引入旨在改變技術使用方式的監管措施，例如限制無休止滑動信息流等成癮性設計。

如果外界真正關心的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那么將矛頭對準社交媒體的理由就顯得相當牽強。過度關注一個模糊的風險因素，可能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導致人們忽視了那些更具實質性的威脅。校園欺凌、家庭動蕩以及既有的心理健康問題，對青少年幸福感的影響要大得多，也更為一致。

目前在英國、澳大利亞等國開展的試點工作，應有助于厘清社交媒體禁令和數字宵禁的實際影響。但在得出確切結論之前，盲目推行全面禁令不僅是在盲從一套看似誘人的敘事，更會分散寶貴的時間和精力，阻礙那些真正能產生重大影響的干預措施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