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風宇|歷史記憶的脆弱與堅韌

文/李風宇

　　田野調查濫觴于人類學的“田野工作”，這一深入實地、直面研究對象的方法，于二十世紀初崛起為社會研究的核心路徑之一。費孝通教授，作為中國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其著作《江村經濟》在國際上被譽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成為社會研究領域的典范。隨后，此方法廣泛滲透至社會科學各領域，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獨特范式。隨著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寬，“田野”的內涵也愈發豐富多樣，任何能夠擺脫書齋局限、深入研究對象生活情境的研究探索，均可納入“田野”實踐的范疇。

　　《紀念碑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叢葬地田野調查》(以下簡稱《紀念碑下》)是一部以歷史傷痕為經緯、以田野調查為方法的紀實文學作品。作者肖振才與顧茂富深入南京24處遇難同胞叢葬地，結合權威調研與幸存者口述，以紀念碑為線索，重新拼湊出一幅完整的南京大屠殺悲愴圖景。例如，江東門叢葬地紀念碑上刻印著斑斑血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日軍將已被解除武裝之中國士兵和平民萬余人，囚禁于原陸軍監獄院內，傍晚押至江東門，藉放火焚燒民房照明，驟以輕重機槍向人群猛烈掃射，受害者眾聲哀號，相繼倒臥于血泊之中。……始由南京慈善團體收尸萬余具，掩埋于就近之兩大土坑內，故稱‘萬人坑’。爰立此碑。”截至2021年12月，共有24座紀念碑，這些碑分別位于南京的多個地點，如草鞋峽、下關電廠、湯山、西崗頭等。這部作品不僅是對歷史的忠實記錄，更是對民族記憶的深刻喚醒。書中采用“田野調查”這一方法，成功突破了傳統史料的束縛，開辟了歷史研究的新路徑。作者耗時兩年，沿著日軍侵略南京的足跡，遍訪江寧、棲霞直至雨花臺、下關，精心探尋24處紀念碑，通過檔案文獻與實地踏勘的雙重驗證，細膩重現了南京大屠殺在城鄉各處的慘烈場景。例如，江寧區湯山街道的湖山村，日軍在1937年12月6日至13日期間屠殺了64名村民，焚毀200余間房屋，村民自發集資建立紀念碑的細節，展現了農村作為大屠殺重災區的歷史真相。這種以“紀念碑”為切入點的獨特視角，不僅追溯了地理空間的變遷，更深刻地縫合了民族的集體記憶。

　　本書作者肖振才與顧茂富兩位先生選擇了一條鮮為人知的“田野”之路，用一張張實景照片打開《紀念碑下》敘事的膠片，投影在1937年至1938年的至暗時空，沿著尋訪“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墓碑這條主線，進行探索和描述。這種調查具有解釋性和研究性的特征，調查點聚焦在了“紀念碑”上，顯然，這件事是頗費時間和心力的，因為時間久遠，實地探訪和史料的對應，這是難度系數最高的也是必要的環節。人們通過圖片直觀大屠殺的血腥和殘忍，而“紀念碑”上的銘文與地下冤屈的亡靈安息地，總能讓人們的視覺上有沉重感、壓抑感。作者從“牢記歷史”責任感出發，來盡可能地還原這段歷史至暗一頁，將那些大量的、特定的細節重新組成一個個全新的清晰圖景，提出嘗試性的理論解釋，通過“紀念碑”這個“田野點”，來理解這段歷史的真實與戰爭的殘酷，以警示人們“不忘國恥”“珍愛和平”。

　　田野調查離不開人和事件，歷史事件發生久遠，現場早已褪去斑痕，本書作者之一肖振才早在2006年參與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情況調查。2006年3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統一領導，開展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研工作，課題名稱《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列入“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這個國家重大課題的內容覆蓋面很廣，也可以稱之為是抗日戰爭期間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查的課題。調查工作過去多年，滄海桑田，有些紀念碑、紀念地幾經變更，幸存者和見證者逐年減少。《紀念碑下》作為南京市2019年文化建設工作目標的重點項目，兩位作者不辭辛苦，肩負著“留住歷史”和“警示未來”的責任感，開始歷經兩年的實地探訪和田野調查。《紀念碑下》一葉知秋。村民、守墓者、見證者的回憶，就像一片片樹葉，構建起一棵布滿血淚的悲情樹，與歷史記載相對應。無辜的百姓、潰敗的官兵、殘缺的尸體，遍布街巷血染江河，來自外國友人、寺院的避難所的庇護，民間團體與個體的掩埋，有些事件是人們熟悉的，比如江南水泥廠難民保護、“日軍殺人競賽”等，通過筆者實地調查走訪，講述更為具體、詳細和深刻。這些材料被循序漸進地采用在書中的章節里，這些看起來平常的話語，聲聲血淚，在該書中變得更加真實、擲地有聲!

　　《紀念碑下》以南京現存24座遇難同胞紀念碑(館)為線索，通過田野調查和文獻考證，將冰冷的石碑轉化為鮮活的集體記憶載體。這些紀念碑散落在城市各處，如湖山、西崗頭、草鞋峽、江東門等，既是歷史的見證，也是記憶的錨點。然而，隨著城市化進程，許多叢葬地已演變為繁華街區或公園，紀念碑的存在與周邊環境的割裂，折射出歷史記憶在現代化浪潮中的脆弱性。本書通過翔實的檔案數據、幸存者口述、加害者證詞，重構了紀念碑背后的血腥歷史。例如，江寧區湖山村村民自發集資建碑，紀念64名被日軍屠殺的村民；下關電廠工人紀念碑的守護者鄧成翠數十年如一日祭掃，以行動對抗遺忘。這些細節揭示了記憶的堅韌——它既依賴于物理符號，更需要人的主動傳承。

　　記憶的脆弱性首先源于時間的侵蝕。書中提到，大屠殺幸存者逐漸離世，口述史料的搶救迫在眉睫。其次，空間變遷模糊了歷史痕跡：上新河叢葬地變為濱江公園，馬群戰場成為科技園區，物理場景的消失使后人難以直觀感受歷史之痛。更嚴峻的是，日本右翼勢力長期否認暴行，試圖篡改歷史敘事。作者指出，本書的寫作初衷之一便是以鐵證回擊這種扭曲，通過田野調查獲取的一手資料(如掩埋尸體數量、日軍暴行細節)形成無可辯駁的證據鏈。

　　2014年，《雨花》編輯部在有關部門指導下為12月13日首個國家公祭日出版一期專刊——《不可磨滅的記憶》，用它來祭奠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筆者時任《雨花》編輯部主編，特邀肖振才先生為專刊寫一篇專稿。不久，他傳來《揭開一角看歷史》的稿子，披閱之后被其內容震撼，洋洋灑灑近兩萬字，要不是有字數約定，就其內容可以寫一本書。之后，在一次座談中，我與文史專家張國防先生提議，以他手中的資料完全可以寫一本專著了，并建議用“田野調查”的研究方式來寫作，本書的創作筆者與張國防先生都是主要策劃人，從頭至尾追蹤著兩位作者的寫作腳步。鑒于鼓樓區(2013年原鼓樓區、下關區合并成新鼓樓區)也是日寇大屠殺的重災區，他邀請了在鼓樓區工作的顧茂富一同參加。沒想到，他們沒有在現成的資料中進行重新整合，而是不辭辛勞，實地踏訪每一塊紀念碑。他們說，在每一塊碑前，感受到歷史的沉重、空氣的凝固，好像聽到死難者的呼喊，看到日寇的猙獰面目。因此，此部書字字浸透他們的心血與淚水。

　　注重細節的描述，是本書的亮點之一。對于日寇的每一次屠殺暴行，作者在整體鋪陳史實的同時，更對諸多細節做了深度挖掘與細致描摹。如三汊河屠殺、下關碼頭江邊的屠殺、煤炭港大屠殺、草鞋峽大屠殺、難民區的“良民登記”……情節有始有終，細致入微，且過程完整，能吸引人、感染人。翻開此書，細節描寫無一處不存，一改以前專著的枯燥，讓讀者在心中樹立一座“無形紀念碑”，使此書增色。

　　概述中有分述，內容全面不冗繁，是本書的一個特點。本書的重點在于陳述日寇的大屠殺，但在陳述之中，添加了國際安全區、難民區、紅十字會等相關內容，是對事件內容的補充與佐證；在細述日寇兇殘的同時還突出了國際友人約翰·馬吉、約翰·拉貝、明妮·魏特琳等，展現人性中的善，讓讀者在嚴寒中感受到春天，在窒息中得到一點喘息，有張有弛。

　　本書的獨特之處在于其方法論——將歷史學、社會學與文學結合。作者肖振才、顧茂富歷時26個月，走訪南京及周邊地區，查閱檔案、采訪親歷者，甚至追蹤湘鄂籍木材商后人，挖掘出如盛世征、昌開運等人冒險掩埋28730具尸體的壯舉，這一數據來自盛世征、昌開運于1946年1月9日呈文南京市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的信件。這種“拉網式”調查不僅填補了郊區、農村屠殺史料的空白，還揭示了日軍暴行的系統性：從城區到鄉村、從戰俘營到寺廟，無一處幸免。田野調查的成果被轉化為具象的文字與數據，例如附錄中列出的集中屠殺統計表、尸體掩埋記錄等，使歷史記憶從模糊的集體創傷升華為可量化、可追溯的學術實證。其意義超越了學術范疇，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教材。

　　書中以大量統計數據與幸存者證詞為支撐，揭露了日軍暴行的系統性。例如，附錄中詳細統計了集中屠殺、尸體掩埋及財產損失數據。此外，幸存者的口述如“做夢都叫‘鬼子來了’”“揚子江的江面變紅”等細節，賦予冰冷的數字以人性的溫度。書中還特別記錄了“逆行者”的善舉，如美國傳教士魏特琳、德國商人拉貝等人的庇護行動，展現了人性在至暗時刻的光輝。

　　本書的出版恰逢國家公祭日，其意義不僅在于揭露真相，更在于為青少年提供了一部緊貼實際的愛國主義教材。作者強調，南京大屠殺的悲痛歷史應成為年輕一代“心中的無形紀念碑”，激勵他們以史為鑒、振興中華。書中對日本教科書篡改歷史的批駁，以及對幸存者口述的重視，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不容辯駁的證言。

　　碑文記錄的不僅僅是歷史，對于南京人來說，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是一個永遠的痛。筆者在走訪與調查見證人的過程中，我們回溯了那場慘絕人寰的歷史事件在南京11個縣區的相關脈絡，也為現實經濟發展中部分紀念碑的“失落”深感遺憾。歷史與現實相互詮釋，相互印證。本書串聯起往昔的歷史脈絡，日本輿論與教科書中顛倒黑白、妄圖掩蓋這段罪惡歷史的“質疑”聲，與“記入家書的證詞”“首個刻有死難者姓名的紀念碑”等細節，一同鐫刻在記錄著冰冷數據的碑文之上。即使書中總是在回放那段沉重的災難片段，總是在敘述那段滅絕人性的殺戮，但敘事的坐標總是置于真實的歷史時空里，不容篡改，不容抹去。這部《紀念碑下》，無疑又是一部翔實的歷史證言。

　　戰爭是殘酷的非人道的，書中在敘述南京大屠殺那些血雨腥風的歷史事件時，也用溫情的筆墨記下“大屠殺的逆行者”。在南京受苦受難同胞守望相助時，眾多國際友人伸出援助之手，冒著生命危險保護南京民眾，并記錄下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他們當中，有人們熟知的外國友人：拯救了數十萬中國人生命、被譽為“南京辛德勒”的德國商人約翰·拉貝，丹麥人貝恩哈爾·辛德貝格，美國人約翰·馬吉，還有金陵文理學院的“守護女神”——美國傳教士明妮·魏特琳，這些跨越國界的善意，是黑暗里永不熄滅的光。放出人性光芒的無畏義舉被人們所銘記。

　　作者走訪了由政府出資建造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碑21座，而那些鮮為人知的南京大屠殺期間唯一一所由中國人自己開辦的難民救助機構——棲霞山難民所，還有那些民間資助和私人建造的紀念碑背后的故事，也被作者采集到，進行了調查走訪。特別是湖山村守墓老人、守諾祭掃18年的清潔女工，令人尤為印象深刻。作者強調，年輕一代需通過了解具體案例(如漢中門街頭刑場、清涼山佛門之難等)，在心中樹立“無形的紀念碑”。書中收錄的日本人視角(如松岡環的證詞)和跨國檔案(如《日內瓦條約》被日軍踐踏的史實)，則打破了單一敘事，呈現歷史的復雜性。

(本書榮獲江蘇省報告文學獎。上圖系作者肖振才先生與顧茂富先生)

　　國家公祭日的設立與本書的創作互為呼應，前者以儀式強化記憶，后者以文本固化真相。這種“雙重敘事”構建了抵御遺忘的防線，《紀念碑下》既是一部血淚史，也是一部抗爭史。它揭示了記憶的脆弱——隨時間流逝、空間變遷、政治干擾而褪色；更展現了記憶的堅韌——通過紀念碑、文本、儀式和個體堅守得以延續。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匯處，這本書提醒我們：記憶的存續不僅關乎過去，更關乎一個民族的身份與未來。

　　循跡追索，在《紀念碑下》的思路導向和結構聚力中，釋放著深刻意義；國家危亡與民族受難，彼此交織的劇痛，永難愈合。掩卷《紀念碑下》，讀者沉浸在悲憤中，獲得牢記歷史、勿忘國恥、守望和平的現實重心始終得以保持。《紀念碑下》以冷靜的筆觸重構了南京大屠殺的時空經緯，既是一部嚴謹的學術調查，也是一部充滿悲憫情懷的文學記錄。它提醒我們，紀念碑不僅是石質的符號，更是民族精神的載體。正如南京大屠殺公祭鼎銘文所言：卅萬亡靈，飲恨江城。唯有銘記歷史，方能守護和平。這部作品以血淚鑄就的證言，為人類文明敲響了警鐘——暴行可以被掩埋，但真相永不可磨滅。好的田野調查報告，可以作為輔助資料，甚至可以引入教科書，讓每一個看過這部作品的人，都會從那段苦難深重的歷史中深刻思考，居安思危，使命擔當，在共赴復興追夢之路上，聚集民族力量。顯然，《紀念碑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叢葬地田野調查》做到了。

李風宇 文學讀評人、曾任《雨花》雜志主編、江蘇省作協原副巡視員。

　　(此文原載《雅集》雜志2025年第1期)